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研究綜述

廖 凱

（中國政法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088）

當前國內外關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批判》）的研究，主要視域有兩個：一是它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定位問題，即將《批判》放入馬克思整個哲學思想源流中加以系統化考察；一是關于市民社會理論的若干問題，因目前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已成為比較社會學關注的主要領域之一，而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又是該領域的主流話語資源。

一、《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定位

《批判》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定位問題，長期以來存在爭議。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手稿》）在1932年公開發表后即引起全球性的熱議相比，直到1957年后，德拉·沃爾佩的《盧梭和馬克思》才將《批判》作為馬克思主義最重要文本之一加以研究。第一位對《批判》進行系統研究的是以色列學者阿維內里，1967年他出版有《馬克思的社會和政治思想》。［1］蘇東劇變以后，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問題倍受關注時，《批判》才引起世界范圍的廣泛注意。對《批判》定位問題的主要觀點有以下四種：

1.世界觀轉變完成說。該說是多數前蘇聯學者及一小部分中國學者的觀點。①參見И.С.納爾斯基等《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金順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М.Т.約夫楚克、汝信《黑格爾辯證法和十九世紀的俄國哲學》，《世界哲學》1958年第3期；拉賓《馬克思的青年時代》，南京大學外文系譯，三聯書店1982年。前蘇聯學者拉賓、約夫楚克、維爾斯基等認為，《批判》的完成，標志著馬克思已經完成了哲學世界觀的轉變，其主要論據是，與黑格爾認為國家決定市民社會不同，馬克思已經清晰地提出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重要觀點。劉冰認為，“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進行批判來清除自己尋求法的真理的思想障礙，經過大量閱讀等一系列準備工作，在1843年的夏天，馬克思完成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文，在1843年末—1844年初，馬克思又撰寫了更為成熟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至此，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全部完成，該書標志著馬克思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偉大轉變?！保?］

2.優勢過渡說。該說是一部分蘇聯學者及多數中國學者的觀點。②參見費多謝耶夫《卡爾·馬克思》，三聯書店1980年；巴庫拉澤《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秦水譯，三聯書店1963年；奧·科爾紐《馬克思恩格斯傳》（第1卷），管士濱譯，三聯書店1963年。前蘇聯學者巴庫拉澤、費多謝耶夫和法國學者奧·科爾紐等主張，《批判》在馬克思思想發展史上，只具有從唯心主義歷史觀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過渡性質，但歷史唯物主義新觀點已占據優勢?？茽柤~認為，從博士論文階段開始，馬克思已經“通過這種批判，建立了超越黑格爾和青年黑格爾派的新的歷史發展觀”，《批判》顯然是這種努力的繼續，但“這種批判還沒有使他達到共產主義，而只是達到對民主制的相當含糊的理解”。［3］244“優勢”一詞，很大程度上指的是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超越，反過來說，費爾巴哈當時對馬克思的影響已處于削弱狀態。對此，波蘭學者茲維·羅森說，“甚至就是在這個時候，費爾巴哈的影響也是極有限的”。［4］178

國內多數學者比較贊同此種說法，如薛文華、李豐才認為，《批判》的“正本清源，為馬克思思想進一步轉變打下堅實的基礎”。［5］蔡英田也說，“馬克思的世界觀經歷了一個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程，《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這一過程開始的標志”。［6］陶富源在《馬克思哲學世界觀第一次轉變的開端——重讀〈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文中列舉了作為優勢過渡的“開端”性的四個表現之一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最初萌芽。［7］朱學平揭示了這種過渡性的本質，認為《批判》具有“根本性的轉折意義”，“在批判黑格爾法哲學的過程中發生了一場重大的思想轉變——即從政治批判到社會批判的根本轉變，并由此徹底改變了他以后一生的思想道路”。［8］王東、郭麗蘭也指出了這種過渡中的“新意”，即《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不僅是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學說和法哲學的系統批判，更重要的是對黑格爾國家哲學背后的邏輯方法和哲學體系的批判，正是在對黑格爾一般哲學的剖析中，馬克思開始轉向唯物主義，實現其哲學變革和創新。［9］

