學術定量化：最不壞的選擇

○鄧曦澤

關于學術界“數篇篇”的定量評價機制，近些年來一直有人討論、質疑，大家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許多評價機構將CSSCI作為學術評價進而作為利益分配的最重要標準，甚至唯一標準，此種做法的合理性究竟有多大？而更根本的問題則是：CSSCI這種文獻計量學角度的統計與評價工具自身的合理性有多大？許多討論者主要聚焦于前一問題，因為前一問題直接關系學者們的切身利益。實際上，兩個問題是相關的，后者更根本，雖然它并不完全決定前者。

引文索引的初衷

1958年，美國情報學家尤金·加菲爾德創建了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ISI），后于1963年創辦了《科學引文索引》（SCI），然后將引文數據庫的做法從自然科學推廣到人文社會科學，分別于1973年、1978年創辦了《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和《藝術和人文學科引文索引》（A&HCI） 。CSSCI就是模仿美國的引文數據庫建立的中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引文數據庫。SCI、SSCI、A&HCI、CSSCI的目的都是為研究者提供方便，而其采取的具體方式則是通過引文情況讓研究者盡快知道他要研究的問題的最新研究進展，哪些研究成果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重視（包括肯定與批評），并通過引文線索，預測該問題的可能趨向。

自從20世紀知識爆炸以來，人類新增的知識根本無法讓人完全了解，甚至同一細小領域的新增知識也無法完全了解。1980年代初，“世界上平均每天發表1.3-1.4萬篇論文”，平均每6.4秒有一篇論文問世，“各種書籍每年增加25萬種……而1976年的大學畢業生到1980年已有50%的知識陳舊了”（田夫、王興成主編：《科學學教程》，科學出版社，1983年，P300-301）。而至目前，僅中國的CNKI數據庫的重要子庫“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每天就增加1萬多篇文獻。由此可知，全世界每天新增的文獻（含論文、著作、實驗報告等）何其龐大。一個研究者一輩子不要說窮盡閱讀所有既有與新增文獻，就是他的小專業的文獻，也根本不可能窮盡。當然，并非所有新增知識或新增文獻都是有價值的，都值得去關注、閱讀。而哪些文獻可讀或不可讀，需要選擇。

誰來為研究者提供文獻初選呢？引文數據庫就應運而生了?？疾煲那闆r，是讓研究者盡快把握前沿的一種比較有效的手段。如果一個研究者要引用某篇文獻，說明該文獻值得重視。而一篇文獻值得重視，則有兩種可能，或者提供了新的正面的值得肯定的知識，或者提供了新的負面的值得否定的知識。這兩種情況的文獻，對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來說（而不是對于問題的解決本身來說），都是有效文獻。前者之價值不言而喻，后者也非無價值的，因為后者可以使其他研究者少走彎路。

引文數據庫就是對文獻的引用情況進行統計、分析，告訴研究者。它的統計對象是研究者對文獻的引用，這種引用包括了研究者對文獻或肯定或否定的評價。但是，引文數據庫本身并不對研究者對文獻的引用是否妥當作出評價，而只是進行數據統計與分析，它提供的數據是客觀的。概言之，研究者的引用蘊涵了他對被引文獻的評價，而引文數據庫則是收集、統計了研究者的文獻引用情況，以轉述的方式告知其他研究者；研究者的引用可能有主觀因素，但引文數據庫的轉述則是客觀的，這就是研究者引用文獻與引文數據庫提供引文索引的關系。所以，建設引文數據庫的初衷是為了有效地進行文獻積累。至于其他研究者如何對待數據庫提供的信息，那是他們自己的事。

引文索引成為學術評價與利益分配標準

引文索引是以刊物而不是一個具體文獻為統計單位，進入數據庫的刊物就是某某引文索引來源刊物（多數是期刊）。在統計學意義上，來源刊物顯示的是，該刊發表的論文被引用較多。這間接意味著，來源刊物所發表的文章通常較有價值。這一結論對于一個刊物來說，大體可以成立，但是，這一結論無法落實到具體某篇論文。我們完全不能說某個來源刊物上的文章都是有價值的，更不能說同一期刊上的文章的價值都是相等的。

