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與《武士道》——近代日本武士道文化心理解析

楊 曉, 楊 飏

(1.遼寧師范大學教育學院,遼寧大連116029;

2.大連日報社,遼寧大連116000)

武士道與《武士道》
——近代日本武士道文化心理解析

楊 曉1, 楊 飏2

(1.遼寧師范大學教育學院,遼寧大連116029;

2.大連日報社,遼寧大連116000)

近代日本在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上的角色轉換,與其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歷史性變遷密切相關。文章從文化心理的層面,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剖析明治時期日本學者新渡戶稻造撰寫的《武士道》一書,以解析近代重大歷史轉折時期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演變過程,發掘日本近代發展的文化心理動力。提出:明治武士道是日本從古代意性文化向近代理性文化轉換的分水嶺。明治武士道以理性的審視,將武士道提升為一種民族精神,使其成為國民在理性文化狀態下的一種普遍的自我意識。正是這種鑲嵌在集體無意識中的文化意識,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以窮兵黷武的極端方式,引領近代日本走上了強盛之路,亦形成了阻礙日本近代走上和平發展道路的文化心理根源。

近代;武士道;文化心理;理性文化

武士道滋生于日本封建幕藩制度土壤中,是日本意性文化的結晶,代表著古代日本人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明治時期是日本由封建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期,也是近代日本人自我認識的起點。卷入世界體系的日本知識階層開始審視自我,審視民族自身,民族的文化意識亦開始由意性文化向理性文化轉變。曾留學西方的明治學者新渡戶稻造在其代表著《武士道》中,以理性的審視,將武士道文化演繹為民族的理性文化,昭示出近代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變化,史稱明治武士道?！段涫康馈酚绊懮鯊V,流傳至今,以至于當代日本人只知明治武士道,不知遠古武士道。日本當代學者菅野覚明曾言:“提到武士道,今天許多人頭腦中浮現的是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除了學術研究人員,普通人,特別是喜歡評論武士道精神的評論家、政治家所具有的武士道印象,大部分似乎也源于新渡戶稻造的著作?！盵1](P10-11)可以說,真正影響近代乃至當代日本民眾精神世界及文化心理的是經過理性反思的明治武士道,而不是未曾成文,口碑相傳的遠古武士道。研究近代日本文化心理,不涉及《武士道》是不可能的。

一、理性中的傳承

《武士道》一書問世的年代恰恰是武士制度衰亡的時代。正是在武士道母體制度的停尸架旁,新渡戶稻造意識到,雖然日本明治維新顛覆了幕藩體制,但武士制度的消亡并沒有泯滅武士道精神,它依然是大和民族的靈魂,是銘刻在日本國民內心深處的一部法典?！白鳛橐环N制度,它是死了;但作為一種美德,它還活著?！盵2](P119)“它不是枯萎于歷史標本中的古老美德,仍以鮮美的活力縈繞在我們周圍”[3](P1)。這是因為“構成國民深層心理機制具有穩固的特性”[4](P114),“日本的形成歸功于武士。他們不僅是民族之花朵,也是民族之根基”[3](P113)?！皼]有武士道,日本的整體精神和道德觀點就無從形成”[3](P2)。新渡戶稻造在武士制度行將就木時,唱起了武士道的贊歌,這并非歷史的錯位,它凸顯出近代日本在重大歷史轉折期固守先祖文化傳統的民族情結。

日本古代武士道是由宗教信仰和審美直覺構筑的一種文化心理,它以人客體化本源中的生命意志、生命情感、生命理智為基本命題,追求生命在精神世界的不朽。古代日本武士以生命意志的實踐聳立在虛無的地平線上,宗教頓悟是他們意識自我,將生命存在超越生存的現身方式。武士道精神淵源于佛教、儒學、神道教等多元文化,但直接影響并構成其特質的精神元素是神道教的賦予。

