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宏觀金融效率現狀的分析與研究

○者貴昌 梁寶幸

（云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一、國內外學者對金融效率研究的基本狀況

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研究中，對經濟效率的研究比較早，并且研究分析較為深入，研究成果頗為豐富，而對金融效率的研究相對較少。對金融效率的關注源于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金融發展理論是20世紀70年代逐步發展起來的，研究的重點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問題。經過短短30年的演進，金融發展理論形成了三個有代表性的成果：一是1973年的麥金農·肖的“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學術界簡稱為“金融深化論”；二是20世紀90年代赫爾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約束論”；三是20世紀90年代末由中國學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前兩種理論對“金融效率”沒有提出明確的概念，而中國的學者則對“金融效率”提出了明確的界定。

關于“金融效率”的內涵國內學者有不同的看法，王廣謙（1997）認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運作的能力；楊德勇（1999）認為，金融效率是指一國金融整體在國民經濟運行中所發揮的效率，即把金融要素（人力、物力、各類金融資產的存量和流量）的投入與國民經濟運行的結果進行比較分析；王振山（2000）、李木祥、鐘子明、馮宗茂（2004）認為，金融效率就是資金融通的效率；白欽先（2000）認為，金融效率為金融資源在經濟系統與金融系統以及金融系統的內部系統之間配置的協調度；鄭旭（2005）認為，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資源（貨幣和貨幣資本）的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

二、金融效率內涵的認識和分析

我們認為，金融體系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金融效率也包含豐富的內容，所以在實證研究中，國內學者對金融效率涵義的不同理解是無可非議的，對金融效率作不同的分解、分成不同的層次來研究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我國學者對于金融效率這一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對金融效率這個概念還沒有達成一個統一的認識。但是，通過對前人研究成果的考察，我們認為：金融效率是指資金融通和運用的效率。我們把金融效率劃分為“宏觀金融效率”和“微觀金融效率”兩個層次。宏觀金融效率是指金融體系資金融通狀況對國民經濟整體運行的促進效率；微觀金融效率是指資金在微觀經濟主體之間的融通和運用效率。這也就是本文主張的基本內涵。按照這一思路，宏觀金融效率主要包括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效率、金融對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微觀金融效率主要包括金融機構的運行效率、企業的融資效率。本文將重點對國內宏觀金融效率的現狀進行分析和研究。

三、數據采集的相關說明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銀行貸款和發行股票是企業融資的兩個重要途徑，圖1對比了這兩種渠道的比重。從1991年到2008年，除了2000年外，通過發行股票籌集的資金占比都在20%以下，說明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還存在一個艱難的旅程，而通過銀行貸款籌集的資金在80%以上，客觀說明銀行貸款是國內企業尤為重要的融資渠道。鑒于銀行在金融體系中占絕對優勢，在下面的分析中所用到的數據將主要以銀行的數據為主。

圖1 兩種融資方式的比重

四、宏觀金融效率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根據金融效率的基本內涵，我們認為宏觀金融效率的評價指標應該包括融資率、儲蓄投資轉化率、存貸比、新增貸款生產率。鑒于宏觀經濟學上也有這樣的概念和指標，本文以下將宏觀經濟學上的儲蓄率、投資率稱為國民儲蓄率、國民投資率。為了明確兩者之間的區別，我們作一下說明。

1、融資率。等于新增存款/GDP，它綜合反映金融體系的資金（儲蓄）動員能力，表明GDP中通過金融機構轉化為儲蓄資金的比例。

2、儲蓄投資轉化率。等于資本形成總額中來源于貸款的資金/存款增加額，該指標用于近似反映整個金融體系的儲蓄轉化為生產領域投資的效率。

3、存貸比。等于貸款額/存款額，反映間接融資渠道的儲蓄投資轉化效率。與上一個指標相比，這個指標從總體反映銀行體系的儲蓄投資轉化效率。

4、新增貸款生產率。等于新增GDP/新增貸款，這個指標反映每新增一個單位的貸款帶來多少單位的GDP增量，反映新增貸款的生產能力。

5、私營企業獲貸比。等于私營企業所獲貸款額/貸款總額，它反映了在銀行體系的貸款中有多大的比例流向私營企業。

以上幾個指標的選取與資金的流向是一致的，分別與資金的籌集、資金的使用、資金的使用效率和資金的流向相對應。通過量化的指標可以對宏觀金融效率的現狀有直觀的認識，以下是我們對這些指標的考察和分析。