研究成果需要被評價，這是因為只有經過評價，才能遴選，促進知識積累與文明積累。同時，只有經過評價，才可能對研究者的利益進行合理分配。國外如何對學者進行利益分配，姑且不論。就國內來說，學術界（以及教育界）的利益分配機制一直是一個大問題。以前，學術界和其他行業一樣，都是吃“大鍋飯”，論資排輩。20世紀80年代以后，物質生產行業開始實行績效考核，通過生產產品的數量與質量來評價勞動成果，并以之為根據，進行利益分配。與這些行業相比，學術界的分配改革慢得多。這主要不是由于學術界的惰性，而是由于學術的特性。其他行業的產品的數量尤其是質量，是容易衡定的，但是，學術產品的質量很難衡定。對于學術產品來說，質量的重要性遠大于數量。優秀的研究成果為人類知識與文明提供有效增量，而平庸的文獻根本不可能提供有效增量，根本沒有價值，反而成為其他研究者以及后人的文化累贅與負擔。正是由于學術垃圾太多，才需要遴選，引文索引才有必要與價值。

但是，引文索引對文獻價值的評價，只是非常間接的，根本不能對刊入座。那如何才能準確評價一篇文獻的學術價值呢？這個問題，很難可靠地解決。只要真理標準沒有得到公認，評價就會產生分歧。不過，自然科學要比社會科學以及人文科學更容易獲得可靠的衡量，畢竟數學計算、實驗數據、實驗檢驗以及經驗運用的客觀性要高很多。社會科學領域的文獻的學術價值，雖然不是不可衡量，但要軟性得多，其可靠性受諸多因素制約。

最重要的是受專業分化的限制。由于知識的積累，一個人不能研究太多的領域與問題，現代學術的專業分工日益細化。雖然不少人呼吁跨專業跨領域，但實際上除了對極其個別的精英，這是不現實的，絕大多數學者（包括許多優秀的學者）不要說不能精通大學科，甚至小專業都無法精通。所以，誰來衡量一篇專業文獻的學術價值？只有本專業很小一部分人才能衡量。

其次是受范式的制約。即便在同一專業內，范式的不同，也會導致對同一篇文獻的評價產生重大分歧。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認為，當新舊范式并存時，二者是不能通約的，也就很難對同一篇文獻產生一致評價。自然科學尚且經常出現無法就評價達成一致的情況，何況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更容易受立場、價值傾向等的制約。

對一篇文獻，如果聚集該專業的專家來衡量，又能否獲得比較可靠的評價？可靠性似乎相對較高，但也很不穩定，因為這同樣要受各位專家的范式、立場、價值觀念的制約。如果文獻的論點、方法與專家比較一致，可能會獲得較高評價，但這很可能恰恰說明該篇文獻的價值較低而不是較高，因為它提供的東西的創新度不夠。如果一篇文獻與專家的觀點或方法差異很大，它得到的評價可能很低，但這并不能證明該文的價值就很低。對于這種情況，該篇文獻的價值有兩種可能：很高或很低。創新度很高的研究成果，在開始時，其命運常常不濟，其被認可的時間常常要隔很長一段時間。這種情況，在近代自然科學史中有許多例證，如伽利略的新發現就遭到了激烈而長期的反對。就社會科學看，海德格爾用《存在與時間》去申請教授，也被教育部長給否決了。所以，有人說，創新度超過30%，就很難被當前學界所接受。如果再介入私利人情等因素，對一篇文獻評價的可靠性更難得到保證。

因此，要可靠地評價一項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不論是在知識論上，還是在社會成本上，都是很難的?？傃灾?，很難保證一項研究成果學術價值評價的科學性。

在這種情況下，借助引用來間接評價一篇文獻的學術價值，不失為一種相對有效的方法。一篇文獻，如果被引用，通常來說，可以間接說明它是有價值的。所以，將引用作為衡量一篇文獻學術價值的一個評價指標，是合理的。當然，這一指標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在批評CSSCI時，不應忘記，當前，大學以及其他科研機構把CSSCI作為評價標準，尤其是作為利益分配標準，乃是出于打破學術“大鍋飯”，促進學術來考慮的。學術需要被評價，這樣才可能甄別優劣，有利于學術積累。學術被評價的前提則是產生了研究成果，而研究成果是從學者的勞動中來。學者為什么要從事學術呢？當然有一些學者是為了學術而學術，但是，大多數學者是受功利驅動而從事學術的。即便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者，他也有基本的利益訴求。一個良性制度，不是遏制人們的利益訴求，而是善于誘導、規范人們的利益訴求，利用利益杠桿，使人們的勞動投入到符合集體以至人類利益的活動中。所以，采取盡量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激勵人們投身于學術。雖然我們可以說，目前，把CSSCI（以及SCI等）借用為利益分配方式仍不夠科學，但是，這種方式難道比“大鍋飯”更糟糕？進步總是漸進的，總是相對的。有些問題，永遠都沒有徹底的解決之法，只有相對較好之法?？茖W評價標準尤其是社會科學評價標準問題，恐怕就屬于永遠也給不出徹底解決之法的情況。不論就學術成果自身價值來說，還是就利益分配來說，引文索引的學術定量評價真正保證的不是科學性，而是公正性，即提供客觀數據，而其科學性受制于研究者的引用水平，所以相對性較大。

