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中國文化人的經濟生活變遷

/［北京］陳明遠

百年來中國文化人的經濟生活變遷

/［北京］陳明遠

辛亥革命百年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工資體現出一個社會人的政治經濟屬性，是衡量一個人社會作用大小的經濟指標。換一句話說，工資可以改變一個人身高，也可以限制一個人的想象力，事關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乃至家庭地位。東西方的先哲對“工資收入”的看法大相徑庭，孔子希望學生給他“自行束脩以上”（交學費），而為蘇格拉底所不齒的職業教師的行徑就是收學費，可見“人心不古”，古來有之。兩個偉人的做法，正好可以反映出他們作為思想家文化人所承受的生活壓力和所面臨的社會環境。陳明遠先生此文，即從“中國文化人”百年來工資的變化，反映世易時移、陵谷之變之于“中國文化人”的身世榮衰之感。文章不是簡單地寄幽意而興浩嘆，而是用一組組有根有據的數據來考證、比對和計較，讓字字落在實處，也讓讀者明白：蓋以金錢為線索，穿越百年者，意在見證中國文化人經濟生活變遷，見證中國文化人身價起落，這樣的做法可謂指事近卻見意遠。當然，此文所具備的史料性針對性以及豐富的現實意義自不待言。這也是我們刊發此文的初衷，讀者諸君可以見仁見智。

下面是一位工齡二十五年、教齡十四年的中學教師的月工資，由當地財政局采用“飛信”發送到他的手機上，作為個例，他的經歷缺少代表性，工資的某些數字也自然受影響。聊備于此，以資參考：

XXX同志，您2010年12月份的工資已發放，明細為：崗位工資590元薪級工資417元教補及技等101元補貼525元專業津貼8元應發工資1641元 扣除：養老保險金49.23元醫療保險金32.82元失業保險金16.41元住房公積金98.46元扣款合計196.92元實發工資1444.08元。[XXX財政局]

——編者

文化人與知識分子

“文化人”與“知識分子”是現代概念。自古以來，我國皇權專制政體與宗法社會下，只有“文人”或“士大夫”的稱呼。但在20世紀的中國，新生的“文化人”、“知識分子”與舊式“文人、士大夫”明顯不同。

據我考證，在現代中文的話語系統里，“知識分子”這個名詞，大約出現于1925年左右，而逐步流行于1928年以后。在此幾年前，最早是“五四”運動前夕（1919年初），李大釗和陳獨秀開始從日本引入“智識階級”這一集合名詞?！拔幕恕边@個稱呼在20世紀30年代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就已出現，此后越來越通行?！拔幕恕奔础拔幕ぷ髡摺边@一概念的出現，標志著我國20世紀以來許多人文知識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的身份，獨立自主地走向社會實踐，跟勞動群眾相結合。從抗戰時期以來，“文化人”成為社會上常用的話語。

中國現代文化人，其源蓋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階層，但必須擺脫皇權專制下的文人士大夫的母體，脫胎換骨、面目一新。脫“官場、商場”功利之胎，換自由獨立之骨，從而獲得現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創造與傳播為自己的歷史使命（而不是像皇權專制時代士大夫那樣清談“以天下為己任”的高調）。特別在1905年，正式廢除了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以后，文化市場初步形成，全國各地又涌現出一批以專門從事教學研究或自由撰稿為生的知識分子文化人。他們安身立命的根底，已經不同于過去在科舉制度束縛下“學而優則仕”的舊式文人。這時期，新派文化人的最大特點就是“個性解放”；他們從事的社會活動，乃是“救亡”與“啟蒙”。