五、我國宏觀金融效率的分析與考察

1、儲蓄投資轉化率。根據《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的計算，在1991—2008年共18年間，融資率、儲蓄投資轉化率、存貸比、新增貸款生產率、國民儲蓄率的均值分別為20.42%、37.94%、85.66%、102.35%、42.6%，前四個指標的變化趨勢則如圖2所示。

圖2 宏觀金融效率

（1）融資率的經濟意義是一個單位的GDP中有多少單位轉化為金融機構資金來源（存款），均值為20.42%的融資率意味著一個單位的GDP中有0.2042單位的GDP成為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在趨勢圖上，金融機構的融資率表現為在20%上下波動。與國民儲蓄率的均值42.6%相比，金融機構的融資率為20.42%，表明國民儲蓄中有一半是以金融機構的負債形式存在。金融機構的一個最基本功能就是促使資金從資金供給方向需求方流動，使國民經濟的運行順暢進行，金融機構的儲蓄投資轉化率和存貸比是反映這一功能的指標。

（2）金融機構的儲蓄投資轉化率的經濟意義是指每一單位的新增存款轉化為多少單位的資本。資本是實體經濟運行的基礎，統計上包括固定資產和存貨的投資，金融機構融資來的儲蓄只有轉化為資本，進入生產領域運行才能帶來價值的增值。從圖2看，該指標以37.94%為均值上下波動的變動趨勢，而且其波峰和波谷與融資率恰好相反，表明每一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單位轉化為資本進入生產領域。

（3）存貸比的經濟意義是每一單位的存款放貸出多少單位的貸款，均值為85.66%意味著一個單位的存款中放出了0.8566個單位的貸款。從經營的角度看，一元的存款最多只能貸出一元，即存貸比最多只能是100%；從安全的角度考慮應該不超過75%，因此85.66%的均值意味著存在風險。再從圖2看，該指標變化很大，從1991年的近120%下降到2008年的65%左右，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這種趨勢表明銀行的貸款在相對下降，沉淀在銀行體系的資金逐漸增加，這對于經濟運行來說是一種嚴重的資金浪費，對金融機構來說是效率的降低。

如果我們把以上三個指標聯系起來看：一個單位的GDP中，有0.426單位轉化為國民儲蓄，其中有0.2042單位通過金融機構轉化為儲蓄（存款）；在一個單位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單位的存款轉化為了資本，從而進入生產領域，因此通過金融機構這一途徑進入生產領域的資本是0.078單位。

（4）新增貸款生產率的經濟意義是每單位新增貸款能帶來多少單位新增GDP，該指標反映了貸款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該指標均值為102.35%，即一單位的新增貸款能帶來1.0235單位的新增GDP。相對于以上三個指標，新增貸款生產率大起大落，最高時超過了180%，最低時接近40%，但波動的幅度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變窄，總體的趨勢與存貸比相似，呈下降的趨勢。該指標九十年代的大幅波動反映出這個時期宏觀經濟的劇烈波動，隨著國家宏觀經濟調控能力的增強，其波動幅度逐漸變窄，也意味著新增貸款的生產能力趨于穩定；其下降的趨勢反映新增貸款的生產能力下降。

