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道路”的三個30年

□ 邱 巍

近數年來，對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的討論絡繹不絕。雖然對于這些概念的成立與否，內涵如何，尚是意見紛紜，但共同點是多立足于中國近30年的發展“奇跡”，在國際比較的視野下展開討論，而對“中國道路”的自身歷史實踐過程的考察還有待深入。在改革開放 30周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0周年聯翩而至之后，中國共產黨成立 90周年也將被隆重紀念，當我們的視野從 30年，而 60年，而 90年，不斷向歷史的縱深延伸之后，對于“中國道路”的歷史性和實踐性就會有更深入的認識?！爸袊缆贰北举|上是歷史主體在每一個歷史條件下進行的無數個歷史選擇的積累的結果，它不僅是無法“重播”、無法復制的，而且我們既存的關于這條道路的“常識”，亦非十分牢靠。我們尤需記取的是切勿把“道路”當作抽離于歷史的鐵律和普遍真理，犯下馬克思所批評的把歷史搞成“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 393頁。的錯誤。本文擬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對革命、建設、改革三個時期的“中國道路”的歷史性和實踐性進行提綱式的討論。②以革命、建設、改革來概括三個 30年雖未必完全準確，但仍是目前主流的和較好的概括，所以本文仍以這三個詞作為歷史概念來稱謂三個 30年，并作為討論的平臺。這里所說的三個 30年亦均為約數。

一、中國道路 1：革命道路

若論“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實踐中形成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當年受到國內外、社會主義陣營內外的關注和承認，較之今天所說的“中國模式”似尤勝一籌。不過，此后自覺不自覺地將其抽象化和絕對化，也使我們今天對這條道路的不少“常識”似是而非。

1949年，即將取得全國勝利以前，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當中有兩句很著名的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雹邸睹珴蓶|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 530頁。后來對中國革命道路的認識中，不少人把毛澤東的這一對革命起點的說明，當作對過程和結果的論斷，而容易忽略中國革命道路和俄國道路的一些根本的結構性區別。其實從奪權道路上來講，中國革命道路是對十月革命道路的完全突破。此前的推翻本國政府的現代革命，都是因為“統治者無法照舊統治下去”了，在首都和主要城市“一聲槍炮”響，“一擊而中”之后，各省便紛紛響應，在不長的時間內“傳檄而定”。法國革命如此、辛亥革命如此，俄國革命也是如此。就俄國人的奪權道路而言，十月革命的“暴力革命”的標簽其實只是象征性的，起義當晚，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發布《關于臨時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稱，起義“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勝利”。正在船廠大修的“阿芙樂爾”號只放了信號彈和幾個空彈，冬宮就已投降。①金雁：《十月革命的真相》，http：//www.21ccom.net/p lus/view.php?aid=9032。中國革命中所創造的長期艱苦的武裝斗爭，建立地方割據政權這樣的思路，從未納入現代革命的議事日程。中國革命的根本性突破不僅是對十月革命的，也是對所有現代革命的。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受限于俄國的革命經驗，確曾長期主張“城市中心”、武裝暴動，但也不能一味斥之為“瞎指揮”，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影響是瑕瑜互見的，在相當時候和程度上共產國際也尊重了中國的現實和中國共產黨的實踐，1931年 3月，國際執委十一次全會強調把建立和鞏固農村根據地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標志其在指導中國革命時已把工作重點從城市轉向農村。②蓋軍：《關于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理論的研究述評》，《理論前沿》1992年第 3期。中國共產黨長期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其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推進如若全無共產國際的認可和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中國革命的成功道路不是照著俄國的固定模板來的，也不是靠自己的熱情設計出來的。而是在歷史實踐中被動因應各種臨界變化的結果，是生存法則優先的一系列“正確”選擇的累積，是“逼上梁山”劇目在不同時空舞臺的一再演出。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長征實現的戰略轉移、乃至與國民黨最后攤牌決戰，概莫能外。這使得中國革命道路真正浮出水面，被清晰認識，被努力堅持，是在經歷了長期的實踐過程之后。