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最早的新派知識分子文化人，數量并不多。我根據歷史資料估計，在上海一帶的新派文化人大約有一千名左右，在北京天津一帶的新派文化人也只有一千名左右。其他各地（如武漢、長沙、成都等）零星的新派文化人，分布如同星星之火苗。但是他們的能量非?？捎^。當時新派文化人的傳播大致上通過報刊、書籍、學校、講演等（一般書報發行量少則千份，多則上萬份），活動場所、勢力范圍逐步擴大，形成“燎原”之勢。這一時期新派文化人以嚴復、章太炎、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王國維、陳獨秀……為代表，他們迅速打開了局面。不久，赴日本留學生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郭沫若、田漢、夏衍……赴歐美留學生胡適、陳寅恪、傅斯年、羅家倫、陶行知、吳宓、徐志摩、聞一多、趙元任……這些生力軍紛紛投入新文化運動，喚起了“民主與科學”的“五四”精神。整個20世紀的文化史，也即爭取實現“民主與科學”的奮斗史。

“文化人”與“知識分子”兩個概念是相互關聯、相互交叉又相互覆蓋的。

20世紀初年以來，文化人、知識分子逐步從原有的“士大夫階層”蛻變而來，也從原有的市民和務農階層上升而來，主要的途徑是通過新式學校教育，進入各種文化機構。他們仍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士大夫階層”的某些遺傳基因。

可以說，知識分子分為三大部分：（1）人文層面的知識分子，（2）科技層面的知識分子，（3）管理層面的知識分子。而“文化人”一般指“人文層面的知識分子”；但是，從事教育、科研的知識分子，可以是在人文層面（包括社會科學），也可以是在技術層面（如數、理、化、天學、地學、生命科學的教學科研人員及醫務人員等）；屬于行政與經濟管理層面的知識分子，也可以包含一部分文化人；而從事藝術、娛樂、體育的文化人，又可以包含一部分科技層面和管理層面的知識分子。

所以這兩個概念不妨同時并用。

百年來不同時期的貨幣購買力

談起百年來中國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的經濟生活變遷，有一個貫穿始終的關鍵，形象地說必須有一把鑰匙來解開真相，就是對照“不同時期貨幣的購買力”。

整個20世紀，我國先后流通過三種主要貨幣——銀圓（1935年11月以前）、法幣（1935年11月—1948年8月）、人民幣（1948年以后）。百多年來，我國貨幣的購買力一直在變化，到現在仍然不斷波動。

只有比較不同時期的貨幣購買力，才可能對于百年來的生活狀況有一個具體貼切的了解。

打開20世紀經濟生活的歷史，就會看到不同時期許多錢款的數目，例如民國初年魯迅每月在教育部的薪水是300銀圓，購買北京八道灣大宅門四合院的房款為4000銀圓，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月薪為600銀圓，而1918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打工的月工資是8塊銀圓，一席“譚家菜”的飯費為10銀圓，1928年丁玲在上海發表《莎菲女士的日記》得到稿費80銀圓，上海亭子間的月租金為20銀圓，北大清華的學費為每年10銀圓；又譬如1938年聞一多、朱自清等教授在西南聯大的月薪是法幣300—400元，1940年陳獨秀在四川江津一次記載的生活費為法幣1000元；1952年一本書的版稅可達老人民幣200萬元，一般工人月工資為老人民幣40—50萬元，1956年大學畢業生月工資為新人民幣62元，一座四合院的房價大約幾千到一萬元；1970年“文革”期間北京的基本生活費為每人每月7—15元，1986年每斤大米3角錢，每斤豬肉1元5角錢，等等，令人眼花繚亂。讀者們一定會問：這些錢款，究竟折合如今多少錢呢？不搞清楚這個根本問題，就無法理解百年來民眾生活的真實歷史。

參考歷史上生活必需品及日常飲食的物價計算，得到如下參照值——

由北京（北平）、華北天津、上海、華南廣州等城市1912—1938年的“物價指數”統計表和“銀圓購買力”的數據表，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若以1935年標準銀圓購買力為基數——折合1995年人民幣30元，合2010年人民幣75元，作為換算的基準單元。那么——

