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運河交通與城市發展的關系——以唐代汴河為中心

井紅波,楊鈺俠

(1.宿州學院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安徽宿州234000;2.宿州學院人事處,安徽宿州234000)

陸運和水運是古代中國兩種最基本的交通方式。陸路交通主要是修筑驛路,借助人畜之力進行,耗費較大,遠不如水運價廉和便當,水運自然就比陸運發達。古語云“市必憑要津”[1](卷44,崔融傳),可見 ,水運交通的發達是古代中國城市興起的杠桿,因此,凡是水運便利處往往發展為重要城市。中國天然河流多東西走向,南北交通受到極大限制,自古以來,人們不斷重視利用人工開鑿的運河來溝通天然河流,以改善交通條件。隋唐以前,靈渠、鄭國渠、鴻溝、吳越運河等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有些運河至今還在沿用。

唐代汴河,即隋煬帝開鑿的通濟渠,北起黃河,南至淮河,在黃淮之間與其他天然河流一起構成了一個龐大的交通網,可以西通河洛,東達江海。來自南方的物資和商旅,只要從水路到長安和洛陽等地,大都從此經過。唐代汴河水運的發達不僅使沿岸的一些傳統城鎮如汴州、宋州得到快速發展,同時也造就了宿州、河陰等新興中小城市,從而形成了一條縱貫黃淮平原的城市帶。

一、汴河的水運交通推動了傳統城市汴州和宋州的發展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試從如下方面詳加分析。

(一)汴河改善了汴宋二州的水運交通環境

汴州(今開封),地處中原腹地,北據燕趙,南通江淮,西峙嵩岳,東接青齊,北臨黃河,當“天下之要沖”、“實為南北之喉嗌”[2],曾做過戰國魏的都城,時名為大梁。唐以前,汴州地區并不是很發達,隋開通濟渠(汴河),附城而過,大大改善了交通環境,汴州才以此為契機迅速崛起。

汴州緊扼汴河上游咽喉,得盡天時、地利,憑借汴河暢通的水道及沿河的御道,水陸交通非常便利,周圍地勢開闊。汴州在隋朝就由一般郡縣一躍成為水陸交匯中心,是東都之門戶、王室之屏障、漕運之沖要。到了唐朝,汴州水運交通的樞紐地位更加突出,水路主要依賴汴河,可自“江、淮達于河、洛”[1](卷190,齊浣傳)。唐德宗初年 ,淄青李正己控制徐州,在埇橋阻遏汴河運道,導致漕舟不得不改由渦口(安徽懷遠)進入渦水 ,輾轉運到汴州[1](卷152,張萬福傳)。

《文苑英華》(卷568)記載,隋唐之時,“汴梁,扼吳楚之津梁,據咽喉之要地”?！短茣だ蠲銈鳌芬卜Q汴州為“水陸一都會”,劉寬夫則言汴州“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通漕……當四會五達之通莊,雜燕趙悲歌之人”[3](卷740,汴州糾曹廳壁記)。杜甫將汴、宋、貝、魏并提為北方要埠,而以汴州居首。[4](P221)汴州在汴河漕運中的地位相當突出,成為“由河達淮之第一要埠……其地位僅次于揚州”[5]。

由于唐王朝的財政和糧食主要依賴于江淮地區,漕運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繁忙,此時,汴州成了南北漕運的轉運樞紐和長安、洛陽以至關中地區的物資供應站。巴、蜀、湘、贛以及整個江南地區的糧食、布帛、茶葉、絲綢、瓷器、方物、貢品等,都從汴州經過,再往西運到洛陽和長安;北方的棗梨、藥材等物資,也從這里運往南方。所以,《汴州遺跡志》稱其“北通涿郡之魚商 ,南運江都之轉輸”[3](卷797,汴河銘)。劉禹錫《汴州刺史廳壁記》言：“本朝以浚儀為汴州刺史治所。自隋釃新渠,吸黃河而東行,州舍其樞為天下劇”[6](卷8,汴州刺史廳壁記)。意為由于汴河的開通 ,汴州已成為當時南北交通的中樞之一。

