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內部產權改革的微觀分析

王婷婷

【摘 要】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是我國產權改革的重中之重,深入理解國企改革進程對于今后的改革有重要的意義。本文以諾思的適應性效率理論為基礎,對國企內部產權改革過程進行微觀分析,指出國企改革過程中一些改革措施的實行,沒有正確引導個體知識的發揮及其向正確的方向發展,從而與當時的經濟環境產生了不適應性,不利于國企改革的成功。只有提高國企改革措施與改革環境的適應性,正確引導個體努力的方向,改革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關鍵詞】國有企業;適應性效率;生產性知識

中圖分類號:F84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8283(2010)07-0308-01

國有企業改革是我國成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關鍵。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核心是對激勵機制進行根本的轉變。作為我國重要的市場主體之一,國企長期面臨著激勵不足、效率低下等問題,因此產權改革成為造就真正市場主體的關鍵。如何理解國企改革的進程,為未來的改革積攢經驗教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以適應性效率理論為基礎,對國企內部產權改革進程進行微觀分析。

1 適應性效率理論

諾思是新經濟史學的代表人物。在2005年出版的《理解經濟變遷過程》一書中,諾思對適應性效率做了全面的闡述?！斑m應性效率——描述美國和西歐的那種類型的效率——需要一套能夠迅速適應沖擊、擾動、和普遍不確定性——這是每一個社會的歷史特征——的制度體系。這種靈活的制度是以非正式約束所形成的信念為基礎的?！盵1](P71) 諾思通過對認知科學的學習,逐漸認識到“經濟變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參與者對自身行動結果的感知所塑造的深思熟慮的過程?！盵1](P2) “當演化的信念體系創造出一個“良好的”人造結構,能夠處理個人和社會面臨的新奇經歷,也能夠很好地解決新的兩難問題時,經濟發展就能成功。對人造結構的研究越深入,我們就越有可能成功的解決新奇問題。這也是適應性效率的含義;創造必須的人造結構是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盵1](P64)可以看出,信念對于制度的產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構造制度的信念體系的變化也會導致制度的變更。

人們常常把意識分為兩個層次:基本層次或者核心的意識以及更高層次或者擴展的意識。[1](p37)諾思認為,核心意識是大腦對世界事物的認識,擴展的意識包括認知,這種認知包含了一個人過去的、未來的以及現在的模型,展示了直接的認識。由于核心意識先天存在及擴展意識的不斷發展,不同的人們具有不同的心智結構來看待這個世界,而且心智結構也會隨著物理環境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而不斷的更新、發展。隨著人們心智結構的逐漸發展,漸漸的就形成了個體信念及共享信念。在人們形成信念體系的過程中,學習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學習的過程就是不斷認知的過程,一定程度的學習甚至能夠改變人們的信仰。隨著對物理環境和社會環境適應的要求增加,人們的信念體系逐漸要求一種人造結構來降低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反應到現實中就是制度結構。人類的信念產生了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和它們的實施有效性。國有企業內部產權改革的過程也是人們的認知和信念體系不斷改變的過程。因此從這一角度來分析國企產權改革,對于提高產權制度與當前經濟環境的適應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能夠較大程度提高國企改革的適應性效率。

2 國企內部產權變革過程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的建立為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也在國家的扶持中不斷的成長壯大。但它的發展卻是以計劃統一決策來替代個體和組織獨立決策,抑制微觀個體的積極性和自主性為代價的。[2]國企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國企的管理人員和工人普遍出現偷懶和搭便車的行為,國有資本大量閑置和浪費,造成了嚴重的效率低下。為了提高效率或降低風險,國家必然要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本文首先介紹兩個基本概念:生產性知識和分配性知識。我們將能夠使個人或組織形成積極努力的認知結構,有助于提高個體主觀能動性,使其能夠努力增加生產,從而提高收益的知識稱為生產性知識,反之則稱為分配性知識。分配性知識的出現不利于改革的推進。

我國國有企業內部產權改革不是一步到位的,它的實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按照改革的時間順序,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階段:

2.1 放權讓利(1979-1987年)

