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對統一戰線理論的獨創性發展

王建華

摘要：在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中國化的漸進過程中，“策略”“戰略”“政策”等概念的交錯疊合，遮蔽了統一戰線從策略向戰略的轉變。把統一戰線上升到戰略的高度，是中國共產黨對這一理論的獨創性發展。由此出發，它確立了各革命階級(階層)長期共存的合作關系，決定了未來國家的性質與組織形式，也拓寬了黨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關鍵詞：統一戰線；策略；戰略

中圖分類號：A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731(2011)02-0123-05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目前學界關注的熱點，但有關統一戰線理論中國化問題，卻少有研究成果，且未能論及問題的本質。有鑒于此，筆者從梳理基本概念的內涵人手，提出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的獨創性發展，就在于把統一戰線從黨的策略手段上升到戰略方針。認清這一本質對于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乃至黨的自身建設，都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策略、戰略與政策

在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中國化的漸進過程中，“策略”“戰略”“政策”等概念的交錯疊合，使得統一戰線從“策略”向“戰略”的轉變，沒能引起學界的關注。因之，厘清上述概念間的關系，是認清這一轉變的前提與基礎。

策略是規定無產階級在某個較短時期內的行動路線。具體而言，就是“通過以新的斗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代替舊的斗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以新的口號代替舊的口號”，為實現相關路線而斗爭。策略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根據革命形勢、革命任務、各階級態度以及主客觀力量來決定斗爭的手段、途徑、形式和方法，使其最適合于某個時期的具體情況。策略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和多變性，列寧指出，“一切國家的一切共產黨人要普遍而徹底地認識到必須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靈活性”。共產黨人的責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學會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種形式去補充另一種形式，用一種形式去代替另一種形式，“使我們的策略適應并非由我們的階級或我們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種形式的更替”。

戰略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革命某一階段上的主要打擊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后備軍)的相應的布置計劃，在革命這一階段的整個過程中為實現這個計劃而斗爭”。戰略最主要的任務是根據革命目標、基本力量等內容，來研究決定戰爭全局的規律。戰略因革命由一個階段轉入另一階段而變更，而在某一階段的整個時期是不變的。也就是說，戰略是無產階級政黨基于革命全局考量而制定的，關涉階級關系與革命目標的長期的行動方針。

就策略與戰略的關系而言，策略的目的是局部性的，是要取得某些戰役、戰斗的勝利，而戰略的目的則是全局性的，是要研究革命發展中帶有規律性的問題。策略是短期的行動方針，戰略是長期的行動方針。策略著眼于斗爭形式、組織形式的提出與轉變，戰略著眼于階級力量、革命目標的布置與計劃。策略隨形勢的變化而變化，戰略則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簡言之，策略是戰略的一部分，是服從于戰略，服務于戰略的。

政策是“指國家或政黨為實現一定歷史時期的路線而制定的行動準則”。相對于策略，政策具有一定的穩定性與持續性。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就在于把各種不同的斗爭方法結合起來，巧妙地從一種方法過渡到另一種方法；政策則不同，“方針明確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原則明確的政策是最實際的政策”，只有這樣的政策才能真正地牢固地贏得群眾對政黨的同情和信任。在相關文獻里，“政策”與“策略”常常作為一組并列的概念來使用。譬如，在俄國革命過程中，列寧提出了“黨為執行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和策略”問題。稍后，他又提出了在落后國家里，“如何運用共產主義的策略和政策的問題”。毛澤東指出，“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規，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由此可見，“政策”與“戰略”的內涵雖多有不同，但在上述語境中，“政策”實則具有“戰略”的指向。

梳理相關文獻可以看出，從“戰略”向“政策”的轉換，源于“政策”較之“戰略”在輿論宣傳與行動邏輯上，既便于理解，也易于操作，可以說，統一戰線的戰略地位最終要落實到具體的政策上，成為黨的總路線與總政策的一部分。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例，當其與“政策”連用時，就是把統一戰線提到戰略的高度來認識。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中國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表現在概念表述上，就是統一戰線先后被稱之為“策略”“戰略”或“政策”。同時，因語境的不同，這三個概念又經常交錯疊合在一起(詳見下文)。由此導致人們在文本解讀的過程中，往往忽視了統一戰線從“策略”向“戰略”的轉變。

