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儒學傳》對學術史的隱沒

●蔣曉光（南京大學 文學院，南京 210093）

北宋時，仁宗皇帝認為五代時所編《舊唐書》淺陋，乃下詔重修?！缎绿茣肪幊珊?，曾公亮在《進新唐書表》中開篇即指出《新唐書》編撰的目的：“補緝闕亡，黜正偽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并說明他們的編撰原則是“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其舊”，在體例上“有因有革”“或增或損”，[1]《舊唐書》[2]成書于亂世，多據唐時實錄、國史抄撮而成，確實有材料蕪雜、體例無序的缺點。至編撰《新唐書》，則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準繩，力求簡明、省凈，于增加材料的同時在《舊唐書》的基礎上大肆刪削，雖然具備了敘事簡約、體例分明的優點，但在史料價值上卻又略遜了一籌。

通過比較《舊唐書·儒學傳》與《新唐書·儒學傳》發現，《新唐書》刪除了許多有價值的史料?！缎绿茣と鍖W傳》除新增加的人物以外，凡《舊唐書》原有的人物即在《舊唐書》原有的基礎上進行刪改。令人十分詫異地是，新修訂的《新唐書·儒學傳》本當能更好地反映一代學術，而事實上卻并非如此。漢代以來，儒學成為官方學術，故人才輩出，于是自司馬遷始，凡修史者均會設置一門《儒林傳》或《儒學傳》，表彰歷代儒家學者的貢獻。由于儒學是歷代王朝的顯學，為入仕的敲門磚，儒學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個時代學術的發展，所以《儒林傳》或《儒學傳》的編修必須以描述一代學術發展之面貌為目的。就其形式而言，以重要人物的經歷為主線，并記錄其師承傳授及所撰著作。

《新唐書·儒學傳》的最大特點是在調整文字的同時，將原來人物學習、傳授過的經典，以及他們個人的學術著作或刪去不錄或者與其他書籍混為一談，學術價值大打折扣，實際是將有唐一代的重要學術史實隱沒掉了。根據大量被隱沒事實的一致性來說，甚至可以推斷是有意而為之的。

筆者不揣淺陋，根據編者更改和刪除的書籍篇目，試從三個方面來論述《新唐書·儒學傳》對學術史實的隱沒，并就教于學界。

1 隱沒《孝經》在隋唐時期的重要地位

《孝經》傳為曾子所作，集中闡發了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古人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鬃釉唬骸熬又掠H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經》）?！缎⒔洝凡粌H可以約束一個家庭，更是對治國有著重要作用。漢文帝時“《論語》、《孝經》皆置博士”（《漢書·藝文志》），《孝經》得到官方的認可。漢平帝元始三年規定“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3]從此《孝經》深入到社會底層，得到大力推行，此后歷代統治者均認可它的重要作用。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命令把《孝經》翻譯為鮮卑語，《隋書·經籍志》記載：“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4]935其后，作為具有鮮卑血統的隋唐兩代君主，將《孝經》提到了更高的地位。隋文帝楊堅時，大臣蘇威進言說：“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4]1710文帝很是認可，大力推廣。唐王朝自立國始即十分重視《孝經》，甚至成為一種國策。唐高祖李淵稱帝后下詔稱：“士有百行，孝敬為先”（《冊府元龜》卷一三八），力圖以孝治國，《孝經》成為教育民眾的基本讀本。唐太宗時依然如此，朱熹稱此時“只尚《論語》《孝經》爾”（《朱子語類》卷一九），《孝經》與《論語》在當時位置十分顯要，并駕齊驅。唐玄宗時，《孝經》又與《道德經》等而視之。身為帝王的李隆基除了為所謂的祖先老子的《道德經》做注外，同時也為《孝經》做了注解，成為《十三經注疏》中的一種，對后世影響深遠。

《新唐書·儒學傳》中與《舊唐書》對應的人物，材料均源于《舊唐書》，但很多地方追求“其文則省其舊”即“簡省”，反而隱沒了隋唐時期《孝經》的重要地位。

徐文遠

《舊唐書》4943頁：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令往并州，為漢王諒講《孝經》、《禮記》。及諒反，除名。

《新唐書》5638頁：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與漢王諒授經。會諒反，除名為民。

陸德明

《舊唐書》4945頁：后高祖親臨釋奠，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眾皆為之屈。

《新唐書》5640頁：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遍析其要。

王元感

《舊唐書》4963頁：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稿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

《新唐書》5666頁：所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丐官筆楮寫藏秘書。

《隋書》稱漢王楊諒：“（開皇）十七年，出為并州總管，上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4]1244然而“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4]1245隋文帝對其委以重任，但擔心他圖謀不軌，于是派大儒徐文遠去為他講解儒家經典。隋文帝楊堅的目的乃是要通過講授《孝經》使其明白“父子之道”，學習《禮記》明白“君臣之禮”，防止他的“異圖”?！缎绿茣肥∪刹拷浀?，完全忽略了隋文帝的意圖，實際上沒有看到儒家經典在這里的教化作用。