1898年：“一圓”約折合1995年人民幣100元，2010年250元；

1901年： “一圓”約折合1995年人民幣70元，2010年175元；

1911年：“一圓”約折合1995年人民幣50元，2010年125元；

1914—1919年：“一圓”約折合1995年人民幣40—50元，2010年100—125元；

1920—1925年：“一圓”約折合1995年人民幣35—40元，2010年87.5—100元；

1926—1936年：“一圓”約折合1995年人民幣30元，2010年75元。

（其間，1929—1930年受世界經濟危機影響，物價波動，銀圓略有貶值）

又，當時上海的物價比北京（1928年以后稱為北平）和內地高出大約15—20%，一般說來，南方的物價比北方高些。也就是說，20世紀20—30年代，在北京（北平）的銀圓要比上海、廣州更值錢一些。這在北京（北平）、華北天津、上海、華南廣州等城市的“物價指數”統計表和“銀圓購買力”的數據表中，也有所反映和驗證。

新文化運動骨干與《新青年》同人的收入

根據《1919年1月份北大教職員薪金底冊》所載：陳獨秀任北大文科的“學長”月薪300銀洋（合今人民幣約3萬元），胡適任文科教授月薪280銀洋（合今約2.8萬元），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月薪120銀洋（合今約1.2萬元）……他們構成了“五四”時代我國第一批新型的“中產知識階層”。魯迅在《二心集·序言》里也自認如此。就是這種一不依附于“官”、二不依附于“商”的經濟自由狀況，成為他們言論自由的后盾。自己有了足夠的薪水錢，才能擺脫財神的束縛；自己有了足夠的發表權，才能超越權勢的羈絆。魯迅當時在中華民國教育部擔任公務員，月薪300銀洋，與陳獨秀相等。所以他也心甘情愿為《新青年》義務寫稿，不計報酬。

權以魯迅為例，看看他在當時北京的生活水準。

“五四”時期，對于文化人說來，全家每月必需的生活費（伙食房租交通費）80圓（合今約8000元）已經很寬裕了。魯迅一家四口（加上母親、發妻和女傭）每月日常開支還不到此數，因此能夠盈余很多錢來購買中外文書籍報刊，并且從經濟上提攜后起之秀，甚至自費出書。許多青年學生得到魯迅的資助。

據記載，城內一座8—10間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僅20圓左右（合今約2000元）；一間20平方米的單身宿舍，月租金4—5圓。魯迅一度租用的磚塔胡同61號，3間正房月租金8圓。他的女傭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資2—3圓（見《魯迅日記》）。魯迅所購買的西三條胡同21號四合院有好幾間房屋和一個小花園（今為魯迅故居），售價國幣（銀元兌換券）1000圓。出入乘坐“洋車”（人力車），費用在城里每次只有1角錢左右；包車每月10圓。

《魯迅日記》中，經?？梢钥吹紧斞负陀暨_夫、許壽裳等好友聚餐的記載。以平民為對象的中等飯鋪，2圓錢（合今約200元）一桌的“便席”，菜譜有：（1）四冷葷：四個裝滿熏魚、醬肉、香腸、松花蛋的拼盤，每盤5分錢；（2）四炒菜：如溜里脊、魚香肉片、辣子雞丁、炒牛肉絲等，每大盤1角錢；（3）四大碗：多為米粉肉、四喜丸子、紅燒魚塊、扣肉等，每碗2角錢；（4）一大件：一個紅燒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雞，加一大海碗肉湯，合6角錢。這一桌菜相當豐盛，十個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2角錢（合今約20元）。

《新青年》成員都有相當穩定的中等階層收入，所以他們辦的“同人刊物”方能做到不以贏利為目的。但每期輪值的主編者可以拿到200圓編輯費，以當業務之需。魯迅在“五四”時期寫作小說、新詩、散文、雜感的時候，確實沒有想到要以稿費來謀生。但是這種情況在幾年以后有了根本變化。