宋州(今商丘)和汴州一樣,因為汴河便利的交通環境而地位陡增。宋州位于汴河中游,隋為梁郡,因瀕臨汴河,交通便利,可通徐、兗、曹、亳、潁等州,地理位置更顯重要。宋州、汴州相距僅三百里,唇齒互依,故論當地形勢,輒梁、宋并舉。陸贄說,“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7](卷20)。白居易稱其為“梁宋之地,水陸沖要,運路咽喉,王室屏藩”[8](卷40)。

(二)汴河的水運交通促進了汴宋二州商業的繁榮

得益于汴河發達的水運交通,汴宋二州的工商業獲得了快速發展。唐人王建曾賦詩曰：“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秋日梁王池閣好,新歌散入管弦聲”[9](卷300,寄汴州令狐相公)。反映了汴州水上運輸、茶商的經營和酒店的興盛,當時已出現了通宵達旦的夜市;靠近汴河的水路碼頭地區——橋市、水門等處特別熱鬧;由于商業繁榮,新歌、曲劇也應運而起,歌樓舞榭,管弦盈耳。他的另一首《汴路即事》詩,有“天涯同此路,人語各殊方,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9](卷300,汴路即事)之句 ,描繪了汴河上的商船南來北往,江南沿海一帶商賈,從各地帶著各種貨物到此經營,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們操著不同的方言,河邊的草市迎接江南的船貨,津橋邊還設有收取商稅的關卡,一幅客商往來、經濟繁榮的畫卷,可見這時汴州已具有商業大城市的特色。其時汴州船檣如林,商品堆積,市場繁華的情景,當與宋時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畫面相差不遠。如上,草市、夜市的出現說明汴州城市的商業活動異常繁盛,已開始沖破傳統市場制的藩籬。

汴河發達的水運交通使汴州逐漸成為汴河上的“雄都”,市井繁華,商業興盛,以至于“舟車輻輳,人庶浩繁”[1](卷190,齊浣傳),不僅本地商人眾多 ,而且還不斷吸引其他各地商旅云集此地?！短綇V記》(卷125)載,唐時,大梁(汴州)崔無隱之兄,“以賈販江湖之貨為業。初一年,自江南返大梁,獲利可倍”。反映了當時汴州本地商人從江南購貨到本地銷售的情況,且通過賤買貴賣所得的年商業利率也比較高?！冻皟L載》記汴州無賴李宏敲詐商人累積巨萬,可見汴州商賈之多,資力之厚[10](P11)。據鄭學檬先生研究,當時的汴宋商人已形成有名的地區性商幫,堪與蜀商、晉商比肩[11](P202)。汴州優越的經商環境吸引了國內更多的商人甚至海外胡商前來汴州貿易。當時有人去揚州收債,“途次陳留(開封東南),宿于旅邸 ,僅聞胡斗寶”[12](卷402,寶珠),說明不少胡商和漢族商人同樣深入到了汴州等內地?！短普Z林》(卷1)記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也可推知汴州當有海外胡商,且商人足跡遍布全城。除了巨商大賈,汴州城內還有一些小商販?！痘皲洝份d“大梁逆旅中有客,恒賣皂莢百莖于市,日獲百錢。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與同店而宿”[12](卷85)。逆旅就是旅店。[4](P331)汴洛間的小店板橋鎮有“以鬻餐為業”的三娘子,她的家中“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故遠近行族多歸之”[12](卷286)。三娘子,是一位善于經營的飯店老板,很能招攬大批客人光顧?！杜f唐書》(卷166,元稹傳)謂汴州“沒入死商錢且千萬”,足見當時汴州商人資本之巨,商業之盛。唐后期,楊行密據有淮南,曾派人“持茶萬余斤如汴、宋貿易”[13](卷259),楊行密派人到中原汴宋二州貿易,一次運茶就達一萬多斤,可知汴州的工商貿易至唐末仍未見衰減。

唐代初期到中期,汴河經過疏通,成為南北方漕運的水上走廊,這給宋州帶來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八?、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14](卷11),說明宋州瀕臨汴河,漸漸發展成長為一座交通便利、商旅往來的商業都市。宋州在天寶元年改為睢陽郡,李少康為郡太守時,“淮河漕挽,刀布輻輳,萬商射利,奸之所由系也”[15](卷899)。說明宋州自隋以至唐中葉以前,商貿一直很興盛,商人數量也很多。

