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無差別殺人案的犯罪心理學分析

彭清燕

(吉首大學 師范學院,湖南吉首 416000)

校園無差別殺人案的犯罪心理學分析

彭清燕

(吉首大學 師范學院,湖南吉首 416000)

校園無差別殺人案徹底顛覆了傳統社會“冤有頭,債有主”的倫理規范,它的出現標志著中國進入了一個社會心態更復雜的階段。無疑,將校園無差別殺人案作類型化犯罪心理學研究,以探索個體犯罪心理發生的內在機制及其規律,具有現實意義和前瞻視野。

校園無差別殺人;需要結構;人格結構;犯罪動機

無差別殺人是指犯罪嫌疑人事先沒有計劃,和被害人沒有仇怨,作案完全是臨時起意,隨機選擇作案目標,想殺誰就殺誰的殺人案件。[1]2010年以來,全國先后發生4起針對小學生和幼兒園學生的無差別殺人案,校園無差別殺人案的出現標志中國進入了一個社會心態更復雜的階段。類型思維是概念思維呈現沒落態勢時的基本法學思維方式。[2]筆者將校園無差別殺人案作類型化犯罪心理學研究,以探索個體犯罪心理發生的內在機制及其規律。

一、無差別殺人的犯罪需要結構分析

所謂需要就是有機體內部的某種缺乏或不平衡狀態。[3](P102)犯罪人的需要,為犯罪動機發展提供了心理發展的動力。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由于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聯系起來?！盵4](P651)社會心理學家南博認為:人的行動在某種意義上必須動員心理或肉體能量,以這種能量為標準,需要劃分為生理需要和社會需要。[5]美國心理學家馬斯諾把這種需要分為五個層級,從內在的需要研究行為的驅動力提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需求→尊嚴需求→自我實現需求,這一“需求階段說”,主張越是前面的需求越是基礎需求,只有基礎需求得到滿足才能顯現出后面較為高層級需求的“滿足—升級理論?！苯栌蒙鐣W的概念,筆者認為無差別殺人犯罪主體的需要結構是差序格局,[6]即無差別殺人犯罪主體的需要結構是犯罪主體的多種層級需要按差等的次序組成的立體多維的需要網絡綱紀。在這個結構里,個人需要(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是中心,需要層級(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需求、尊嚴需求、自我實現需求)是差等,以稀缺為標準,從中心格局向外,需要層級從強向弱變化,“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6]依需要的中心勢力厚薄可以確定無差別殺人犯罪主體需要結構的范圍,中心勢力愈雄厚,低層級需要愈強大,高層級需要愈弱小,個體高層級需要發展的期待值就愈低,需要格局就愈小,反之就越大。不同的需要層級在這種富于伸縮性的網絡里博弈互動,其結果是產生犯罪動機賴以存在的犯罪優勢需要。犯罪優勢需要強勢出現,遠遠超出了犯罪人本身所具有的能力或所擁有的客觀條件,表現出需要滿足的可能性與現實性的極不協調,原有需要結構的平衡被打破,底線倫理崩潰,“違法者認為,現實條件沒有充分保證滿足他的實際需要或者臆想中的需要。這就是違法者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動機的基礎?！盵7](P108)

無差別殺人犯罪主體犯罪優勢需要最終形成是無差別殺人犯罪主體不滿足被放大,并在社會中尋找挫折的真正根源。他們本來就是體制轉軌的失業者或半失業者,他們認為社會前進的代價沒有平均分攤到每個人身上,而是不公平地由自己獨自承擔,于是,責備對象自然就是整個社會,一種既不確定特定侵犯人,也不針對公權力,而是選擇更弱勢的人進行社會性泄憤的報復需要也就成了無差別殺人犯罪優勢需要的主要內容,犯罪優勢需要的產生是無差別殺人犯罪主體人格演化的動力。

二、無差別殺人的人格結構分析

從人格的進化理論(evolutionary personality theory)來看,人格結構是人類適應環境要求。弗洛伊德提出“三部人格結構說”,即人格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組成。[8](P14)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在一個健康的人格之中,這三種結構的作用必然是均衡、協調的?！盵8](P14)無差別殺人犯具備犯罪危險性人格,其人格結構的根源來源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差距。

