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與毛澤東的兩次長談

汪東林

在1953年之前的30多年間，梁漱溟與毛澤東之間有過多次鮮為人知的重要交往，其中有1918年在北京地安門鼓樓大街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家的相遇，有1938年初梁漱溟赴延安與毛澤東的徹夜長談。

兩人在楊懷中家中相遇

1917年，梁漱溟應蔡元培先生之聘，到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哲學。梁漱溟同楊懷中成為北大哲學系的同事，又成為忘年之交。

時至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間到楊懷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個子的湖南青年開大門，彼此相視點頭，寒暄幾句，并不互報姓名。梁漱溟進客廳自與楊懷中交談，這青年卻從不加入。后來，楊先生告訴他，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師范的學生，有才有為，到北京找老師來的。經楊向蔡元培校長的推薦，給這位青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謀到月薪僅八塊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學習，晚間回楊家住宿。楊先生曾同時告訴梁，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并沒有記住。這位青年就是毛澤東。

第一夜長談：

中國的前途問題

1937年發生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抗戰全面爆發。梁漱溟對國民黨的抗戰頗感失望，產生了去延安會見毛澤東的念頭。梁漱溟到達延安時，接待他的是中共總書記張聞天。張說，毛的習慣是白天休息，夜間辦公，談話也安排在夜間。

頭一天夜間的談話從下午六時至次日凌晨。時令正是冬天，延安氣候嚴寒。梁漱溟開門見山地提出了抗日戰爭的前途問題。梁說，他對目前的抗戰情況甚感失望，戰場上中國軍隊節節敗退，國民黨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個人心中亦十分悲觀。如此下去，中國的前途如何？中華民族會亡嗎？梁表示這次來延安，就是向中共領袖討教來的。毛澤東十分耐心地聽完梁漱溟的敘述，才露出笑容，斬釘截鐵地回答道：“梁先生，你聽到看到的若干情況，大體都是事實。但我的看法是，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中華民族是不會亡的，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只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沒有！”毛澤東一開頭語氣就這樣肯定，神態這樣堅決，很出乎梁漱溟的意料。接著，毛澤東十分詳盡地、有聲有色地分析了國內、國外，敵、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對比，強弱的轉化，戰爭的性質，人民的力量，戰爭發展的幾個階段等等問題，最后又回到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光明結局上。毛澤東講得那樣頭頭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

第二夜長談：

如何建設一個新中國？

第二次的談話，也是從下午六點開始，一直談到次日天明。這次談話的內容是中國的建設問題，即一旦抗戰勝利，如何建設一個新中國的問題。對此，梁漱溟和毛澤東分歧較大。

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給他的《鄉村建設理論》，說：“大作拜讀了，主要論點都看了。我還從大作中摘出一些結論性的話。概括地說，您的著作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的見解，不少認識是對的，但您的主張總的說是走改良主義的路，而不是革命的路。我認為，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泵珴蓶|十分詳盡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特點，特別是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激化問題，并十分突出地強調其作用。

而梁漱溟很不茍同的正是這一點。梁當即爭辯說：“中國的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在歷史上，外國的中古社會，貴族與農民階級對立鮮明，貴族兼地主，農民即農奴，貧富對立，貴賤懸殊。但中國的中古社會不是這樣，貧富貴賤，上下流轉相通，有句老話叫：‘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國的社會貧富貴賤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因此階級分化和對立也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據這種分析，我提出了‘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八個字。所謂‘倫理本位是針對西方人‘個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講自由、平等，個人的權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對抗。但中國不是這樣，注重的是義務，而不是權利?！?/p>

毛澤東十分耐心地聽完梁漱溟的長篇大論，然后心平氣和地說：“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梁先生強調這些也并沒有錯。但中國社會卻同樣有著與西方社會共同的一面，即階級的對立、矛盾和斗爭，這是決定社會前進最本質的東西?！?/p>

兩人都不斷地、反復地申述自己的觀點，相爭不下，直至天明，誰也沒有說服誰。

十余年后，

兩人的爭論有了結果

十余年后，梁漱溟與毛澤東的爭論有了結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澤東、周恩來之召，由重慶來到北京。梁漱溟認真思索了他赴延安時在第二個夜晚與毛澤東發生的那場爭論，面對在戰火中誕生了新中國的這一事實，他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一文，對自己作了一個總結。在這前后，他又寫了《何以我終于落歸改良主義？》等文章，送給毛主席看。梁漱溟在文中毫無保留地說：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在我眼前。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斗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我曾經估計它一定要陷于亂斗混戰而沒有結果的，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

梁漱溟的檢討和反省，雖然沒有說清楚自己思想轉變的來龍去脈，但卻在事實面前，承認了對于中國的前途問題，毛澤東的路子對，而自己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