綜觀唐高祖、太宗、玄宗三朝，《孝經》受重視的程度幾乎與《論語》《老子》等經典同列。高祖李淵在“釋奠”即祭祀先師孔子之后，召集儒、釋、道三家大師講解經典，這是當時的政治和學術上的榮耀，以唐代三教圓融的政策為背景。佛家講《金剛經》，道家則講《道德經》，而與兩家并列的則是儒家的《孝經》?！缎⒔洝放c《金剛經》《道德經》同時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并超越了儒家其他經典，充分說明《孝經》在唐初的重要影響，而《新唐書》僅僅記載為“講經”，不僅讓讀者迷惑不知所講為哪部經典，更隱沒了《孝經》在當時的地位。

王元感注釋《孝經》實際是對統治者重視《孝經》的回響，《新唐書》作者在這里直接避而不談，顯然違背了基本的史實，與《儒學傳》記載經學傳承的宗旨相去甚遠。

2 隱沒《禮記》在唐代地位的上升

在中國古代，禮學是儒家重要的治國思想，受到歷代統治者的推崇。作為儒家經典的禮學著作，主要有三種即“三禮”，《儀禮》《禮記》《周禮》?！秲x禮》主要內容是闡述春秋戰國時期士大夫階層的禮儀；《禮記》是漢代儒生編撰的對《儀禮》進行解釋的著作，又分《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自東漢末年鄭玄為《小戴禮記》作注后，《大戴禮記》反而湮沒無聞了，所以后來《禮記》專指《小戴禮記》；《周禮》又稱《周官》，為戰國時期編撰的理想中的周朝國家制度。唐代之前，《儀禮》地位高于《禮記》和《周禮》二書，而《禮記》地位又高于《周禮》。就禮學的傳承而言，主要是指《儀禮》《禮記》兩部著作。

《儀禮》在漢時得立為學官，稱為《士禮》，在“三禮”中地位最高，故又稱為《禮》或《禮經》?！抖Y記》乃闡釋《儀禮》及補充其所未備之書，本身不是經。但是到孔穎達等編定《五經正義》時，于三禮中獨收《禮記》。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詔頒《五經正義》于天下，第一次用朝廷的名義將《禮記》升格為經，作為科舉明經考試的底本，從此《禮記》取代《儀禮》的地位，終有唐一代，其地位未變。于是三禮之學，《禮記》獨盛?！抖Y記》獨盛局面的形成對后世影響巨大，至朱熹時從《禮記》中挑出《大學》《中庸》兩篇，與《論語》《孟子》并稱“四書”，完整構建先秦儒家傳承的道統，并成為元代以后科舉考試和知識分子修身齊家的重要依據。

但是作為《新唐書》的編者，在處理《舊唐書》的材料時，不加揀擇，從而將經學發展歷史中的重要環節忽略了。

張士衡

《舊唐書》4949頁：及長，（劉）軌思授以《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

《新唐書》5648頁：（劉軌思）乃授以 《詩》、《禮》。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貫知大義。

許叔牙

《舊唐書》4953頁：許叔牙，潤州句容人。少精于《毛詩》、《禮記》，尤善諷詠。

《新唐書》5654頁：貞觀時，遷晉王府參軍事、弘文館直學士。于《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付司經。

王元感

《舊唐書》4963頁：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稿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

《新唐書》5666頁：所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丐官筆楮寫藏秘書。

以《舊唐書》編者言，明確指出《周禮》《禮記》或《禮記繩愆》，說明唐時“三禮”俱有傳授，他們對史實的記載十分細致、清晰。而《新唐書》編者則改“從熊安生及劉焯受《禮記》”為“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將《禮記》與其他經典混為一談；改“少精于《毛詩》《禮記》”為“于《詩》《禮》尤邃”，三家詩早亡，《毛詩》獨傳，自無混淆，但與《禮記》同時傳授則還有《儀禮》《周禮》，則徑稱為《禮》，甚不合理；改“《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為“《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尚書》簡稱為《書》，自古如此，變《禮記繩愆》為《禮繩愆》則不知所指為“三禮”中哪一種，或誤為《儀禮》。

《舊唐書·儒學傳》所記當時禮學家諸多關于《禮記》的著作，說明當時《禮記》在經學史上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而《新唐書》編者或者將其雜入“經”中，或混入“禮”中，未能真實反映《禮記》的地位。

