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日本軍國主義對促進日本早期經濟現代化的作用——以1895—1914年為視角

周建秀

（華南師范大學，廣東 廣州 510631）

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迅速實現向現代化國家的轉變，從東亞的邊緣一躍成為東亞的新帝國中心，被視為東亞經濟的奇跡，它成功的現代化道路一直都是國際學術界所關注的一個重大課題。但是，必須指出的是，西方學者在研究日本作為現代化的成功的“楷?！睍r，都集中于以西歐為參照系的比較研究，如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都把注意力放在日本傳統社會經濟結構中的某些近似西方經濟體制的特征；或者更多地只從經濟發展角度討論問題，如石井一郎在《欠發達國家現代化的“日本模式論”的初步考察》一文中就談到這個問題。筆者認為這不利于全面了解日本的現代化道路。按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日本出色的現代化道路被歸結為兩點：一是日本社會結構與西方的封建社會很接近；二是日本在文化上具有開放性，擅于學習與攝取外來先進技術，使得明治維新取得極大成功。而在研究日本軍國主義對日本早期經濟的作用時日本本土的學者也存在爭論，如山島認為，軍國主義對日本的技術進步和工業化確實作出了貢獻；哈里·大島則持“軍國主義嚴重阻礙了日本的經濟發展”的觀點。在國內，也有相關著作涉及這個問題，如羅榮渠教授就認為，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走的是通過海外擴張邁向現代化道路的獨特道路，日本現代化的高速推進是以犧牲東亞其余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為代價的。筆者作為一個中國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日清戰爭和日俄戰爭前后國外與國內的相關史料，就日本的軍國主義這一非經濟因素探析日本早期現代化道路模式，詳細分析日清戰爭和日俄戰爭等擴張道路對日本經濟的影響和作用，以為全面了解日本早期現代化道路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日本緣何走向軍國主義

日本是在1868年明治維新之后才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雖然明治維新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經濟的發展，但它是一個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這次改革并沒有徹底推翻封建制度，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保留了濃厚的封建殘余，尤其是封建的土地制度，仍被部分地保存下來。日本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建立在這種半封建的基礎上，依靠天皇政府的扶植，通過殘酷地剝削農民、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促進了“從封建生產模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①

事實上，從1888年（明治21年）開始，日本的金融形勢變得十分嚴峻，法定比率提高了50％以上，1889年5月以后為了抑制過度的入股資本金，日本政府進一步加強了緊縮政策。特別是1889年8月的金融梗阻，造成“近乎危機”的現象，大藏省提出，其原因在于“米價上漲，出口生絲收購資金增加，鐵路公司和其他新設公司的股本金的繳納期臨近”，與此同時日本銀行又實行了“嚴禁貸出”的政策。②實際上這種金融窘迫不但沒有消除，而且向1890年（明治23年）春天的危機演進。1890年，在日本金融形勢窘迫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增加了白銀進口，國際銀價上漲，出口不振與上年的年成不好相伴隨，日本終于釀成了經濟危機。特別是大阪，由于設立新公司吸收了巨額資金，金融形勢更加嚴峻，日本政府于是創立了以日本軌道、九州鐵道、山陽鐵道股份為擔保品的票據貼現制度，有保證準備的本幣發行從7000萬日元增加到8500萬日元③，暫且擺脫了危機。據1890年的統計，一個軍需工廠中的熟練工日工資為2角4分；制絲工廠的男工為1角5分，女工僅僅是1角2分，而當時1角錢只能買到3斤大米。④可見當時工人的工資之低，勞動和生活條件之惡劣。

殘存的濃重的封建因素，使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具有兩重性，即資本主義大工業同半封建的落后農業相并存，使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一開始就缺乏穩定的國內市場，國內階級矛盾非常尖銳。在這種條件下，日本需要極力向外擴張自己的經濟勢力，以獲取海外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轉移國內矛盾。然而，當日本進入帝國主義階段時，世界版圖已被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作為勢力范圍瓜分殆盡。日本作為經濟實力還處于劣勢的后進的帝國主義國家，在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爭奪商品銷售市場和工業原料產地的斗爭中，需要大力發展軍事工業，依靠軍事力量，極力向中國和東南亞各國推行對外經濟擴張和侵略政策，用超經濟手段掠奪這些國家的鐵礦石、石油、橡膠，以及大量農產品，向這些國家傾銷本國工業品，以緩和國內矛盾，并以此彌補在國際競爭中的不利地位。

