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去工業化現狀分析

王秋石，王一新，杜騏臻

（1.江西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2.北京康拓紅外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35）

傳統觀點認為，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是制造業，而工業化和去工業化則主要以制造業的興衰表現出來。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實體之后，去工業化現象作為一種普遍存在于市場經濟之中的經濟現象，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所以，對去工業化理論進行梳理，并對中國去工業化現狀進行分析就顯得尤為必要。

一、去工業化問題研究背景

去工業化作為一種普遍存在于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濟現象，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已經為英國和美國的經濟學界所關注。Rowthorn和Well（1987）針對去工業化對國家經濟的影響以及政府應對手段進行了討論和分析。[1]總體而言，在上個世紀最后幾十年，針對去工業化問題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去工業化導致的貿易效應（王展祥、王秋石和李國民，2011）。[2]這一命題隨著20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美國出現的經濟高速增長而慢慢被人忽略。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整個九十年代美國國內出現了巨大的需求增長，而IT產業和房地產的蓬勃發展也使得去工業化所導致的制造業的萎縮和國際貿易中的連年逆差的事實被忽略。進入到二十一世紀之后，隨著美國IT產業泡沫的破滅和金融危機的爆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在某些國家和地區甚至出現長期的負增長。因此，對于去工業化的理論研究開始集中于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方面。

（一）概念內涵

理論界對去工業化的概念研究頗多，觀點也見仁見智，大體上可以分為地理學意義的去工業化和宏觀經濟角度的去工業化（王展祥、王秋石和李國民，2011）。地理學意義上的去工業化多從產業生命周期角度來理解這一現象及其內涵，表現為制造業的資源和工作機會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大都市轉移到其他生產成本低廉的小城鎮（Fligstein，1999；Lissoni，1996；Gary和Landy，2007）。[3-5]而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去工業化則表現為一國制造業就業規模的萎縮和制造業產出占GDP比重的不斷下降。當然，對于這種看法，有學者認為過于片面，他們認為去工業化現象不僅僅表現為一國制造業的衰退，而應該從更加宏觀的角度看待，即還需要包括一個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國際貿易中制造業比重的變化以及社會變革等因素，同時還要考慮國家內產業的技術科技含量（Rowthorn和Ramaswamy，1999；Mavow等，2007）。[6-7]本文主要采用宏觀視角的分類，分析中國去工業化現狀時重點考慮制造業就業人數、制造業產值份額以及制造業出口份額等幾個重要指標。

（二）去工業化的原因

去工業化的原因可分為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內部原因源自國家（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資本、技術和智力資源積累到一定程度，其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迫切需要改進，即從附加值較低的低端制造業轉移到附加值較高的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這種內在動力的本質就是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只有當經濟水平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才有可能出現去工業化的內在動力。所以，大部分的去工業化現象都集中在發達國家（少數發展中國家也會存在去工業化）。同時，Hersh和Weller（2003）的研究認為，一個國家的產業政策也會成為去工業化的內部原因之一。[8]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過對去工業化問題的分析和探討，對相關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理論支持。

外部原因主要來源于經濟全球化和國際貿易導致的國家間日趨激烈的競爭。日益開放的市場使得各個國家可以較為自由地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而發達國家昂貴的勞動力、原料以及苛刻的法律條文都會促進其低端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這一過程就是發達國家的去工業化的過程（Dennis，1999）。[9]另一方面，Liikanen（2004）認為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競爭也是發達國家去工業化的外部原因之一。產業競爭導致的產品生產效率的提高和價格的下降，都會引起制造業部門的轉移。[10]同時，筆者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突發事件，比如某種要素的價格暴漲或者某種產品需求的突然提高，也會引起與該生產要素或產品密切相關的地區的去工業化。

