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的一個研究框架:功能-階段模型

劉 立,李正風,劉 云

(1.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2.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北京 100081)

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的一個研究框架:功能-階段模型

劉 立1,李正風1,劉 云2

(1.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2.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北京 100081)

借鑒前人關于國家創新體系功能論的研究,提出了國家創新體系的10種功能;借鑒前人關于國家創新體系階段論的研究,提出了國家創新體系的三階段論,即依附型、追趕型和自主型。構建了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研究的“功能—階段”模型。

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功能論;階段論

國家創新體系的國際化(或全球化),是國際化的高級形態。國際化的形態依次表現為:進出口貿易,海外生產制造,科技與創新國際化,進而走向國家創新體系的國際化。這是一個“由點到面、由面到體”的過程。目前,國際國內學者對科技與創新國際化予以了高度的關注,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人們對國家創新體系也予以了高度的關注,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對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

對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的研究,不僅具有豐富和發展關于創新理論和全球化理論學術意義,而且對于一個國家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提供本國自主創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一個正在興起的研究問題

目前,關于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研究的文獻數量非常有限。據Carlsson的不完全統計,至2002年,關于創新體系的論文論著有750篇(部)。在這750篇(部)文獻中,在題目、關鍵詞或摘要中包含global(全球)、international(國際)詞匯的有250篇[1,2]。經過仔細的甄別,發現只有36篇與技術或創新體系的國際化或全球化這個主題有關,其中大部分是關于技術的國際化問題的,而與創新體系的國際化有關的文獻,只有5篇[3-7]。根據Carlsson的述評,Niosi和Bellon提出了創新體系的開放度概念,并提出了創新體系國際化的衡量指標:跨國公司的研發,國際技術聯盟,國際技術轉移,資本品國際貿易,科技人力資源的國際流動等。其主要發現為:各國創新體系的全球化之速度和類型,頗有差異:①各種類型的資源流動均相當可觀,且呈現出加速增長的趨勢。如今的國家創新體系,比20年前的國家創新體系,其“國家性”減少了。②不同類型的資源流動,其強度是不一的;③歐盟是唯一的一個重要的超國家科技陣營。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互動遠不如歐盟。④國家政策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他們總的結論是:通過模仿、技術擴散和轉移,國家創新體系可能會在某個點上趨同。Fransman于1999對國家創新體系及其國際化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該研究僅限于對一個國家即日本的研究,沒有研究其他國家。他提出的衡量創新體系國際化度的指標,與上述Niosi和Bellon的工作類似。該研究發現,日本創新體系的國際化度,在過去10年內有了很大的提高,遠不如以前那樣“自給自足”了。1997年,Bartholomew曾考察了美國、英國、日本和德國創新體系之間的相互依賴情況,但僅限于生物技術[1]。

研究表明:國家創新體系的確呈現出國際化趨勢;不同國家的創新體系之間的相互依賴不斷加強。

上述研究還表明,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問題,已經受到了關注,但現有文獻如此之少;而且還有大量的問題尚待深入研究,如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的分析框架、若干國家及若干產業創新體系國際化的實證研究,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的影響因素等等。因此,可以認為,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是一個具有高度探索性的前沿性的研究問題。筆者僅就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的研究框架進行探討。

二、國家創新體系功能論

“國家創新體系”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那里,但一般認為,英國學者弗里曼(Chris Freeman)在其1987年出版的著作《技術政策與經濟績效:來自日本的經驗》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國家創新體系”的概念。此后,人們對國家創新體系進行了大量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Lundvall的《國家創新體系:一種走向創新和交互式學習的理論》;Nelson的《國家創新體系:一種比較分析》;Edquist的《創新體系:技術、制度和組織》。然而,國家創新體系尚未達到“理論”的程度,通常稱之為研究進路(approach)或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8]。為簡便起見,筆者稱之為“國家創新體系理論”。

國家創新體系理論作為一種分析框架,具有諸多的特點,Edquist將之概括為:①http://www.oecd.org/document/62/0,3343,en_2649_34273_38848318_1_1_1_1,00.html.重視對創新和學習機制的研究;②采用整體主義和交叉學科的研究方法;③采用歷史和演化的視角;④強調創新主體之間的互動和非線性關系;⑤既研究產品創新也研究過程創新,以及其他類型的創新;⑥強調制度和體制因素的作用[8]。