這一階段改革的基本特點是擴權和讓利。放權的范圍主要包括生產計劃權、物資采購和產品自銷權、用工權、機構設置和中層干部任免權等。權利下放的前提是必須執行國家計劃,然后將一些次要的權力下放給企業。這樣企業就在一定程度上擁有了一定的自主權。擴權的實質是通過給企業職工有限的權利來激勵企業完成國家規定的計劃安排。[3]雖然企業擁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權,但所有權和關系企業重大決策的經營權仍掌握在國家手中。利潤留成是讓利的具體形式。

在改革前,國有企業沒有任何權力,它只是國家機構的一部分,其盈利的大小與企業及其職工的發展沒有任何影響,對個人和組織的積極性有很大的抑制。在個人知識運用的方向上,不但沒有引導個體知識向積極的方向——創新——發展,反而禁錮了個體知識的運用,使其長期滯留在某一階段得不到發展。以上內容反映在經濟上,就是國有企業利潤低、效率低、虧損大、人浮于事。放權讓利是產權改革道路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步。人們原有的心智結構隨著自身權利的擴大及能夠享有一定的利潤進行著相應的變化,個體的積極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發,個體知識也由原先的禁錮到一定程度的放開,生產性知識漸漸蘇醒過來,所形成的新的心智結構逐漸產生新的認知。這種認知是針對當時的環境而產生的。

放權讓利改革的后期,產生了很多的弊端:一是權利的分配上,雖然企業擁有一定的自主權,但決策權在國家;二是企業利潤留成的比例是按不同的企業來決定的,這一比例甚至可以通過和政府討價還價而得到;三是企業得到了一定的收益權,但應付的責任仍不清晰,企業仍然是負盈不負虧?？梢钥闯鲞@一改革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包括分配權力的多少不確定,分配收益的多少不確定,承擔責任的多少不確定。此外改革的環境也具有不確定性,即這項政策持續的時間不確定。為了應對這些不確定性,個人只好抑制自己的生產性知識的發揮,表現在行動上就是絕大多數國企職工雖然躍躍欲試,但仍持觀望的態度。分配性知識仍然處于支配的地位,表現為:國家仍然承擔了企業的責任,財政負擔加重。此后,國家又采用了一種新的改革方式——利改稅。但是利改稅的實施與放權讓利產生了同樣的結果,不但國企的情況沒有好轉,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惡化。它的實行,強化了人們在放權讓利時期產生的心智結構,進一步扭曲了個體共享信念的構筑,人們在錯誤的信念體系指導下進行活動必然造成國企改革的惡化,也迫使國家采取新的改革形式。

2.2 承包制(1987-1992年)

由于家庭聯產責任制在農村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部分實行承包責任制企業的利潤穩定增長,在兩者的示范作用下,人們對承包制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86年12月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中正式提出推行承包制。承包制的根本原則是“包死基數、確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補”。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在國家對企業保持控制權的同時,實行國企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國家和企業共同享有國企的收益。在承包制實行之初,帶來了巨大的收益,然而到了1991年,國有企業已有1/3明虧,虛盈實虧者也在1/3左右,大多數企業已是負債累累,許多企業已經資不抵債,陷入了深深的困境。[3]

在承包制初期,由于利改稅時期造成企業利潤低下,因此承包制的實行產生的收益必然超過利改稅時期的收益。此外由于承包制突破性的實行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且對企業經營者存在著有效的責任約束,企業的經營權也比以前擴大了,這有助于提高企業生產的積極性和收益。從個體知識的角度來講,利改稅時期,個體生產性知識的發揮受到了很大的抑制,一旦這一新的改革措施出現,個體的生產性知識必然呈現噴薄式發展,分配性知識處于劣勢地位。從適應性角度來講,承包制由于在農村實行取得了成功,個體很熟悉這方面的制度知識——具有相同的信念體系,因此個體與制度存在著適應性,而且承包制也是在中央對國企有控制權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這一制度與制度結構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適應性。正是有著這三方面的適應性,在實行初期才創造了良好的收益。但在后期,它的實行和擴權讓利階段后期的效果一樣,制度效率也逐漸呈下降趨勢。

2.3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2年以后)

中央試圖用國企與國家共同分享企業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方式,激勵企業的積極性,但由于沒有從根本上明確產權關系,即沒有從根本上降低不確定性,或者該項制度本身就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結果企業面對這種制度對產權的不確定,反而將制度產生的激勵轉化為分配企業收益,引導個體或組織的知識向分配性方向發展。另一方面,由于企業在這些政策實行之初,就清楚自己處于負盈不負虧的地位,在個體心智結構上首先明確了這一前提,個體知識的發揮要受到認知結構的限制,因此抑制了生產性知識的發揮?？梢?必須根本上明晰產權,改變個體以往的認知結構,降低個體對國企制度變革的不確定性,才能引導個體知識向生產性知識發展。

