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反中”立場之沖激與未來發展走向

徐淑敏

一、前言

2011年2月23日，民進黨于新境界文教基金會之下成立智庫，主席蔡英文就未來兩岸政策發表新的論述指出：“民進黨主張臺灣發展與中國的關系應該從臺灣認同出發，以臺灣的價值為核心。兩岸必須維持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關系”；“民進黨不能像國共兩黨一樣，局限于兩岸結構、陷入歷史框架中，不能被政治前提壓縮處理兩岸問題的空間”；“臺灣不能只從雙邊的基礎上發展兩岸的交流，尤其是在經貿交流上，臺灣應該以國際多邊體系作為與中國互動的架構”。此舉被視為2012年“大選”前哨戰。

民進黨成立本身為臺灣社會客觀存在于政治上的一種顯著反映，民進黨的中間路線，在2012“大選”時將真正面臨考驗。由于民進黨的意識形態屬性，使其所顯現的大陸政策的“反中”立場主要是基于對“臺獨”政策的基本主張。在民進黨的理念中，“臺獨”就是“反中”的同義語，“臺獨”是政策，“反中”即為立場。長期以來，民進黨對于此種意識形態的堅持，難以轉變。即使因為2000年開始獲得八年執政之機會，這與其早期反對運動之性質在政治宣傳及號召上全然不變，但卻仍然不能在“臺獨”與“反中”的立場上，有所大幅改變。

執政官員、政黨黨員，甚至部分學者為政策背書的情形自古皆有。然而，在臺灣政治多元的社會中，公開的輿論不乏立場客觀的論點，提供作為政治上理性思考的基礎。這種言論或觀點，無疑對民進黨的基本教義提出挑戰，對于民進黨而言，此種現象，黨外比黨內為多，也還是引起了若干辯論或借鑒。

本文，即從這些引發民進黨對大陸政策討論甚至可能轉變的幾個論點，做出陳述與分析。這幾項論點，包括“民進黨內反思運動”、“紅藍綠三角關系”，以及“民共論壇”，這些可能使民進黨思考“反中”立場轉變的契機。

探討民進黨的“反中”立場，宜自其“臺獨”政策著眼。民進黨“臺獨”政策的演變，大致可以分為五個時期予以說明。

1、1986年為“住民自決”政策。提出“民進黨黨綱”的表述，主張“臺灣的前途應由臺灣全體住民，以自由、民主、普遍、公平而又平等的方式共同決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聯合，都沒有決定臺灣的政治歸屬的權力”。

2、1988年為“主權獨立”政策。提出“四一七決議文”，主張“臺灣國際主權獨立，不屬于以北京為首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臺灣國際地位之變更，必須經臺灣全體住民自決同意”，并提出公開反對和平統一的“四個如果說”。

3、1991年為“獨立建國”政策。提出“臺獨黨綱”，主張“住民自決、制定新憲、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臺灣認同意識；基于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自主自立的臺灣共和國及制訂新憲法之主張，應交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選舉決定”。

4、1999年為“淡化臺獨”政策。提出“臺灣前途決議文”，主張“住民自決、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臺灣認同意識、破除‘一中原則；臺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依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其主權領域僅及于臺澎金馬與其附屬島嶼，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

5、2007年為“臺獨正名”政策。提出“正常國家決議文”，主張“住民自決、制定新憲、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臺灣認同意識、破除‘一中原則、臺灣正名、轉型正義。在‘臺獨黨綱與‘臺灣前途決議文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正常國家決議文，積極推動正名、制憲、加人聯合國、落實轉型正義與建立臺灣主體性等作為。以實現臺灣為正常國家”。

這些政策的基本精神，采取“反中”的絕對立場。雖然，民進黨人士前往訪大陸的情形從未間斷，但都是以私人身份，事后也多遭受黨紀處分。因此，民進黨官方政策向來采取“反中”的立場與態度。然而，上述“民進黨內反思運動”、“紅藍綠三角關系”，以及“民共論壇”幾項主要的觀點與論述，在民進黨內部也曾造成若干不同程度的激變與討論，從事態的發展來看，也許會引發民進黨內部深思并成為歷來“反中”政策轉變的契機。