毛澤東后來對外國人如此描述當年“上山”的邏輯：“有了共產黨以后，就進行了革命戰爭，那也不是我們要打，是帝國主義、國民黨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國成立了共產黨，我就變成共產黨員了。那時候，我們也沒有準備打仗。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雹壅腔谏鲜鲞壿?，大革命失敗后遭受慘重打擊的共產黨初期只把“上山”當作保存實力的權宜之計，中共中央在 1927年 7月發布的《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目前農民運動總策略》中指示：“農民武裝現時沒有以‘農民自衛軍’‘農軍’這類名義公開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三種形式之下存在：A.以合法名義存在如‘挨戶團’‘保衛團’‘聯莊會’之類；B.平時分散，秘密訓練，一遇戰事則隨時集中；C.兩種形式都不可能時則可以‘上山’?！雹苻D引自張樹軍：《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幾個問題》，《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8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年7月。這里“上山”只是幾種選擇之一，且是前兩種都不成功之后的選擇。這樣策略性的權宜之計的想法，使相當長的時間內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共產黨人，都沒有在理論上實現工作重心由“城市”向“農村”的轉移。

過去我們多以 1928-1930年間毛澤東的幾篇文章《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為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形成的標志。這可能對政策選擇和思想理論這兩種不同層次的概念的差別區分不夠。其實毛澤東幾篇文章只是闡述了農村武裝割據的現實性、可行性，談的是當下的政策選擇，還沒有實現戰略上從“城市中心論”到“農村中心論”的轉變。比如，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澤東提到的，紅軍和紅色區域“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⑤《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98頁。，后來搞清楚了，“最”字是編《毛澤東選集》時后加進的。毛澤東當時相當程度上還沒有擺脫城市中心論的局限，還是把武裝割據當作推進革命高潮的要素，是“將來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他所說的“全國革命高潮”、“將來大革命”，還是指以城市為中心的全國武裝起義。①蓋軍：《關于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理論的研究述評》，《理論前沿》1992年第 3期。毛澤東在思想理論上的真正轉變是在到達延安以后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著述當中才實現。

而且在革命實踐中，這一革命道路也并非是作為既定日程確定不移地執行。中國共產黨也時常根據新的情況，準備“背叛”這一道路，而采取新的策略。比如 1945年以后，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努力爭取和平的前途，而且一度也把和平前途作為主要方向。1946年初國共停戰，政治協調會議協議達成之時，中央對和平前途亦持樂觀態度。在向各中央局、各區黨委、各縱隊負責人發出的內部指示中說，“從此中國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薄爸袊锩闹饕窢幮问?，目前已由武裝斗爭轉到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斗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式來解決?！雹凇吨泄仓醒胛募x集》第1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 63頁。在此背景下，開始部隊的復員整軍工作，僅晉察冀部隊就將原有的三十二萬人，率先復員十多萬人。當實力對比仍是國民黨明顯強于共產黨時，實力強的一方往往傾向于一舉解決以不留后患，實力弱的一方的選擇往往更為被動。1946年底，蔣介石已經發動對解放區全面進攻，在西方記者問“中國國內局勢是否就要打下去了?”的時候，毛澤東回答“是要打下去，因為人家要打?！雹邸睹珴蓶|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 203頁。重歸原來武裝奪權道路，相當程度上仍是“逼上梁山”的結果。假設當年各方特別是國民黨方面能夠展示更多的政治智慧，和平的前途最終實現，那么我們所說的作為真理的中國革命道路，就將只是被實踐放棄的一種歷史選擇而已，后來者甚至有可能將其視為“彎路”或“歧途”。

中國革命道路之所以能夠突破之前的“普遍革命道路”而成功，顯示其正確性，是多重歷史因素的綜合。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依據中國的國情，不斷審時度勢正確決策，最終得到了我們看到的歷史結果。這其中的“國情”內涵廣闊：地理環境、經濟結構和狀況、社會結構和狀況、政治結構和狀況，乃至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傳統，均在其中。至于“時”和“勢”，對中國革命的外部因素有長期研究的楊奎松曾如此寫道：“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國的由來，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個世界大環境，包括俄國革命、二戰及戰后國際關系的改變。特別是對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澤東來說，還離不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日本入侵的影響。否則的話，接連遭遇了 1927年和 1934年慘重失敗的中共，何以能由極度弱小而一步步壯大?原本足夠強大并且統一了中國的國民黨，何以會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無法適應戰后的新形勢、新條件，最終竟被中共所推翻?”④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封底。這些特定的內外因素，構造了一段獨一無二的特定歷史時空，中國革命道路的“正確性”僅是就這段特定歷史時空而言的，超越于此就會犯列寧所說的，真理向前邁出一小步，就會變成謬誤的錯誤。上世紀 50、60年代，我們曾打算把特定真理推而廣之成為普遍真理。認為帝國主義就相當于城市，落后國家和地區就相當于農村，世界革命理當按照“中國道路”，到處開展武裝斗爭，實行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由星星之火而漸成燎原之勢。⑤楊奎松：《60年前的“中國道路”》，《同舟共進》2011年第 1期。歷史證明那是多么的一廂情愿和得不償失。70年代時，毛澤東已開始抱怨那些小黨“不爭氣”，轉而主張和“帝國主義的代表”美國打交道了。