二、作為策略的統一戰線

在共產主義運動過程中，統一戰線主要包括兩個聯盟。其中，無產階級與以農民為代表的勞動者聯盟是基本的，主要的。列寧指出，農民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關系的體現者”，那種認為無產階級政黨不同農民運動發生一定的關系，不在實際上支持農民運動，就能在落后國家實行共產主義的策略和政策，就是一種空想。也就是說，在馬列經典作家看來，農民就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就是無產階級自身的聯盟。由此出發，中國共產黨人指出，農民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中國革命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梢?，中國共產黨在處理與農民的關系上，更多的是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在中國的具體運用。探討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的獨創性發展，還需從無產階級與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非勞動者的聯盟人手。

作為資產階級的掘墓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原本是對抗性的。鑒于革命斗爭的艱巨性以及資產階級內部存在著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利用矛盾為革命服務就成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線的重要原因。在馬列經典作家看來，這種統一戰線就是革命斗爭的一種策略，正是在策略層面上，馬克思指出，“在政治上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結成聯盟。只是必須肯定，是你領著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領著你走”。當然，這種聯盟只能是暫時的、動搖的、不可靠的、有條件的。在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作為策略的統一戰線不是別的，就是共產黨人為了反對資產階級、保衛工人的切身利益而向所有屬于其他各黨派組織的工人以及一切無黨派工人提出的進行共同斗爭的建議。

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在指導落后國家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遇到了理論的困境。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有關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是否“應該支持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這樣說在原則上和理論上是否正確”等問題展開討論，結果一致決定不提“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而改提“民族革命運動”。同時指出，只有在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真正具有革命性質”的時候，在這種運動的代表人物不阻礙我們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群眾的時候，“我們共產黨人才應當支持并且一定支持這種

運動”。在此，所謂“革命性質”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在列寧看來，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下，落后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制度，然后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由此可見，在處理無產階級政黨與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關系問題上，以列寧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沒能超越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斗爭策略的傳統定位。

梳理中國革命的發展歷程，在黨的創始階段，黨內存在著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由此導致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成為指導中國革命的僵化教條。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指出，在封建勢力統治的中國，封建武裝是無產者和民主派共同的仇敵，由于弱小的無產階級還不能夠單獨革命，所以無產階級扶助民主派對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只有兩派聯合起來打倒公敵，才能獲得階級生存所必需的出版、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同時，作為策略的統一戰線，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牢記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加入民主革命的陣線，完全是以他為達到工人階級奪得中國政權的一步過程”。

作為策略的統一戰線使得中國共產黨在處理與中間階級的關系時，經常迷失方向。大革命失敗后，面對國民黨新軍閥的殘酷鎮壓，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認識出現了偏差，在決定今后的政治任務與行動策略時，錯誤地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之初期，即已完結了他們的革命作用?，F在呢，這一階級的各種成分，甚至其中最激進的分子，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營壘”，成為革命的對象?！白蟆眱A關門主義的行動策略導致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度面臨生存的絕境。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如何處理好與中間階級的關系，也就是說，如何理解統一戰線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中國化過程中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

三、統一戰線從策略向戰略的轉換

統一戰線從策略向戰略的轉換，來自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認識的逐步深入。華北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面對民族矛盾的激化，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提出，當著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黨的基本的策略任務是什么?不是別的，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具體而言，我們過去的政府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那么，從現在起，應當改變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其他階級中愿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也就是說把“工農共和國”轉變為“人民共和國”。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至于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那是將來的事。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可能會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于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從革命策略的轉變到“人民共和國”目標的提出，這一時期黨的領導人雖還使用“策略”一詞，但事實上，已經認識到統一戰線在中華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戰略地位。

