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我國當代翻譯理論研究和實踐的發展

張 瑩

【摘要】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翻譯進入一個新的時代。1949—1978年間, 大多數翻譯學家的理論研究是從文學翻譯的角度進行的,由傅雷提出的“傳神達意”,在這一時期,被認為是文學翻譯的主要標準之一。 “文化大革命”過后兩年,中國采取了“改革開放”政策,使我國的翻譯理論研究與實踐活動有了新的,充滿活力的氛圍。受到西方國家的一些不同翻譯理論影響,我國的學者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一直遵循的翻譯理論,并且進行多樣化的研究。

【關鍵詞】翻譯理論; 翻譯實踐; 發展

前言

我國最早的翻譯活動可追溯到周代,在悠久的翻譯歷史中,譯者們就在長期實踐中探索總結出種種翻譯思想或方法,這些思想包括對翻譯性質、原則和翻譯技巧等的研究,幾乎涉及了翻譯領域的各個方面,為建立系統的現代翻譯學理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大規模的翻譯活動開始于東漢。當時,佛經的翻譯盛行,因為有了大量的翻譯實踐,那時的許多優秀的譯者提出了自己的翻譯理論。東晉的釋道安首先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說,提出譯文要貼切原文,是直譯理論的代表。到了唐代,玄奘認為佛經的翻譯標準是“既需求真,又需喻俗”,求真就是要緊貼文本,忠實傳達文本的原義,而喻俗則是要考慮到譯入語的表達習慣。實際上,從玄奘開始,中國的翻譯理論已經提出以直譯為主,意譯為輔,已經是非常先進的翻譯思想。

到了清朝末年,嚴復在《天演論》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這就是引起后人頗多爭論但總結為“開一代翻譯之風”的“信、達、雅”翻譯標準?！拔逅摹边\動之后,由于當時的學者提出文字革命,倡導大家使用白話文,這股潮流也影響到了譯界。胡適發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號召,主張譯文使用白話。瞿秋白更明確地指出:“翻譯——除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 可以看出,當時的翻譯活動擔負著引進新思想、創新中國古老文字的重要使命,嚴復提出的“雅”的標準受到了廣泛的質疑,但是信與達仍然是非常貼切的翻譯標準。三十年代初,譯界開展了信與順的辯論。當時趙景深提出“寧錯而勿順,毋拗而僅信”,魯迅則提倡“寧信而不順”的硬譯。通過這些辯論,中國譯界對原文內容和原文形式之間的辨證關系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

而建國以來,中國和外界的交流更加頻繁,涉及的譯入語言種類更加豐富。隨著翻譯實踐的增多,譯界對翻譯理論的研究更加系統化,許多翻譯家大都提出了自己的翻譯原則,讓我國的翻譯事業迅速發展到了一個空前繁榮的階段,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就。本文將介紹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在翻譯理論研究和翻譯實踐活動各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淺談我國當代翻譯理論研究和實踐的發展。

一、1949至1978年間的翻譯理論研究與實踐活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翻譯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成為國家文化和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維護譯者的利益,國家翻譯協會建立。

一些大型翻譯始于對馬克思和列寧作品的翻譯,馬列作品翻譯局于1949年設立。然后,在20世紀50年代,大量的科學和工程技術文章被翻譯成中文,以滿足國家的社會和經濟建設的需要。 20世紀70年代,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之后,我國的許多翻譯人員都參與到了聯合國文件的翻譯工作當中。

在此期間(1949年—1978年),我國的文學翻譯從一般翻譯中分離,文學翻譯者成為中國的文學藝術(下轉第95頁)人才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段時間, 大多數翻譯學家的理論研究都是從文學翻譯的角度進行的。他們指出:文學翻譯,是不同于一般翻譯的高標準翻譯。文學翻譯是譯者將原文的意境復制到目標語言的一種翻譯方法。這需要譯者不僅能掌握好兩種語言,而且還具備掌控藝術創作過程和原文文學精神的能力。由傅雷(1908年—1966年)提出的“傳神達意”,在這一時期,被認為是文學翻譯的主要標準之一。

因此,一部文學作品翻譯的成功在于其對原文傳神的表達。如果原文是部藝術性很強作品,在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時,應當盡可能的保留其藝術性。當然, 文學翻譯對“神似”的提倡并不意味著對“形似”的否定。一部好的翻譯作品應該是“神形皆似”。如果由于語言和文化差別,使譯者在翻譯時產生了“神似”和“形似”的矛盾,根據傅雷的“神”重于“形”理論,他應該犧牲原文的形式而達到“傳神”的目的。