3.舊哲學基礎說。該說是日本學者城塚登及個別國內學者的觀點，他們主張，馬克思在《批判》時期總體上還是以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為立場去批判黑格爾抽象法哲學的，而且有的方面仍是黑格爾努力的繼續。城塚登認為，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立場的超越努力，自黑格爾那里就開始了。黑格爾在指出市民社會中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分裂后提出，市民社會中的人還并非真正的人，市民社會必須作為中介被揚棄，克服市民社會的力量是國家。也就是說，盡管黑格爾將國家力量理想化，但已指出了法權的抽象性以及社會存在的中介性。馬克思循著黑格爾前進，指出盡管市民社會中的人是有種種缺陷應加以克服的人，但這樣的人才是現實的人，克服市民社會，不是依靠國家的力量，而只有依靠現實的人，依靠在市民社會內感性活動的人來完成。［10］58韋繼輝、潘惠香則說得更直白，費爾巴哈哲學是馬克思思想進程中并未缺失的“從前的哲學信仰”。馬克思在1843-1844年間，曾有過對費爾巴哈哲學的迷信，并自覺以費爾巴哈哲學為原則來觀察和分析歷史問題，歷史觀上有明顯的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痕跡。此間，馬克思的世界觀總體上并未超越費爾巴哈哲學，新世界觀思想仍未誕生。［11］

4.回歸原意說。該說主張，對《批判》進行歷史定位的最基本標準，更多地仍應以馬克思在有關著作中的說明為是。這段令人困惑的說明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保?2］32圍繞這段原話，主張返回原本的學者分為兩派。一派認為，恩格斯對馬克思的理解是更為恰當的。恩格斯指出，馬克思是在《德法年鑒》發表的文章《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最先概括出“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這一結論的。另一派則主張，前蘇聯學者巴加圖利亞的觀點更具說服力，即馬克思是在《批判》而不是在《德法年鑒》發表的文章中提出該結果的。

具體而言，恩格斯說，“馬克思不僅得出同樣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鑒》（1844年）里已經把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系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而不是相反”。［13］248段忠橋支持恩格斯該觀點，他認為，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已就“這一條道路”進行了解釋，“……這種世界觀沒有前提是絕對不行的，它根據經驗去研究現實的物質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觀。這一條道路已在《德法年鑒》中，即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和《論猶太人問題》這兩篇文章中指出了?！保?4］261-262段忠橋認為，這里馬克思已說得很清楚，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一研究成果，如恩格斯的理解，最初是在《德法年鑒》的兩篇文章中得出的，并據此反駁了巴加圖利亞的觀點。［15］

巴加圖利亞的主張也并非全無道理，他認為，“無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還是在《德法年鑒》的其他文章中，馬克思都沒有明確地表述過這個沒有形成的思想。然而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中，我們發現了幾處直接或間接同‘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相一致的思想，至少是相類似的思想”。［16］18楊學功、馬原贊同上述主張，并認為它是有根據的。他們認為，在《批判》中，馬克思顛倒黑格爾“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針鋒相對地提出“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觀點，只是闡明其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開始而非完成，后者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也不是完全等值的。［1］

總之，上述四種定位各有可取之處。世界觀轉變完成說與舊哲學基礎說可以說是兩種略顯極端化的觀點，要么高估要么低估了《批判》的貢獻。筆者以為，馬克思所提“市民社會決定國家”，只是為糾正黑格爾在認識論上本末倒置，而要真正達到決定論意義上的決定程度，就必須首先接受政治經濟學批判，還須將其與生產關系理論打通，而后述兩大任務，是在馬克思此后的深入研究中完成的，因此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不可同日而語。這恰是前述優勢過渡說的基本論調。與前兩種學說相比，優勢過渡說妥當性更強，既克服了世界觀轉變完成說過于樂觀輕率的估計，又克服了舊哲學基礎說過于悲觀苛刻的評價，與回歸原意說相比也有共同之處?？梢哉f，優勢過渡說未嘗不是“回歸原意”之結果，亦即“回歸原意”的結論正是“優勢過渡”而已。鑒此，筆者基本贊同優勢過渡說與回歸原意說對《批判》的定位判斷。

二、關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的市民社會理論

“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概念并非是馬克思獨創，早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就被用來指稱政治社會、公民社會和文明社會。至14世紀的歐洲，“它不僅指單個國家，而且指業已發達到出現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體的生活狀況”。［17］12517-18世紀是反對專制王權斗爭的開始期，契約論者洛克、盧梭和孟德斯鳩等轉而將市民社會界定為與人的自然狀態相對的政治活動或政治社會。在他們看來，在自然狀態下生活的人們，為保護自己的生命和財產不受侵害，彼此交出了自然權利，簽訂了種種協議或契約，由此形成的社會狀態叫市民社會?？梢?，這里市民社會實質上是指與自然狀態相對的人類文明狀態，并從理念上認為政治社會先于和高于國家。