正是因為具有這些特點,國家創新體系理論已經成為一種分析和評估一個國家科技與創新政策的重要工具和框架。這在很多程度上歸功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的工作。經合組織于1999年在《管理國家創新體系》(Managing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的文件里提出了國家創新體系的一個整體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并明確提出,國家創新體系可以作為一種政策分析工具。近年來,經合組織應用國家創新體系理論對經合組織國家以及非經合組織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創新政策進行了大規模的系列評估①http://www.oecd.org/document/62/0,3343,en_2649_34273_38848318_1_1_1_1,00.html.。

目前,對國家創新體系的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主要以“主體-結構”模型為基礎,即考察國家創新體系中的行為主體、組織結構及其互動關系。然而,這種分析模型存在著諸多的問題。比如,Liu Xielin和Steven White指出,現有的國家創新體系研究存在一個根本性的缺陷,即“缺乏在系統層面上的解釋性因素”。為了彌補這一缺陷,他們在研究國家創新體系時主要關注系統中的“活動”,這些活動與系統中技術創新的創造、擴散和利用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國家創新體系中存在著5種基本活動,即:研發;應用(生產制造);最終用途(終端客戶);教育;聯系[9]。

圖1 經合組織國家創新體系模型[10]

Edquist,Staffan以及Jacobsson等學者指出,現在的關于國家創新體系以及其他創新體系的研究,存在著創新體系之間的缺乏可比性的問題;,也難以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具有實際意義的指導。為了克服創新體系研究的這些缺陷,一些學者提出了創新體系研究的功能性分析,本文稱之為國家創新體系功能論。這里所謂的“功能”,指的是對創新體系的績效產生重要影響的活動和過程。創新體系的功能性分析,具有傳統的創新體系的主體—結構模型所沒有的優勢。

關于國家創新體系和其他創新體系具有哪些功能?不同的學者提出自己的觀點,沒有定論。

Edquist提出了創新體系的10種功能,分別為:①提供研究與開發,創造新知識,這里主要指的是工程、醫藥和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②人力資源的能力培養(提供教育和培訓、人力資本的創造、技能的生產和再生產,個體學習),這些是創新和研發活動所需要。③形成新產品市場。④對質量要求的闡明,這些質量要求主要來自于新產品有關的需求側。⑤創造并改變組織,使之符合創新的新領域發展的需要,例如增強企業家精神以創建新企業,以及提高企業家精神以使現有企業多元化發展,創建新的研究組織、政策機構等。⑥通過市場和其他機制建立網絡,包括創新過程中不同族之間的互動學習(潛在的)。這意味著把來自外部和創新體系內部不同部分的新的知識要素和創新型企業已有的要素整合在一起。⑦創造與變革制度——例如知識產權法、稅法、環境與安全規則、研發投資慣例等——這些會通過激勵或阻礙創新而影響創新型組織和創新過程。⑧孵化活動,例如為新的創新活動提供基礎設施設備,管理支持等。⑨投資有利于知識的商業化及應用的創新過程和其他活動。⑩提供與創新過程相關的咨詢服務,如技術轉移、商業信息、法律服務等[8]。

Bergek等在他們自己的前期研究和前人工作的基礎上,提出了技術創新體系的7種功能,分別是:①知識的生產和擴散;②對搜索方向的影響;③創業性試驗;④市場形成;⑤正當化;⑥資源動員;⑦正外部性的開發[11]。

筆者在已有的關于創新體系功能論研究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國情,提出創新體系的10個功能:①技術創新;②知識生產及擴散;③教育培訓與人力資源;④創業試點示范;⑤生產制造;⑥市場開發;⑦資源和資源動員;⑧網絡與聯系;⑨制度及其變革;⑩對社會及環境的影響。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功能并非各自獨立的,而是它們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