列寧曾經指出：“在日俄兩國，軍事力量上的壟斷權，對極廣大領土或掠奪異族如中國等等的極便利地位的壟斷權，部分地補充和代替了現代最新金融資本的壟斷權?！雹萑毡镜蹏髁x就利用這種“便利地位”和它的軍事工業力量，對亞洲各國進行了頻繁的經濟擴張和軍事侵略，幾乎每五年就發動一次對外侵略戰爭。1894—1895年發動與中國和朝鮮的日清戰爭；1900年參加了八國聯軍鎮壓中國義和團運動；1904年—1905年發動與沙俄爭奪朝鮮和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1910年吞并了朝鮮；1914年參加了帝國主義之間重新瓜分領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統治階級正是在巨大的經濟利益的誘惑下，進行頻繁的對外擴張戰爭，企圖以此部分地補充經濟上的劣勢地位，同時緩和國內階級矛盾。

二、日清戰爭的發動與戰后日本經濟的轉變

面對日本國內日益嚴峻的政治經濟危機，外交陸奧主張對清國交涉，采取不惜決裂的強硬立場，從而達到修改《中英條約》、廢除領事裁判權并恢復部分關稅自主權的宿愿，⑥企圖通過戰爭一舉改變國內政治的緊張局面。1894年8月1日日清戰爭爆發，戰爭以日本陸海兩軍取得勝利并于1895年4月與清政府締結《馬關條約》而告結束。條約規定：（1）中國承認朝鮮“獨立”；（2）割讓中國的臺灣和澎湖列島；（3）中國賠償2億兩白銀，并付了3千萬兩白銀的“贖遼費”；（4）中國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并承認日本在中國各商埠與港口有從事各種制造業的權利。

筆者認為，這次戰爭是日本由被壓迫國家變為壓迫國家的轉折點，并且日本一直繼承到現在的政治經濟基礎結構的相當大的一部分也是在這個時期前后形成的。日清戰爭極大地緩和了日本內部矛盾，給日本帶來的利益是巨大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對日本來說，最重要的一點是日清戰爭暴露了日本工業的缺陷，促進一系列旨在刺激日本重工業的措施出臺，并因此減輕日本對生產資料進口的嚴重依賴。直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船廠總體上還不能同國外生產者相競爭。這其中有兩個主要障礙：完全沒有國內生產的鋼材，也幾乎完全沒有機械制造業，后者是日本工業總體上缺乏機械化的結果。⑥戰后，在政府的刺激下，日本對鋼鐵、造船、航運、鐵路、電力與軍備進行大量的投資，工業化進程迅速加快。1896年，政府通過了促進航運業和船舶制造業發展的法律。新法律的效果是明顯的，日本一些船廠建造的大型船舶的噸位比此前29年建造的總和還要多；在新法施行5年間里，每年的生產量高達20000噸位，技術進步也很快，許多大型船舶也被生產出來。⑧總之，在明治末期，可以說在約25年日本工業沒有取得成果之后，自1896年后在政府刺激下，日本船舶、鋼材、機械的生產有了相當大的進步。⑨

其二，巨額賠款的獲得，使日本獲得了發展工業的充足資金。賠款的90％都用在擴軍上，有力地推動了鋼鐵、造船、煤炭和鐵路等重工業的發展。1897年的八幡制鐵所的建立就是這種發展的重要標志，它使用的鐵礦石主要來自中國的大冶鐵礦，現在位于北九州的巨型企業新日本鋼鐵廠正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⑩并且，與從日清戰爭以前到戰時的5年間相比，在戰后的5年間，日本財政支出幾乎增加8億日元，企業的繳納資本金也增加了4億日元以上。二者合計與日清戰爭前夕GNE總額12.3億日元大體相等。其中相當大一部分用于進口軍艦和機械，大力擴展軍備，同時將過去束之高閣或懸而未決的各項政策幾乎全面實施，大量從事政策性金融業務的特殊銀行涌現。這個時期的產業結構和金融體制也為后來的發展塑造了原型。［11］

其三，日本霸占朝鮮和中國臺灣市場，擴大了在中國大陸的市場，使它的出口貿易迅速增加。在全部出口中，除生絲外，約有一半輸往中國，而棉紡幾乎全部輸往朝鮮和中國。這就極大地刺激了日本工業特別是棉紡工業的發展，使得日本在戰后兩年出現爆發性的發展。如《日本經濟史》記載：“從1895年下半年開始，日本出現了第二次企業勃興的現象?！保?2］在1895—1900年的5年間，日本公司數增加了4665個，實繳資本金額增加了4.7億元。1896年廢除進口棉花的進口稅以后，棉花出口開始增加，并在這個時候確立了出口產業的地位。這個時期近代產業的發展非常顯著，除煤炭和棉紗的生產發展引人注目以外，鐵路營業線延長公里數的增加也很明顯。［13］