真正對國家與市民社會作出明確區分的是黑格爾。他“第一次把國家與市民社會作出明確區分”［18］718，但跟他的強權國家說相一致的是，黑格爾主張國家并非維系和完善自然狀態的工具，而是對市民社會“超越”。在談及市民社會的出現時，他指出：“市民社會是在現代世界中形成的，現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規定各得其所”［19］197，“它的形成比國家晚”［17］125。確切地說，國家是相對于市民社會來說更高的一個階段，國家決定市民社會。在論述市民社會和國家關系時，黑格爾說：“作為差別的階段，它必須以國家為前提”［17］125，“國家是絕對自在自為的理性東西”［19］207?！艾F實的理念，即精神，把自己分為自己概念的兩個理想性的領域，分為家庭和市民社會，即分為自己的有限性的兩個領域”。［19］253由此可見，黑格爾在把市民社會和國家區分開來的同時，又試圖將二者的對立消解于國家之中。

馬克思將拉丁語的societas civilis轉譯為德語bürgerchile Gesellchaft，在黑格爾的基礎上繼續對市民社會概念作出分析。但在《批判》時期，他集中批判黑格爾和青年黑格爾派頭足倒置的世界觀，“市民社會”概念也被局限于指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市民社會，或更為簡潔地說，資產階級社會，他對市民社會的研究基本可被概括為恩格斯的一句話：“馬克思從黑格爾的法哲學出發，結果得出這樣一種見解：要獲得理解人類歷史發展過程的鑰匙，不應當到被黑格爾描繪成‘整個大廈的棟梁’的國家中去尋找，而應當到黑格爾所輕視的‘市民社會’中去尋找?！保?0］409

值得說明的是，馬克思各時期對市民社會的認識并非一成不變。在《批判》后的著作中，馬克思接續已被扭轉的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開始將對市民社會關注的重心放到經濟領域乃至物質的生活關系中去。經歷了《手稿》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后，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主張，“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所制約、并且也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保?1］41其時他將市民社會理論與生產關系理論對接，第一次系統闡述了唯物史觀基本原理，更系統科學地論證了共產主義，并最終在《共產黨宣言》中實現了生產關系理論同革命實踐的真正統一。

綜上，《批判》對市民社會的研究，主要是就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問題對黑格爾頭足倒置的一種“反轉”而言的。目前學界對《批判》中市民社會理論研究的主要分歧，也首先是在關于這種“反轉”究竟達到何種程度上進行的，主要有四種不同觀點：

一是市民社會決定者說。該說完全將市民社會大體等同于馬克思后來提出的經濟基礎，認為在《批判》中，“市民社會決定國家”觀點已被馬克思論述得清清楚楚，基本已實現了向唯物史觀的轉變。①參見陳先達、靳輝明《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75頁；高光等《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研究：從〈博士論文〉到〈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156頁；劉冰《科學的批判——〈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及其〈導言〉讀后》，《廣西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第56-60頁。該觀點實際上和前述世界觀轉變完成說一脈相承。

二是市民社會前提者說。與第一種觀點相比，該說僅主張《批判》只是就黑格爾的頭足倒置加以最簡單化反轉，將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前提。朱學平認為，《批判》只提出了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以糾正黑格爾的頭足倒置，且這只是批判的主題和邏輯層次之一。［8］其主要論據是，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對普魯士國家的本質洞見得到了證實。這就是：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國家本身沒有力量，而是依賴于構成社會的各等級、團體——黑格爾的市民社會。這一結論不是在《批判》中，而是在幾個月后的《論猶太人問題》中才第一次得到明確表達：“這種人，市民社會的成員，是政治國家的基礎、前提?！咽忻裆鐣?，也就是把需要、勞動、私人利益和私人權利等領域看作自己的自然基礎?！保?4］187-188這才是《批判》的真正結論所在。否則，如果馬克思真得一開始就得到了這一結論的話，他就沒必要去批判黑格爾的國家學說，而是直接進到《論猶太人問題》的思想視域之中。該觀點實質上和前述優勢過渡說一樣，看到了市民社會理論在馬克思思想發展史上的階段性地位，因此其具體主張《批判》中市民社會不過是作為國家的前提者而被論述，也就有其相應的道理在。

三是市民社會非主旨說。主張馬克思在《批判》中并不是將市民社會和國家的決定與被決定、前提或后承關系視為最關鍵者，他所強調的乃是一種人民生活與國家生活的同一性。李曉江主張，《批判》的主旨，并非要解決市民社會和國家誰決定誰的問題，也并非主要地強調市民社會的重要地位，而是要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及對現代國家的批判，來表達在“人民成為國家的原則”的基礎上重建人民生活和國家生活的同一性這一實踐訴求。［22］