（三）去工業化對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

去工業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以大致劃分為兩類：積極的影響、消極的影響。消極影響說占學界的主流，大部分學者認為，制造業是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Kaldor，1967），[11]是技術創新和擴散所導致的供給增長的源泉，也是經濟深化和創造就業機會的源泉（Hersh和Weller，2003）。[8]所以，一個國家或地區將社會資源從制造業轉移到其他行業，并導致制造業的萎縮，那么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必然會遇到創新不足的困境，最后的結果就是經濟發展的停滯甚至是倒退。

而持積極影響觀點的學者則認為，去工業化是一個經濟體發展到一定程度所必然出現的一種客觀經濟現象。去工業化是經濟增長的自然結果，而不是一個需要解決的病態經濟現象（Yong Kang，2005）。[12]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時，技術和資本積累足夠雄厚，并且居民的購買力和消費水平很高，那么此時將生產資源從制造業轉移到服務業，這能帶動經濟朝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這種以服務業為主導地位的經濟結構也是目前大部分發達國家存在的經濟結構。

二、中國去工業化現狀的總量分析

（一）指標選取

傳統的去工業化度量指標主要有：（1）制造業產值的絕對值和相對值，即制造業產值及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制造業就業的絕對值和相對值，即制造業就業人數及其占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3）制造業凈出口，即對外貿易余額；（4）制造業貿易占世界貿易份額。而王秋石等（2010）認為傳統的度量指標不能真正反映出結構性去工業化和區域性去工業化的經濟現象，因此，需要建立廣義的去工業化度量體系。[13]本文對中國去工業化現狀所做的度量和分析主要建立在王秋石等（2010）構建的廣義去工業化度量體系。[13]該體系主要包括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測度指標：（1）制造業就業人數，（2）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3）制造業出口占產品出口總額的比例。第二階段測度指標：（1）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占GDP的比例，（2）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

本文數據如不做特別說明，均來源于相關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以及各?。ㄊ?、自治區）統計年鑒，并根據文章需要做相應的運算。

指標說明：指標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用以判斷該經濟體是否出現去工業化現象。我們定義，如果第一階段的三個指標均出現持續下降趨勢，那么我們認定該經濟體出現了去工業化現象。

第二階段則是指當一個經濟體通過第一階段指標被認定為出現了去工業化現象時，我們用以測度該經濟體去工業化過程的性質，即是積極的去工業化過程還是消極的去工業化過程。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占GDP比例能夠反映出該地區的產業結構以及這一地區的經濟結構中制造業是處在高技術含量的產業鏈高端還是低技術含量的產業鏈低端。該指標越高，反映出該地區的制造業技術水平越高。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是指在當前給定的能源投入下該地區實際產出能力達到最大產出（潛在最大產量）的比例，或在產出固定條件下所能實現最小投入的程度，是一個介于0到1的數值（龐瑞芝，2011）。[14]TFEE能夠反映一個地區經濟增長過程中對能源的利用效率，由于是從全要素視角進行度量，所以能夠同時考慮到技術、制度、勞動力素質、社會文明程度等各方面因素。而能源利用效率的高低也是衡量某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指標。從歷史上看，往往以技術進步、產業革命為主要推動力的去工業化過程（我們稱之為積極或主動的去工業化過程），都伴隨著TFEE指標的上升，全要素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是一個地區出現積極去工業化過程的標志。因此我們把TFEE指標作為判斷一個地區去工業化過程性質的重要指標。

我們定義，當一個經濟體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占GDP比例大于15%，并且TFEE保持在70%以上，那么我們認為該經濟體是積極的去工業化；反之，則為消極的去工業化（具體數據見表1）。

表1 中國2004-2009年制造業相關數據

（二）推導過程及結論

表1顯示了中國2004-2009年制造業的相關數據，其中，中國的制造業就業人數在這期間表現出穩定的上升趨勢，其平均年增長率達到了2.74%。而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例和制造業出口占出口總額比例這兩項指標在該階段也表現出微量的增長，其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了0.22%和6.8%。也就是說，根據我們先前建立的評價體系，中國的制造業在“制造業就業人數、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制造業出口占產品出口總額的比例”三項指標中均表現為正增長的趨勢。其中，除去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這一指標增長較慢（年平均增長率0.22%）以外，另外兩個指標都有不小的增長幅度。因此，我們可以做出以下基本判斷：中國在這五年期間總量上沒有出現去工業化的現象和趨勢。

