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的創作階段及其主題分析

王靜

（華東師范大學 中文系，上海 200241）

一

陀斯妥耶夫斯基1850-1859年的西伯利亞生活經歷，將他的小說創作分成前后兩個階段，前期的小說可以概括為自然派小說和心理小說；1860年從西伯利亞到彼得堡之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可以看作為哲理小說，在當時的俄羅斯開啟了存在主義式的小說寫作。陀斯妥耶夫斯基屬于思想家型的小說家，西伯利亞苦役對他的小說創作是關鍵性的，有了這將近10年在逆境中的體驗和思考，他才真正成熟起來，寫出了后來一系列思想深刻的作品。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自然派小說的代表作為1846年的《窮人》，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主要模仿果戈里的創作風格。果戈里是19世紀40年代俄羅斯文學的自然主義流派的代表，他的小說對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作盡可能近乎自然的描述，果戈里的《死魂靈》第1卷是自然派小說風格成熟的標志，《死魂靈》第2卷并不成功，其主要原因是果戈里擅長寫作俄羅斯的自然現實，當他希望寫出一種哲理小說時遇到了困境，從《死魂靈》前后兩卷的不同命運可以看到自然派小說的成功之處和局限性。

別林斯基歡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窮人》：“尊敬和榮耀歸于這位青年詩人，他的繆斯愛憐那些蟄居閣樓和地下室的人們，告訴那些豪華宅邸的居民：‘瞧，他們也是人，他們也是你的同胞兄弟?！保?］165別林斯基看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對弱小者、受壓迫者、受奴役者的同情，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立場。由于別林斯基的評論，陀斯妥耶夫斯基迅速獲得了小說家的聲譽。別林斯基看到了《窮人》對果戈里的模仿，同時又指出了陀斯妥耶夫斯基與果戈里不同；《窮人》描寫俄羅斯現實生活的手法從果戈里借鑒而來，但陀斯妥耶夫斯基更注重對人的內在心理的描繪。［2］201-202果戈里偏向社會生活的外在描繪，陀斯妥耶夫斯基更多在于揭示個體的內心生活，尤其關注個體的罪惡感。在《窮人》之后，陀斯妥耶夫斯基轉向了心理小說的寫作，1846年，他發表了《雙重人格》，探索人的復雜心理，別林斯基認為這樣的創作是失敗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與別林斯基就出現了分歧。仔細閱讀《雙重人格》，可以感到陀斯妥耶夫斯基這樣的心理小說并不成熟，但也可看到，他一開始就與果戈里追求不同的小說旨趣，他更偏向創作哲理小說。

陀斯妥耶夫斯基1847年加入空想社會主義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1849年4月被捕，原因是涉嫌反對沙皇的統治，隨即被沙皇政府判處死刑，準備于11月執行。沙皇政府并沒有打算要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死亡，在判他們死刑時其實已決定將他們送往西伯利亞監禁，但這要等到死刑當天才宣布，不知內情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牢房中艱難地等待死亡的到來，這種對死亡臨近的不可抗拒的思考深深影響了他后來的寫作。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4年監禁，隨后5年流放。在西伯利亞，陀斯妥耶夫斯基愛讀福音書，這讓他渡過了難關，他由此回到了基督教信仰，但他的基督教信仰伴隨著一種持久的虛無主義的體驗。虛無和信仰是歐洲19世紀后期典型的存在主義問題，尼采的“上帝死了”、克爾凱郭爾的“致死的疾病”探討的就是虛無和信仰的關系問題，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在西伯利亞這樣的生活中與虛無主義迎面相遇。

陀斯妥耶夫斯基從西伯利亞回到彼得堡后，小說創作一開始就顯示出成熟的哲學思考。美國學者考夫曼視之為存在主義的代表作家，也就是看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的哲學思考的深刻性。陀斯妥耶夫斯基深刻的思想應該放在俄羅斯語境中來理解，俄羅斯在西方世界中屬于東方國家。西方的存在主義主要面對的是虛無主義問題，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主要思考俄羅斯語境中的虛無主義?？挤蚵赋?，俄羅斯的虛無主義由屠格涅夫《父與子》開啟，但《父與子》仍不能看作是哲理類小說，主要是屠格涅夫對虛無主義的思考還沒有上升到存在主義的高度。［3］2-4屠格涅夫是典型的俄羅斯西歐派代表，活躍的舞臺為歐洲的沙龍，陀斯妥耶夫斯基對他是又愛又恨，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小說中多處談到對屠格涅夫小說的看法，就認為他年輕時期的作品可以讀，但以后的長篇就沒有多少值得讀的，屠格涅夫塑造的人物沒有性格的真實力量。陀斯妥耶夫斯基對屠格涅夫的論斷并不一定準確，但無疑只有在陀斯妥耶夫斯基這里才真正開始了俄羅斯哲理小說的創作。