唐代盛世,宋州城內有縱橫交錯的寬廣道路和高大的建筑,通向四方的水陸交通十分方便,就經商環境而言,外地客戶和本地土著都非常滿意。德宗貞元中,顧況指出,宋州“井賦鹽泉,所入歲約三千萬緡,商在其外”,當地工業收入已不少,加以“舟艫織川 ,城高以堅 ,士選以飽”[15](卷801),表明宋州水上運輸便利,城池建筑高且堅,商人云集,工商業相當繁盛。商業的繁榮又推動了手工業的進步,唐前期,宋州絲織業最為發達,居全國之首?！短屏洹?卷20)載,當時的絹共分八等,一等產地即為宋、亳兩州。

不僅如此,與汴州類似,宋州交通的便利、工商業的發達也吸引了一些胡人前來經商?！短綇V記》(卷 402)引“集異記 (李勉條)”載：“司徒李勉 ,開元初,作尉浚儀。秩滿,沿汴將游廣陵(揚州)。行及睢陽(商丘),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詣勉曰：‘異鄉子抱恙甚殆,思歸江都(揚州),知公長者,愿托仁蔭,皆異不勞而獲焉?！惆е?因命登艫,仍給饘粥。胡人極懷慚愧。因曰：‘我本王貴種也。商販于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計必求吾來者?！蝗罩壑广羯?其人疾亟”?？芍@位后來客死他鄉的波斯老胡曾商販宋州(睢陽)一帶20多年。

(三)汴河的水運交通增強了汴宋二州的城市綜合實力

汴河交通的便利、城市商業的發達為汴宋二州積累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唐代宗大歷三年(公元768年),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時,曾獻馬十匹,金銀器五十件 ,繒彩一萬匹[1](卷124,田神功傳)。到了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汴州宣武軍節度使韓弘入覲,則“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錢以貫數者,尚余百萬,絹亦合百余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16](卷12)。因此,當時有人稱贊道：“此州(汴州)都會 ,水陸輻湊 ,實曰膏腴”[1](卷64,李靈夔傳)。唐代汴州的經濟力量由此可見一斑。

隨著汴州城市的擴大,人口的激增,也給治理增加了難度,如天寶年間就有人感嘆道“時升平日久,且汴州水陸所湊 ,邑居龐雜 ,號為難理”[1](卷131,李勉傳)。令狐楚出任刺史后,汴州城市面貌大為改觀。劉禹錫《客有話汴州新政書事寄令狐相公》詩云：“天下咽喉今大寧,軍城喜氣徹青冥……汴州忽復承平事,正月看燈戶不扃?！彼碛小读詈喙娛竞又袟钌僖洿鸺婷^之》云：“梁苑仁風一變初”,“八方通貨溢河渠”[6](卷8),用以歌頌當時的汴州刺史令狐楚,反映了當時雄踞中州大地、作為天下咽喉的汴州已是八方貨物齊集的碼頭,社會安寧,正月十五看燈,百姓門戶皆可不閉。汴州時已成為汴河之上非常繁榮穩定的工商業城市。

唐初汴州城邑僅周五里,為節度使的牙城。隨著經濟的繁盛,原來的城池已越來越不能滿足城市發展的需要。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永平節度使李勉對汴州進行擴建,增建了方圓約四里之廣的新衙署,又增筑羅城,周20余里一百五十步,使城市面貌煥然一新,為以后這里再次成為都城打下了堅實基礎。

宋州在當時的國內也是少有的繁華城市。杜甫曾詠宋州道：“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亞陳留,劇則貝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 ,主客多歡娛”[9](卷222,譴懷)。陳留就是汴州的郡名,貝州在當時曾被稱為“天下北庫”,因為江淮州郡輸往北方的租布按制度都要運儲到清河郡,而魏州的繁榮也是能通江淮之貨[17](卷514)?？梢?宋州的繁榮僅次于汴州,已和北方的貝、魏兩州并駕齊驅了。唐代前期由貞觀年間到天寶年間,黃河下游各州的人戶大都有所增加,宋州足足增加了 10倍之多[18](卷7,宋州)。所以詩中的“九萬家”雖是概括之辭 ,不能當作精確的統計數字,但卻顯示了城市居民的大幅增加,人煙繁浩;“高樓”、“通衢”以及“舟車半天下”,也是當時宋州城市建設發展、商業運輸興盛、交通繁忙的真實寫照,反映出宋州也已擁有較為厚實的經濟力量。詩的末句作者用“歡娛”二字,也說明了當時城市風氣的良好和秩序的穩定。