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教,它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宗教。它沒有被神化了的精神統領(如基督教的耶穌,佛教的釋迦摩尼),也沒有信條,而是以一種集體的自我意識,直接規范信徒的行為。從神道教頓悟中產生的武士道文化從開始就具有道德精神的元素。神道教中沒有“原罪”的教義,卻包含了日本民族情感生活中兩個主導特征:愛國主義和忠誠。在神道教的殿堂神灶中,既無可朝拜的偶像,亦無可供奉的神靈,基本設施是內殿懸掛的一面鏡子,信徒朝拜時直觀的是自己的形象。這種朝拜類似于古希臘德爾斐的訓諭——認識你自己。這種自我認知絕非解剖學意義上的對自身肉體的認識,應當屬于道德精神的范疇,其道德內省“從性質上與羅馬宗教觀念相同,個人道德的完善服從于民族的集體意識”[3](P10)。日本遠古的武士們以信仰的虔誠書寫了一部心靈的法典,構筑了一個執著于信仰的生命世界,在維持理性秩序、自然秩序及情感秩序的同時,將肉體生命的生存升華為意識生命的存在,在生命信仰及超越中構建人的本質。武士道的這些特質展現出日本民族的意性文化。

然而,歷史在理性的覺醒中前行。進入理性時代,武士道這部從宗教頓悟中生成的心靈法典雖不失朦朧之美,卻難以為繼?！段涫康馈返谝淮钨x予無言無文的武士道以理性色彩,突顯出日本人在文化理性中的自我意識,這并非偶然。明治時代是日本近代的轉型期,舊日本還沒有完全消失;新日本尚在襁褓中,狹小島國生存的困境,強大西方外來的沖擊,使日本民族面臨艱難的選擇和心靈的困惑。生活在這一文化框架下的群體亦亟需一種共同的自我認知。不管是否出于作者的本意,《武士道》以理性審視了傳承本民族千年的文化結晶,使之成為了日本民族在近代歷史轉折時期的心理支撐。

新渡戶稻造是日本近代社會的思想先行者之一,他在《武士道》第一版序言中陳述了寫作的初始動因:比利時法學教授D·拉維萊教授得知日本學校不開設宗教課程時大吃一驚:“日本難道沒有德育?”正是這句詰問,使新渡戶稻造開始關注日本民族種種道德戒律的來源,最后發現“正是武士道對日本人的影響和啟發,完成了日本的道德精神”[4](P1)。新渡戶稻造的寫作動因奠定了《武士道》的基點,即從道德精神的角度,對武士道進行理性審視,并以此形成了明治武士道與古代武士道不同的內涵。恰恰是這種內涵,體現出近代日本民族在文化心理上的轉變:即意性文化中的武士道向理性文化中的武士道轉變。

其次,新渡戶稻造不僅僅是從一個日本人的角度研究武士道,而是試圖從世界的視野反觀武士道。從這個意義上說,《武士道》已不是古代傳統武士道的原版。新渡戶稻造曾留學歐美,在美國接受了當代西方人文主義思潮的熏陶,又在盛行哲學思辨之風的德國深受現代啟蒙運動中理性主義思潮的影響,對西方當代哲學中唯意志論、生命哲學、創造進化論、尼采的學說等均有所涉獵。新渡戶稻造試圖將武士道融入世界文化體系,在東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中,詮釋古老的武士道精神并賦予其新的生命張力。

明治武士道是“從比較文明論的視點來論證國民道德、民族精神”[1](P281)。在《武士道》一書中,運用比較研究的痕跡隨處可見。例如,作者試圖以歐洲中世紀騎士精神(Chivalry)詮注武士道;以羅馬人的宗教觀念類比武士道的內省;將儒家教導視為武士道最豐富的淵源;甚至在解釋為何切腹自殺在日本國民心目中沒有荒謬色彩時,亦找出希臘人、法國人同樣視腹部為靈魂棲居區域為依據?！靶露蓱羰褂玫奈涫康酪辉~,作為日本民族精神與基督教精神的媒介,具有多重意思,明治武士道既與基督教文明相關,又是日本人的自我意識的表現?！盵1](P276)