三、中國區域性去工業化分析——以北京和山西為例

即使一個國家或地區總量上未出現去工業化現象，但是如果該國內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那么就可能存在區域性去工業化現象。在中國，東、中、西三個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是存在很大差距的。這種區域差距導致在中國的不同區域間工業發展水平差距也很大。這樣一來，就有可能在中國某些地區或省份出現去工業化現象，我們稱之為區域性去工業化現象。

（一）區域性去工業化再分類——積極的區域性去工業化和消極的區域性去工業化

在表2中，我們觀察的指標是制造業就業人數和工業增加值占GDP比例。如果某地區同時出現這兩個指標的持續下降（或在最近三年出現下降趨勢），那么我們認定在該區域內存在區域性去工業化現象。①

表2 中國各地區2005-2009年制造業就業人數及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

續表2

進一步觀察我們會發現，北京、天津、上海、海南、山西等地區都出現了區域性去工業化。而為了讓我們能更加清楚地認識區域性去工業化現象的不同內涵和發生機理，我們需要對符合第一階段指標特征的地區再進行深入分析。從其發生機理以及對當地經濟發展的影響來說，我們可以將區域性去工業化進一步劃分為積極（主動）型去工業化與消極（被動）型去工業化。從表象上看，去工業化現象其實就是一個國家制造業的衰退或者表現為制造業的各種資源向其他行業流動的過程。而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制造業是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最強的動力，制造業是一個國家經濟體系中最具有活力和創新動力的部門（Kaldor，1967）。[11]所以，一個國家的制造業的衰退必然導致的結果就是這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發展上遇到困難。不過，也有理論認為合理的去工業化過程是伴隨著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像目前許多發達國家曾經經歷的去工業化過程就是一個產業結構不斷優化調整的過程，其結果是提高本國產業層次，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并能保持經濟增長和創新。

而要真正理解去工業化現象的這兩種不同的影響，那我們需要真正理解去工業化的不同路徑。一種路徑是隨著制造業技術的發展，其生產率大幅提高，導致該部門產品平均價格下降，并引起各種資源從制造業部門流向服務業等其他部門。所以，這種去工業化路徑最根本的動力來自于該國制造業部門技術和生產效率的提升，它也對應著所謂積極的去工業化過程。而另一種路徑則表現為在本國制造業并沒有發展充分、其生產率及技術含量遠沒有達到一個高于社會其他部門的情況下，由于外部原因（如國際競爭導致該行業生產率大幅度提高，價格驟降，或者是出現所謂“荷蘭病”現象）導致該國制造業失去競爭優勢，使其生產資源被迫轉出制造業，流入其他領域。這就是我們定義的消極的去工業化過程。

基于以上認識，本文在分析中國的區域性去工業化現象時，有必要進一步將存在區域性去工業化現象的地區分為積極的區域性去工業化地區與消極的區域性去工業化地區。下面，將基于相關數據對北京和山西的區域性去工業化進行實證分析。

（二）分析過程

根據本文建立的去工業化評價體系，我們也分兩個階段對北京和山西的去工業化狀況進行分析。

在第一階段，我們考察制造業就業人數和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見表3和表4）。

表3 制造業就業人數（萬人）

表4 制造業（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

根據表3、表4可見，在2005-2009年，北京和山西的制造業人數雖然不是持續下降，但是在最近兩年中已經出現了下降的趨勢。而制造業（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也是出現了比較明顯的下降趨勢。所以我們基本認定北京和山西都出現了區域性去工業化過程。

通過第一階段指標的判斷，我們基本認定北京和山西出現區域性去工業化的事實。根據我們的評價體系，我們需要對第二階段的指標進行判斷。第二階段考量的兩個指標是：（1）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2）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