二

陀斯妥耶夫斯基后期的哲理小說有這樣一些明顯的出發點：（1）基督教信仰和啟蒙理性的關系；（2）俄羅斯未來精神走向何方，這是他思考的主要問題。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俄羅斯的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沖突中偏向了斯拉夫派，但他也不是傳統的斯拉夫派，陀斯妥耶夫斯基畢竟經歷過啟蒙精神的熏陶，他不會完全認同傳統的斯拉夫派；陀斯妥耶夫斯基思考的俄羅斯未來的精神道路是不明確的。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有長達10年左右的精神修煉，他對基督教信仰和啟蒙精神均達到了很深的理解，陀斯妥耶夫斯基后期的小說基本是在基督信仰和啟蒙理性的對話中展開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早年受過啟蒙精神的深刻影響，這決定了他在接受信仰時有一個理性思辨的前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啟蒙精神表現在小說中是一種強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同時，他也受基督教精神的影響很大，啟蒙理性和信仰的矛盾貫穿在他的哲理小說的始終。從陀斯妥耶夫斯基最有代表性的哲理小說《地下室手記》中可以看到他這樣的特點：從理性批判的角度看，基督教許諾的幸福世界是值得懷疑的，這個世界是一個很卑微、很黑暗、很罪惡的世界；但他仍舊希望過上一種道德高尚的生活，這種道德的訴求來自基督教信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啟蒙理性主要是一種懷疑、批判精神，當這種精神遇到困境時，他又回到基督信仰。

考夫曼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創作與基督信仰的關系，認為他在寫作《群魔》時仍相當程度地不受基督教的影響，在《白癡》中實際上沒有任何長老制或希臘教義學說；1870年起，基督教和宗教哲學對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影響變得越來越明顯，他對生活的看法與東正教長老制說教相吻合，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陀斯妥耶夫斯基以敘述教義的方式轉達了東正教長老們的學說。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伊凡轉述了“宗教大法官”的傳說，這個“宗教大法官”角色是由陀斯妥耶夫斯基憎恨羅馬教會醞釀出來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己是一個基督徒，他也是一個激烈的反猶太、反天主教和反西方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3］2-4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矛盾在于：他沒有在啟蒙理性的道路上尋找到最終的出路，因為俄羅斯民族沒有給予他這樣的信心，俄羅斯作為西方世界中的東方民族，對西方啟蒙精神的接受是不全面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不可能從西方的內部去思考克服虛無主義和異化問題，俄羅斯在當時還是一個前現代國家。從俄羅斯當時的典型的歷史事件可以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于1861年進行農奴制改革，這是一場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農奴制改革造成的社會動蕩，一切都被推翻，但什么也沒有建立起來。陀斯妥耶夫斯基不相信當時資本主義解放運動能使俄國擺脫奴役，他認為，解放運動、無神論和社會主義是一種非俄國固有的，人為地從西歐搬去的東西。僅僅根據科學和理性的原則來建立一個“沒有上帝”的新社會制度的想法，同篤信宗教、天性溫順的俄國人民是格格不入的。［3］2-4陀斯妥耶夫斯基此時對廢奴的態度是保守的，這與他青年時代的信念是對立的，他沒有在俄羅斯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走下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啟蒙精神相比基督教信仰是較弱的力量，他的小說中有一種強烈的宿命論色彩，舊約中的約伯形象給陀斯妥耶夫斯基很大的安慰。這說明，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情感上還深深沉浸在俄羅斯的斯拉夫主義之中。