正是這種兼容的文化心理,使近代日本在推進西方文明的過程中沒有抹去“古老思想訓練的痕跡”,在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文化面前,大和民族的精神世界沒有坍塌,大和民族的靈魂沒有丟失,也沒有被異化,以堅固的傳統文化心理固守住了民族精神,以理性的傳承抵御住了外部世界的沖擊?？梢哉f,日本民族汲取西方文化精髓,不過是為其文化心理結構充填新的元素,并將其強化為能與西方文化滲入抗衡的精神力量。新渡戶稻造認為:“如果一個民族的靈魂能如此迅速地消亡是可悲的,能輕易屈從外來影響的靈魂一定是貧弱的靈魂?！盵3](P119)他堅信“使日本發生變革的原動力,完全存在于我們日本自身;……這股源泉不是別的,正是武士道”[2](P107)?！白鳛榕f日本的締造者和產物,武士道仍然是轉型期的指導準則,并將被證明還是塑造新時代的決定力量”[2](P105)。這種獨特的自我意識,不斷賦予日本國民心理動力,助推日本民族在重大歷史轉折期順利地實現了過渡,并迅速強盛,以一個狹島小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們說《武士道》實現了日本民族意性文化到理性文化的轉換,是基于明治以后,武士道不是作為一種宗教信仰,而是作為一種民族精神得到了日本國民的認同。作為同一文化框架下的集體意識,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國民在文化理性中的自我意識,而非宗教中的自我意識?！段涫康馈芬晕拿鞅容^論的方法,從國民道德、民族精神的角度,為古代武士道注入了近代理性的色彩,使脫離了原母體的武士道如幽靈一般附著在新的母體上,作為一種精神元素而不是一種制度在大和民族繼續開花結果,終而成為了這個島國民族精神的體現。亦如新渡戶稻造所言:“雖然沒有具體形式,武士道過去是,現在仍是我們國家最活躍的精神驅動力?！盵2](P105)

二、融合中的沖突

作為一個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學者,將武士道融入世界文化體系是新渡戶稻造自覺不自覺地嘗試。然而武士道所具有的鮮明的種族性,使其很難從根本上與異族文化融合。因此,在《武士道》中有悖作者原意地展現出某些難以調和的沖突。這里既有與中國儒學認知的差異,亦有與西方人文主義理念的不同,歸根結底顯現為在理性文化認知中武士道自身不可逾越的缺陷。

古代武士道是武士通過宗教頓悟認識自我,以生命意志超越自我的實踐。他們質樸的原始意識,充滿野性的為戰爭而生、為戰爭而死的男性氣慨,與滋養他們的社會形態相得益彰,且不失審美意義。但新渡戶稻造認為,“早期的信念已不足以支持武士道的發展,需要更權威和更合理的淵源使它自己得到認同。假如只是投合戰爭規律,沒有更高的道德上的支持,武士的思想便墜落了,武士道也不再豐富多姿?！盵4](P7)因此,新渡戶十分艱難地走上了為武士道尋找道德支持之路。

新渡戶稻造為武士道尋找到三個精神元素——東方佛教、日本神道和中國儒學,尤視儒家思想為武士道最豐富的淵源,并以“仁義禮智信”對武士道進行了全方位的詮釋。遺憾的是,儒家“仁義禮智信”只是武士道的一件漂亮外衣,或者借用新渡戶稻造自己的語言,“溫柔、憐憫和仁愛是裝扮武士殘暴業績的特質”[2](P28)。在《武士道》第一章,新渡戶稻造有一個不十分醒目,卻十分重要的腳注:拉斯金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但他卻以積極的人生取向狂熱地相信戰爭。他在《野橄欖枝桂冠》中寫道:“戰爭是一切藝術的源泉,也是孕育人們崇高美德和才能的沃土。我知道這個發現非常奇怪,也非?？膳?但我確信這是不爭的事實……簡而言之,所有偉大的國家都在戰爭中汲取真實的語言和思想的力量;他們從戰爭中獲取營養,在和平中荒廢;被戰爭教育,被和平欺騙;被戰爭磨練,被和平背叛,一句話,他們生于戰爭,死于和平?！盵3](P6)

