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追尋——解讀《小姨多鶴》中的多鶴

旅美著名作家嚴歌苓的長篇小說《小姨多鶴》講述了一位日本遺孤、十六歲少女多鶴從抗戰末期到文革時期在中國的苦難多舛的命運。已經結婚的張儉因為妻子小環不能生育，不得已將多鶴買回家為張家傳宗接代。建國后，張儉不能再有兩個媳婦，多鶴于是改變身份，聲稱是小環的妹妹，孩子的小姨。張儉帶領一家人輾轉遷徙，隱姓埋名，生怕被人看出蹊蹺，抓住把柄，揭穿多鶴的日本身份。同時，張家的家庭關系逐漸變得曖昧。在同一屋檐之下，小環對多鶴心存芥蒂，將其視為身邊的情敵，生怕張儉與多鶴感情燃燒后拋棄自己。張儉則在小環的嚴密監視與百般猜忌之下，對多鶴欲罷不能，欲拒還休?？傊?，多鶴的身份和地位成了糾纏張家幾十年的夢魘。

《小姨多鶴》自發表后就獲獎連連，被譽為一部“意蘊豐盛迷人、襟懷爽朗闊氣的稀世之作”。研究者從人性、敘事方式、女性人物分析等角度對這部小說進行了評論。如翟曉甜的《一曲吟唱人性美的贊歌——讀嚴歌苓新作〈小姨多鶴〉》認為嚴歌苓以超越民族、超越國界、超越時代的胸懷和眼光，為讀者展現了女性的情感世界與生存狀態，吟唱了一曲人性美的贊歌。楊方勇的《歷史顯流中的人性潛流——以嚴歌苓小說〈小姨多鶴〉為例》則認為嚴歌苓的這部小說從個人史、心靈史、民族史三個方面揭示了一部特殊歷史時期的人性史，并以人道主義為基調，勾勒出了主人公的從死亡之境走向苦難之路和通往彼岸的隱秘之路。沈濱的《一粒沙里看世界——談嚴歌苓的〈小姨多鶴〉的平凡敘事》指出，《小姨多鶴》有著引人入勝的敘事魅力，它沒有宏大的敘事，而是通過小場景、小人物、小角度來折射出戰爭的殘酷、人性的高貴和當下的憂患。馬兵的《兩個女人的史詩——評嚴歌苓的〈小姨多鶴〉》分析了小說中的兩位偉大的女性——日本女人“小姨”多鶴和中國女人“母親”小環。作者認為，與嚴歌苓的另一部小說《第九個寡婦》一樣，《小姨多鶴》除了對女主人公能包容一切的溫厚之力的贊美之外，另有一種歷史觀照的視野。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部小說里，多鶴是一個有著多重身份的女性，她在中國生活的幾十年其實也就是她追尋自己“身份”的過程。多鶴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是張儉的妻子，是張家三個孩子的親生母親。多鶴是隨著日本侵華“開拓團”來到中國的，雖然她遠渡重洋并不是為了侵略中國，但她卻不幸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棋子。多鶴特殊的民族身份讓她不得不同樣地承受日本戰敗的惡果。日本投降后，多鶴被人販子論斤稱兩地賣給張家作為生育工具。此后幾十年，在各種各樣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中，為了生存下去，多鶴不得不隱瞞自己是日本人的身份。同時為了維護家中一男二女的特殊平衡，多鶴又隱瞞了為人妻、為人母的真實身份。而這樣的刻意隱瞞又掩蓋不了真實的多鶴，所以在外人的眼里，多鶴總是與其他女人不一樣。她的古怪的漢語、動不動就給別人鞠躬的習慣、她和張儉的曖昧關系、她對孩子的親昵讓旁人無時無刻不在懷疑她的真實身份。