二、第一個沖激：“民進黨內反思運動”的倡議

民進黨部分核心黨員，為了避免因“總統大選”言論所造成的族群沖突、對立再度擴大，2004年5月，當時民進黨青壯派新潮流系“立委”李文忠、陳其邁、羅文嘉、卓榮泰、蔡煌瑯等人提出“新文化論述”。李文忠表示，選后政局紛擾，主要矛盾是“國家認同”歧異造成的不信任，民進黨必須體貼有一部分人對“中華民國國號”的感情，推動的新文化論述，希望找出政治上的共識，消除社會對立?！靶挛幕撌觥敝鲝垺爸腥A民國是臺灣”，試圖深化民進黨的中間路線，并解平“總統大選”后的“國家認同”傷痕。然而，“新文化論述”初稿曝光后，引起民進黨內激烈反彈，據報道，民進黨“立委”陳景峻痛批：不知道在搞什么東西，“臺獨”是民進黨長期主張，不能選前說一套、選后以“中華民國”就否定一切；民進黨“立委”林重謨也痛罵：我就不相信拿著“中華民國”的名號，他們會拿到多少票；提出“新文化論述”的人，被批評是“少年不識愁滋味”和“有點虛偽”。

一般的看法認為，“新文化論述的基本困境，不在文化，不在族群，而在統獨”。然而，前民進黨“立委”林濁水認為，臺灣真正的問題是“政治撕裂”而非“族群撕裂”，要消弭政治人物搶奪權力引發的對立，不能拿族群或文化當替死鬼。他主張“新文化論述”應該存而不論，該徹底檢討的是政治行為及政治體制。青壯派“立委”是一片好意，希望民進黨能進步，但從“文化多元主義”的觀點，文化應與政治脫鉤，尋求政治認同不應該去干涉文化內涵。臺灣內部沒有文化認同的差異，而是“國家認同”差異，政治人物不必對文化提出太多政策。

在民進黨內部嚴厲撻伐之下，“新文化論述”遭受無情批判與抵制，此一理性反思的運動，幾乎銷聲匿跡。到了2005年10月，以李文忠、林濁水、段宜康、羅文嘉等為首拋出催生“新民進黨”運動，抨擊民進黨失去反省能力，黨內群起呼應，青壯派“立委”醞釀成立論壇，凝聚黨內改革力量，雖未與民進黨劃清界線，但要展現改革思維。李文忠進一步發出“支持反省，蛻變重生”聲明，引發黨內派系論戰。而后，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蘇貞昌邀集黨內派系要角協商達成共識，不再提“新民進黨”，也不再透過媒體放話、互批。2006年1月，陳水扁元旦祝詞揭示未來兩岸經貿改采“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原則。但是，新潮流代理總召洪奇昌與派系成員召開記者會，指陳水扁文告“稍嫌保守”，新系并提出“積極定位，自信開放”的主張，籌組“兩岸政經學會”，力促兩岸交流。2006年2月，陳水扁宣布終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據報道指出，李文忠批為不智、失信，為了鞏固基本教義派這么做很不聰明，只會對臺灣愈來愈不利。林濁水也說，這是陳水扁的

生死關頭，扁已不管選舉及民進黨未來，更不在意對美關系，只想到鞏固自己在黨的地位，不顧外界批評。

從大陸學者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副研究員徐青的觀點來看，他認為這些屬于學運世代的民進黨員對于民進黨大陸政策務實轉型的要求，由來有自，具體展現在1996年5月的“臺獨運動的新世代綱領”、1998年2月黨內的“中國政策研討會”、2000年“黨綱定義擴大化討論”、2002年“黨綱柔性化”提案、2004年“新文化論述”、2005年“新民進黨運動”、2006年反對陳水扁主張“第二共和”和反對“二次憲改”、2007年初推動“第三共和修憲案”等舉動上。

事實上，由民進黨核心黨員所發動的理性反思運動，一直遭到黨內嚴峻的批判與拒止，一直不能被主流接納并從而形成政策的調整與修改。劉新圓指出，“這個觀點的提出，竟也因為泛政治化的關系，如同曇花一現，很快就消聲匿跡了”。事實上，沈富雄也經常呼吁嚴禁族群沖突議題，同樣沒有受到認同。

2009年6月，羅文嘉再度提出倡議，名為“二次黨外運動”，并發行雙月刊以為宣傳。據報載，羅文嘉表示“希望以社會運動的方視和精神，透過雜志發聲，燃起社會大眾關懷時事的熱情?！彼赋鰟撧k這本雜志，主要因為面對馬英九執政一年以來，臺灣社會出現了兩種嚴重傾斜現象，一是對大陸傾斜，一是向大財團傾斜。面對這種情況，希望以社會運動的方視和精神，透過雜志發聲，燃起社會大眾關懷時事的熱情。他并表示，以二次黨外當雜志名稱，主要是因為第一次黨外運動，在戒嚴體制下，追求的是自由民主，而當今臺灣雖然政治民主了，但是整個政治環境彷佛又回到戒嚴時期，一黨獨大、一人專政，經濟發展和所得分配極度失衡，因此二次黨外追求的是經濟民主。