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后，由于敵對勢力攻擊這一口號是中共獲取政權的行動“策略”，所謂“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不過是玩弄政治手腕，而不是他們的實際政策?！贝撕?，黨的領導人在表述統一戰線這一概念時，已明確改用“戰略”或“政策”，以突出統一戰線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37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中日矛盾改變了國內的階級關系和共產黨的政策，目前黨的任務是“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卑芽谷彰褡褰y一戰線提到戰略的高度，逐漸成為黨內共識。1938年，黨的三月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了這一問題。在分析“戰略”與“策略”差異的基礎上，中央政治局指出，在抗戰階段，革命要推翻的目標是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傀儡政權。參加這個民主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一切抗日的力量。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切階層和黨派的中華民主共和國?！霸谶@個意義上講，中國共產黨在現在革命階段上實行了一個戰略的改變”。

統一戰線的戰略地位確立后，黨內部分干部一度存在懷疑與動搖心態。在抗戰相持階段，面對國民黨頑固勢力的進攻，有些同志以為“統一戰線時代很快就會過去，土地革命時代很快就要到來”。對此，張聞天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我黨在中國革命的一定歷史時期內的堅定不移的政策”。在統一戰線內部的斗爭，只是為了擴大與鞏固統一戰線，而不是為了分裂與破壞統一戰線。在形勢好轉的時候，我們需要加強統一戰線工作，在形勢逆轉的時候，我們仍然需要加強統一戰線工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我們的戰略”。

此后，強調統一戰線的戰略地位成為黨的一貫主張。在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的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參加這個革命的人們包括“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從地主階級分裂出來的一部分開明紳士，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民大眾”，由這個人民大眾所建立的政府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聯盟的民主聯合政府。進入新時期后，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是黨的一項堅定不移的戰略方針，是“黨的總路線、總政策的組成部分”。中央多次強調，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從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統一戰線的地位和作用，更加自覺地支持和做好黨的統戰工作?！?/p>

強調統一戰線的戰略地位，并不妨礙統一戰線運作過程中的策略運用。統一戰線策略是根據客觀形勢進程中不同社會力量對比的變化，為實現統一戰線的戰略利益、戰略目標和戰略任務而制定的行動方針和斗爭方法，是服從和服務于統一戰線戰略的。具體而言，統一戰線戰略是不同社會政治力量對統一戰線全局規律的認識，它具有全局性、長期性和系統性等特征，成為制定統一戰線策略的依據。而統一戰線策略只是不同社會政治力量對統一戰線局部規律的認識，具有局部性、短期性、靈活性等特征，成為統一戰線戰略的具體體現。統一戰線策略是實現統一戰線戰略的重要手段，統一戰線戰略是通過統一戰線策略來逐步實現的。需要強調的是，統一戰線執行過程中的策略運用當然不能改變它在中國革命與建設中的戰略地位，如鄧小平所言，“固然，統戰工作有其策略性，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戰略性”，“統戰工作是我們黨的總路線總政策的——部分，是要貫徹到底的”。

四、確立統一戰線戰略地位的意義

統一戰線戰略地位的確立對中國革命與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民主革命時期，它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各革命階級，戰勝敵人的基本武器，成為黨的三大法寶之一；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它是

中國共產黨團結最廣大人民，建構現代國家制度的理論基石。具體而言：

(一)確立了各革命階級(層)長期共存的合作關系

作為策略的統一戰線，使得同盟者之間的聯合只是獲取權力的暫時的權宜之計。作為戰略的統一戰線使合作有了共同的奮斗目標。由此出發，共產黨和社會各階級的關系有了全新的闡釋，那就是從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轉變為黨領導下的長期合作關系。毛澤東指出，“所謂長期合作，不但是在戰爭中的，而且是在戰爭后的”，它是包括“所有階級，從資本家到工人，所有政黨，從國民黨到共產黨”的長期的民族統一戰線。自然，這些階級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殺這種矛盾，抹殺這種不同要求，是虛偽的和錯誤的。但是，“這種矛盾，這種不同的要求，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上，不會也不應該使之發展到超過共同要求之上”。階級之間的矛盾和不同要求是可以調節的，通過調節，“這些階級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項建設”。