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國民儲蓄率已經超過了50%，而金融機構的融資率一直徘徊在20%上下，說明更多的資金是從非金融的渠道流向投資，反映了金融機構籌資效率的相對下降。金融機構的儲蓄投資轉化率的均值為37.94%，說明通過金融機構渠道進入實體經濟生產領域的資金并不高。2008年65%左右的存貸比表明相當數量的資金滯留在銀行系統，這與實際經濟運行中的一些經濟主體缺乏資金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說明通過金融機構融通的渠道不通暢；新增貸款生產率趨于下降反映貸款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在下降。這些指標表明金融的儲蓄投資轉化率低，從而反映出我國較低的宏觀金融效率。

2、金融對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的調節應該使資金流向效率高的行業和企業。私營企業是活躍的市場主體，運行效率高，因此應該獲得與貢獻度相當的資金支持，這也體現了金融對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為此本文提出私營企業獲貸比指標是考察宏觀金融效率的重要方面。

截至2008年末，企業法人單位495.9萬個，其中私營企業359.6萬個，占比72.5%；全國第二、三產業企業法人單位資產總額為207.8萬億元，私營企業資產總額25.7萬億元，占比12.3%；全國共有工業企業法人單位190.3萬個，私營企業145.7萬個，占76.6%，在工業企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中，私營企業占44.4%。

我們從表1的有關數據來看，2008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五種企業類型在企業單位數、工業總產值、資產總計、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總額和全部從業人員人數這六個指標的合計占85%以上，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居絕對優勢；在七個指標中，除了資產總計外，私營企業的其余指標都位居第一。以上的數據表明，工業私營企業的經營效率相對于其他類型企業來說是較高的，同時還吸收了大量的勞動力就業，對社會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們從金融對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來看，并不理想。根據前面的提議，私營企業獲貸比的經濟意義意味著每一單位貸款總額中有多少比例流向私營企業。圖3是2001—2008年私營企業的獲貸比例，該指標呈上升趨勢，比重最高的2008年私營企業獲貸比僅為1.39%，數據充分說明一個單位貸款只有0.0139單位貸款流向了私營企業，這一比重不僅在貸款總額中可謂微乎其微，而且與私營企業的社會貢獻極不相稱。

以上分析表明，經濟效益好、運行效率高的私營企業并沒有吸引更多的資金流入，私營企業所獲得的資金支持與其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對等的。私營企業獲貸比例低也充分揭示了私營企業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融資難”的本質問題，融資難進一步制約了私營經濟的發展，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我國宏觀層面金融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不高。

表1 2008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要經濟指標比重（%）

圖3 私營企業獲貸比重

六、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嘗試性地構建了宏觀金融效率的評價指標，目的在于對我國宏觀金融效率的現狀進行客觀的定性和定量評估，以便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解決問題。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從金融的儲蓄投資轉化率還是從金融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來看，都反映出我國宏觀金融效率低下的基本現狀。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宏觀金融效率的低下必然直接影響經濟運行的效率，這對于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是極為不利的。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加強對宏觀金融效率的分析和研究，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宏觀金融效率的評估指標體系，進行實時跟蹤、監測和研究，及時為國家宏觀經濟決策提供可靠的決策信息。

第二，我國是世界上高儲蓄率的國家，在未來的發展中，如何提高儲蓄投資轉化率是我們面臨的現實課題。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的穩定、協調、可持續發展將面臨著長期而艱難的考驗，把希望寄托于國外是一廂情愿的想法，在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投資—出口—消費”三架馬車中，選擇投資拉動也僅僅是權宜之計，消費拉動內需是儲蓄向投資轉化的重要途徑。當然，提高儲蓄投資轉化率并非是單邊戰略措施，它必須與推進社會保障制度、醫療保障制度、就業制度等多項改革整體配套，協調推進。

第三，我國私營企業的發展逐步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對社會貢獻率逐年提高，但是多年來的政策、制度設計成為私營企業健康發展的軟肋，雖然多年來中小企業融資難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可是本質性問題仍未解決。因此，從社會貢獻大小的角度來設計金融資源的配置政策、制度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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