二、中國道路 2：建設道路

當經歷革故鼎新的新生政權著手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之時，一條道路已經不言自明地擺在了面前：“沿著蘇聯所勝利地走過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光榮道路”⑥毛澤東：《祝賀蘇聯十月革命三十六周年給馬林科夫的電報》（1953年 11月 5日），載《人民日報》1953年 11月 7日。前進。不過，和當年的“走俄國人的路”一樣，歷史“本來要進這間屋子，結果卻跑進了那間屋子?！雹摺读袑幦返?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 335頁。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最終走的是一條與蘇聯模式既有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道路。

過去我們?；\而統之地說，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照抄照搬了蘇聯模式，結果導致了許多問題，走了許多彎路。其實，這類說法多是在進行“錯誤歸因”時使用，進行“正確歸因”時則可能多強調獨立自主。1956年底，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完成，蘇共二十大又剛揭了斯大林的蓋子，毛澤東頗有心得地對工商界人士說：“我們信仰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我們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不是硬搬蘇聯的經驗。硬搬蘇聯經驗是錯誤的。我們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和農業的合作化是跟蘇聯不同的?！雹佟睹珴蓶|文集》第 7卷，第176頁。事實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固然受到蘇聯模式的十分強烈的影響，不過這種影響相當部分是從另一方面產生作用的。與其說是照抄照搬，不如說是以蘇為鑒，乃至主觀上有強烈地對其批判和超越的意圖。前輩學者胡繩對此深有感觸，“現在回顧歷史，可以看出，從 1957年開始的 20年中，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犯了許多錯誤，其發端在于不按照蘇聯的模式走完全一樣的路，而要另辟蹊徑?！雹诤K：《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人民日報》1993年 12月 17日。

對于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還有一種認識，即認為1956年以前，我們是學蘇聯模式，之后開始獨立自主。毛澤東就多次講過類似的意思，“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雹邸睹珴蓶|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 831頁?！扒鞍四暾粘鈬慕涷?。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雹堋督▏詠砻珴蓶|文稿》第 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 213頁。對這些表達，有三層意思需要注意：一是照抄主要是指經濟建設，工業體系建設等方面。在沒經驗的情況下，照抄其實是最好的辦法。并且這其中又有不少并非就是蘇聯模式獨有的，而是搞經濟建設、企業管理的一般要求。二是正如前面所引的毛澤東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所說明的，在經濟建設之外的當時中國主要的社會變動，從土地改革到社會主義改造，都和蘇聯模式有著明顯不同。三是毛澤東講這些話的出發點都是在于論證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更多是一種話語策略，并不追求全面概括歷史。所以，1956年之前就是照搬蘇聯模式的判斷，并不完全準確。鄧小平在 1979年與外賓談話時就曾說過，“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與蘇聯不完全一樣，一開始就有區別，中國建國以來就有自己的特點”。⑤《鄧小平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235頁。

既然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并非是蘇聯模式的中國版本，那么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到底走的是一條什么樣的道路呢?目前看，還沒有一個普遍接受的概括。不過，有一個近于約定俗成的通用提法：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