大約在1922年左右，“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文化人開始注重稿費、版稅收入。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出現了一群又一群依靠寫作為生的“自由職業者”，說得更明確是自負盈虧、承擔經濟風險的“自由撰稿人”。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南國社……都投入了文化市場。

此后一個長時期內，就沒有不計較稿酬的作家了。最有代表性的是魯迅在1926—1927年完成了從固定收入者（公務員）向自由撰稿人的轉化。茅盾、巴金、老舍、田漢、曹禺、丁玲、沈從文、柔石、蕭軍、蕭紅……都成了靠“爬格子”謀生者，逐步樹立起文化市場意識。

上世紀20—30年代知識分子的待遇

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運動，促進了我國迎向現代化的世界潮流。20世紀20—30年代，我國知識分子的生活水平并不低于日本，在京津滬寧杭一帶的高等教育和出版事業是跟國際水平接軌的。根據《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考證——

1927年規定，教育界待遇如下：

教授月薪400—600銀圓（請讀者自行換算，下同）

副教授月薪260—400銀圓

講師、中學教師月薪160—260銀圓

助教月薪80—160銀圓

小學教師月薪40—120銀圓

1935年新聞出版界待遇如下：

社長月薪200—400銀圓

總編輯月薪150—300銀圓

編輯部主任月薪120—200銀圓

特派記者月薪約100銀圓

一般記者和編輯月薪40—80銀圓

當時多數文化人可稱“安居樂業”，文教學術碩果累累。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內憂外患、戰亂不斷，破壞了中華民族文明建設的進程。到20世紀40年代以后，國民黨政府的“法幣”長期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物價持續飛漲，造成經濟上的致命傷。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下降，物質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抗戰前夕文化人的經濟生活

1939年6月《魯迅風》雜志有一個簡單報道：上海的作家按照經濟收支狀況可分為四個等級?，F按照這樣的劃分描述如下——

頭等作家著述多年，作品頗豐；除稿酬、編輯費以外還有出書及增印的版稅，以及其他來源，每月收入可達400圓（請讀者自行換算，下同）甚至更多，一般住在租界的新式里弄（如大陸新村），房租每月至少60圓甚至上百圓；飲食豐盛，經常請客聚餐或家宴；每周都可娛樂觀劇等；出門乘坐出租汽車，如魯迅（除稿酬外，1927年末至1931年還由蔡元培舉薦兼任“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每月加300圓）、郁達夫、田漢、巴金（除稿酬外還加文學叢書編輯費每月200圓）、茅盾等。

二等作家已經成名，稿酬為千字3—5圓左右，可住3間房，每月房租20多圓，生活費至少160圓左右；月收入200圓左右，如成名后的夏衍、胡風，進入一種典型的中間階層生活。

三等作家小有名氣，稿酬為千字2—3圓；若參加雜志社可有編輯費；若已開始獨立出書，可有版稅收入。住一層前樓加亭子間，每月房租15圓左右，月生活費120圓左右。如丁玲、胡也頻、蕭紅、蕭軍。夏衍、胡風（主要是譯述稿）、陽翰笙、周揚等一開始也是千字2圓，后來才升為3圓。開始進入中層社會，生活小康，比普通市民稍好一些。

最低的四等作家一般是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稿酬為千字1—2圓，開始總是過著獨身生活，或者將妻子家小留在老家，自己單槍匹馬在上海灘頭闖江湖，每月個人生活費以及書刊費約20—30圓。仍屬于普通平民，如葉紫、柔石、沙汀、艾蕪等。

作為參照，20世紀30年代上海市的中學教師月薪50—140圓，小學教師30—90圓。上海報社月薪一般為：主筆200—400圓，編輯40—100圓。（1圓合1995年人民幣30元，合2010年人民幣75元左右）

30年代的上海作為世界金融經濟中心之一，號稱東方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三大都市（位于紐約、倫敦之后），生活費用不僅比北京高，也比日本東京高。