然而，“二次黨外運動”卻已經顯示出早期“新文化論述”的政策意涵殆失，取而代之的依舊回歸到本土論述，只不過是淡化了政治議題而轉向社會與經濟問題。易言之，上述發自民進黨內部的多次反思運動，就“反中”的大陸政策本質而言，民進黨并未作出實際轉變。

三、第二個沖激：“紅藍綠三角關系”的策略概念

第二個使民進黨思考“反中”大陸政策的契機，就是“紅藍綠三角關系”的論述。這項概念，最早系由“非民進黨”人所提出的。

在2005年陳水扁連任以后，東吳大學助理教授李黎明指出，鑒于臺灣泛綠意識的極端飛揚，國民黨積極促成“連胡會談”，導致連續挫敗的國民黨有效建構了“兩岸三極”的“紅、藍、綠”權力格局，重新獲致政治權力較勁的有利地位。陳水扁如果不能謹慎地掌控左右兩條路線，尤其是一旦超過朝向偏綠的臨界線，就會失去泛藍議題或立場的主控權，而促使泛藍權力的合理化。他基于戰略觀點認為，在兩岸三邊權力結構之下，任一方均不易專斷獨行而促成另兩邊的聯合，無論藍、紅或者是綠。如此觀之，三邊結構實有助于兩岸關系的穩定與理性互動。易言之，三邊權衡得失之下最大共同收益的決策方案乃是：經由藍、紅權力再結構，促使綠營自動采取意識形態的中間路線；以理性、對等、和平的原則，重新介入對大陸政策議題的主導能力，開啟有利于兩岸互動關系的契機。

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馬英九延攬“臺灣團結聯盟”的賴幸媛出任“陸委會主委”。李黎明認為，馬英九可能不盡自知，他正在形塑一個羅曼蒂克的大陸政策。亦即，馬英九若要改變處于兩岸的劣勢地位，就必須結合臺灣第三力量，來建構兩岸三角權力關系的結構。如果兩岸關系呈現某種三角權力關系，則任何一邊都難建立獨霸的地位，通常比較容易達到三邊均衡的合理態勢，三方都可以期待最佳利得。如有一方盡失優勢，則三邊架構亦將崩塌而不成其為三角戰略態勢。因此，若能建構并維系一組三邊權力關系，則對于穩定關系的發展誠屬有利。他指出兩岸之間在三角權力結構關系的架構內，其權力關系可以達成平衡，得以確保兩岸維持于雙方所追求的和平與穩定目標。

2009年4月23日，呂秀蓮《玉山周報》籌備處舉辦“省思政黨再輪替系列3——臺灣與中國的關系”座談會，并以“特刊號”出版。文中李黎明指出：“……‘國內情勢來看……一是政治勢力的競爭；一則是整體‘國家利益考慮。但這兩類的主從關系必須先厘清?！瓚凇畤依娴恼w考慮下，尋求‘國家社會的最大利益。而兩岸關系也一樣，必須在‘國家利益的大框架下來策定，不宜淪為政黨競爭工具?！薄啊高^‘紅、藍、綠三邊關系態勢的厘清，才能了解臺灣，包括藍、綠的主體性利益(籌碼)?！R英九應可形塑‘紅藍綠三角戰略態勢，可惜他并沒有好好利用?！薄叭粢稀竦睦?、兩岸人民的利益的話，三角關系其實是要去考慮的，善用此三角關系，才能建構兩岸間穩定的秩序?！R政府應該在熱烈與中國進行經貿合作的同時，也能夠同時拋出兩岸協商‘政治性議題，這才是臺灣最大的籌碼?！薄懊襁M黨現為在野黨，必須重新思考其在兩岸三角關系中的定位，改變以往作風，淡化意識形態的堅持，形塑一個對民進黨有利的三邊關系?！彼J為，在兩岸三邊關系中缺席，對民進黨而言“并非明智抉擇”?！啊襁M黨應該要體認到，與共產黨建立溝通管道的必要性，可以考慮建立長期持續運作的類似‘民共論壇這樣的機制與平臺，擴展民進黨與中國的交流與溝通，才能建構所謂戰略三角關系?！?/p>