其四，日清戰爭帶來的另外一個變化是，巨額賠款的獲得，使日本有可能在1897年改銀本位制為金本位制。這一方面健全了日本國內信用制度，另一方面使日本金融市場和歐美密切聯系起來，日本對國外投資者更富吸引力，增強了日本的對外競爭能力。

當然，日本從日清戰爭這一擴張戰爭中所獲取的利益只是緩解了國內矛盾，并沒有完全消除國內矛盾。日本在戰后出現兩年的爆發性發展之后，固有的矛盾又開始陸續浮現。如，1897年由于生產激增和銀價下跌、對清出口不旺等原因，棉紗庫存激增，價格暴跌，紡織業陷入困境，特別是在新設公司中相繼出現減資、解散、合并等現象。［14］到1900年，金融緊張形勢再度出現，由于原棉和棉紗價格從年初開始暴漲，棉花進口激增，5月、6月以后，由于發生北清事變，對清出口又受到阻礙，從而相繼出現企業和銀行的破產，這就是明治33年的危機。在這次危機中，相當一部分新建公司消失了，有一部分像紡織和鐵路公司中所發生的那樣被大企業合并?！保?5］日本學者大島認為，出現經濟危機的原因是軍國主義嚴重阻礙了日本的經濟發展，因為日本政府支出絕大部分作為進口軍艦和機械流入國外，這對當時的日本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筆者認為，短暫的經濟危機并不表示日本的軍國主義阻礙了日本的經濟發展，出現斷續的經濟危機和對大量擴張軍備有一定的聯系，但根本上是由日本固有的國內矛盾所引起。正如上述所分析，日清戰爭給日本提供了巨大的利益，而軍事的進一步擴大雖然在短時間內沖擊了其它經濟，但是從長遠來看，正是軍備的不斷擴展才使日本進一步實行大陸擴張政策，為奪取日俄戰爭的勝利以擭取更廣大的利益奠定了基礎。

三、日俄戰爭的發動和戰后日本經濟的轉變

1904年2月，日本對俄國不宣而戰，進攻俄國在中國旅順、大連，以及朝鮮的軍事設施。日本悍然發動這次戰爭不是偶然的，是有計劃的精心準備的擴張政策里的一部分。一方面，在日清戰爭中，在英、法、德三國干涉還遼的情況下，日本沒有實現其吞并遼東半島的野心，便把90％的戰爭賠款用于擴張軍備，并大量從國外引進先進設備，企圖用新的戰爭手段驅逐俄國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的勢力，吞并朝鮮和獨霸中國東北。另一方面，在日清戰爭后開始的經濟爆發性發展沒有持續多久，1897—1898年爆發了紡織業危機，接著1900年又爆發了日本歷史上第一次全面的經濟危機，這次危機同世界經濟危機交織在一起，到1904年初尚未結束。為了繼續轉移人民視線，轉嫁和擺脫經濟危機，實現國內經濟的持續發展，在英美的極力支持下，依靠大舉外債和已經發展起來的較為強大的軍事力量，日本發動了日俄戰爭，并取得了勝利。戰后，日本與俄國簽訂了《樸茨茅斯條約》。條約規定：俄國割讓庫頁島南部，承認日本對朝鮮的實際控制權，將中國中東南段（長春—旅順）、旅順、大連的租借地轉讓給日本。

日俄戰爭的勝利，對于穩定和加強日本軍國主義的政治結構、擺脫國內經濟危機、提高國際地位、促進重工業和技術的發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日清戰爭后出現的經濟景氣狀況一樣，日俄戰爭后，在日本也出現了短暫的爆發性經濟發展現象。