當時上海一個標準家庭（4—5口人）比較高級的生活費用如何？魯迅1935年文章里說過：在上海租界找一處帶院子的住宅（二三層小洋樓），租金每月一百兩（銀子）；巡捕捐按房租的14%，共計114兩。每兩作1圓4角算，大約等于160銀圓。上海比較高級的生活費用每月約400銀圓以上；中等生活費用每月約100銀圓；基本生活費每月約66銀圓。

法幣和金圓券時期的實際薪津

我國知識階層的貧困化，是從抗日戰爭中期（1940年左右）開始的。

1935年11月“法幣改革”之初，1元法幣可兌換1銀圓。但是，抗日戰爭爆發之后，為了支付龐大的軍費開支，國防政府在財政上施行了“以法幣為籌碼”的通貨膨脹政策；加上貪官污吏的腐敗，不法奸商囤積居奇靠投機生意“發國難財”，造成物價飛漲。整個20世紀40年代，知識不值錢，知識分子待遇一直滑坡。

由于生活費用不斷上漲，國民黨統治區產生了兩個反映時代特點的概念，即所謂“底薪”和“實際薪津（金）”，實際薪金＝底薪基數×薪金加成倍數＋生活補助費。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價津貼?！皩嶋H薪金”的計算，是以底薪為基數，定出“薪金加成倍數”，再加“生活補助費基本數”。薪金加成的倍數和生活補助費，隨著物價上漲每季度作調整，所以“實際薪金”也應該隨之不斷提高。

1946年3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通知：生活補助費基本數為法幣5萬元，物價加成倍數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補助費基本數為法幣17萬元，物價加成1100倍。所以底薪為600元（抗戰前銀圓數）的教授實領薪金（600元×1100＋170000元）＝83萬元法幣，實際收入合抗戰前53銀圓；可買23袋面粉，每袋44斤，共1012斤面粉。底薪法幣100元的小職員，實領薪金28萬元，可買8袋面粉。但這樣的生活水平總比抗戰時期好些。

1947年5月上旬，由于內戰軍費激增，嫁禍于民，國民黨統治區物價猛漲。這時雖然又進行了調整，“物價加成倍數”是1800倍，生活補助費基本數增加到34萬，但是一個教授所領的薪金142萬元，不夠買10袋（440斤）面粉，下降到一個清潔工的水平。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在記者招待會上抱怨：“教授們吃不飽，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談都是白費！”1947年9月21日，胡適校長致電教育部，說平津物價高昂，教員生活清苦，“請求發給實物；如不能配給實物，請按實際物價，提高實物差額金標準”。

1948年1月，國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辦法，按照三個月調整一次生活指數發薪，以底薪中的30元為基數，照生活指數計算發給；超過30元部分以十分之一的比例照生活指數支給。1—3月份生活指數為11.5萬倍，底薪600元的教授領薪1000.5萬元，還不夠買5袋面粉，實際收入只合抗戰前17銀圓。

知識分子怨聲載道，對于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貪污腐敗，深惡痛絕！

人民幣的新時代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石家莊市宣告成立，并發行了第一套人民幣。人民幣的財政取代了法幣、金圓券；共產黨做到了“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知識分子也就唾棄了國民黨的金圓券，接受了共產黨的人民幣。

北平解放后，1949年2月份，清華、北大等高等學校的教職員薪資按1948年11月份原薪（也就是最困難時期的月薪）。所得，基本按照小米斤數發給月薪（以11月份北平社會局統計的小米平均價折成小米斤數，再折合當月人民幣）也就是說，采取“實際薪金＝底薪小米斤數×折合人民幣米價＋實物（面粉1袋加煤球400斤折合小米90斤）補助費”的變通辦法。這受到知識分子的理解和歡迎。因為當時老人民幣仍然經常貶值，以“小米斤數”為工薪單位，近似一種實物工薪，照顧到生活費指數上漲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通貨膨脹、人民幣貶值帶來的損失。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主任周揚）下發了“北平?？埔陨蠈W校教職員工警薪給暫行標準（草案）”，對于薪給數額（為每月多少斤小米）做出規定。