根據李黎明的說法，兩岸之間，已經不只是單純的紅、藍權力關系。綠營自從提出對大陸而言棘手的分離主張，以及長達八年執政之后，已經形成一股第三政治權力，從而可以塑造兩岸三角權力競爭的戰略關系。然而，之前，綠營從未利用這種三角關系角色于兩岸的議題上。在三角競爭關系中，紅藍綠任何一方都會極盡設法居于“樞紐”地位，而力避論于“孤雛”角色。簡單地說，任一方都可以在營造雙邊良好關系中，獲致相對于第三方的有利態勢。民進黨如果能夠意識到，藍、綠對立將最終促成紅方居于三角關系的樞紐地位，而直接減弱藍、綠的角色權力，綠營就應該在此種結構中扮演對抗與合作的綜合角色，以充分發揮其第三個戰略角色功能。

曾被呂秀蓮延攬擔任“國安會咨詢委員”、現任淡江大學教授翁明賢也就三角戰略的觀點提出看法。他指出：“臺灣要建立一個新的大陸政策論述，透過兩岸互動過程，形塑與大陸為競爭者的角色身份……在野黨要積極地參與兩岸事務，從政黨交往角度，建立“民共對話”平臺，增進相互理解。對內方面，推動朝野藍、綠和諧，縮短兩黨距離……以建立‘綠、藍、紅新戰略三角關系?！?/p>

呂秀蓮對于“新三角戰略關系”的概念，似乎相當贊同。她在2009年5月21日評析“5·17”后政局的記者會中，提出兩個新三角戰略觀，建議馬英九面對島內議題，采取綠藍紅新三角戰略，重新調整“國家定位”與兩岸關系，且不要將民進黨視為敵人看待；面

對國際議題，采取美日中新三角戰略，“不要一頭倒進中國懷抱，無視2300萬人死活”。她說：“臺灣的命運不能自外于中國，這是歷史性的，未來也是如此。所以我是主張，民進黨作為最重要的反對黨要監督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兩個政權的交往，可以更積極主動一點。所以，我提出，在內是綠、藍、紅新三角戰略，希望民進黨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痹趨涡闵徦鶆撧k的《玉山周報》內，陳正瀚指出：兩岸關系須在“國家利益”之下策定，不宜淪為政黨斗爭的工具。應緩步而行勿一廂情愿。馬當局無法整合島內民間力量作為后盾，只能說是“硬政策、軟執行”，應從“戰略三角”來考慮兩岸關系，著重“紅藍綠”三邊態勢的厘清，才能了解臺灣擁有的“籌碼”。民進黨須重新思考其在兩岸關系中的定位，形塑一個有利的兩岸三角關系。

前“國安會秘書長”、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蘇起指出：臺灣的命運都是被一個大三角關系與一個小三角關系所制約?！按笕恰敝傅氖敲绹?、中國大陸、臺灣之間的關系?！靶∪恰敝傅氖菄顸h、民進黨、共產黨之間的關系。小三角關系至今仍然動蕩不安，主要是因為民進黨的一角一直沒有大陸政策的共識，黨內主流思維仍然“逢中必反”、“逢馬必反”。

從上述的陳述來看，三角戰略關系的論述必須符合邏輯的合理性，實際上無關意識形態的價值偏見。然而，“紅藍綠三角關系”的概念被提出已五年，至少詳細的論述已有兩年，但除了呂秀蓮大力主張之外，并未看到民進黨內部對此一概念的注意或討論。甚至在深綠陣營的《臺灣e新聞》，對呂秀蓮提出廣告式的強烈批判，指出“呂秀蓮的新思維是可怕的!”“難怪有人要懷疑，中資介入玉山Media?”等批評。

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國大陸有些學者專家，也同意“紅藍綠三角關系”或類似的觀點。中國社科院臺研所研究員李家泉也提出類似觀點，指出2009年5月下旬以來，兩岸交流交往的形勢又有了新的發展。各方關于兩岸紅、藍、綠三方接觸對話的議論，忽然十分熱絡起來。他個人是非常贊成三方接觸對話，認為“紅、藍、綠三方是一種‘不等邊的三角關系，‘紅實際上是當前兩岸關系中的主導力量，藍和綠則分別代表當前臺灣執政和在野兩股政治勢力。這兩股政治勢力，在國民黨退踞臺灣后，長期對立，結怨很深，一時難以走到一起，自然也不是一兩次接觸和對話就能化解和解決矛盾的?？梢钥紤]仿照‘國共平臺即‘紅藍對話的做法，逐步實現‘紅綠對話和‘藍綠對話，中國大陸可以從中起推動和協調作用”。

