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排話語下的氣候“陷阱”

文/ 錢 煒 編輯/ 任 紅

“6000年前，地球的溫度比現在還要高約1.5℃，我國中緯度地區要比現在溫暖潮濕得多，作為中華文明源頭的仰韶文化就是在這種氣候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如果以冰河期結束后的1萬年為考察對象，看不出現在的氣候有什么不正常！”

一直主張“氣候變化有很大不確定性”的中科院副院長丁仲禮院士笑稱自己的觀點是“非主流”。

瑞典能源巨頭Vattenfall承諾到2050年實現零排放 攝影/Julien MUGUET/CFP

丁仲禮院士所率領的課題組在2009年12月《中國科學》D輯上發表最新研究成果。在這篇題為《國際溫室氣體減排方案評估及中國長期排放權討論》的論文中，他將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等機構此前提出的減排方案，統統稱作“減排話語下的陷阱”，并直斥這些方案“在道德上是邪惡的”，因為它們試圖“將目前國際上已經形成的貧富差異固定化”。

“C O2翻倍，升溫2℃”，不滿足科學實驗的基本要求

“在大氣氣溶膠研究尚不深入的背景下，拿氣溶膠說事，無非是想繼續為‘高敏感性’張目?！?/p>

丁仲禮解釋說，這個“陷阱”由6個環節組成。首先，強調全球溫度對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高敏感性，這是核心，也是起點；在這一前提下，做出升溫將給人類帶來災難性影響的推論；接著作出價值判斷，即要在本世紀內將全球增溫控制在2℃以內；繼而提出要實現這一目標，大氣二氧化碳當量濃度應不超過450p p m；最后一個環節則是其最終目的：為發達國家設計了比發展中國家多數倍的未來人均排放權。

然而，這個邏輯體系中的起點究竟成不成立，至今還是個問號。丁仲禮表示，確定這個敏感性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利用氣候系統數值模式進行計算，二是從歷史記錄中評估。極其復雜的氣候變化難以用數值模式準確地模擬出來，在建立模式及模擬過程中，必須引入眾多假設與簡化處理。比如，在全球10多個較為有名的模式中，同樣將二氧化碳濃度從280ppm上升到560ppm，獲得的增溫幅度從1.5℃到6.4℃，差別竟達5℃之多。因此，所謂“C O2翻倍，升溫2℃”的觀點，只是從多個模式模擬結果的平均值中得來，不能滿足科學實驗的基本要求，因為數據在不同實驗室中能不斷重現。

一群打扮成雪人的環保人士在柏林呼吁關注氣候變化。他們的口號是“拯救雪人”。攝影/Imago/CFP

根據全球氣象觀測資料，過去150年來，全球平均氣溫上升了0.66℃，與此同時，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從此前的280ppm增加到385ppm，其他溫室氣體增加了70ppm左右的二氧化碳當量濃度。這就相當于為評估氣溫與二氧化碳濃度的敏感性作了一個長期實驗——即便這0.66℃的增溫完全是由溫室氣體濃度升高造成，那二氧化碳濃度倍增后，升溫也只在1℃左右。丁仲禮認為，“敏感性”顯然被大大高估了。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是，當前的二氧化碳濃度為385ppm，若再把甲烷等其他溫室氣體換算為二氧化碳，則大氣二氧化碳當量濃度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450ppm，而事實上，150年來地球的增溫只有0.66℃左右。

丁仲禮說，I P C C的科學家們當然看到了這一問題。對此，他們給出的簡單解釋是，大氣氣溶膠的致冷作用，消抵了很大一部分二氧化碳的溫室效應。對此說法，我們可以用非常簡單的觀察事實予以否定：一是南北半球比較，北半球排放的氣溶膠遠多于南半球，但北半球升溫幅度反高于南半球；二是冬夏季節比較，冬季氣溶膠濃度遠高于夏季，但其增溫幅度也高于夏季。此外，大氣中的氣溶膠并不都起到致冷作用，有的還有致暖作用?！霸诖髿鈿馊苣z研究尚不深入的背景下，拿氣溶膠說事，無非是想繼續為‘高敏感性’張目?！倍≈俣Y說。

太陽活動和海洋影響不可忽視

最近150年0.66℃的增溫，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太陽活動等自然因素造成。

丁仲禮指出，考察100多年的數據，從統計的角度論，二氧化碳與溫度的相關性，沒有太陽活動與溫度的相關性高。

他解釋說，100多年前，地球處于小冰期尾聲，太陽活動強度為低值，其后，太陽活動整體比小冰期高，但呈波動變化，其中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為高值，六七十年代為低值，80年代以來又有升高，這個波動與100年的溫度變化記錄高度吻合。而同時期的二氧化碳濃度曲線卻一直呈上升狀態，并沒有這個“波動性”。

英國學生宣傳騎自行車環保出游攝影/Murdo Macleod/CFP

因此，他表示，可以肯定地說，最近150年0.66℃的增溫，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太陽活動等自然因素造成。但這比例有多大？難以定論，因為科學界對太陽活動影響氣候變化的具體機制尚待深入研究。

此外，影響氣溫波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海洋，尤其是大洋環流的變化。比如不少研究者認為，從1940年代到1970年代的全球降溫，以及1998年以來到現在的降溫都可能同洋流的變化有關。丁仲禮說，可惜我們對海洋所知甚少。

七個減排方案無一公平

G8方案貌似公允，實際由于排放基數不同，發達國家將獲得3.9倍于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未來排放權。

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一些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提出了7個影響較大的減排方案。丁仲禮課題組在模擬這些方案后指出，這些方案無一公平，不應作為今后國際減排談判的任何參考。

丁仲禮舉IPCC的方案為例。它將2050年大氣二氧化碳當量濃度目標定在450ppm，在這個目標下，全球只有約8000億噸二氧化碳排放空間。在這個總量限制中，發達國家確定“率先減排”比例后，余下的才為發展中國家的排放權，但所剩已不多。

而“硬幣”的另一面則是，大氣二氧化碳的濃度，從工業革命前的270ppm提高到2005年的380ppm，其中的約60%是由人口不到全球15%的27個發達國家“貢獻”的。在此期間，27個發達國家的人均累計排放達到了251噸碳，而發展中國家只有33噸碳，兩者相差7.5倍。

而G8方案在去年G8國家首腦會議后推出，并作為哥本哈根談判中發達國家的主要提案。它的核心是，到2050年，全球減排50%，發達國家減排80%。丁仲禮認為，這個方案貌似公允，實際由于排放基數不同，發達國家將獲得3.9倍于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未來排放權。

丁仲禮指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確定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之所以強調“區別”，主要原因就是各國歷史上實際排放量的巨大差別。但這些方案無一不在幫發達國家回避歷史責任。

“氣候的歷史就是以不同時間尺度波動的歷史，不管有沒有人類活動，變是絕對的，不變才是相對的。人類對氣溫升高的憂慮，主要不應在幅度上，而應在速率上。如果氣溫以緩慢的速度波動性升高，就像過去150年那樣，對人類來說，不見得是壞事，因為溫暖期在全球尺度上看，其生物總產量將大大超過寒冷期。但是，如果升溫速率過高，地球上的物種，包括人類，都將有可能來不及適應而受到嚴重影響的危險?！倍≈俣Y說。

不過，丁仲禮表示，雖然I P C C高估了溫室效應，同時又在未來排放權的分配上向發達國家傾斜，但它倡導的節能減排的理念無疑是正確的。普及這個理念也是保證我國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