大學校長：月薪小米1300斤至1500斤；

?？茖W校校長或獨立學院院長：月薪小米1000斤至1300斤；

教授、副教授：月薪小米800至1300斤；

講師、教員、助教：月薪小米400至850斤；

職員：月薪小米250至750斤，工警180至450斤，學徒工120至180斤。

1956年工資改革，評級定職

1956年為知識分子訂立的工資標準，基本上套用國家干部的級別，把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納入組織機構，以便加強監督管理。但在制訂時缺乏三個重要的考慮：一，沒有規定今后若干年內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價的變化，將各級工資數額進行相應的調整，以反映社會經濟產值的增長，而避免實際工資的降低；二，沒有建立一套工資晉級的制度，以激發勞動創造的積極性，以至于后來十幾年的助教、研究實習員都沒有提升為講師或助理研究員，教授和研究員普遍年齡老化；三，沒有全面考慮福利、保險和養老金制度。

（一）大學教職員月工資

教授月工資（六類地區，即京津等地）分四級：一級教授345元，二級教授287.5元，三級教授241.5元，四級教授207元；（三、四級教授跟一、二級副教授交叉）

副教授月工資分四級：一級副教授241.5元，二級副教授207元，三級副教授177元，四級副教授149.5元；（四級副教授跟一級講師交叉）

講師月工資分四級：一級講師149.5元，二級講師126.5元，三級講師106元，四級講師89.5元；

助教月工資分四級：一級助教78元，二級助教69元，三級助教62元，四級助教56元；

校務管理人員（大學正副校長、大?；颡毩W院正副院長）：行政6級（368元）—13級（155.5元），相當于副部級到副局級。

（二）科研醫技人員及大中專畢業生的月工資

科研人員，如中國科學院研究員月工資為（六類地區即京津等地）：科研一級（正研）345元，二級（正研）287.5元， 三級（正研）241.5元，四級（副研）207元，五級（副研）177元，六級（副研）126.5元；

主任醫師的工資定為l55.5元到333.5元；主治醫師的工資為91元到177元；工程師的工資定為102.5元到241.5元。

大中專畢業生的定級工資：研究生畢業為62元,大學畢業為56元，中專畢業為37元。

（三）作家和藝術家的定級

一些老資格作家如郭沫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茅盾（文化部長）、葉圣陶（出版總署副署長）、鄭振鐸（文物局長）、夏衍（文化部副部長）、田漢（文化部藝術局長）等人作為國家高級干部，沒有參與中國文化界（文聯和作家協會）的定級，而是評定了行政干部級別，例如：文化部部長茅盾（4級）月工資460元，副部長夏衍（6級）368元，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馮雪峰（7級）322元，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8級）287.5元，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曹禺（9級）253元。到20世紀60年代“反修防修”運動中，工資標準又都降低了，這是后話。全國電影界被評為“一級演員”的只有四人：上海電影制片廠的白楊、舒繡文、趙丹、金焰，月工資皆為365元。（由于地區差價，上海同級工資比北京的345元高出20元。）

但是，上海的巴金仍然表示：愿意作為一個“自由撰稿人”，自力更生。

（四）教育界的定級

1956年，根據《國務院關于工資改革的決定》和高教部的通知，文教部門從4月起實行新的工資標準。全國各院校的教職工一律調整工資，例如清華大學，有2013人增加工資額27243元，人均月增13元5角，增幅20%；調整后，教授月工資207—345元，副教授149.5—207元，講師89.5—149.5元，助教62—106元。（當時新人民幣1元約合1995年10元，合2010年25元。）各類人員的平均月工資為：教授類266元8角，副教授類190元9角，講師類122元2角，助教類73元5角；中學教員類161元，職員類78元，衛生技術人員94元，教學輔導人員56元；工友平均56元。而貧困補助線（個人最低生活費）定為每月22元。