(四)汴河的水運交通提高了汴宋二州的政治地位

汴宋二州的政治地位隨經濟地位的上升日顯重要。隋唐時期,汴州扼汴河上游,又成了水陸要沖、運河之咽喉,尤其是社會經濟的發達使其戰略地位越來越突出。宋州居汴河中游,是汴州的屏障,隨著經濟的攀升,地位也很重要。正如陸贄所說,“梁宋之間,地當要害……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7](卷20)。

中唐以后,朝廷財賦主要依靠東南,汴河成了唐朝的經濟生命線?？刂坪勉旰?就必須重視汴州和宋州。自天寶十四載(公元756年)起,先后設河南、淮西、永平、宣武軍節度使,駐扎于汴州。汴州成為中原的重要軍鎮,成為汴水的堡壘。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二月,李希烈兵變,攻陷汴州,鎖住了汴水通道,切斷漕路。關中饑謹,朝野震恐。這可從反面證明汴州的漕運地位。作為汴河漕路經濟重鎮的宋州地位也愈加重要,曾受到安史判軍的極大關注,史載“安祿山將犯河洛,以介然為河南防御使,令守陳留。陳留水陸所湊 ,邑居萬家”[1](卷187,張介然傳)。唐肅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判軍大舉進攻宋州治所睢陽,妄圖打開江淮的門戶。后李希烈據此,切斷了汴河商路。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劉洽收復,才再次恢復了漕運。

安史之亂以后,關中和伊洛平原經濟遭受嚴重破壞,黃河中下游的河北、山東地區藩鎮割據,“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19](卷50,選舉志),唐中央朝廷的財賦供應幾乎完全依賴“江淮八道”[19](卷14,憲宗)。連通江淮和兩都的汴河成為唐王朝的生命線。由于汴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唐中央政府在安史之亂后便在這里先后設立了河南節度使、汴州都防御使等職。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唐宣武軍治所由宋州遷往汴州[20],并駐以重兵,借以保障汴運通暢和遏制山東諸侯勢力的西侵。這一來說明汴州隨經濟實力的增長,行政地位大為提高;再則反映了宋州是汴河一帶僅次于汴州的重要城市。

唐末各藩鎮都想占據汴州,壟斷汴路,控制朝廷依之為命的東南財賦,有的甚至妄圖以之為根據地爭霸天下。唐王朝更是對其重視有加,正如杜牧在談到中原地區的藩鎮時所說,“河東、盟津、滑臺、大梁(汴州)、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沖,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而“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辦,則沿淮已(以)北,循河已(以)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才能應費”[20]。

之后,在保護漕路上,朝廷對其汴宋二州十分倚重,如貞元時命令汴、宋、鄭、徐、泗諸州,加強對運河管理,“分界勾當”。唐廷加強了這一帶的防務,汴、宋、徐三州逐漸成為中原最大的軍事政治中心。唐代宗大歷十四年(公元799年),劉晏進行鹽鐵官營改革,曾于全國設置四大鹽場、十監和十三巡院,汴宋二州均在十三鹽鐵巡院之列。

由于汴州的富庶和漕運的便利,五代時期,汴州已取代兩京成為北方的政治中心,成為梁、晉、漢、周的都城。假如沒有隋唐汴河的開鑿和疏浚,沒有汴州城市經濟的發展,如此地位是難以被確立的。后來北宋定都于此,稱為東京,其城市的繁華自不待言。當時有“雕車竟駐于天街,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汴京真正成為“八荒爭湊,萬國咸通”的國際大都會[21]。

二、汴河的水運交通促使新興城市宿州與河陰的崛起

隨著汴河水運交通的不斷發達,沿線一些新興城市開始崛起,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宿州與河陰。二城都是因在汴河一線處于特殊地位才被建置,并以之為契機迅速發展。宿州是漕運途中的重要關卡,咽喉之地;河陰則居黃汴交匯之處,是重要的轉輸基地。