其實，這一提法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出于破舊立新的意圖，為了說明市場經濟的正確性而大規模使用的，本身已帶有批評意味。在鄧小平通過南方談話為我們解放思想，告訴我們“計劃”和“市場”都是資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之后，只以“計劃經濟體制”概括社會主義建設模式，似乎已經不能理直氣壯了。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以蘇聯的計劃經濟為標準，中國的“集中”和“計劃”都距離標準答案相去甚遠。這一點在蘇聯解體后，日益得到明確認識。經濟史家秦暉引人入勝地提出，中國改革前的經濟是一種“命令經濟”，而非“計劃經濟”。他以毛澤東特別推崇的《鞍鋼憲法》和蘇聯的《馬鋼憲法》相比較，指出鞍鋼憲法所強調的政治掛帥、黨委制、政工治廠、群眾運動，和馬鋼憲法所主張的經濟核算、一長制、專家治廠、科層管理，都幾乎完全相反，是一種“無計劃的命令經濟”。⑥秦暉：《轉軌經濟學的比較研究》，載《實踐自由》，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78頁。亦見秦暉：《“中國奇跡”的形成與未來》，《南方周末》，2008年 2月 21日。在他的觀點之前，研究轉軌經濟學的錢穎一和許成鋼就提出：中國和蘇聯東歐雖然表面上看都是中央計劃經濟，但是它們的計劃經濟組織形式上存在差異。中國是所謂的塊塊式經濟，就是以地區為基礎，而蘇聯是所謂條條式經濟，以專業部為基礎的，兩者組織的方式不一樣。①Q ian，Yingyi，and Xu Chenggang."W hy China’s Econom ic Reform sD iffer：TheM-form H 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 r."Econom icsof Transition，Vo l.1（2）（1993）：135-170.由此看來，從前后 30年對比的角度出發，“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這樣的提法，固然可以約定俗成地使用，但若用其“一言以蔽之”前 30年的“中國道路”，卻并不準確，不能經得起深入推敲。若對這一問題取得更切實的認識，仍需回到歷史本身。

這一歷史時期，其實有一個我們有意無意忽略的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意思相近的正式表述，即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1958年 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會議一致同意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創議而提出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雹凇吨袊伯a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關于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的決議》，《人民日報》1958年 5月 27日?？偮肪€的核心是建設速度，《人民日報》的社論中稱“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③《力爭高速度》（社論），《人民日報》1958年 6月 21日。。怎樣實現高速度呢?方法就是群眾運動?！拔覀兊膰沂怯指F又白，我們的設想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這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唯一辦法，就是依靠群眾?！雹堋栋芽偮肪€的紅旗插遍全國》（社論），《人民日報》1958年 5月 29日。在總路線提出前后，兩個實踐總路線的群眾運動已成如火如荼之勢。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按筌S進”、人民公社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合起來稱為“三面紅旗”，在當時被看作走出了一條中國自己的可以取得成功的新路，是 1956年開始謀求另辟蹊徑的基本成果。

如果超越功過得失，不僅是從基于歷史效果的正確性角度考慮，更從那個歷史時期到底是在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考慮，可以認為，毛澤東探索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就是“三面紅旗”。這“三面紅旗”構成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是以速度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通過群眾運動，通過強制的生產關系變革，來實現高速度，“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就是兩個基本點的具體歷史實踐。如果模仿革命道路的“目標 -路徑”制式的表達，我們可以給出一個表述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參考意見：這是一條通過大規模群眾運動和強制生產關系變革來實現趕超目標的道路。

作為黨和國家長期的領導人，毛澤東把“三面紅旗”看成是對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偉大創造，不容懷疑和批評。此后國內的多次的政治異動，乃至和蘇聯產生分歧，都和是否捍衛和贊成“三面紅旗”道路密切相關。雖然此后由于一再碰壁，對“三面紅旗”之下的不少具體做法進行了糾正，但其中心和基本點都沒有變化。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總路線的提法仍是黨的文獻中的指導思想。1979年 9月 28日十一屆四中全會的公報仍明白宣稱：“全會認為，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雹荨度腥珪詠碇匾墨I選編》上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 192頁。葉劍英的《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也有同樣表述?！叭婕t旗”的具體實踐人民公社體制延續至改革開放以后。1983年 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次年底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設，人民公社制度解體。而改革開放以后的長期唯 GDP馬首是瞻，盲目鋪攤子、上項目、地方相互攀比，也很難說完全沒有速度至上的躍進思維、趕超意識的影子。今天，如果要討論那一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把延續了二十多年，長期發揮指導作用，對國家社會經濟生活影響至深的理論和實踐棄而不顧，看來并不完全合適，至少是非歷史的。

相對于對總路線的重視不足，對于一些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思想，可能因為關注充分，而對其歷史地位有所高估。試舉《論十大關系》為例。這一文獻無疑是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標志性篇章，其中提出的綜合平衡的思想對今天的實踐也仍富指導意義。不過，我們在衡量某一文獻在歷史上的地位時，需要綜合其“表述史”和“傳播史”，才能得出切近于史實的結論。