創新體系的功能是可以用一定的指標來描述和測度的。借鑒Bergek等人關于技術創新體系功能的指標的研究[12],筆者提出描述和測度上述10種功能的指標,如表1所示。需指出,這里只是對若干重要指標進行舉例,而非構造完整的指標體系。

表1 國家創新體系的10個功能及其指標

這些功能及其指標,可以用來描繪國家創新體系(以及產業創新體系、區域創新體系、技術創新體系)在某一階段的狀況;以及國家創新體系(以及產業創新體系、區域創新體系、技術創新體系)在不同階段或時段的狀況,進而揭示創新體系的演化過程。

三、國家創新體系階段論

正如Edquist對國家創新體系理論的特點所做的一個概括,國家創新體系理論強調歷史進路和演化論思路。弗里曼和蘇特對歷史上英國、德國和美國的國家創新體系,以及5次經濟長波時期的國家創新體系進行了歷史考察[13];Nelson對諸多國家的創新體系進行了考察;Foray揭示,法國創新體系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使命導向型”(mission-oriented)走向“擴散導向型”(diffusion-oriented)。李正風和曾國屏提出,中國創新體系在1949年至1977年是政府指令型;1978年后發生從政府指令型向政府引導型的轉型[14]。經合組織將中國創新政策的演進劃分為孕育階段(1975—1978),試驗階段(1978—1985)、科技體制結構改革階段(1985—1995)、科技體制深化改革階段(1995—2005),以及走向以企業為中心的創新體系階段(2005年至今)[15]。

表2 國家創新體系不同階段國際化的特征

筆者從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大尺度以及從國際寬廣視野看,以一個國家核心技術以及知識、資金等創新要素的來源為重要指標,提出:國家創新體系可以劃分為3種類型,即依附型,追趕型和自主型。國家創新體系的演進總體上表現為從3個階段,即依附型階段,追趕型階段,自主型階段。其中,自主型國家創新體系可稱為“國家自主創新體系”。

從歷史上看,18世紀后期英國發生產業革命,19世紀德國、美國等國家開始了工業化進程。以德國為例,從1834年關稅同盟的建立到1871年德國統一,德國的紡織技術、蒸汽機技術、蒸汽火車技術等,主要來源于英國,德國創新體系處于依附型階段;1871年德國統一后,大力推動工業化進程,并開拓了合成染料化學工業和電氣工業這些新型工業,到19世紀末成為歐洲頭號經濟強國。這期間,德國創新體系為追趕型階段。此后德國創新體系進入到了自主型階段。需要指出的是,“二戰”后德國創新體系又經歷了新一輪從依附、追趕到自主的過程。

對在當今世界,我們初步判斷,拉美國家的創新體系處于依附型階段;日本和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已經從追趕型階段進入到了自主型階段;而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則處于自主型階段。

中國創新體系經歷了一個復雜的演進階段。在20世紀50年代曾經經歷過依附蘇聯的階段;此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國家創新體系處于封閉半封閉狀況;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很多產業的核心技術絕大部分來自發達國家,存在著很高的技術依賴度,但總體上,我國創新體系進入了追趕型階段。2006年,黨和政府提出了“自主創新”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力爭到2020年,進入自主型國家創新體系階段。

四、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研究的功能-階段模型

筆者提出把國家創新體系的功能論和階段論結合起來,建立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研究的“功能-階段”模型,并初步提出國家創新體系的10個功能在依附、追趕和自主3個階段的國際化特征,如表2所示。

五、結 語

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已引起國際國內學術界的關注,現有研究還非常薄弱。筆者借鑒國際上關于國家創新體系功能論的成果,提出國家創新體系的10個功能;從歷史演化的視角提出國家創新體系階段論即依附型階段,追趕型階段和自主型階段。并把功能維度和階段維度結合起來,構建了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的“功能——階段”分析框架。

該分析框架將在今后對若干國家、若干產業創新體系國際化的實證案例研究中接受檢驗,修正豐富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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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04.4

A

1671-4970(2010)03-0050-05

2010-00-00(71033001/0307)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8BZX076);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7103301/G0307)

劉立(1964—),男,湖北荊門人,副教授,博士,從事科技與創新政策、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