宿命論使陀斯妥耶夫斯基日益趨向保守，在去西伯利亞之前，他熱烈反對農奴制，此時屬于反對俄羅斯落后勢力的革命派。19世紀60年代初，陀斯妥耶夫斯基開始攻擊俄國革命，構思了《罪與罰》和《白癡》，跟革命民主主義者論戰；在寫作《群魔》時，他開始攻擊革命運動，開始維護宗法社會和東正教觀點，他對廢除農奴制以后，資本主義在俄國的迅速發展感到了憎惡與恐懼。在《群魔》這部反對革命運動、反對俄國社會的整個進步陣營的小說中，陀斯妥耶夫斯基反對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皮薩列夫，也反對屠格涅夫這樣的西歐派。陀斯妥耶夫斯基認為，19世紀60、70年代俄國“虛無主義”尤其是涅恰耶夫主義，正是濫觴于40年代反對俄國的國粹，力求學習西歐的自由主義，沙托夫的原型是涅恰耶夫案件中的受害者伊萬諾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賦予沙托夫被頌揚為崇高的東正教思想的體現者，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遠勝過“虛無主義者”。尼古拉·斯塔夫羅金是小說中最陰沉也最神秘的一個人物，他蔑視全人類，他是病態的、野蠻的，喜歡折磨他人取樂，他始終想擺脫精神上的空虛，然而卻永遠面對這種空虛，最后只有自殺，他身上具有宗教神秘主義氣質。

三

羅贊諾夫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中分析了西方基督信仰的三派別：天主教是對基督信仰的羅馬式的解釋，政教合一；新教是對基督信仰的德國式的理解，個體直接面對上帝；東正教是對基督信仰的俄羅斯式的解釋。［4］99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的傳說”中對羅馬天主教的批判，實際上也是對基督信仰的總體反思，這一點決定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重要性，可以看到他的啟蒙理性精神達到的高度，他在怎樣的意義上作為一個杰出的人格存在。

不過，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盡管批判羅馬天主教，但他并沒有否定東正教，對天主教的批判，也是他從斯拉夫主義的角度批判西方世界，在《群魔》的沙托夫身上可以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對這個問題更內在的思考。沙托夫是一位東正教信徒，他認為只有東正教才是真正的信仰，只有俄羅斯人民才真正理解上帝，這比較集中地代表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一種立場。俄羅斯的信仰最后覆蓋一切，在一切根本的問題上，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靈感來自基督信仰，他在西伯利亞的獄中家書中曾經寫到，如果基督和真理不在一邊，我寧可選擇基督而不是真理。陀斯妥耶夫斯基對基督的思考還是局限在東正教里面。在“宗教大法官的傳說”中，傳說中的“宗教大法官”對耶酥基督的一番話發人深?。捍蟊娦枰环N信仰，教會也就是這樣來運作的，因為不能把真相說明，否則，將給世界帶來混亂、不安全，所以，教會對大眾是必須的。陀斯妥耶夫斯基這種對天主教的理解也適于他對新教和東正教的理解。

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虛無主義問題是俄羅斯精神內在的一次深刻事件，他的虛無感是雙重的：作為個體在信仰里的虛無和對民族精神的未來出路的虛無感；陀斯妥耶夫斯基面臨俄羅斯西化改革的一種臨界體驗，舊的全部被顛覆，但新的還沒有建立起來，虛無感由此產生。盡管東正教與天主教、新教是同根，但俄羅斯與歐洲的主導精神還是有本質的不同，陀斯妥耶夫斯基面對的主要是俄羅斯西化與回歸斯拉夫本土精神的問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問題是歐洲里面的東方—西方問題。

對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主義精神，有這樣一些代表性的觀點，在下面作一些分析。列夫·舍斯托夫在《陀斯妥耶夫斯和尼采》中對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分析是存在主義式闡述的前奏，舍斯托夫將陀斯妥耶夫斯與存在主義的先驅之一尼采聯系起來分析。他認為，人們只是看到了陀斯妥耶夫斯關于災難和衰敗的啟示錄式的幻象，而忽視了他的烏托邦和樂觀主義。陀斯妥耶夫斯基發現了超人概念，與尼采對接。［1］169舍斯托夫看到，尼采的一系列問題，陀斯妥耶夫斯基已經提出來了，如超人、權力意志、上帝死了、虛無主義，等等。舍斯托夫認為俄羅斯和歐洲大陸在面對現代性問題時存在著相似的一面，陀斯妥耶夫斯基集中體現了這些相似性。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確在德國引起了強烈的影響，他在德國被視為表現主義的先驅，舍斯托夫看到了一些根本的問題。

