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權力性權威：民營企業黨組織建設的導向

張寶運

（山東交通學院人文科學系，濟南250023）

非權力性權威：民營企業黨組織建設的導向

張寶運

（山東交通學院人文科學系，濟南250023）

民營企業黨建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其黨組織的建立和運作應以“非權力性權威”為導向，科學合理地確定自己的功能定位，創新工作方式方法，找準開展工作的著力點和切入點，形成新的環境下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新機制。

民營企業；黨的建設；功能定位

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民營企業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就業的渠道。作為執政黨，如何在民營經濟組織中建立黨組織并切實發揮作用，成為近年來廣受關注的重要課題。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能不能適應民營經濟迅速發展的趨勢并卓有成效地開展黨建工作，是檢驗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開展群眾工作的試金石，也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的新考驗。但民營企業的特殊環境決定了黨組織不可能按照傳統的方式直接在那里建立和發揮作用。針對特殊性，注重適應性，增強有效性，獲取新的環境和條件下的“非權力性權威”，應成為民營企業黨組織建設的重要目標。

一、“非權力性權威”形成的基本環境：黨組織地位是一個自己爭取的動態過程

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領域最深刻、最廣泛的變革之一。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不僅改變了我國原有的經濟格局，而且對習慣于公有制經濟環境下的黨建工作提出了挑戰。這種挑戰之所以值得關注，一是因為這是傳統黨建體系外的一個領域，如何占領這個全新的“思想陣地”，它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課題：即如何加強我們黨在這些領域的領導，切實把這些領域的群眾團結和組織在黨的周圍。二是因為民營企業與國有、集體企事業單位在性質和行為特征上有很大不同，黨務系統不可能按照傳統的渠道在那里直接建立和發揮作用。

應當說，長期以來國有企業黨的組織與活動方式主要是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國有企業的性質是生產資料公有，黨組織是作為一種“統治”[1]形式存在的，按照我國現行的政治運行模式，其“政治核心”地位是法定的和有強制力保障的，它控制著企業內的各種資源。而民營企業的黨建工作則沒有體制上的保證，在產權私有的制度安排下，黨組織在企業中是與“政”完全分離的。在民營企業中，產權屬于業主，企業重大決策和管理人員的使用均為業主的合法權益，是受法律保護的，黨組織無權干預，也就是說黨組織不掌握企業的資源。這可以看作是民營企業黨建面臨的最大制度變遷，也是最大的特殊性所在。

民營企業主對黨組織工作的開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物質保障方面的影響。黨建工作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包括：經費、場地（設備）、時間等，黨組織工作得不到業主的支持，不僅經費難以籌集，時間也難以保證，工作自然就很難開展，黨建也就談不上健康發展了。二是身份保障的影響，這種影響更為深遠。當業主不認同黨組織的做法或與黨組織發生矛盾沖突時，業主完全可以用解雇黨員或黨組織負責人的處理方式來限制黨組織在企業中的活動。這種可能性的存在極大地限制了民營企業黨建工作的開展。

然而，雖然業主對經濟、人事等握有操縱權，但是黨組織地位實現的手段空間依然存在，因為我們國家的法制法規雖然保護了企業自主經營的權利，但也給予了企業黨組織正?；顒?，實現制度允可地位的權利。像在職工中、黨員中的地位，黨組織可以直接面對職工、黨員開展活動以實現。只不過這種地位的獲得不是體制所賦予的，而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的，是一個自己努力爭取的動態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固然包含著許多不確定性因素，但總的來說，這種不確定性的內在根源（包括業主對于黨組織的態度）卻在于黨組織自身。有為才有位。如果黨建工作良性運轉，黨組織和黨員職工能在企業中認真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充分發揮表率和先鋒模范作用，帶動全體職工積極向上、勤奮工作，有力地促進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提高，業主自然會認同黨組織的工作，其在民營企業中的地位自然就會高；反之，如果民營企業黨建搞不好，不能發揮黨的組織優勢和群眾優勢，員工不滿意，業主自然也會小看，黨組織就會空有名義，毫無地位。

民營經濟組織這種特殊的環境要求黨組織的建立和運作，必須改變過去較多依靠權力性因素為后盾的方式，轉移到依靠自身認真實踐“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的模范帶頭作用上來。簡而言之，就是必須具備在不掌握行政權力的條件下開展聯系、團結和引導群眾的能力，也即獲得“非權力性權威”的能力，以作為求地位，以地位求發展。