本我就是本能的我,它位于人格的最低層,是人格結構中最原始、最模糊、最隱秘而不可及的部分。無差別殺人犯罪主體的本我反映了個體遺傳而來的性格特征。從內外向的維度來說,無差別殺人犯罪主體更傾向于內向。比如南平血案中的鄭民生很少和同事玩,一個人獨處時總喃喃自語,或大聲放歌。他的同事普遍反映“大家關系很淡,但談不上有仇恨”,而鄭民生則不停念叨大家都對他有偏見、羞辱,和他過不去。鄭民生的性格與廣東雷城第一小學兇殺案陳康炳、江蘇泰興幼兒園惡性兇殺案件徐玉元等都具有性格孤僻、心胸狹窄、自私多疑的性格缺陷;思維/情感維度表示個體處理信息的傾向性或偏好,無差別殺人犯罪主體情緒自我調控能力差,情緒起伏較大。我們注意到鄭民生幾個生活細節:鄭民生平時很不愛說話,但有些話題他很能說,和他聊天的飯館主人解釋說“他這個人很憤世,對社會非常不滿,抓住機會就要發泄一下?！卑赴l后鄭民生告訴警察,他殺這些學生就是為了讓社會知道他的存在,他要做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我們發現鄭民生類都較易被生活事件促發心理、生理反應,具有情緒不穩定、沖動性高、憤怒強烈的情緒調節障礙癥狀。本我是一種混沌狀態,是一鍋沸騰的激情。自我則不同,自我是從本我的外皮層演變而來,是現實的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自我代表理智和審慎,而本我代表尚未馴服的激情。自我的特殊位置決定了它必須具有較強的調節能力和適應能力,即調節好自身內部的平衡,適應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超我則為自我的調整提供至善至美的指導,以限制本我,達到人格最高層次即理想自我的狀態。而自我健康發展依賴于本我、超我、外界的整體環境。當自我受到的三者的壓力強度較小,個體易于保持穩態,自我受到的壓力強度越大,超過自我的張力,就越容易引發個體心理問題和社會問題。校園無差別殺人案的犯罪主體都是社會結構整體轉型時期的邊緣人,在改革的浪潮中他們被相對剝奪了實現成功目標的順境,本我和超我之間存在著巨大沖突。本我的欲望是“力比多”的巨大存儲器并自動地受唯樂原則的調節,超我用良心和犯罪感等去限制本我的沖動,自我的任務就是協調這一沖突。無奈無差別殺人犯罪主體在主觀社會支持、客觀社會支持以及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明顯缺乏。本我的性格缺陷及情緒脆弱性導致他們無法從反觀自身中獲得一種俯視自己生存狀態的認知能力。尤其是個人自我認知與社會回報之間的巨大落差,使得他們產生嚴重的弱者掙扎的自卑與自負的憤懣。在一系列的負性狀態中,自我受本我的驅使,遭超我的包圍,又受現實的拒斥,終因任務太重而被壓垮。這時,無差別殺人犯罪主體通過調整個體的認知傾向和歸因方式,對外界、本我、超我的反饋進行過濾和重新組織,其人格結構處于不協調狀態,就會產生人格障礙。當個體產生過分膨脹的甚至無依據的自我意象,和消極的外界評價,會威脅個體原有自我意象;面對這一受威脅的自我(Threatened egotism),個體如果選擇拒絕外界評價,維持原有自我意象,就會將消極情緒指向威脅源,引起攻擊性反應。[9]

三、無差別殺人的犯罪動機分析

犯罪動機是刺激犯罪主體實施犯罪行為以達到犯罪目的的內心起因。[10](P328)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說,“濫殺無辜”是不可能的。殺人,必須是“有理由”的?！盁o差別殺人”的理由就是仇恨動機。這種犯罪動機具有如下特點:

第一,仇恨動機的指向是社會。系列校園無差別殺人犯對小學生的瘋狂殺戮表達了兩層意思:通過轟動事件來體現自己的價值;讓“跟我作對”的你們付出代價。這些憤世已久的殺人狂認定特定人和不特定的多數人都在“欺負我”,根據自己個人的邏輯進行行動的動機是對社會實施報復。

第二,動機目標的彌散性。校園無差別殺人犯仇恨動機沒有具體的仇恨目標,對象泛化。他們不是針對具體的施加傷害的當事人實施的一種報復性行為,其矛頭指向的是非人格主體的社會,他要對社會進行報復。這時,不確定的、無差別的某個人、某一群人甚至所有的人,都成了潛在的無差別殺人犯謀殺的被害人。給他們帶來挫折感的不是這些孩子,是某種政策或是制度,但他無法更改制度,殺人可以表達他對制度和體制的不滿。這種攻擊也可稱為表意型攻擊,兇手不在乎達到具體的目標,只是表達心理不滿或心理敵意。