3 隱沒“三史”在唐代的影響

《漢書·藝文志》將《太史公書》即《史記》附錄于《春秋》類之下，說明史與經淵源相通，就《春秋》與《左傳》而言，雖為經實亦為史，故經與史向來是聯系在一起的。儒家學者講治國之道，雖有經學在思想上的指導，而實際上也要援引史實來做例證，所以諸多大儒必有史學的修養?！杜f唐書·儒學傳》作為記錄儒學發展的傳記，亦十分注重儒家學者與史書的關系，而在當時為士人所推崇者為“三史”。

“三史”合稱之名于東漢末年出現，專指《史記》《漢書》《東觀漢記》?！稏|觀漢記》在時間上與《史記》《漢書》相繼，記載東漢光武帝至靈帝時的歷史，從明帝時開始纂修，以后由歷代史臣逐漸增補而成。范曄《后漢書》問世前，與《史記》《漢書》并稱“三史”，為廣大士人所學習和研究。兩晉南北朝時，對于“三史”的學習蔚為大觀?！稌x書·劉耽傳》 記耽“明習 《詩》《禮》、三史”，[5]《北史》載闞骃“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6]《隋書》中潘徽“尤精三史”。[4]1743南朝范曄撰《后漢書》，隋唐統一之后《后漢書》傳播到北方。由于《后漢書》記事更為完整，此后逐漸取代《東觀漢記》。

至唐代，“三史”的學習和研究更加鼎盛。今天流傳下來的關于“三史”的注疏如三家注《史記》、顏師古注《漢書》、章懷太子李賢注《后漢書》都是唐代的，說明“三史”學在唐代發展到了極其成熟的階段，并成為當時學術界的重要研究方向。更為重要的是，隋唐確立科舉制度之后，鑒于許多進士科學子不嫻史實，在科舉考試中逐步加大對史實的考察，“三史”和其他史書為士子所選讀。至唐穆宗時，批準諫議大夫殷侑的奏請，將司馬遷《史記》，班固、范曄兩《漢書》正式列入考試內容，并成為常設科目，與明經、進士科等同，稱為“三史科”，并要求吏部選官亦要考察對“三史”的掌握程度。

東漢以來直至隋唐，“三史”的學習和研究即為士人所重，再加上科舉考試的影響，整個唐代的知識分子對“三史”都是較為關注的?！杜f唐書·儒學傳》很清楚地反映了當時學習和研究“三史”的盛況，但《新唐書》因為簡省而面目全非了。

歐陽詢

《舊唐書》4947頁：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讀書即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

《新唐書》5645頁：（江）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

李玄植

《舊唐書》4950頁：玄植兼習《春秋左氏傳》于王德韶，受《毛詩》于齊威，博涉漢史及老、莊諸子之說。

《新唐書》5650頁：公彥傳業玄植，玄植又受《左氏春秋》于王德韶，受《詩》于齊威，該覽百家記書。

許子儒

《舊唐書》4954頁：其所注《史記》，竟未就而終。

《新唐書》5655頁：撰述著作無載。

劉伯莊

《舊唐書》4955頁：劉伯莊，徐州彭城人也。貞觀中，累除國子助教。與其舅太學博士侯孝遵齊為弘文館學士，當代榮之。尋遷國子博士，其后又與許敬宗等參修《文思博要》及《文館詞林》。龍朔中，兼授崇賢館學士。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行于代。

《新唐書》5656—5657頁：伯莊者，彭城人，為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與許敬宗等論撰甚多，終崇賢館學士。自所著書亦百余篇。

王元感

《舊唐書》4963頁：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稿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

《新唐書》5666頁：所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丐官筆楮寫藏秘書。

對比來看，《新唐書·歐陽詢傳》省去“尤精《三史》”，《李玄植傳》省去“博涉漢史”，《許子儒傳》不載其撰述著作包括“其所注《史記》”的事實，《劉伯莊傳》省去“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王元感傳》省去“所注《史記》稿草”。

《新唐書·儒學傳》如此處理材料是十分不明智的，儒家學者能夠進入《儒學傳》必在當時影響很大，忽略他們學習歷史或者研究史籍的著作，則不能很好地反映他們的知識構成和知識分子對“三史”的推崇，必將對儒學的發展認識不全面。同時，當時諸多學者均在研究“三史”，今天流傳下來的《史記》三家注、《漢書》顏師古注、《后漢書》章懷太子李賢注之所以成為經典的不刊之作，必然是吸收了當時許多學者的研究成果的?！缎绿茣冯[去這些著作，實際上隱去的是“三史”在唐代的傳承與接受，造成學術史的斷裂和不完整。

[1]（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6471－6472.

[2]（后晉）劉昫，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3]（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355.

[4]（唐）魏征，令狐德棻.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5]（唐）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1676.

[6]（唐）李延壽.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1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