人的身份，簡而言之也就是“我是誰”的問題。在英文中，身份（identity）與“認同”同義。對于這一概念，查爾斯·泰勒在《自我之源》里有過一番解釋：“認同問題經常同時被人們用這樣的句子表達：我是誰？但在回答這個問題時一定不能只是給出名字和家系。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意味著一種對我們來說最為重要的東西的理解。知道我是誰就是了解我立于何處。我的認同是由承諾（commitment）和自我確認（identification）所規定的，這些承諾和自我確認提供了一種框架和視界，在這種框架和視界之中我能夠在各種情景中嘗試決定什么是善的，或有價值的，或應當做的，或者我支持或反對的。換言之，它是這樣一種視界，在其中，我能夠采取一種立場”[1]。對于同一民族同一文化區域、長久而固定地生活在某一地的人來說，身份是單一且容易確定的，但是隨著出生地和居住地的改變，尤其是人在頻繁流動時，身份也就變得復雜起來。英國文化研究學者斯圖亞特·霍爾認為，文化身份是一種“存在”，也是一種“變化”，我們不能把文化身份當作是某種文化永遠固定不變的表現，而應該看作是現實因素下的運作過程，它“屬于過去，也屬于未來。它不是已經存在的、超越時間、地點、歷史和文化的東西。文化身份是有源頭的、有歷史的，但它們絕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質化的過去，而是受制于歷史、文化和權力的持續 ‘作用力’”[2]。

對多鶴而言，從小在代浪村長大的她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被張儉買回家后，多鶴原本的生存環境被打破了，原有的生存價值系統被顛覆了，要在異域中生存下去就意味著多鶴要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并對自我進行重新定位。當多鶴面對新的異己的空間時，她無所適從，她的反抗是逃跑。被張家買進門后半年，捱過了寒冷的冬天后，多鶴跑了，穿著她那身日本褲褂跑的。在發現自己懷孕后，多鶴又返回了張家，因為她找到了活下去的希望。失去了所有親人的多鶴堅信，女人“真正的親人是她們自己生出來的人，或者是把她們生出來的人，一條條的產道是他們親情來往的秘密隧道”[3]。帶有代浪村血統的親生骨肉和張儉是多鶴自己心中建立起來的代浪村，也是支撐她在異域生活下去的全部寄托。當這種寄托面臨危機的時候，日本民族的“自殺”文化讓多鶴一次次產生死的念頭。書中三次描寫到多鶴的自殺想法：被張儉有意無意地拋棄之后、同張儉幽會被捉之后和張儉被捕之后。與日本人相比，中國人“避兇死、忌自殺、求善終……中國普通百姓對生活的苦難、人世的痛苦和不幸的命運有著相當強的忍耐力、承受力，所以，即使是‘賴活’、‘歹活’、‘偷活’，也要頑強地活著，不輕易采取斷然結束生命的自殺行為”[4]。這種生存哲學典型地體現在小說的另一位女主人公小環身上。小環“天天嘆著‘湊’，笑著‘湊’，怨著‘湊’，日子就混下來了”[5]。在小環這種“湊合哲學”，其實也就是中國文化的影響下，多鶴的思想發生了變化?！鞍炊帔Q的標準，事情若不能做得盡善盡美，她寧肯不做……”但后來她卻發現，“‘湊合’原來一點也不難受，慣了，它竟是非常舒服。多鶴在一九七六年的初秋正是為此大吃一驚：心里最后一絲自殺的火星也在湊合中不知不覺地熄滅了”[6]。由此可見，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之后，多鶴純粹的日本文化身份已經發生了改變，中國文化在她身上留下來不可磨滅的烙印。在和張儉相愛之前，外柔內剛的多鶴從來沒想過要融入一個中國人的生活，要中國人把她作為同類來認識。她甚至從來沒有覺得孤獨過，因為她有她的孩子。多鶴曾經想，只要孩子們圍繞著她，就是代浪村圍繞著她。但當她一生相托地愛上了張儉之后，這一切都變了。她渴望生養張儉的這個國度接納她，把她不加取舍地融進去?！耙驗橹旅貝凵狭藦垉€，她不加取舍地接受了他的祖國”。[7]潛移默化的中國文化影響和巨大的愛情力量使多鶴的日本文化身份、民族身份發生了細微的變化。