中國社科院臺研所副研究員徐青指出：“馬英九路線讓民進黨有發展自己并與國民黨合作的機會……馬英九一心希望當‘全民總統，更希望民進黨參與其施政，特別是希望在兩岸關系方面與民進黨等在野勢力尋求島內共識?！R英九路線給了民進黨機會，但民進黨能否利用它來重整旗鼓，則是需要另文分析的事了?！?/p>

紅藍綠三角戰略關系的提出，無疑是對民進黨傳統路線與思維形成挑戰與突破，此一戰略關系由非民進黨學者提出，在呂秀蓮的支持下持續發酵，甚而共產黨與國民黨學者也同意此種觀點。紅藍綠三角關系有助于穩定臺海局勢，并可提升民進黨在國、民、共三邊關系中的地位，但對于民進黨而言，恐違反其傳統意識形態，因此在實務上并未在民進黨內形成共識與回響，民進黨內仍持“反中”甚于與中共合作的態度。

四、第三個沖激：建構“民共論壇”的概念

“民共論壇”一詞，首次見諸媒體的是資深新聞工作者陳國祥指出，如果民進黨想躍上取回執政權的戰略要津，就必須與大陸積極互動，經由直接而深入的互動，透徹理解對方的本質與意念，準確掌握兩岸交流合作的實際狀況與對方的思維……。因此，民進黨應于“國共論壇”之外，另推動“民共論壇”，由民進黨菁英組織經貿文化各領域代表性人士，與大陸建立制度性溝通與交流平臺。對國民黨而言，應樂見“民共論壇”開辦并在兩岸關系發展進程中發揮作用，因為只有深懷“臺灣意識”的在野黨也對兩岸關系的發展具有客觀、清晰而正向的思維，才能平順推進，因此不必獨攬溝通平臺，甚至應間接促進其事。大陸方面也應如是觀。畢竟，只有讓民進黨在兩岸經貿文化交流上有了溝通與參與空間，進而將兩岸爭議暫時擱置，才能避開兩岸經貿文化交流路上的一塊大石頭。

《聯合報》全球觀察網專欄作家楊仁賢，也立即給予了正面響應。楊仁賢指出：“‘民共論壇，不僅是民進黨與臺灣之福，也會是北京構建務實臺灣政策之福，有利兩岸和平?！薄皩顸h而言，‘民共論壇的開展是一競爭，也是增進兩岸政策質量的機會，有利臺灣內部處理兩岸事務的平順發展?！?/p>

2009年5月18日，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在福州參觀大陸“第十一屆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的臺灣館時，提出兩岸除國共論壇外，也要舉辦一個“民共論壇”。他表示“民進黨現在需要好好的檢討自己的兩岸政策”“這將會是民進黨從政者的一個重大突破”。曾臺灣的?；鶗懊貢L邱進益，也持正面看法。

關于“民共對話”的必要性與現實性，香港《鳳凰網》很快作了一次視訊訪問。大陸的李家泉認為：“……兩岸關系，已經向前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窆仓g也應該能夠和解，建立平臺?！比欢?，李家泉也指出：“最近這幾年，我感覺到對立的比較深，理念就是‘逢中必反，那大陸呢，肯定是‘逢獨必批?！焙槠洳J為：“……是一個必須要循序漸進，我們必須以理性、務實的態度來看待……民進黨跟共產黨來進行溝通跟對話，這符不符合臺灣的基本的核心價值，我想這個是民進黨必須要去思考的?！薄啊瓕υ?、溝通、交流，這是一個兩岸之間必須要進行的。同時彼此也必須要了解跟尊重各自的政黨的核心價值?！仨氁业矫襁M黨跟共產黨之間，如果要求同存異的話，什么是共同的價值?”

香港“湘江論壇”主席江素惠認為：“……溝通是非常的必要的。因為今天在臺灣，兩岸的政策，可以說不是國民黨一黨說了算數。民進黨也有他們的意見，那么現在民進黨也對于無論兩岸政策有一些牽制，有一些疑慮，所以說我覺得，跟大陸溝通是有這個必要?！比欢?，江素惠也指出：“民進黨……對它的大陸政策還沒有辦法提出辯論，沒有辦法，它以舊的思維再來看新的形勢、新的問題是有一點落伍了?！?/p>

民進黨內部對于這個問題，當然把關很緊，深怕動搖了基本教義的支持群眾。因此，關于這次對話，即使是立場比較開放的新潮流系，也沒有什么突破之處，各方只認為在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民共對話的可能性較多。

出人意表，也相當震撼綠營。在民進黨黨中央，黨主席蔡英文于2010年5月2日民進黨“十年政綱”社會對話座談強調，民進黨不排除在不預設政治前提下，與中國進行直接并實質的對話，精準地傳達臺灣人民的觀點。雖然民進黨現在是在野黨，但她深信民進黨的主張比起當前的執政黨，更能符合社會