汴河開通后,宿州的地位不斷提高。隋時宿州僅為彭城郡轄區,唐前期歸屬徐州的苻離縣和蘄縣,沒有形成獨立的行政區。安史之亂后,唐廷鑒于其地戰略位置之重要,于憲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在苻離正式建置宿州,下轄蘄縣、臨渙及虹縣。后雖于大和三年(公元829年)罷宿州治,但很快又于大和七年恢復,州治改在埇橋。埇橋所處的地理位置,《光緒宿州志》稱其“西翼梁宋,北控邳徐,南襟濠壽,東限淮泗……戰守所資也”[22],且“(汴、泗)二水通塞靡常,隋時鑿汴以通徐州,南控埇橋,以扼汴路,時稱要地”[22]?？梢?早在隋鑿汴河時已開始關注埇橋“扼汴路”的作用了。埇橋為汴河運輸漕糧的必經之地,舟船絡繹不絕,當時已發展成為縣轄的小集鎮,堪稱汴河漕運之咽喉。

唐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李泌言,“東南漕運,自淮達汴,徐之埇橋為江淮計口”[22]。貞元四年(公元788年),李泌又上言德宗：“江淮漕運,以埇橋為咽喉”[13](卷233,貞元四年)。李吉甫也認為“以其地南臨汴河,有埇橋為舳艫之會,運漕所歷,防虞是資”[18](卷9,宿州)。如上足以說明宿州作為汴河漕運糧道上的重鎮,在唐代漕運中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唐中期以后,藩鎮為禍甚烈,各地節度使操縱著政治、軍事甚至經濟大權,多數與中央分庭抗禮,不聽調遣,獨霸一方,作威作福。德宗建中年間,淄青節度使李正己曾起兵反唐,占據埇橋,切斷漕運糧道,朝野為之震恐。迫于形勢,唐廷決定以埇橋為州治增置新州,取古宿國名,直屬河南道,資以重兵,以加強對這一地區的統治。宿州一躍成為汴河沿線重鎮。

河陰也是唐朝新立的小縣治。它地當汴河入黃河之口,北鄰河北,南近淮南,東接淄青,地理位置相當重要。因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裴耀卿新定漕運政策,主張汴船不入河,考慮到轉運物資的方便,于此置河陰倉以為漕粟屯戍之地,江、淮漕經汴河的財賦均貯積于此,后來慢慢發展成為一座小城市。史載,開元二十二年“遣侍中裴耀卿充江淮、河南轉運使,河口置輸場。壬寅,于輸場東置河陰縣”[1](卷9,玄宗本紀)。又“地 當 汴 河 口 ……置 以 便運漕”[18](卷5)。

宿州是借助來往漕船、商人的帶動而興,河陰則是依靠轉輸物資的便利、倉儲的豐富、財富的積聚而旺。憑借各自的優勢,兩城的經濟地位驟然提升,被唐廷的重視程度也日有所增。經濟和政治地位的顯要,自然會招來割據勢力的覬覦和掠奪。

具體而言,宿州的經濟是伴隨汴河在南北經濟交流中作用的日漸顯露和增強而快速繁榮起來的。宿州位于汴河中下游,是汴河入淮河的必經之地,也是來往船只入淮、出淮的水口,所以又叫“埇口”[3](卷638,來南錄)。這里水勢平緩 ,適于公家漕運、私人商旅在此停泊小憩。當時這里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官私船只停泊。商旅上岸入城投宿,或直接通過這里市易所載物資,臨河的大街小巷,遍布著客房貨棧和茶樓飯莊。由于人口的猛增,部分居民都要搬到城外居住。隨著漕運量的增加、公私商旅的云集,埇橋的發展越來越快,變成名副其實的商業城市,真正成為“舳艫之會,舟車之要”。唐德宗建中年間,為了保障運輸物資不被劫掠,又調派猛將張萬福駐守濠州,益兵屯守,保護埇橋。唐后期曾于宿州設立鹽鐵巡院。唐廷據此以貯聚向當地人民和過往客商所征收的雜稅、錢帛和物資,并籍以加強對漕運、鹽運的管理。