戰爭的勝利為日本提供了大量的資源和銷售市場，這為擺脫戰前日本經濟危機找到了出路，推動了日本早期經濟現代化的極大發展。一方面，1906年，日本成立了作為掠奪中國東北經濟中樞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壟斷了中國東北地區的交通、航運、煤炭、倉庫與鐵路的全部附屬企業，不斷向工業、農業和商業領域擴張，把中國東北變成了日本重工業原料產地和工業品銷售市場。如，《日本經濟史》就有記載：“1906年，出口好轉，出現較長久的出口順差，金融形勢也有所緩和，再加上南滿鐵道股份公司創立，國內情緒活躍，因此出現了國內企業勃興的現象……水力發電、城市煤氣的發展也很明顯。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1910—1915年時期。［16］另一方面，在朝鮮，1905年日本強迫其接受了“保護條約”，繼而1910年8月公布了“吞并條約”，以東洋拓植株式會社為中心，霸占朝鮮土地，掠奪其資源，向朝鮮移民，把朝鮮變成了日本工農業原料產地、商品銷售市場和移民地。［17］同時，戰爭的勝利，國際地位的提高，使日本在1911年與西方國家談判中，成功地解除了幕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與各國締結了保有關稅條約的新的通商條約，控制了國內市場，擴大了海外市場。所有這一切，使日本在戰爭后期就出現了來勢迅猛的興辦企業的高潮，促使經濟得以平穩發展。

1907年到1908年，日本經濟的景氣現象消失。由于創辦新企業，金融從1907年春開始緊張，進口激增，但創辦企業的勢頭不衰。然而，由于1907年10月美國發生經濟危機，日本生絲的出口減少，銀價暴跌，日本對華出口也受到打擊，與貿易形勢不利相伴，隨著金融突然出現梗阻，企業陸續破產，出現短暫的經濟危機。從1908年危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雖然經濟爆發性景氣現象煙消云散，但各個領域都出現了長期穩定的發展，并沒有出現經濟受到極大的阻礙，也是這個時期的一個重大特點。［18］

四、結語

總之，在1895—1914年間，日本的經濟得到了較為平穩的發展，日本工業生產的年平均增長率，1891—1900年為14.3％，1901—1914年為6.3％，同時期，其他國家的最高增長率，美國只為5.2％、德國為4.8％、英國為4.8％。［19］這一時期，日本工業所以能有較高的增長速度，除了它是個后進國家，原有基礎薄弱，發展基礎較低以外，主要是依靠軍國主義，走對外擴張道路掠奪資金、資源和開辟市場以緩和國內矛盾，正如羅榮渠教授所說：“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走的是通過海外擴張邁向現代化道路的獨特道路，日本現代化的高速推進是以犧牲東亞其余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為代價的?！碑斎?，當時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保護，極力引進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設備和資金，對于日本早期經濟現代化道路的成功也是一個極為關鍵的因素。

注釋：

①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819.

②［日］西川俊作，山本有造.日本經濟史——產業化時代（第五卷（下））.三聯書店，1998：17.

③同上：18.

④宋則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簡史.人民出版社，1973：293-310.

⑤列寧.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列寧全集，VOL23：114.

⑥［日］西川俊作，山本有造.日本經濟史——產業化時代（第五卷（下））.三聯書店，1998：19.

⑦⑧⑩M.M.波斯坦，D.C.科爾曼等主編.王春法等主譯.劍橋歐洲經濟史（第八卷）.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983.

⑨同上：984.

［11］［日］西川俊作，山本有造.日本經濟史——產業化時代（第五卷（下））.三聯書店，1998：32.

［13］［日］西川俊作，山本有造.日本經濟史——產業化時代（第五卷（下））.三聯書店，1998：28.

［13］同上，第32頁.

［14］同上，第30頁.

［15］［日］西川俊作，山本有造.日本經濟史——產業化時代（第五卷（下））.三聯書店，1998：31.

［16］［日］西川俊作，山本有造.日本經濟史——產業化時代（第五卷（下））.三聯書店，1998：40.

［17］池元吉，張賢淳.日本經濟.人民出版社，1989：41.

［18］［日］西川俊作，山本有造.日本經濟史——產業化時代（第五卷（下））.三聯書店，1998：41.

［19］池元吉，張賢淳.日本經濟.人民出版社，1989：42.

［1］［日］西川俊作，山本有造.日本經濟史（第五卷（上））.三聯書店，1998.

［2］［日］西川俊作，山本有造.日本經濟史（第五卷（下））.三聯書店，1998.

［3］宋則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簡史.人民出版社，1973.

［4］列寧.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列寧全集，VOL23.

［5］M.M.波斯坦，D.C.科爾曼等主編.王春法等主譯.劍橋歐洲經濟史（第八卷）.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6］羅榮渠.現代化新論續篇——東亞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1997.

［7］錢乘旦.世界現代化進程.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

［8］金明善.日本經濟：昨天.今天.未來.遼寧民族出版社，1992.

［9］池元吉，張賢淳.日本經濟.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