主流的期待；也因此，民進黨必須擔負起對外傳遞臺灣民意的責任。盡管當局壟斷了所有發聲管道，但民進黨不能讓國際社會及大陸，只透過國民黨來理解臺灣民意。民進黨這項“十年政綱”社會對談，由前“國安會副秘書長”陳忠信主持，前“陸委會主委”吳釗燮、陳明通、前“國安會咨詢委員”陳文政等引言，前“立委”林濁水、臺大經濟系教授林向愷、“新臺灣國策智庫”執行長羅致政、“臺灣智庫”董事郭建中、國際部主任蕭美琴等參與。也包括了前“中華電信公司”董事長賀陳旦、參選黨主席的尤清、前“環保署長”陳重信、學者劉進興、董立文等上百位綠營菁英。

蔡英文的宣稱，引發綠營內部震動。藍營在肯定其說法的同時，也懷疑這是“求變”還是“行騙”，要求蔡英文說清楚。深綠基本教義派的臺北市黨部主委黃慶林表示反對，而民進黨內“立委”多數表達贊同。蔡煌瑯稱，民進黨只是展現有自信，處理兩岸問題也是要重新執政需面對的很重要課題。民進黨“立委”管碧玲則說，蔡英文的用心是在跟國民黨搶兩岸主導權。林濁水認為蔡英文的說法本來就是民進黨一貫主張，“要運用深綠的這些人，他考慮的并非臺灣的前途，也非深綠的前途，而是他自己的前途?！眳涡闵弰t稱，蔡英文辯論時的立場和后來態度不一致，當主席不應該“反反復復”。而攸關兩岸這么重要的政策方向，還是必須經過黨內集體決策才算數。

蔡英文一方面提出“愿意委托民間智庫與學者進行規劃、設計兩岸交流平臺”，另一方面又號召反ECFA街頭運動，這是一手交流，一手反對的策略。對大陸“軟硬兼施”、對黨內“左右共治”的這項策略，不是對大陸而發，反而是為了調和綠營內部成員的需求，才會讓人有看似矛盾的操作手法出現。但是，仍然顯見民進黨掌權者已經正視大陸崛起的能量，他們不再把自己關在籠子里，而是想要重新起步，不讓兩岸的發言權完全讓位給國民黨。

許信良自然是支持“民共對話”的，他在蔡英文之后，又提出兩個新觀點，民進黨不能叫“臺獨黨”，依據其中心主張應該叫“主權黨”，因為民進黨認為“臺灣主權屬于2300萬人民”，只要2300萬人民經過“公投”共同決定，無論結果如何，就可以接受。因此，民進黨也應該是“公投黨”?！敖裉熘袊箨懭舾襁M黨對話，若有民共論壇、民進黨主席跟中國大陸總書記對話，若達成共識，絕對有益于兩岸問題的最后解決與突破?！?/p>

“民共論壇”的提出是一項突破性的思維，在各界引發爭論。蔡英文曾經表示民進黨不排除在不預設政治前提下，與大陸進行直接并實質的對話。2011年2月23日民進黨進而成立智庫，舉行揭牌儀式，蔡英文公開提出：“民進黨主張臺灣發展與中國的關系，應從臺灣認同出發，以臺灣價值為核心，兩岸必須維持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關系……”等論點。這些宣稱無疑在各界掀起極大的討論與紛紛解讀，支持此項觀點者，多認為此舉將有助于民進黨未來的發展。然而，對于長期一向持“反中”立場的民進黨而言，仍有許多人持保留的態度。

五、民進黨“反中”立場難以改變之理由

前述有關“黨內反思運動”、“紅藍綠三角關系”、“民共論壇”三項論述，除了“黨內反思運動”系由黨員提出，曾經進行了黨內短暫論戰。其它，“紅藍綠三角關系”以及“民共論壇”兩項論述，均非黨內甚至亦非綠營觀點，顯然并未受到黨內普遍矚目。寬松地說，關于后兩者，除了呂秀蓮對媒體表示了相當大幅度的“反中”立場的轉變之外，蔡英文也作出了原則性的大陸政策修正，但均遭到綠營內部以及藍營的質疑。然而，呂秀蓮雖曾任“副總統”，但并非民進黨的決策核心。因此，嚴格地說，前述論述對民進黨黨中央的“反中”態度，迄今為止影響不多。民進黨“反中”立場難以轉變的主要因素，大致如下：