俄羅斯存在主義哲學家索洛維約夫將陀斯妥耶夫斯基與存在主義的另一先驅克爾凱郭爾聯系起來。他認為，陀斯妥耶夫斯在描繪表現心靈的本質和能力的現象中洞察到了無意識的東西，陀斯妥耶夫斯基通過自我觀察獲得的與克氏同出一轍。兩者都通過個體的人、單個的人尋找真實，都在自我觀察中獲得最根本的哲學認識和心理學認識。陀斯妥耶夫斯基能夠在無意識的境地中掌握心靈的運動，并由此出發觀察表象、欲求等的產生過程。這就使他有可能體驗和描繪由個性形成前的無意識東西產生的神話。［1］168

俄羅斯象征主義者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論著《托爾斯泰與陀斯妥耶夫斯基》中肯定存在主義，從這個前提出發，他認為：托爾斯泰——異教徒，“洞察肉體的人”；陀斯妥耶夫斯基——基督徒，“洞察心靈的人”。梅列日科夫斯基認為，陀斯妥耶夫斯基由文學作品體現為一種新宗教的預言者，頹廢體現出尼采超人色彩。梅列日科夫斯基將托爾斯泰比作與大衛決斗的巨人哥利亞，托爾斯泰只是一位外表的巨人，托爾斯泰從來不是他們象征主義者的精神導師，這樣將陀斯妥耶夫斯基放到了托爾斯泰之上。［1］175梅列日科夫斯基偏袒陀斯妥耶夫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陀斯妥耶夫斯相比托爾斯泰更是一位存在主義者。

陀斯妥耶夫斯對20世紀的法國和德國的思想界影響很大，這主要是由陀斯妥耶夫斯存在主義式的思考深度決定的。紀德認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考問題的深度、復雜性超過了巴爾扎克。紀德的小說很大程度是與陀斯妥耶夫斯基展開對話，紀德主要關注基督信仰內的道德疾病問題，陀斯妥耶夫斯基在這方面有典型意義。但紀德為了陀斯妥耶夫斯基而犧牲巴爾扎克，也有欠公允，巴爾扎克在天主教精神中從事寫作，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東正教精神中從事寫作，有一些不可比較的因素。托馬斯·曼在《對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評價要恰如其分》一文中，從弗洛伊德的兩個傳統范疇——犯罪與疾病的角度看陀斯妥耶夫斯，癲癇病患者陀斯妥耶夫斯把疾病看作是能量過剩的產物，是“過度健康”的一種爆發和放縱。他把陀斯妥耶夫斯基視為揭露病態良心，受種種犯罪動機和疾病感覺支配的人。托馬斯·曼認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病態在于他的基督教，托馬斯·曼將陀斯妥耶夫斯基與尼采放在一起，并與歌德和托爾斯泰對立起來。［1］174-175托馬斯·曼評價陀斯妥耶夫斯的尺度是建立在他對存在主義的思考之上的。

從上述觀點可以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考正處于俄羅斯的東方精神與西歐的西方精神的一個對接點上，因為它們同有一位共名的上帝，這是問題的基本出發點。他對基督教的思考觸及到當時的西歐思想家對基督教思考的根本問題，也就是虛無主義的問題。虛無主義典型的一句話就是尼采說的“上帝死了”，過去的價值標準已經不能成為當下的價值標準，人們必須去尋求新的價值標準，陀斯妥耶夫斯基正是尋求新的價值的探索者?！吧系鬯懒恕辈⒉皇侨藗儾恍派系哿?，而是人們找不到上帝了，人們必須尋求一種價值代替上帝，陀斯妥耶夫斯基臨終也沒有找到一個明確的最后價值，他處于尋求新的價值的途中。

［1］勒納·韋勒克.陀斯妥耶夫斯基評論史概述［M］//赫爾曼·海塞，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上帝.斯人，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2］別林斯基.別林斯基選集：第六卷［M］.辛未艾，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3］考夫曼.存在主義——從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M］.陳鼓應，孟祥森，劉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4］羅贊諾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M］.張百春，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