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與希望——論朦朧詩的烏托邦精神

李 雁

（濟南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022）

新時期是一個文化轉折時期，是政治、經濟、文化大轉變的時期，文學中出現了大量的苦難書寫，其特點是從政治與人的生存關系入手，以人道主義的立場思考 “文革”十年乃至建國以后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偏差與錯誤給黨和人民造成的巨大災難。新時期的苦難描摹，在美學風格上呈現了悲劇的色調。但在新時期種種苦難的情緒的背后，還有一種壓抑不住的、不可忽視的話語信息。在人們壓抑10年乃至20年的情感創傷的深層，我們還能感受到一種與苦難同樣強勁的力量。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希望的原則”，它伴隨在靈與肉累累傷痕的控訴中，執拗而固執地發出它激越或是深情的言說，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撥轉了苦難書寫的悲劇感，使苦難書寫呈現正劇的色調。詩歌的創作也具有同樣的傾向。朦朧詩派的食指、北島、舒婷、顧城、江河等的創作也顯示或濃或淡的“苦難”和“希望”的雙重色調，顯示出烏托邦的傾向。

一

朦朧詩人首先表現的是國家和人民遭受劫難的現實感受?！氨氨墒潜氨烧叩耐ㄐ凶C，/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北島，《回答》）。在荒誕的歲月里，卑鄙與高尚完成了奇異的顛倒，正義被扭曲、公理被踐踏，在詩人的眼里，世界開始變形、扭曲，它不可理喻，充滿荒誕與詭異：“天變了顏色/變成可怖的鐵色/大地開始發光/發出暗黃的溫熱/呵，風吹走了；風吹走了?！?那大草原上。/那大草原中/時聚時散的部落/一切都在騷亂/都將絕望、拋棄、爭奪！ ”（顧城，《北方的孤獨者之歌》）“鐵”、“暗黃”這些冰冷凄涼的意象喻示了詩人在十年“文革”中的恐怖經驗。祖國，這個曾經被現代詩人賦以母親意蘊，贈以熱烈情感的對象，現在“她被鑄在青銅的盾牌上/靠著博物館發黑的板墻”（北島，《祖國》），萎縮在歷史的灰塵之中，不能保護它的兒女，不能發出吶喊。她已經陷入了沉默無語的時代。在黑夜的力量面前，哪怕溫柔的撫慰都成為空洞的絮語。而她的兒女——人民則成為殉葬品，“像白云一樣飄過去送葬的人群，/河流緩慢地拖著太陽，/長長的水面被染得金黃。 /多么寂靜，/多么遼闊，/多么可憐的，/那大片凋殘的花朵”（芒克，《凍土地》）。寂靜而廣闊的土地，曾經是人民生活、勞動的樂園，現在卻被強權遏制了生命的能量，他們只能像干枯的花朵，在風雨中遺落了花瓣。他們為別人送葬，也為自己送葬，他們被欺騙，被蒙蔽，在一場巨大的歷史的騙局中成為犧牲品、受難者：“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北島，《回答》）。在朦朧詩人那里，犧牲有時是英雄的犧牲，“也許最后的時刻到了/我沒有留下遺囑/只留下筆，給我的母親/我并不是英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個人”（北島，《宣告》）。這首詩是獻給遇羅克的，這位為了真理而犧牲的勇士，詩人沒有因為英雄的勇氣而回避犧牲的悲涼。視死如歸的姿態之后，詩人冷峻的心靈也為死亡的黑影而戰栗：“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我，戰栗了/誰愿意做隕石/或受難者冰冷的塑象/看著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別人的手中傳遞”（北島，《結局或開始——獻給遇羅克》）。而溫情的顧城則為他們不幸的命運哀惋：“多少秀美的綠樹，/被痛苦扭彎了身軀，/在把勇士哭撫”（顧城，《結束》）。死亡就是死亡，在寶貴的、不可復生的個體的生命面前，北島、顧城顯示了新的倫理省察視點，英雄主義已經不能遮掩死亡殘忍的本質。

二

其次，朦朧詩人也在書寫建國以后新一代知識分子個人的精神苦難，包括知青一代因為理想和現實激烈沖突而產生的絕望、迷惘和憤懣。這里，有知青對自身革命激情的懺悔意識：“太陽升起來，/天空血淋淋的，/猶如一塊盾牌。/日子像囚徒一樣被放逐。/沒有人去問我，/沒有人去寬恕我”（芒克，《天空》）。他們是特殊的一代，他們和右派作家不同，右派作家在新時期后借助于社會轉折而獲得了歷史的加冕，他們苦難的經歷已經褪去了原始的酷烈，在記憶中轉化成光榮的印記。而知青一代身份含糊，他們既是民族災難的共同承擔者，同時又不能忘卻紅衛兵的記憶，因而他們總也不能和右派作家那樣具有單純的控訴和單純的欣喜，他們的內心，充斥著更為復雜、糾結和難以理清的情緒的暗礁，“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獸/我是一只剛捕獲的野獸/我是被野獸踐踏的野獸/我是踐踏野獸的野獸”（黃翔，《野獸》），“野獸”正是朦朧詩人人格的寫照，他們被時代裹挾，被盲目的現代迷信所慫恿，他們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在詩人的個體經驗中，他們所經受的苦難總帶有苦澀的滋味：“牲口被蒙上了野蠻的眼罩/屁股上掛著發黑的尸體像腫大的鼓/直到籬笆后面的也犧牲也漸漸模糊”（多多，《當人民從干酪上站起》），他們更像犧牲者，不是英雄的犧牲，而是蒙昧者的犧牲、理性的犧牲。這里，還有理想破滅后的懷疑和反抗：“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北島，《回答》）。懷疑固然是理性和勇氣的復蘇，但它又是一把雙刃劍，它把似乎生長在一代人心靈深處的穩固的東西撕裂開來，留下的是迷茫與感傷：“到處都是殘垣斷壁/路，怎么從腳下延伸/滑進瞳孔的一盞盞路燈/滾出來，并不是星星”（北島，《紅帆船》），“月亮獨自在荒野上飄。/她是什么時候失掉的，/我一點也不知道”（芒克，《路上的月亮》）。他們從烏托邦幻夢中醒來，悲哀地發現自己身處泥濘之中，似乎在黑夜中摸索，曾經支撐他們心靈的熱情已經熄滅，剩下的只是孤獨與寂寞：“冬天的廢墟，/緬懷著逝去的光芒。/你靠著殘存的階梯，/在生銹的欄桿上，/敲出一個個單調的聲響”（北島，《陌生的海灘》?！鞍?，你這蹲在門口的黑夜——/我的寂寞。/秋天來了，/秋天什么也沒告訴我”（芒克，《秋天》）。