第一、民進黨受限于早期黨外運動的理念目標。

從政治反對勢力的結構與生命周期來看，一度扮演黨外運動關鍵角色的美麗島人士，今日并未成為民進黨的核心力量。相反的，如今民進黨當權人士在“血緣”上雖無承繼關系，但在本質上卻延續著早期黨外運動的“反中”精神與目標。時過境遷，在2000年開始，民進黨一度成為“中華民國憲法”體制下的執政黨，但是在情感上卻難以調適此種矛盾，也因此無法擺脫早期黨外運動的“反中”情結。

段宜康曾說，民進黨下野至今未有真正反省和深刻檢討，黨內雖然出現過改革的呼聲，但無論在路線、政策、組織、論述等方面，都沒有重大調整和改造。無論段宜康所指真意為何，民進黨在一貫的政策理念上未嘗試做出調整或改變。顯然，除了黨內派系對主導權的競爭之外，辯論的內容普遍缺乏理論意涵，欠缺理性的思維與判斷?？v有少數人提出理論陳述，但也不一定能夠得到內容相應的響應。

第二、民進黨派系競爭嚇阻改革嘗試。

民進黨派系競爭的現象，使得任何一個派系都不敢過于違背主流價值，以免貿然改變而失去選票支持，尤其是在選舉前期，或者將會影響選舉后果的考慮下。香港《大公報》資深評論員林修祺就指出，新潮流系是為了爭奪輿論戰場及黨內的論述主導權、話語權。吳乃仁曾強烈批評，民進黨過去所標舉的核心價值，在過去八年的執政耗損下已消耗殆盡，下野后又沒有余力思考發展的方向。然而，新潮流系并未掌握核心主流權力，使得其改弦更張的前衛主張亦無法獲致應有的影響。

第三、僅愿視為一種工具性的策略運用。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助理研究員張孟涌指出，民進黨在兩岸關系的戰略上，是采取三階段的不同主張：在選前階段，是采取理性溫和的中間路線，爭取中產階級的支持；在執政初期，是呼吁兩岸對話交流協商，但預設交流前提；在執政期間，則為鞏固“臺灣中國、一邊一國”方向發展。若此，民進黨對意識形態的堅持，就顯示了其“革命”政黨屬性的僵固，且其縱有轉變，也是一種工具性的策略運用。

民進黨中央黨部組織推廣部主任鄭文燦就指出，民進黨無意與中共交惡，但目前不急著與中共有交集，只急著尋求相互了解和理解，即透過接觸交往，互通情況，解釋政見和政策考慮，減少誤導與誤判。林修祺認為，中生代的論點，也可能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一種內外有別的策略，即對黨內和綠營仍堅持“臺獨”立場，對中間選民和大陸方面，則把“臺獨”主張隱晦或模糊化，和策略性“創造”與中共的交集點，以便與中共建立溝通管道，改變民進黨在紅藍綠“三角演義”中被邊緣化的角色。然而，這種觀點很容易被洞察，不易付諸政策而執行，也不容易在黨內獲得說服而成為普遍共識。

第四、民進黨內部并無大陸政策內涵主體。

2009年5月12日，《中國評論》月刊邀請黃輝珍、林濁水、施正鋒、林向愷、陳淞山、賴怡忠、陳茂雄、徐永明等人士就“陳水扁因素對民進黨未來發展的影響”為座談議題。從各人的發言內容來看，與會人員都認為民進黨一直沒有大陸政策，而大多數人認為

也不需要大陸政策；少部分認為要有大陸政策的人，又強調群眾路線。而這個群眾路線指的就是選票目的，與“反中”本質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沒有大陸政策內涵架構的實際情況下，討論一個外部給定的大陸議題，就成為一種漫無目標的空談，在沒有實質內涵的情況下，難有基本思考的方向。

前述四個原因，其實都可以歸結為一個選票因素：民進黨如果改變早期黨外運動的“反中”理念目標，有非常大的可能將會失去其深綠支持者；民進黨非主流派系的改革建議，也因而使選票考慮的主流派系裹足不前；工具性的策略運用，主要也是鞏固選票的內部考慮；民進黨并無大陸政策的實質內涵，緣自于其對基本政策綱領的不可改變性，主要原因也在于以此獲得選民不會輕易改變的政治認同。熊彼德(Joseph Alois Schumpeter)對當代民主政治的解釋，即為經由選票而獲得政治權力的制度安排，民進黨深知其理，不能貿然動搖其權力基礎。