除了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多鶴在張家的特殊之處還表現在她的非妻非妾的身份。這一點從小說的名字《小姨多鶴》就能看出來。學者廖咸浩認為，“身份實際是由文化情感和現實策略交織而成。文化情感之中帶有一種無以名之恍若天生的性格，而現實策略則壓低包括情感在內偏向本質的因素，強調以福祉或利害為依歸。因此，身份的形成，便是建立在這兩種態度的辯證發展上”[8]。張儉的妻子小環懷孕時受到日本兵的驚嚇，從牛背上摔下來，引起流產，導致不孕。張儉一家買多鶴就是為了傳宗接代。所以多鶴一開始是作為“生育機器”被張儉和小環所接納的，但后來，多鶴愛上了張儉，張儉也愛上了多鶴。為了維護表面上的一夫一妻，為了一家人能夠生存下去，多鶴默默接受了自己的“小姨”身份。多鶴渴望愛情，陷入愛戀中的她一方面和張儉進行著秘密的幽會，“心和身子天天私奔”，一方面又得小心翼翼地維護著小環微妙的自尊。張儉和多鶴的最后一次幽會被人發現后，張儉對多鶴又恢復了以前的冷漠?！皬垉€對她突然爆發又突然泯滅的愛使她成了個最孤單的人”[9]。直到為了把張儉接到日本給他治病，多鶴才和張儉正式結婚，有了真正的“妻子身份”。

與多鶴的“妻子身份”密切相關的就是她的“母親身份”。為張儉生了兩兒一女的多鶴一直被孩子們稱為“小姨”。作為母親的多鶴不能在外人面前顯露她的母親身份，但她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維系著她和孩子之間的情感。被張儉有意無意地拋棄在外的一個月里，支撐她找回去的唯一動力就是年幼的三個孩子。當多鶴在一模一樣的樓群里迷了路時，“她卻毫不彷徨地朝著其中一幢走去。她成了一條母狗，被那股神秘的氣息牽引著，走向她的兒女們”[10]?；氐郊依?，多鶴就抱起孩子給他們喂奶，“多鶴一再把乳頭塞進大孩二孩嘴里，又一再被他們吐出來。她的手干脆抵住大孩的嘴，強制他吮吸，似乎他一直吸下去，乳汁會再生，會從她的身體深層被抽上來。只要孩子們吮吸她的乳汁，她和他們的關系就是神圣不可犯的，是天條確定的，她的位置就優越于這屋里這一男一女”[11]。多鶴用她的身體證明著自己不可更改的母親身份。日后，多鶴執拗地給孩子說夾雜著日語的話，在和三個子女的小天地里安享做母親的快樂。在特殊年代里，多鶴用寬厚容納大兒子的敵視甚至踢打；回到日本的她雖然地位低下，生活清苦，卻竭盡全力幫助兒女。

回到日本后的多鶴恢復了她的真實身份：一個真正的日本人、張儉的合法妻子、三個孩子的親生母親。但這種身份的存在也只是名義上的。多鶴在寫給小環的信中說，她回日本已經晚了，日本沒有她的位置了。像她一樣的戰后遺孤在日本都被當作低能者，她也只能湊合著掙一份清潔工的薪水。從中國歸國的人成了日本最窮、最受歧視的人?；貧w故土的多鶴認識到，她已經無法融入日本社會。她魂牽夢縈的代浪村永遠地消失了。身在日本的多鶴經常懷念她在中國生活的日子，就像她在中國時經常想念她的代浪村一樣。她告訴小環她常去東京的中國街買菜，因為那里的菜便宜，那里的人都把她當中國人。孤獨的多鶴以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懷念她曾在中國生活過的日子。但多鶴又清楚地知道中國不是她的代浪村，她是個不被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種文化所接納的邊緣人。雖然多鶴最終與張儉結婚，但她合法化的妻子身份并不能改變她只能分得張儉一半愛情的尷尬現實，因為身在中國的朱小環還是張儉割舍不下的另外一半。被多鶴寄予了全部希望的三個孩子曾以各種方式表達對她的疏遠和不認同，當形勢發生變化時，大兒子張鐵為了去日本，不惜編造多鶴與張儉的愛情故事，以證明自己和多鶴的血緣關系。這種摻雜了太多功利目的的親情又給多鶴跌宕的命運增添了幾多辛酸、幾多無奈。

[1]汪暉.個人觀念的起源與中國的現代認同.汪暉自選集[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37.

[2]﹝英國﹞斯圖亞特·霍爾.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211.

[3]嚴歌苓.小姨多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55.

[4]﹝美國﹞科利斯·拉蒙特著.賈高建等譯.人道主義哲學[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

[5][6]嚴歌苓.小姨多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96.

[7][9]嚴歌苓. 小姨多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143.

[8]廖咸浩.在解構與解體之間徘徊[J].中外文學,21,(07):21.

[10]嚴歌苓.小姨多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98.

[11]嚴歌苓.小姨多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