二、“非權力性權威”形成的關鍵：賦予黨組織科學合理的功能

按照傳統理論和思維，黨組織在民營企業中的定位應該也只能是政治核心。但這種定位模式在實踐中很難行得通，在理論上也有許多似是而非之處。道理很簡單，在民營企業開展黨的工作，雖然有《黨章》和上級文件的相關要求作為依據，但是黨組織在企業中缺乏制度性安排，如果強行開展黨建工作并要求其發揮政治核心作用的話，則黨組織不僅難以做到，且勢必會直接會影響業主投資和建設的積極性，不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利于黨組織基層形象的提升。

所以，研究和解決民營企業黨組織的功能定位，決不能參照具有“權力性因素”的國有企事業單位黨組織的標準，而是應該按照“非權力性權威”的要求，根據民營企業的實際情況，從大局著眼，對局部要求進行適當地變通，不要賦予民營企業黨組織力所不能及的任務。2002年11月，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講到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時，作了與國有企業完全不同的表述，他說——“企業黨組織要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引導和監督企業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領導工會和共青團等群眾組織，團結凝聚職工群眾，維護各方面的合法權益，促進企業健康發展?！秉h的“十六大”及“十七大”通過的新黨章也都進一步明確了這一重要政策。我們認真研究和分析黨中央的這一權威表述，不難看出其關鍵詞在于“引導”、“維護”和“促進”。在此基礎上，個人認為，民營企業黨組織的功能定位應是“引導、服務、促進”。理由如下：

第一，把民營企業黨組織的功能定位于“引導、服務、促進”，與黨的性質是一致的。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最大最本質的區別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不同。國有企業黨組織定位于“政治核心”，其履行職能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通過參與企業重大問題的決策，保證國有資產的安全和升值。而民營企業的企業資產為個人出資占有或主要為個人出資占有的性質，決定了民營企業黨組織不宜定位于“政治核心”。但民營企業黨組織也是黨的基層組織，必須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引導、團結、教育職工，推動企業發展。

第二，把民營企業黨組織的功能定位于“引導、服務、促進”，符合民營企業實際情況，有利于取得業主的支持和合作，有利于黨組織建立和發揮作用。在民營企業開展黨建工作所遇到的最大和最難的問題是如何獲得企業主的支持與合作。目前相當一部分企業主對黨建工作的態度冷淡，甚至心存疑慮，害怕黨組織工作與自己形成對立，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將黨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放在促進企業發展上，突出黨組織與民營企業發展的同向性，讓業主在看得見的效益中增強對黨組織的認同感和需求度，才能使他們真正關心支持黨組織活動，自覺地接受黨組織在企業中的建設。

第三，把民營企業黨組織的功能定位于“引導、服務、促進”，符合鄧小平同志“三個有利于”標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有利于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和進步，有利于“非權力性權威”的形成。這個理念的核心是服務，即以生產經營為中心，主動地服務于企業。只有在服務中才能正確引導，只有在服務中才能促進發展。把引導和促進寓于服務之中，這正是市場經濟對新形勢下黨建工作的新要求。鄧小平同志早就講過，領導就是服務[2]。黨組織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的領導者，轉變到市場經濟體制下民營企業的服務者，這種角色和功能的巨大轉變，有其不可避免的歷史必然性。

三、“非權力性權威”形成的必要條件：創新黨組織的工作方式方法

黨組織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如何，對黨組織的作用發揮和“非權力性權威”的形成有著直接和密切的關系。盡管黨組織的地位、作用、活動方式等無疑要堅持黨的性質，發揮黨的傳統優勢，但一定要從民營企業的實際出發，針對特殊性，注重適應性，增強有效性。

第一，將黨建工作與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結合起來，構建和諧的企業文化，是黨組織工作的有力著力點和切入點。企業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通過社會實踐所形成的并為全體成員遵循的共同意識、價值觀念、職業道德、行為規范和準則的總和，是一個企業或一個組織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以價值為核心的獨特的文化管理模式。民營企業黨建工作和企業文化建設是兩個不同的課題，二者的根本目的不同，工作方式也不一樣。但是企業黨建與企業文化同屬于精神文明建設的范疇，二者在工作的服務對象、工作的方向與落腳點上是相同的，最終都是要“促進”企業健康發展。因而在一定范圍內，二者可以互為條件，互相促進。有的企業主雖然不主張建立黨組織，但他們卻熱衷于企業文化，在這一點上雙方極容易形成共識。