階級合作要求政黨要尊重被領導階級的利益，“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1946年秋，劉少奇在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指出：“今天，我們允許資本主義，甚至通過政府貸款的方式給予鼓勵。在一定條件下，我們甚至提倡勞資合作。這一點馬克思是從未說過的。列寧說過一次，但也只是為了譴責這種行為。在一些較老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的合作對工人的利益是一種背叛，而在像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國家，工人和本國的資本家在反對外國壟斷資本方面卻有著共同的利益。在我國的民族工業中，工人應該增加生產，資本家應該改善工人的條件。只有這樣，我國的民族工業才能夠在同外國的競爭中生存?！彪A級合作、長期共存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成為凝聚革命力量，建設新中國的基石。

進入新時期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催生了新的社會階層，他們包括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等社會階層。正是從統一戰線的戰略地位出發，2004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關于統一戰線的表述修改為：“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將繼續鞏固和發展?！边@其中增加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就是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從而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提供了理論支撐與制度保障。

(二)決定了未來國家的性質與組織形式

各革命階級相互尊重的合作關系決定了未來國家的性質與組織形式。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明確提出，“在今天的中國，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式，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又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線的?！蓖瑫r，鑒于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與妥協性，擔當革命領導階級的只能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無產階級。由此出發，中國共產黨提出并建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它既不同于蘇俄式的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同于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

統一戰線的戰略地位，無疑決定了新中國誕生后的政黨關系與制度安排。1956年，鑒于民族資產階級正在改造成為擁護社會主義事業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依托的各民主黨派已經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中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具體而言，我們黨的壽命有多長，民主黨派的壽命就有多長，一直要共存到將來社會的發展不需要政黨的時候為止。同時，在共存的時段里，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且有了民主黨派的監督，對共產黨“更為有益”。

正是基于統一戰線的戰略地位，黨的十二大提出了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基本方針。與此同時，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1992年10月，黨的十四次代表大會首次在《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中增加了“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內容。1993年3月，根據中央的建議，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又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從而為堅持、完善和發展這項制度提供了憲法保障。

(三)拓寬了黨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對于革命黨而言，大力發展黨員，造成千百萬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一直是其夢寐以求的政治目標。但在革命初期，基于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與統一戰線策略對同盟者的防范，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發展片面強調階級身份，所謂“積極的在工人之中征求黨員，繼續引進工人同志的積極分子加入黨的指導機關，務使指導機關工人化”。拘泥于階級標準的黨員發展，使得早期組織發展陷入兩難困境。強調黨員無產階級的先進性，則組織發展緩慢；突擊發展工人黨員，則黨組織的先進性難以體現。

統一戰線戰略地位的確立，無疑擴大了黨階級基礎，增強了黨的群眾基礎。1935年，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認為：“一切愿意為著共產黨的主張而奮斗的人，不問他們的階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產黨。一切在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戰士，都應該吸收入黨，擔負黨在各方面的工作?！痹谀壳靶蝿菹?，“能否為黨所提出的主張而堅決奮斗，是黨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準。社會成分是應該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標準?！睆拇?，中國共產黨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及至新中國成立之時，全國已擁有300多萬黨員。

改革開放以來，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新的社會利益群體，同樣是基于統一戰線的戰略地位，中國共產黨重申能否自覺地為實現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是否符合黨員條件，是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準。來自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人和干部中的黨員是黨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時也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由此可見，統一戰線的戰略地位，不僅增強了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而且解決了新生社會階層的入黨問題，拓寬了黨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五、結語

就理論建構而言，從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出發，馬列經典作家把統一戰線與革命政黨奪取政權的斗爭策略聯系在一起。但各國革命均有自己的特點，馬克思主義必須與各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才能具有生命力。統一戰線從“策略”到“戰略”的轉變，是中國共產黨依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國情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對中國革命的依靠力量與革命前途的全新定位。它超越了經典作家的理論預設，也超越了俄國革命的經驗總結，可謂中國共產黨人對統一戰線理論的獨創性發展。從新民主主義的制度建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統一戰線的戰略地位使得中國共產黨真正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