在我看來,傅雷的翻譯理論實際上是對嚴復“信,達,雅”理論的一種發展。嚴復的這三個翻譯標準,是針對普通翻譯的一般標準。而傅雷的“神似”,可以認為是文學翻譯的終極目標,但并不一定適用于科技或其他專業技術領域的翻譯。

1964年,國學大師錢鐘書提出其“化境”理論,成為指導文學翻譯的又一重要標準。在佛教中“化”的境界是指一個對象的精神和靈魂轉化到另一對象的肉體當中。錢鐘書把這一佛學詞匯用于其翻譯理論研究中,來說明文學翻譯的過程就是把原著的精神和靈魂轉化融入到譯作當中。

二、1978年后的翻譯理論研究與實踐活動

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過后兩年,中國采取了“改革開放”政策,使我國的翻譯理論研究與實踐活動有了新的,充滿活力的氛圍。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越來越多優秀的翻譯工作者和各種所需的翻譯機構,在我國各地,尤其是在沿海地區成長起來。在此期間,中央政府一直給沿海地區制定許多優惠政策,大大有助于其發展對外貿易,經濟和外交關系。雖然文學翻譯在這一時期的翻譯實踐活動當中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但關于國際貿易、外交、技術、信息科技等的翻譯工作成為了50萬名中國翻譯人員更為主要的翻譯任務。他們從事著對內或對外的翻譯活動,把中國的文化傳播到世界。除了英語這一主要的外國語言之外,他們還進行著全世界一百多種語言的翻譯工作。

1982年,在國務院的大力支持下,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建立,它是指導和協調我國翻譯理論研究與實踐活動的權威機構。由其出版的學術刊物《中國翻譯》,被公認為是我國譯界學術水平最高、最具權威性的期刊?！吨袊g》是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的會刊,旨在反映國內、國際翻譯學術界前沿發展水平與走向,開展譯學理論研究,交流翻譯經驗,評介翻譯作品,傳播譯事知識,促進外語教學,介紹新、老翻譯工作者,報道國內外譯界思潮和動態,繁榮翻譯事業。它給我國廣大的翻譯工作者介紹了國內外最新的翻譯理論知識。

由于對優秀的筆譯和口譯人員的迫切需要,促使普通高校的外語學院或外語教育類高等院校把翻譯設立為一門學位課程。在中國,翻譯首先是作為研究生教育課程,然后才是本科教育課程。1979年,由聯合國資助的聯合國翻譯中心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成立,主要目的是為聯合國培養優秀的翻譯人員和同聲傳譯工作者。這個三年制的翻譯培養計劃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從1986至1995年,該中心大約培養出了200多名擁有筆譯或口譯碩士學位的畢業生。他們成為了我國翻譯理論研究和實踐的主力軍。

在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翻譯實踐工作者和理論學家都有了擴大自己視野的機會。而關于翻譯理論的探討也不僅僅局限于對翻譯標準或直譯意譯這些方面。受到西方國家的一些不同翻譯理論影響,我國的學者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一直遵循的翻譯理論,并且進行多樣化的研究。不過,對翻譯理論的研究還是主要分為兩大流派:語言學流派和文學文化流派。

在南開大學和天津外國語學院但任翻譯理論與實踐教學多年的金堤教授,向我國翻譯界介紹了尤金奈達的“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理論,并且提出這一理論在中國的可行性。而傳統的一些翻譯理論家則依然從文學文化視角進行翻譯理論研究,而其研究的對象也依然停留在翻譯的原則,標準和策略方面。從他們的文章當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嚴復“信,達,雅”理論的影響,盡管他們對這一理論賦予了一些新的含義。

同時,除了系統的翻譯理論研究之外,科技翻譯和專業化翻譯的理論研究工作也普遍開展起來。1988年,《中國科技翻譯》創刊,該學術期刊旨在促進我國科技翻譯和專業化翻譯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大量的科技翻譯論文在《中國科技翻譯》上發表,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理論觀點。 這些文章無疑將成為科技翻譯理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結語

翻譯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在我國已經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以來,更是迅速發展到了一個空前繁榮的階段,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就。當然,在我們的研究中也同時存在著許多的不足和有待解決的問題。因此,中國翻譯研究應當吸取傳統的翻譯理論精華,在此基礎上借鑒西方的語言學和翻譯學理論,兼蓄并收,多著眼于差異化研究。每一位翻譯工作者,都應在前人偉大成就的基礎上,繼續努力地進行翻譯理論研究與實踐工作,爭取為我國的翻譯事業的發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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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張瑩(1981.11-),女,四川宜賓人,碩士,助教,研究方向: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