大學教授在此前其實都有級別，但同樣重視這次評級。

全國當時共評出一級教授56名，評審極為嚴格，有的全省只有一個一級教授，有的?。ㄈ缜嗪?、貴州）連一個都沒有。

陳寅恪、梁思成、陳岱孫、翦伯贊、馮友蘭、劉文典、王了一、季羨林、林徽因、郭紹虞、鐘敬文等被評為學術貢獻最高的一級教授，月工資為345元。（合1995年的3450元，2010年的8625元）

吳組緗、陳子展、吳宓、譚其驤、胡曲園、王造時、朱東潤、黃昆等學術權威，僅評為二級教授，月工資為287.5元。

季羨林曾解釋當時工資的含義，他是一級教授，每月工資345元，加上兼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的津貼100元，共445元。而到莫斯科餐廳吃一次俄羅斯套餐，約為1.5—2元，羅宋湯、色拉、烤肉或平魚、兩三道大菜，有黃油面包，還有一杯啤酒。

“文革”十年中，正常的調資工作停止，以致大批年青教師（大學畢業生）工資長期停留在56元／月，大批青工停留在40元／月。

（五）戲曲界定級的特殊性和“保留工資”

1956年制定的“全國文藝工作人員工資標準”，適用于全國各地文化部門的文學、電影、戲曲、話劇、歌劇、音樂、舞蹈、雜技、曲藝、木偶、皮影、美術等各類文藝工作者及技術業務人員。這個工資標準共分16級，文藝輔助人員還有一、二級。文藝一級相當于行政七級，月工資在六類地區為333.5元，略低于一級教授的345元。

但對于戲曲界的一些著名演員，他們在舊社會就是拿高份子的，解放后便仍是按老章程，給他們定了高工資，大大超過了文藝級的標準。如，當時評為文藝一級的還包括兩位京劇大師：上海周信芳（麒麟童）和北京馬連良，并稱“南麒北馬”。周信芳原定月工資2000元，入黨后減為1760元；馬連良情況類似，月工資1750元，其中保留工資1366元。

戲曲界著名演員的工資中，高出相應級別的部分，稱為“保留工資”。

不過，各人情況并非完全相同。如梅蘭芳，作為劇團領導干部，甘愿評為文藝一級，只拿月工資333.5元（相當于行政七級）。另一位著名京劇演員關肅霜，自請評為文藝二級，月工資從原有的800元下降到280元。

“腦體倒掛”的反?，F象

20世紀80—90年代，我國普遍出現了“腦體倒掛”這樣一個新現象，是具有現代中國特色的新事物。所謂“腦體倒掛”，是指受過多年教育訓練的腦力勞動者的收入，低于缺乏文化知識的體力勞動者（包括文盲）的收入。這是極端反常的。正常情況下，腦力勞動者創造更高的社會效益，其報酬應該高于體力勞動者。80年代的實際情況卻特別反常：五十歲以上的一代人，是從“舊社會”過來的，50年代初期定下的職務級別，還能算是“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多”。到四十歲以下一代人里面，文化教育水平越高，工資收入反而越少。1985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資建筑業最高為1827元，接下來是公用服務業1426元，商業1357元，金融業1368元，工業1333元，科研人員1330元，文教人員1240元——最后兩名就是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

“腦體倒掛”完全背離了“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民間常年流行這樣的俗話，“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梢运氵@樣一筆賬：在1985年，一個茶葉蛋的成本為0.15元,市場售價為0.40元,一天只要賣出100個茶葉蛋,純收入25元，每月收入至少為750元；而一個從事導彈原子彈研究的科學家，月薪最多只有400元左右！十年以后到1995年，一個茶葉蛋的成本為0.25元,市場售價為0.60元,一天只要賣出100個茶葉蛋,純收入35元，每月收入至少為1050元，何況銷售額還要多！而一個從事導彈原子彈研究的科學家，月薪600元左右，加上“特殊貢獻”的國家津貼100元，總共只有700元！