三

一方面是深重的現實苦難和精神苦難，但另一方面，朦朧詩人依然深情地歌詠希望。食指的《相信未來》用繁復的詠嘆傳達了希望的精髓，在詩中，“蜘蛛網”、“灰燼的余煙”等意象象征的是苦難的現實，而詩人的心靈卻并未在苦難中沉淪，反而在苦難中堅守著對明天的信仰。在這里，希望是一種精神、一種信念、一種對人類美好未來的肯定?！跋Ｍ褪菍θ说默F存狀態的超越，是人對自我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的克服和人走向未來的可能性”。［1］詩人舒婷、顧城等的部分文本也呈現希望的原則，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極其精煉地表現了一代人的心聲，他們從“文革”的泥沼中成長起來，在漫漫長夜中跋涉、探索。信仰已經坍塌，世界已墮入黑夜之中，前路還迷蒙渺茫，但詩人們的內心還存有對希望的信賴。在北島那里，希望是“未來”、“黎明”，“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北島，《回答》）?！皬男切堑膹椏桌?將流出血紅的黎明”（北島，《宣告》）。 在顧城那里，希望是“爐火”、“歌”，“呵，孤獨者，孤獨者/你不能涉過春天的河/不會哦，不能哦/冬天使萬物麻木/嚴寒使海洋畏縮/但卻熄滅不了爐火/熄滅不了愛/熄滅不了那熱塵中的歌”（顧城，《北方的孤獨者之歌》），在芒克那里，希望是“太陽”、“春天”“太陽把它的血液/輸給了垂危的大地/它使大地的軀體里/開始流動陽光”（芒克，《春天》），在舒婷那里，希望是“燈”、“胚芽”、“笑渦”、“雪白的起跑線”，“燈亮著——/在晦重的夜色里，/它像一點漂流的漁火”（舒婷，《當你從我的窗下走過》），“我是你雪被下古蓮的胚芽；/我是你掛著眼淚的笑渦；/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線；/是緋紅的黎明”（舒婷，《祖國呵，我親愛的祖國》）。

在朦朧詩人的意象構建中，苦難與希望常常以二元對立的意象并置。在苦難的呻吟中，詩人總能讓“希望”的光芒穿透沉沉夜幕，撫慰著渴望溫暖的心靈。這種希望一開始只是一種憧憬、一種信賴，隨后在重重探索中，逐漸顯示出具體的性質，譬如愛情，譬如童心，譬如自然，它構成了朦朧詩人在新時期的新的烏托邦理想。正如某論者所言：“作為新時期文學的先聲，朦朧詩的主調是批判現實主義，是以對現實的懷疑批判來構成否定的態勢。但在否決的廢墟上，他們也不乏對新的意義大廈的構建，這種構建的集中表現就在于他們接續了傳統知識分子的夢想，繼續抒寫著含蘊時代精神的新的烏托邦理想?！?/p>

新時期苦難書寫中的“希望的原則”體現出的正是現代烏托邦精神的內核。哈貝馬斯曾經說過：“烏托邦則蘊含著希望，體現了對一個與現實完全不同的向往，為開辟未來提供精神動力。烏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經驗現實中的不合理、反理性的東西，并提出一種可供選擇的方案。它意味著，現實雖然充滿缺陷，但應相信現實同時也包含了克服這些缺陷的內在傾向?！保?］新時期苦難書寫的烏托邦精神正在于在苦難中流露出的對歷史的信賴（路文彬語）。它由政治烏托邦的哲學基點所支撐，即由歷史理性和人的主體信賴而建立的歷史信賴。如果歷史被認定為一種合乎理性的、有目的的進步的過程，新時期苦難書寫正是借助于這種歷史的信賴而超越了苦難的殘忍，獲得了樂觀的色調。在一部分創作中，苦難甚至不再是負面意義上的經驗，而是一種考驗，是英雄必須的經歷，人經由苦難而完成了人格升華的過程，“作家們將苦難化為傳奇，創造了一個50年代知識分子受難圣徒的神話”。［4］而新時期苦難與希望的雙重交響構成了一個時代特殊的印記。

［1］張康之.總體性與烏托邦：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總體范疇［M］.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270.

［2］林平喬.試論朦朧詩人的烏托邦情結［J］.嘉應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6，（2）：63.

［3］章國鋒.哈貝馬斯訪談錄［J］.外國文學評論，2000，（1）：28.

［4］靳新來.新時期文學的苦難敘述［J］.學術交流，2006，（7）：161.

本文為濟南大學?；鹳Y助項目“80年代文學中的烏托邦精神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號X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