河陰是轉輸物資的樞紐。盛唐時,“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1](卷123,李巽傳),此后“自江淮而溯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 ,謂之北運”[1](卷53,食貨下)。隨著轉輸物資數量的增加,河陰糧倉的建設規模不斷增大,憲宗“元和三年四月 ,增置河陰倉屋一百五十間”[23](卷87,漕運),成為唐后期最大的轉運倉。不難看出,唐時的河陰已成為河、汴交匯處的糧物存儲和轉輸要地,且發展非常迅速。至文宗、武宗時期河陰倉的重要作用已經取代了位于汴河口西部原來隋置的虎牢倉,時人雍陶因此贊曰：“自有此來當汴口,武(虎)牢何用鎖風煙”[9](卷518)。又《唐會要·鹽鐵》載：“太和二年七月敕：潼關以東度支分巡院,宜并入鹽鐵江淮河陰留后院”。留后即留守官,權力很大,代表鹽鐵轉運使管制一方事務。此留后估計是在貞元十五年汴州轉運院移于河陰以后,又擴建倉庫,此地轉運任務加重,因而設置的。由此也可窺見河陰的經濟地位在唐時是不斷上升的。

關于河陰的富庶,唐人王維曾作《早入滎陽界》詩稱道：“泛舟入滎澤,茲邑仍雄藩,河曲閭閻隘,川中煙火繁”,“秋野田疇盛,朝光市井喧”[9](卷125)。詩中滎澤即河陰,描寫了城內街道里巷密集、行旅不絕、市易喧鬧、商貿繁忙的場面。當時河陰城市也已建成一定規模,可謂氣勢恢宏,狀貌雄偉,有詩贊曰：“高城新筑壓長川,虎踞龍盤氣色全,五里似云根不動 ,—重如月暈長圓”[9](卷518,河陰新城)?？梢?,河陰隋唐時雖僅為縣治,卻憑汴河交通之利,借轉輸物資之便,很快發展成為一個商業興盛的小都會。

由于宿州與河陰的富庶以及在漕運中的特殊地位,在動亂的唐王朝后期遂成為割據勢力窺覦和肆掠的對象。穆宗長慶二年(公元822年),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入徐州,節度使崔群忌之,王智興遣兵送崔群,“至埇橋而還。遂掠鹽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在汴中者,并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二”[13](卷242)。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宿州再次被掠,“賊(龐勛)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13](卷251)。從中可知宿州能夜泊大船300艘,已發展成為較大都會,埇橋也是規模較大的港埠碼頭。

河陰為唐廷財賦堆積轉輸之地,自然資力雄厚,倉儲豐盈。憲宗平淮西時,“(李)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19](卷213,李師道傳),元和十年三月“辛亥,盜焚河陰轉運院,凡燒錢帛二十萬貫匹、米二萬四千八百石、倉室五十五間”[1](卷15,憲宗本紀)。以此可以推知當時河陰所儲錢糧的數量是具相當規模的。這次被焚毀的錢米布帛,數量雖然不少,事實上只是在那里集中的江淮物資的一小部分;江淮各地的財富,很多是在這次放火之后(元和十二年)才運往的。由汴河北運而集中于河陰的物資,在元和年間曾大量地用來供應征討淮西和淄青的軍隊[24](P38)。

綜上所述,唐代汴河的水運交通促進了傳統城市(如汴宋二州)的繁榮,同時又催生出一些具有特殊職能的新興城市(如宿州、河陰)?？梢哉f,這些城市均是因汴河而興,得汴河而盛?？梢?汴河沿線的城市發展雖取決于多種因素,但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就是便利的水路交通條件。汴河交通功用的發揮使得汴河流域原有的商業都會進一步擴大,沿交通線發育起來的城市迅速成長。交通運輸是商業發展的首要前提,交通、商業又勢必促進沿河口埠商鎮的發展。由此可見 ,汴河 ——交通 ——商業 ——城市之間構成了同步運動,汴河交通成為這類城市發展的重要條件。汴河交通使得轉運貿易快速發展,各類商品大量注入,促進了汴河沿岸城市商業的繁榮,一系列運河型城市也在此基礎上成長起來。而以水路運輸為主要依托的商業經濟又必然成為此類運河型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特色。汴河沿線的汴州、宋州、宿州、河陰等商業城市的繁榮興盛就像一串明珠貫穿南北,交相輝映在黃淮之間,形成了一個以汴河為軸心、貿易關系密切的城市帶。這一切都為繼之而起的北宋的繁盛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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