企業文化建設實際上是尋求建立一種先進的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培養人，重視培養共同的價值觀。企業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是屬于員工精神層面的東西，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要靠長期的教育、灌輸、引導才能形成。而黨組織在利用多種方式進行思想教育方面是有優勢的，很多民營企業內部的管理工作通過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眾路線的方法去解決，往往受到員工的認同和業主的滿意。

第二，適應民營企業的特點，大力提倡和運用“業余”、“小型”、“靈活”、“務實”的組織工作方式。傳統的黨的組織制度十分注重組織生活的正?；?、嚴肅化和規范化，但民營企業工作時間長、效率高、運轉快和滿負荷的特點，使其正常時間一般不允許從事與生產經營無直接相關的事情。部分企業主對黨建工作存有較大的疑慮甚至持反對態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企業黨組織還沒有探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的有效工作方式，而是機械搬用國有企業開展黨建工作的方式方法，工作定位不準，要求過高，增加了企業主的心理負擔。

黨組織要扎根于民營企業，就必須要從民營企業的現實出發，及時創新黨組織的工作方式，大力推行“業余”、“小型”、“靈活”、“務實”的活動方式?！皹I余”，即以不影響企業正常生產為前提，結合企業經營特點，較多地利用工作間隙和業余時間開展黨的工作，過好黨的生活。比如政治學習不可能像國有企業那樣集中時間進行學習，黨組織就應讓黨員以業余自學為主?！靶⌒汀?，即采取相對集中與分散活動相結合、以分散活動為主的方法，開展活動少而精?！办`活”，即根據企業的不同特點、黨員的不同要求和不同時期黨組織的中心任務，開展靈活多樣、豐富多彩的活動。

第三，黨組織開展活動要循序漸進，避免貪大求快。特別是對于那些已經組建起來的黨組織來說，成立只意味著開始，只是加強黨的建設的第一步，是下一步工作的載體和依托。如果新成立的黨組織工作做不好、有效性低，那么黨的影響力和滲透力、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就難以增強，新的“空白點”就會繼續出現，我們的努力就會付諸東流，甚至還會帶來其他負面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黨務工作者的工作開展一定要循序漸進，一個階段重點解決一個問題，避免組織發展過于求快，工作局面過于求大。否則往往事與愿違，容易陷入僵局。比如按照以往的工作思路，對于剛成立的黨組織，一般是先進行政治教育，但在民營企業中這樣做則往往欲速而不達，因為在民營企業的黨員較多地存在著復雜的內心沖突，雇傭思想比較嚴重。特別是在一些效益不好的企業中，員工對自身所處的地位、責任、前途乃至信仰等問題認識都很迷茫。故對民營企業黨員首先要進行的應是適應性教育。只有首先從人的心理要求入手做工作，引導和幫助黨員掌握過硬的技術、增強對社會的適應能力，才能逐步打開工作空間，獲得黨員的歡迎和員工的支持。這是從民營企業現狀出發，幫助管理者穩定員工隊伍的需要，也是黨建工作上的策略。

總之，“非權力性權威”對新時期的廣大黨員來說是一個新鮮事物，但對具有近90年歷史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它并不陌生。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在社會中的基層組織就是依靠這種能力，贏得了廣大群眾的支持，為黨建立了強大的政治基礎。應該說，這種能力的重新獲得對黨的未來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正如黨內老同志李立安所指出的：“我們黨成為執政黨以來，我們的一些單位和同志逐漸把黨的工作行政化，有的甚至官僚化，離開了領導職務，離開了自上而下的指示、命令，就不知道如何做黨的工作，應努力改變這種情況?！盵3]

[1]李路.中國的單位組織分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56.

[2]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1.

[3]李立安,李立安.新時期黨建論稿[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529.

D267

A

02-7408（20）05-0059-03

張寶運（1979-），男，山東成武人，山東交通學院人文科學系講師，主要從事文化與文化素質教育研究。

[責任編輯: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