那時候流行的怪現象還有，“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彈鋼琴的不如搬鋼琴的”、“探礦的不如開礦的”、“掃盲的不如掃地的”……更有一句流行俗語，“搞火箭衛星的不如影視歌星”！1995年，中國內地最富者為，第一等股市人士，第二等個體戶，第三等私營企業家，第四等歌星影星，第五等公司經理，第六等洋買辦，第七等新產品開發人士，第八等金融銀行業職員。而從事科技文教的知識分子的收入，遠遠落在以上八等人之后，又一次淪為了“臭老九”。

1999年轉折點：崗位聘任和津貼制度

我國知識分子待遇大幅度提高的轉折點，是在1999年秋天。這一年全國的高等學校紛紛以“津貼”方式增加高級知識分子的收入。例如，上海市復旦大學給予300名“優秀教員”每年增加津貼1萬元，400名“骨干教員”年津貼2萬元，50名“首席教授”年津貼5萬元，并評選出15位“學術大師”年津貼8萬—20萬元。華中理工大學給予院士級專家月津貼1700元，合每年2萬元。浙江大學給院士們每月“學校津貼2000元、國家津貼200元、浙江省津貼1000元”，每月總共津貼3200元，合每年38400元。（《光明日報》，1999年2月7日）

1999年開學后，我國高等院校開始試驗全面的“崗位聘任和津貼制度”。例如北京大學原有教授800名，副教授1500名，其中計劃聘任“學校關鍵崗位”1000名（實際聘任724名），“院系重點崗位”1500名。相應的崗位津貼為：A1級年薪5萬元、A2級年薪4萬元、A3級年薪3萬元。清華大學的情況類似。

總而言之，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我國知識分子的待遇，大致上恢復到1956年工資改革時的狀況，但是還沒有達到七十多年前抗戰前夕的水平。

結語

反思整個20世紀，文化人與知識分子的經濟生活問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21世紀開始以來，雖然我國知識分子的待遇明顯提高，然而一方面提高得還不夠普遍，另一方面出現了分配不合理、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問題。物質上浮腫虛胖的同時帶來精神上的貧血缺鈣，地位拔高而素質下降……

根據我的研究結果表明：我國知識階層的生活狀況幾經曲折，20世紀前期到30年代抗戰以前，我國知識階層經濟生活條件，還是比較好的，許多先進文化人與知識分子初步形成了中間階層的主體，是現代社會的創新動力。他們各有專業，自食其力，貢獻一技之長，換取安適的生活。但是，他們積蓄不多，是安適階級，不是富裕階級。中間階層的力量不是財富，而是知識。他們運用知識創造財富，不是利用權力巧取財富。能夠自行其是、自得其樂，在相當大程度上保障了思想解放、學術自由和人格獨立。

文化人與知識分子的經濟生活，從1940年代中期逐步貧困化，以后愈演愈烈，到20世紀50年代前期有所回升，但是不幸在60—70年代特別是在“十年浩劫”期間陷入谷底，以至于發生70—80年代“腦體倒掛”的怪現象，這已是毋庸置疑、不可回避的歷史真相。對于指令性分配制度的依賴性，造成精神的缺鈣貧血和學術研究的大滑坡。到90年代末，知識階層的生活條件逐步好轉，目前進入提高的階段，但是又出現了一系列問題，諸如“學術腐敗”、“科教質量下降”、“學校衙門化”、“貧富懸殊”等等，尚待切實解決。

那么，今后我國知識階層怎樣爭取合情合理的致富方式呢？怎樣在物質生活得到保障的情況下繼承發揚“思想自由、人格獨立”的“五四”傳統呢？怎樣以知識分子為主體逐步形成社會的中堅力量——真正的中間階層（或稱為中產階級）呢？歷史進步來之不易，我們應當努力奮斗。

作 者：陳明遠，著名學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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