第三,仇恨動機的導向性。校園無差別殺人犯仇恨動機一旦形成,對個體的思維及行為產生約束和指導作用。行為人在仇恨動機的驅使下,尋找有利于犯罪的情境,排除各種干擾,力求達到犯罪目的。

四、無差別殺人犯罪需要、犯罪人格、犯罪動機三者的關系

無差別殺人的犯罪需要是犯罪動機的源泉和動力,當個體形成不良需要結構,主觀上意欲滿足被喚起并增強,行為人必然會實施一定的行為來滿足需要,以消除心理緊張、恢復心理平衡。正如燃燒的火遇到油一樣,無差別殺人的犯罪人格無疑是犯罪動機產生的助推器。無差別殺人犯人格結構的變化,典型的犯罪性格,自我意識水平的降低,使不良欲求惡性膨脹,行為人的個性心理結構逐漸被犯罪心理吞噬、取代、同化,便產生犯罪動機,實施犯罪行為。

無差別殺人犯罪需要、犯罪人格、犯罪動機實質上是社會稀缺資源配置的反映。系列無差別殺人案顯示無差別殺人的犯罪主體諸如福建南平的鄭民生、廣東雷州的陳康炳、江蘇泰興的徐玉元等犯罪個體的需要結構、人格結構、犯罪動機存在驚人的相似性,其產生的淵源無不與社會稀缺資源的配置密切相連。首先,按貧困狀態的“三分法”,貧困的程度理解成相互銜接,有所遞進的三個階段:絕對貧困→基本貧困→相對貧困。[11](P2)無差別殺人犯罪主體多屬基本貧困。即表現為制造財富、聚斂財富能力較弱,就業競爭能力、基本生活能力較差,基本自由權利維護與保障能力較差。由于失去發展機遇和客觀條件,他們是處于物資資源的配置劣勢的利益失落體?；谧陨淼纳嫖C,無差別殺人犯罪主體需要結構的主要目標取向只能是限于滿足生理和安全方面的需求,基本需要屢受挫折會造成人格變態。其次,從權力分層與人際分層的角度,無差別殺人犯罪主體屬于國家權力及人際資源的邊緣階層。隨著市場經濟推進,利益成為維系關系親密與否的核心要素,邊緣階層弱勢性本性決定了鄭民生類無力在國家權力及權力人際資源中實現互惠,他們在權力資源和人際資源的配置中初始位置低,且沒有足夠的經濟資本投入到人力資本提高上,社會關系網絡規模小、質量低,客觀上導致低層級需要在個體需要結構中比例太高,高層級需要比例太低的結構失衡,從而造就了低成就動機、發展力差的資源稟賦衰退的惡性循環,容易產生屬于他們的反主流的病態文化,從而出現對社會的“失范”行為。

五、結論

我國當前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觀念多元,社會競爭加劇,個體和群體所經歷的挫折和逆境在所難免。環境中不利因素的程度一方面取決于社會環境,另一方面取決于此環境中的個體是如何行為的。個人層面上,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樂觀向上的生活態度,優化自身的人格結構,塑造優良的性格品質,提高個體經歷逆境后重新整合的積極“自我心態”抵抗逆境、挫折的能力。制度層面上,完善對弱勢群體的社會支持系統,構建基層社會心理危機干預體系,構建一個健康和諧的社會,讓社會邊緣化的“失敗者”的心理健康起來。文化層面上,意識形態建設的內容必須要主動回應由利益變遷所引起的社會經濟條件變革,在適應中不斷地調整其自身的建設來實現對社會發展的引導和發揮社會整合作用。主流意識形態應該為人們提供核心價值觀念,盡量彌合利益主體之間因經濟、政治地位差別而形成的裂縫,為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溝通和流動提供足夠的渠道。

[1]于建嶸.建立社會心理問題發現渠道迫在眉睫[EB/OL].http://news.sohu.com/20100325/n271092248.shtml,2010-03-25.

[2]齊文遠,蘇彩霞.刑法中的類型思維之提倡[J].法律科學,2010,(1).

[3]肖興政.犯罪心理學概論[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日〕青井和夫.社會學原理[M].劉振英,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6]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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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綱要[M].劉福堂等,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1987.

[9]Baumeister R F,Smart L,Bodon J M.Relation of Threatened Egotism to Violence and Aggression:The Dark Side of Hight Selfesteem[J].Psychological Review,1996,103(1):5-33.

[10]何秉松.刑法教科書[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

[11]唐鈞.中國城市居民貧困線研究[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

彭清燕(1970-),女,湖南吉首大學師范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刑事法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