1956年 4月 25日，毛澤東在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關于十大關系的報告，接著又在 5月 2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其中思想在隨后黨的八大政治報告中有集中體現。不過，關于十大關系的報告當時并未在全黨傳達，更未在全國學習。在以后二十年中這一報告有兩次大規模整理公布的經歷：（1）劉少奇于 1965年底寫信給毛澤東，建議將這個講話作為內部文件印發給縣、團以上各級黨委學習。毛澤東批復：“此件看了，不大滿意，發下去征求意見，以為將來修改之助。此意請寫入中央批語中?！边@次下發的整理稿中，原講話記錄稿中有些重要的內容，如對蘇聯和某些東歐國家在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系，民族關系以及對斯大林的態度等問題上的錯誤的批評，對我國國內工作中過高地估計戰爭危險，不重視發展沿海工業，以及在行政措施上照搬蘇聯的做法等缺點的批評，都沒有整理進去。（2）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輯工作期間，將論十大關系的兩次記錄稿進行綜合整理，在胡喬木具體主持下完成了整理工作。這個整理稿恢復了以前整理稿中沒有整理進去的重要內容，并做了必要的文字加工。整理稿于 7月 10日送鄧小平，13日轉送毛澤東。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我們在讀改時，一致覺得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對國際（特別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開發表，并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辈贿^，鄧小平公開發表的建議并未被采納。當天，毛澤東審閱了這個稿子，并批示：“同意?？梢杂“l政治局同志閱。暫時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選集再公開?！薄墩撌箨P系》終于未在毛澤東生前全面公開。毛澤東去世后，1976年 12月 26日該文在《人民日報》發表、隨后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①此段關于《論十大關系》的“傳播史”，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 234-236頁。從上述“傳播史”中，可以看出，我們后來視為精華的不少思想在毛澤東同志去世前，并未在全黨范圍內傳達公布過，更不要說產生深刻歷史影響。這一狀況與長時期內全黨全國上下學習總路線，宣傳“三面紅旗”的滾滾熱潮相比，豈止是當年毛澤東批評反冒進時所用的“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可以形容?！墩撌箨P系》在毛澤東去世之后的發表，是面向未來的，不是總結歷史的，不能說明其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只能說明其正承擔著新的歷史使命。該文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提及的唯一毛澤東文獻。

站在后來者的視角，對于毛澤東探索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已經可以較容易地通過其“成敗”來論定“是非”。從速度預期上講，是急于求成，過急過快。從道路上講，則是意圖獨樹一幟，另辟蹊徑。毛澤東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就講，“我為什么講十大關系?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相比，除了蘇聯的辦法以外，是否還可以找到別的辦法，能比蘇聯、歐洲各國搞得更快更好?！雹谝娊饹_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第三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 872頁。在模式比較的基礎上，力圖探索新路，固然可取，但如果這種探索超越了獨立自主的邊界，而演變為尋求獨樹一幟，前車之轍，后車之鑒，其中的歷史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三、中國道路 3：改革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道路”是什么?十七大報告給出了一個標準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案母镩_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睂τ谥袊厣鐣髁x道路的內涵，十七大報告有明確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雹酆\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11頁。

在十七大報告之后的關于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的討論中，理論界和學術界出現了兩種典型狀況。一種是完全遵循黨的理論話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框架之內討論道路問題。一種是完全回避執政黨的理論闡述，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的學科方法來分析 30年的發展變遷。在這里，無論哪種取向，都需要明確一個基本的事實：即離開了中國共產黨及其執政理論，就根本無法解釋清楚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道路或者中國模式。而無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表述本身都是一個歷史和實踐的過程，對其歷史性和實踐性的認識，是我們理解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道路”的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出之后，前述兩種典型取向都有研究者倡導把新中國 60年的道路聯系起來考察。理論界曾經注意討論過“一脈相承”的問題，意在肯定前 30年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不過，這些討論多著眼于 1956年前后以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及八大路線中的正確思想，基本上局限于思想理論層次。而經濟學、社會學界的學者則基本上是從中國和蘇東比較的視角，討論前 30年對后30年的影響，大體上是聚焦在制度和結構層次，關注重點也在文革之前。其實，在此之外，如果從實踐層次考慮，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可能就會別開生面，比如上世紀 70年代前期的實踐與改革開放的關系。