如表5所示，在2006-2009年，北京地區的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非常高，基本保持在20%～30%，這說明北京的產業結構是以有高技術含量的產業為主，基本達到了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水平。而其遞減的趨勢則正好印證了由于其去工業化過程而導致的整個工業產值的縮減。山西的這一指標一直維持在2.5%左右，這說明山西的高技術產業沒有得到充足的發展，其對山西的經濟貢獻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正反映了山西的產業結構還是以科技含量較低的低端傳統產業為主，處于產業鏈的初級階段。

表5 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

另一方面，根據龐瑞芝（2011）的測算，北京的TFEE在2003-2007年間達到了88.1%，甚至在2008-2009年達到了100%的絕對最大值。而山西省相應的TFEE在2003-2009年僅為35%左右，這意味著在山西的工業增長中，有將近三分之二的能源投入被浪費掉了。[14]

由此我們能得出這樣的基本結論：北京的去工業化過程屬于積極的區域性去工業化，而山西的去工業化過程則屬于消極的區域性去工業化。

（三）去工業化過程差異的原因分析

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一直被定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金融中心。長期以來，北京就開始有步驟地把污染嚴重、附加值低的低端制造業轉移到周邊地區，而且北京作為我國的教育中心，優秀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云集于此，可以說，北京擁有全國最豐富的智力資源。而強大的智力資源推動了北京整個產業鏈的技術進步。這也就解釋了北京高技術產業的高速發展。

可見，北京的區域性去工業化過程是北京在自身具備較高的技術水平，同時擁有豐富的智力資源，并且擁有巨大的服務業市場的前提下出現的。這些條件都是北京出現區域性去工業化現象的內在動力所在。而這些動力一起引起了積極的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北京逐漸將勞動力和要素資源從傳統工業、制造業部門轉向高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并最終形成了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新的產業結構。在這樣一種積極的區域性去工業化過程中，北京的經濟發展已經走入到一個良性上升通道。從表6可以看到，北京在進入區域性去工業化路徑之后，其經濟發展水平始終保持了一個較高的增長水平，并且是一個較為穩定和持續的發展趨勢。這證明北京所進行的積極的區域性去工業化并沒有給北京的經濟發展造成不好的影響。

表6 北京、山西2005-2009年GDP及相關年份增幅（億元）

山西的情況則不一樣。首先，山西省的高技術產業總量非常小，平均來說，只能占到其GDP水平的3%左右，同時，無論從區位優勢、交通狀況還是教育資源來看，山西都不存在出現區域性去工業化現象的內部動力。但是事實上山西確實經歷了區域性去工業化過程，其去工業化的主要動力是來自外部因素，具體而言，就是全國范圍內對煤炭需求的增加和煤炭價格持續的攀升。這種情況可以看作是由“荷蘭病”引起的去工業化現象。

如表7所示，從2006年開始，山西省的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例就開始持續下降，這是該地區出現區域性去工業化現象的重要標志之一。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山西省的采礦業（絕大部分是煤炭產業）則從2003年開始一直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并且從2008年開始，其采礦業的增加值已經超過了制造業增加值?？梢钥吹?，山西省每年從制造業轉移出來的生產能力和資源都流向了采礦業。其實，正是由于最近幾年國內煤炭需求和煤炭價格的強勁增長，短期內對山西的采礦業形成了強有力的刺激，導致了山西的采礦業的繁榮和制造業的衰退，這就是典型的“荷蘭病”現象。伴隨著高價值資源的發現，中短期內會激發一輪資源投資熱和經濟增長高潮，并帶來迅速的財富增加。但是，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是非常危險的。歷史上往往出現所謂的“資源詛咒”現象，即那些通過資源產業保持經濟繁榮的地區和國家大部分都將陷入經濟發展的困境之中。