四是市民社會理論原則說。主張《批判》有兩條主線，一是社會結構的線條，二是社會發展的線條。張一兵認為，社會結構的線條是一種理論原則的線條，它通過糾正黑格爾國家決定市民社會的頭足倒置而確立了市民社會在先的理論原則，并不是最重要的；社會發展的線條是一種基于實踐沖動的理論框架，從而是一種堅持人本主義異化史觀的價值批判，突出了作為“人”的無產階級的重要地位。［23］其理論根據是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所說的，“只有當現實的個人同時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個人勞動、自己的個人關系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識到自己的‘原有力量’，把這種力量組織成為社會力量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當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開的時候，只有到那個時候，人解放才能完成”［20］443，而人的解放“本身表現了人的完全喪失，并因而只有通過人的完全恢復才能恢復自己。這個社會解體的結果，作為一個特殊等級來說，就是無產階級”［20］466。

筆者認為，除第一種觀點之外，后三種都有其合理之處，在此僅強調一點：無論認為市民社會理論并不構成《批判》的主旨，還是認為市民社會及其與國家關系一環在《批判》兩條主線中并非關鍵，《批判》對人民、人民在國家中的地位以及人民如何實現這一地位等問題樸素的論述，卻都是借著對黑格爾的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頭足倒置之“反轉”而展開的。進而不妨換一種視角，說《批判》主旨是重建人民生活與國家生活的同一性也好，說其更重要主線是人的革命實踐也罷，都不能跳過對市民社會的深入分析，因為市民社會就是人民生活和革命實踐的舞臺，是孕育變革的場所。這也是馬克思在后來的研究中從未輕視市民社會理論，經政治經濟學批判至歷史唯物主義最終確立，都非常注重該理論完善的最根本原因。

圍繞《批判》中的市民社會理論的現實意義問題，學界也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聲音。一為否定說，認為馬克思雖從《批判》開始一直在運用市民社會概念，但對市民社會本身則是忽略和貶低的。美國社會學家阿爾文·W·古德訥在《兩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中的矛盾和悖理》中聲稱，“馬克思愈是忽略和貶低市民社會，就愈是在描述一個毫無安全保證的社會主義，一個掌握政權后只能實施集權模式的社會主義?！雹賲⒁奾ttp：//www2.pfeiffer.edu/1ridener/DSS/Marx/2marxtoc.htm，訪問日期2009年11月8日。葛蘭西和哈貝馬斯等人不滿于馬克思傳統市民社會理論，開啟了新的市民社會研究范式。葛蘭西認為，市民社會并不屬于基礎結構領域，而屬于上層建筑領域，是制定和傳播意識形態特別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各種私人的或民間的機構的總稱，是統治階級實現文化領導權和革命階級建立對立的文化領導權的主要領域，從而開創了市民社會文化討論的先河。［24］哈貝馬斯將“公共領域”和“生活世界”的概念引入市民社會的討論中，先是從歷史和邏輯的角度分析市民社會特別是公共領域的發展演變過程和后果，后又從“交往行為”和“生活世界”等規范角度刻畫市民社會，并強調對理想化生活世界之建構。②參見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學林出版社2002年；《交往行動理論》（第2卷），洪佩郁等譯，重慶出版社1994年。這些新范式也頗受國內學者追捧，甚至站在社會學或政治學而非哲學角度對市民社會經濟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等加以綜合性研究已經成為目前國內主流方法。［25］二為肯定說，認為馬克思從《批判》開始的市民社會研究，總的來說是一種社會經濟形態理論，在哲學上是一種整體的社會歷史觀。［26］正如查爾斯·泰勒所言，“勞動的分工、交換、生產工具私人所有（這些在黑格爾思想中已經至關重要）、以及社會劃分為有產者與無產者……構成了馬克思所想象的市民社會的核心?！保?7］35-36因此，林娜說，如果有誰否定馬克思對市民社會所作出的這種歷史哲學式化約，則肯定是一種強求，因為馬克思所要探求的是人類歷史發展規律而非市民社會的具體規定性，遵循的是政治經濟學路徑而非社會學路徑，唯有經濟才是市民社會的實質和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因素，這種化約不過是在一個高度抽象的研究領域內部“不得不付出的代價”。［26］

筆者基本同意肯定說的主張，贊同不以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對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的研究作出簡單否定，應當看到，當前社會學、文化學研究方法固然具有創新性和實用性，但也不能據此否定馬克思在當時客觀條件下以歷史哲學方法對市民社會作出的帶有本質性和根本性的結論。對市民社會經濟化約式的研究，并非是馬克思對市民社會其他領域的忽視，更多地是服務于當時客觀的理論和實踐要求，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過程也清晰說明了這一點。從一個單純的歷史哲學概念走向綜合性的社會科學概念，市民社會理論本身也不可能一成不變，但不能因為目前研究方法和領域的創新而輕率否定前人的重大理論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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