對于 CSSCI（以及 SCI等），我們可以批評它的種種不足，但是，在沒找到更好的評價標準的情況下，怎么辦呢？沒有更優的替代方案，現有方案有再多問題，也是最好的。在這個意義上，學術定量化，即使不是好的選擇，也可謂最不壞的選擇。明白此點，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分歧、指責與怨氣。

引文索引的主要功能是進行文獻檢索以及科研文獻交流分析，使研究者盡快把握學術前沿動態，如果把一些沒有的功能賦予給它，顯然既是高估了它，也是冤枉了它。對學術定量評價的批評，尤其是對CSSCI的批評，目前有一些批評找錯了對象。一個搞錯對象的具體案例是中國政法大學楊玉圣的《炮轟CSSCI》，該文指出了CSSCI的四大問題（來源期刊有明顯的地域偏向；一些因收費而廣受批評的刊物被收入，一些廣受好評的刊物被排斥在外；學科分布失衡；CSSCI淪為實權人物斂財的工具）。不論楊玉圣所述是否真實，其矛頭所指對象都不對，即不應該指向“CSSCI（引文索引）”，而應該指向“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的操辦者）”。而楊玉圣認為該廢除該標準（當指CSSCI這一引文索引本身，而不是指在某次具體遴選中入選的具體期刊），就更錯了。

因此，對于CSSCI，應分別地看，其價值歸價值，問題歸問題。屬于CSSCI自身問題的，當然應該改進。對CSSCI的價值與應改進之處，田衛平的看法比較中肯，他說：“包括CSSCI在內的各種‘核心期刊’評價指標體系，有比沒有好，多頭比寡頭好。當前最需要做的，是如何根據中國學術期刊的實際，科學地設定各項指標參數，使評價機制更完善，促使各類期刊優勝劣汰，步入良性循環；而不是把洗澡水與孩子一起潑掉，又倒退回到過去那種沒有評價體系、辦刊人自娛自樂、缺乏競爭意識，水平高低僅由上級領導或個別‘權威’說了算的境況中”（薄潔萍：《聚焦“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不能承受之重》，載《光明日報》2010年5月18日第11版）。因此，對CSSCI，需要的是改進，而不是否定。

學術評價與利益分配方式的改進

可以說，做好學術評價，有利于進行公平的利益分配，調動學者積極性，促進學術。對于改進學術評價，有許多可操作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我認為有兩點。

（一）學術打擂與擺擂

鑒于真正的重大創新在初期很難被人們接受，可以采取學術打擂的方式，發現創新人才，對之進行獎勵、破格晉升，并為之提供更好的研究條件。這種方式對年輕學者有利。當然，這是非常規的學術評價方式。

打擂者提出打擂申請，認為自己對某問題作出了重大創新，包括推翻了權威理論，開辟了新的領域、問題、方法等，因此他要求組織專門的辯論會，對自己的成果進行認定。如果打擂者的成果被確認，則他能夠得到獎勵。打擂者可以對對手（專家）進行一些條件限制，回避某些專家。

由于打擂需要為個別人組織辯論會，需要成本，為了減少亂打擂的情況，可以規定讓打擂者繳納一定的打擂成本費，這成本費不論打擂成敗，均不退還，因為如果打擂成功，收益會遠遠大于成本費。

雖然打擂也未必真能對成果做出可靠鑒定，但是，打擂有一個附帶的重要好處，打擂者可以借此機會把自己的成果更有效地公之于眾，如果某些有實力的人知道并認可了他的成果、潛力等，可以為他提供許多幫助。

（二）以獎代懲，允許長期不出成果

有些研究的研究周期很長，尤其是基礎研究。為了讓研究者有一個基本的生存環境，應該允許研究者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出成果，給予其基本待遇，而不予懲罰。但對于要晉升的研究者，則應該拿出成果。此即以獎代懲。對于那種從事長周期研究的學者，也應該理解，一項制度的實施是有成本的，如果對長期不出成果的人都允許晉升，則鼓勵庸人和懶人。所以，此類學者應該明白，因未出成果而得不到晉升，乃是他從事研究的機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