1994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選擇一批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試點的方案》,旨在建立企業法人制度和確立企業的所有權,確定企業的國有資產投資主體,以加強國家對經營者的監督和控制的同時,也給予經營者資產完整的經營決策權。同時,通過“債轉股”的方式減輕企業債務負擔,提高了國企的盈利能力。[3]更重要的是,在現代企業制度下,國家雖然只掌握組織制度設立的決策權和重要人事的任免權,但卻屬于企業最高層次的決策權,所以雖然控制權的范圍減小了,但強度卻大了很多。在這一時期,國有企業的資產規模不斷擴大,收益明顯增加,國家對國企的控制權也呈上升趨勢。[4]

由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實行明晰了產權,不但對企業造成了長久的激勵,更重要的是約束了企業的行為。之前的改革使人們對以往的認知產生了懷疑,試圖去尋找一種新的知識來解決激勵與約束問題。當理論界首先意識到股份制的優越性之后,其次廣大個體也普遍的在認知上接受,于是促進了股份制的實行。因此存在著個體與制度選擇的適應性,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經濟幾乎長期停滯,也迫切要求進行改革,因此制度與環境也存在著適應性。此外,確定了經營者資產完整的經營決策權,在一定程度上就強化了個體認知結構中生產性知識的地位,也降低了個體對收益權的不確定性。這樣,就為生產性知識的發揮、運用和更新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甚至引導了分配性知識向生產性知識的轉換。此時,生產性知識占絕對的支配地位,分配性知識比例逐漸減小。

3 結論和建議

國有企業內部改革的過程表現為產權的逐漸明晰過程,其實質是個體生產性知識逐步占支配地位、分配性知識逐漸減弱的過程。一項改革措施的實行,能夠與制度結構和制度環境相適應,從而使個體對外界的不確定性程度降低時,就能夠通過引導個體生產性知識的發揮、創新、向正確的方向發展,來促進經濟效益的提高。反之,則會使分配性知識占支配地位,甚至使生產性知識向分配性知識轉化,不利于經濟效益的提高。在今后的改革過程中我們應在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3.1 提高制度與制度結構的適應性

一項制度的優劣并不完全在于該制度本身,更重要的是制度與整個制度結構的適應性。如果該制度的實行和制度結構的核心制度相悖,或者與整個制度結構不能相融。那么即使該制度顯示能夠提供生產性知識發揮的空間,但它與制度結構的不相融,已經決定它巨大的不確定性。此時,生產性知識缺少產生的動力,這才是最根本的。

3.2 提高制度與經濟環境的適應性

一項制度的實行之初,可能與經濟環境產生了較強的適應性,能夠通過引導個體生產性知識的發揮促進經濟發展。但隨著經濟發展的變化,該制度如果不隨之發生變化,必然造成制度效率的下降。只有隨著整個經濟環境的變化不斷的去調整制度,使其不斷抵消外界的不確定性,才能不斷引導生產性知識的產生、發揮。

3.3 培養良好的社會風氣

良好的社會風氣也有助于制度的實施。要努力營造一個崇尚勞動,鼓勵創新,勤儉節約,自力更生的社會氛圍。加強個人道德約束,對違背道德行為的個人和組織給予批評和幫助。中國歷來就是一個擁有良好風尚的文明古國,在全球化浪潮下,在吸收先進的國外文明的同時,更應該堅守自己優秀的道德文明。

げ慰嘉南:

[1] 道格拉斯?諾思. 理解經濟變遷的過程[M]. 鐘正生,刑華等,譯. 楊瑞龍,鄭江淮,校.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2] 鐘玉文. 平滑轉型中國有企業產權制度變革的演化邏輯—產權結構理論視角的分析[D]. 天津:南開大學,2008.

[3] 景維民等編著. 轉型經濟學[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1. P125-P132.

[4] Dauglass.C.North.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 INY, Cambridge UniPress, 1990.轉引自王玉海.諾斯“適應性效率”概念的內涵及其啟示[J].東方論壇,2005(01).P55-P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