六、選票因素的不確定性

民進黨不作“反中”立場轉變的顯性表示，歸結起來仍然是對選票因素的顧慮。但是，實際情況究竟如何?是否將會造成相當影響?不是一個可以實驗的問題。然而，仍有若干經驗事實與理論分析，雖不能完全模擬推論或應用于此，但仍舊可以作為思考的起點。

其一、關于“大選綁公投”的問題，徐永明指出：“選民拒領‘公投票，是比選票投給誰更重要的決定，自我放棄了外部選項的主動性，雖然主觀上是對于選舉操作的不滿，但是客觀的結果是圈限臺灣民主的內部選擇上，甚至暗示一個民主但無意追求‘法理臺獨的臺灣?！薄霸趦纱尉茴I‘公投票成功之后，已經淪為失敗的選舉操作?！杜c選舉合并成為笑柄的同時，也代表民主與‘主權的掛鉤被割裂了……‘公投運動遇到空前的挫折，無論是價值基礎，或是民眾支持，都渙散瓦解。國際上的印象是，被詮釋為一個民主但缺乏追求‘獨立地位欲望的臺灣?！憋@然，民進黨支持者在某種情境下，亦非全然支持“反中”的基調，“公投”的挫敗即為實例。

其二、2009年5月21日高雄市長陳菊前往大陸訪問，為高雄市主辦的世界運動會宣傳。陳菊是民進黨公職人員中，歷來訪問大陸的最高層級官員。陳菊此行，引發民進黨反“傾中”政策有兩套標準的爭議。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鄭文燦也說，對陳菊的表現，黨中央低調“肯定”。陳菊返臺之后，《聯合報》民意調查公布，即便是泛綠支持者，也有53％認為民進黨應調整兩岸政策路線，其中73％支持民進黨松綁兩岸政策，12％傾向緊縮。同一次問卷調查中顯示，綠營支持者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訪大陸的看法則較分歧，其中有47％支持，32％反對。更為突顯的是，2010年11月27日的“五都”選舉中，陳菊在高雄市選區獲得壓倒性高票當選，楊秋興與黃昭順兩人總票數相加，仍未超越陳菊。陳菊的案例，說明了一個政治人物的“反中”與否，與其受選民支持的程度，并無顯著的差異，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毫無邏輯關系。

其三、關于2008年“大選”時期，適逢西藏暴力事件，以及謝長廷的“一中共同市場”主張，是否引發“反中”效果，徐永明認為：“泛藍的馬英九以七百多萬票大贏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許多國際媒體注意到西藏的平暴事件并沒有在臺灣的選舉發酵，甚至選舉后期謝長廷陣營強打的‘一中共同市場，顯然也并未影響臺灣選民要政黨輪替的強大傾向……?！憋@然，謝長廷彈性調整“反中”立場，并未失去民進黨的基本支持，而西藏平暴，也未造成選民顯著影響。

其四、從未來世代選民的政治傾向，也可以觀察“反中”情結的變化情形。游清鑫、蕭怡靖將1972年以后出生的民眾定義為“新選民”，即“后九二世代”。據他們的分析結論：“從政黨支持的角度來看，民進黨是較多年輕選民的選擇，但民進黨所刻意營造的‘臺灣主體意識或是所標榜的‘臺獨主張，卻沒有相對應地受到應有的多數支持，在統‘獨議題及族群認同兩面向上，年輕一代選民仍舊傾向較具包容性的雙重認同或較為不激烈的維持現狀，而這樣的態度也將進一步形塑政黨政治未來的走向?！泵褚庹{查的分析結論，顯示未來世代并不必然延續前世代的“反中”情結，民進黨的初期政治目標并非獲得選票的根本因素。

綜上分析，作者認為若民進黨改變早期黨外運動的“反中”理念目標，而擔憂可能失去其基本教義支持者，在幾個案例中并無法獲致經驗性的驗證，民進黨初期的“反中”政策目標并非獲得選票的充要條件。

七、結論

民進黨內部自發的一部分“反中”立場反思，實際是由于民進黨在執政歷程中的政策局限所引發，有其政策調整發展的需要性。非綠營人士所提出的觀點，比較屬于臺灣的整體策略以及觸發民進黨轉型的客觀評述，其目標宜為社會民心所期待。本文亦依據幾項實際的事例與調查分析顯示，民進黨對“反中”立場的調整與轉變，并無影響選民支持的顧慮。

因此，從長遠的歷程來看，民進黨“反中”政策的演變，在外在形式上，目前只是初期階段的疑慮與自我調適。但就本質而言，扭轉“反中”立場，可能為社會群眾必然面臨的走向。至于它的進程與速度，仍需視民進黨內部諸多條件之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