表7 山西省制造業增加值和采礦業增加值各年數據（萬元）

結合表7的數據我們可以發現，山西的經濟發展現狀嚴重受煤炭價格的影響。2009年國內煤炭行情整體低迷，這一年山西的GDP增長率只有0.59%，而2008年，煤炭價格走出高位，山西GDP的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21.43%。短短兩年時間，一個地區的GDP增長率能有如此大幅度的波動，對該地區長期穩定的經濟發展并不是一個好現象?；诖?，我們能做出這樣的判斷，山西的區域性去工業化進程是由于其初級行業（采礦業）的短期繁榮導致制造業衰退而形成的。從根本上講，山西的去工業化進程是一個被動轉變的過程，其去工業化的根本動力來源于基礎部門的沖擊，而不是自身內部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的要求，是外部推動力形成的去工業化現象。所以，我們把山西的區域性去工業化歸類為消極的區域性去工業化。

（四）兩種去工業化模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我們之所以要把區域性去工業化過程分為積極的和消極的，是因為不同的去工業化過程對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后果和影響是截然不同的。一般來說，積極的去工業化過程是由該地區長期以來積聚的豐富的技術資源、智力資源、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便利的基礎設施等多方面條件導致的內在產業結構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的需求，該地區的制造業逐漸萎縮，而擠出的資源則流向了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其他產業之中。這種去工業化的路徑就是我們所謂的積極的去工業化路徑，也是歐美發達國家曾經歷過的去工業化過程。這種積極的去工業化過程把制造業萎縮對整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減少到最小的程度，甚至因為其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反而促進該地區的長期經濟發展。

而消極的去工業化過程，則往往由于外界因素的影響，例如受到對外貿易影響或者某種主要產品的國際價格突然下降導致的資源被迫退出該產業的情況。還有一種是“荷蘭病”引起的去工業化現象，我們前面分析的山西的去工業化現象就是由“荷蘭病”引起的。無論是哪種原因導致的消極去工業化現象，都會導致這個地區的制造業萎縮，而其他行業卻不能承接這種產業的轉移。所以從長期來看，經歷消極的去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其經濟發展都會受到非常大的消極影響。其增長速度變慢，甚至出現經濟衰退。而且經濟增長變得非常不穩定（如山西的狀況），容易大起大落。這些因素對一個國家和地區的長期經濟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四、結語

去工業化作為一種經濟現象，我們必須正視它的存在。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國還未出現總量上的去工業化，但是，由于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許多省份出現了區域性的去工業化現象。我們將存在區域性去工業化的地區再進一步分為積極的區域性去工業化和消極的區域性去工業化。區分指標包括高技術產業占GDP比重以及TFEE。北京的區域性去工業化過程是積極的去工業化過程，而山西的區域性去工業化過程則是消極的去工業化過程。

這兩種不同的去工業化現象其本質區別在于它們的動力來源。積極的區域性去工業化其動力來源于該地區自身對產業結構調整的需求，所以積極的區域性去工業化過程不會對區域經濟造成傷害；相反，在長期經濟發展過程中，該地區的經濟會呈現出一種穩定的增長趨勢。而反觀消極的區域性去工業化現象，其內部本不具備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動力和條件，從長期來說，由于沒有高技術產業和新型服務業作為經濟增長支撐點，所以經濟發展速度會受到損害。

總之，通過構建指標對區域性去工業化現象進行測度、分類有助于幫助我們看清我國的區域性去工業化的實際情況及其背后深層的原因，為我們制定相應的經濟政策提供參考。這也是本文的寫作目的。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在觀察某地區是否出現區域性去工業化的同時，需要分析其去工業化的類型，通過產業政策調整避免消極的區域性去工業化，爭取進入積極的區域性去工業化通道，這樣，才能在長期把握該區域的經濟發展方向。

注 釋：

①對于區域經濟體來說，省際間的經濟活動與進出口活動在某種意義上是等效的，因此，再把制造業出口額作為評價該區域去工業化的指標似有不妥，并且由于地理環境和國家產業政策影響，各省市之間的貿易環境也不同，因此在分析區域性去工業化時，我們只采用前兩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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