70年代的許多實踐對改革開放后的眾多舉措均具有直接繼承的意義。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曾說，“其實撥亂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開始了?！薄罢f到改革，其實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薄澳菚r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雹佟多囆∑轿倪x》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81頁、第 255頁。其實，不僅“改革”的嘗試在 70年代中期就有，“開放”甚至更早，在中美解凍前后的“四三”引進方案已開大規模引進開放之先河?！耙痪牌叨旮鶕芸偫砗屠钕饶罡笨偫淼呐緮M定的并由總理親自審批的‘四三’引進方案，即用四十三億美元在三五年內引進一批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其中包括：十三套大化肥設備，四套大化纖設備，三套石油化工設備……”②余秋里：《中流砥柱，力挽狂瀾》，《我們的周總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 58頁。當時為了引進這些設備，國務院還批準派出幾十個團（組）到西歐、日本等發達國家考察，后又把相關資金增加到五十一億八千萬美元。想方設法發展經濟的思路 1978年之前在黨內已經相當明顯。當時主政的華國鋒就提出要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強調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主張“一定要學習外國的好經驗，其中包括學習科學技術，學習經營管理經驗，開展廣泛的經濟合作”。為此還提出“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③《為黨和人民事業奮斗的一生——紀念華國鋒同志誕辰 90周年》，《人民日報》2011年 2月 19日。其實，不少改革開放以后的“成就”都得益于此前的實踐。比如對于農業的發展小平同志早就講過“一靠政策，二靠科學”，但后來我們估計改革開放初期農業成就時，主要聚焦于家庭聯產承包制這樣的政策變化，似乎完全是“一包就靈”。實際上，70年代引進的大化肥項目的相繼投產、1976年之后以袁隆平研究的雜交水稻在全國大面積推廣、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等這些科技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埋沒。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性和實踐性集中體現在中國共產黨作為歷史實踐主體對這條道路的長期探索中。鄧小平在十二大開幕詞中首次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雹堋多囆∑轿倪x》第3卷，第3頁。不過，鄧小平提出的還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其中的內容是在此后的歷史實踐中不斷填充的。分析十七大報告中對這條道路內涵的概括，可以看出這些概括是在實踐探索和理論突破互動中，不斷做“加減法”的一個歷史結果。比如，對于現代化目標，改革開放初期沿用的“四個現代化”是在 1964年已經完整提出的。⑤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根據毛澤東建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紀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在十三大上開始用“富強民主文明”這樣經濟、政治、文化的三維表述取代了主要側重于經濟的“四個現代化”，到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富強民主文明之外又添加了“和諧”，形成現在的“四大發展目標”的表述。

這條道路形成之中的“加減法”最典型的表現是作為其核心內容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確認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還沒有提“商品經濟”。1982年黨的十二大則明確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7年黨的十三大開始，不再講“計劃經濟為主”，提出了“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1992年，經過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經過十余年時間的不斷揚棄，反復“加減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得以確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是在改革開放的歷史實踐中逐步形成和不斷完善的。

正是由于這種實踐性，使得從模式角度抽象出的特征，都不可避免地有片面性。比如一般說的漸進改革、增量改革就是如此。談漸進改革的觀點都注意了鄧小平講的“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但都忽略了鄧小平也講過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其實整個改革過程既有漸進，也有激進。雖然開始時多有爭論，但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廣從速度還是廣度看都很激進。農村體制改革的對象人民公社，也不是增量，而是標準的存量。哪怕改革的意外產兒，鄉鎮企業也是建立在社隊企業這樣的存量基礎上的發展起來的。9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同樣相當激進，短時期內幾千萬執政黨的根紅苗正的階級基礎，國企工人下崗，甚至引起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無論漸進改革，還是增量改革都不是總體特征，而是階段特征或者局部特征。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這種實踐性、動態性，從本質主義的角度提出的特征就難免顧此失彼，而從關系主義角度的概括可能更得要領。比如這條道路較妥善地處理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就可以看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動態特征。

黨的十七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一舉措本身也是鑲嵌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的。十六大以后，中國經濟經歷著新一輪的高速增長，但在GDP快速增長的同時，發展中的一些問題也在迅速地暴露出來。面對這些問題，出現了明顯的對改革開放道路的反思和爭論。從 2004年質疑國有企業改革開始，爭論很快擴大到幾乎所有重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其中的一些聲音引人注目：比如把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歸因于市場化改革，認為改革已如鄧小平擔憂的那樣，走到邪路上去了。也有的意見明確主張當代中國應以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替代社會主義旗幟，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①對這一時期爭論的展開討論參邱?。骸陡母餇幷撆c改革經驗——以近年的幾個焦點爭論為例》，《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08年第 6期。面對這些爭論，中央需要有明確的態度。于是，我們看到2006年兩會期間，胡錦濤表示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人民日報》、《求是》雜志在 2006年之后多次發表相關文章，闡明“要堅持解放思想”，“不斷把改革引向深入”，改革“必須始終堅持正確的方向”。②鐘軒理：《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為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提供強大動力和體制保障》，《人民日報》2006年 6月5日。至 2007年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一條道路、一個理論體系、一面旗幟，這既是改革開放以來實踐的一個結果，也是對改革推進到相當階段后的爭論的一種表態和答辯。十七大報告中專門如下一段話具有明確的針對性：“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雹酆\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10頁。從總體上，十七大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個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概念。既包含對改革開放實踐的總結，也指出了進一步推進改革的方向。既是對歷史的歸納，本身亦是歷史的一部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不斷探索的特征使得這條道路呈現若干階段性。我們一般所說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當中，科學地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三大問題，即典型表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階段特性。對這條道路的階段性如何劃分，當然可以有不同的概括。實際上，當十七大報告明確將科學發展、社會和諧寫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上，已可以說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我們正在告別一個舊的階段，正在努力開辟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努力實現的一個理想的趨向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進現代化事業的目標長期不變的情況下，“中國道路”的探索，不再會出現如革命、建設、改革那樣明顯轉折的全新歷史階段，而將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下，呈現不斷發展平緩過渡的階段性特征。

四、基于歷史和實踐的“中國道路”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三個30年中，大致經歷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依靠群眾運動和生產關系變革的趕超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三條道路的變遷興替。前兩條道路是已經被歷史檢驗過的，第三條道路是正在實踐和不斷發展的。如果想從這 90年的“中國道路”探索和實踐得出什么啟示的話，看來最基本的一條就是：“中國道路”是一條實踐的道路，特點是“摸著石頭過河”，雖然有大致的目標，但從來沒有準確的路線圖。每一階段的具體道路，其本質上都是在具體的歷史時空環境當中，針對具體問題的決策和實踐的歷史累積。所以道路的“正確性”和“真理性”都是依存于無法重演，無法再現的特定時空和歷史環境的，是歷史的和相對的。當我們試圖把“道路”從歷史和實踐中抽象剝離出去的時候，不應該忘記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警告：“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鼈兘^不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雹佟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74頁。

正是因為“道路”的歷史性和相對性，不同的歷史階段就會有不同的具體“道路”。而且這些具體“道路”也不是一望可知的，“道路”的形成有一個過程，發現有一個一般規律：一開始時往往看得并不清楚，時常是被動的，可能走過一些彎路，出現過若干失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處于“摸石頭”的狀態。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對問題就看得更清楚了，有了更多更充分的成功實踐，這時再從理論上進行提升概括，形成相關道路的理論。如果匆忙照搬某種現成的道路模板，或者在實踐得還不充分，認識得還不清楚的情況下，就急于從主觀上確認某種道路，就可能造成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的脫節和背離，造成歷史的曲折甚至倒退。這一條規律到今天應當并未失效。如果對于許多還沒有經過充分的歷史檢驗，還在各個方面存在著明顯爭議，看得不十分清楚的東西，就匆匆冠以某種模式，加以提升乃至推廣，我們過去這方面的教訓并不算少，殷鑒未遠，不可不察。2008年胡錦濤曾提出：“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雹诤\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8年 12月 19日。在 2011年兩會的記者會上，面對國外記者的關于中國模式的提問，溫家寶明確說，“我們的改革和建設還在探索當中，我們從來不認為自己的發展是一種模式?！雹邸稖丶覍毰c中外記者見面并答問實錄（全文）》，http：//new s.sina.com.cn/c/2011-03-14/124522111898.shtm l。這樣擲地有聲的堅定判斷，不應當被理解為只是謙虛或者策略之辭，需要謀求“獨樹一幟”者思之再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