不希望投合戰爭規律,試圖為武士道尋找更高道德支持的新渡戶稻造,實際上接受了拉斯金的觀點——“美德源自我們的缺點”,并以此作為武士道諸多美德的原點,這使得明治武士道從根本上就與儒家思想貌合神離,與西方人文主義精神背道而馳。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根基是“以仁為本”,《武士道》“仁義禮智信”的根基則是“尚武為榮”。孟子曰人“性善”是說美德源于人性本身的光輝;而“美德源自我們的缺點”則意味著對人性自身的挑戰。因此,《武士道》中倡導的美德流露出偏執、殘忍、極端的生存意識和情感傾向,與崇尚人性解放的理性主義格格不入,形成了一系列扭曲的因果關系:因為人類天性怯懦,所以要給予孩童斯巴達式的野蠻訓練(第四章《勇氣,無畏堅忍的精神》);因為求生是人的本能,所以要訓導榮譽高于生命的信念(第八章《榮譽》);因為私欲是人的本性,所以要以忠義為美德(第八章《忠義》);因為人性有縱欲傾向,所以要倡導自我克制和禁欲(第十一章《自我克制》);就連禮儀也成為了制約精神的外衣。在《武士道》中不乏父母為示忠義將兒子交給死亡,哥哥為求榮譽教弟弟剖腹自盡等殘忍的故事。在意性文化狀態下,這些武士道的“美德”尚可視為執著于信仰,以生命意志、生命情感、生命理智去超越生命的存在,追求生命的不朽;但在視人性至高無上的理性文化狀態下,它的光芒黯淡了,甚至不再具有光芒,僅顯現為違背人性的陋習。換言之,古代武士道在自然混沌的意性文化狀態下有著某種自身的和諧與完美。然而,明治武士道在理性文化狀態下卻無法延續這種和諧與完美。盡管新渡戶稻造以理性的認知成功地將武士道提升為民族精神,在島國繼續開花結果,但武士道自身的缺憾卻在理性光輝照耀下暴露無遺。新渡戶稻造竭力以近代文明理論為其尋找道德支撐,卻沒有也不可能改變武士道的精神實質,從這個意義上說,《武士道》僅僅是經歷了西方文明的洗禮之后的日本人對自身文化品格與特性塑造仍沉迷于武士道之中的一個文本證明。新渡戶稻造在將武士道原始混沌的自我意識轉化為理性清晰的自我意識的過程中,沒有過濾掉個中的糟粕,而是將其傳承、轉化為日本民族精神中好戰、嗜殺的一部分。

然而,一種蘊含有悖人性的、非與時共進的精神何以成為一個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支撐,并使這個民族長足進步,迅速崛起。結論竟然遺憾地與拉斯金的論斷驚人一致:是戰爭。日本近代史上連綿不斷的戰爭延續了武士道精神,或者反過來說,武士道精神支撐了日本近代史上連綿不斷的戰爭。

動態系統理論下的語言發展觀從全新的復雜性科學視角審視語言這個系統，其核心觀點可從語言系統的本質和特性、語言結構的生成、語言演化的機制三方面進行闡釋。

武士道的尚武思想催生了日本民族整體的軍國主義,這在世界戰爭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尚武精神是日本本土的傳統文化心理。日本古有“大八洲的生成,出自天瓊矛”的傳說,山鹿素行曾言:“天地開辟,有多少和靈物都不用,偏用天瓊矛來開創,就是尊重武德,表揚雄義的緣故?！盵5](P36)中國學者戴季陶在《日本論》中也分析道:“天瓊矛是男子陽具的象征,這一種創世思想,淵類推于男性崇拜,是很明白的。就這種思想和歷史的系統看來,可以曉得日本的尚武思想軍國主義,并不是由于中國思想,印度思想,而是由日本宗法社會的神權迷信來的?！盵5](P36)正是“忠誠于國家,忠誠于民族”這個極富魔力的信念,使普通日本國民從統治者的臣民,變成了心靈密室占領者的仆人,他們滿懷熱忱無怨無悔地投入到戰爭之中。以下幾段從《武士道》摘錄的、并非斷章取義的原文,可證明“依靠國家來塑造人的性格,這話對日本人而言加倍正確”[2](P25)。

“我們對忠誠的態度在其他民族很難找到認同者,這并不是因為我們的觀念有錯,而是它已經被遺忘,同時也因為我們國家把忠誠發展到任何其他國家不曾達到的高度?！盵2](P50)

“武士道認為國家是先于個人而存在,一個人在國家出生并且是國家的一部分,因此個人必須為國家或者其執政者而生而死?！盵2](P54)

在日本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無論是思想家佐久間象山、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還是政治家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也都深受這種武士道精神的影響。也就是說,從文化心理的層面上,以尚武、嗜殺為美德的武士道依然主宰著這個島國民族的精神世界。武士道這種由一個陰翳的民族,在狹小島嶼上產生的復雜、混亂、偏執、殘忍、極端的生存意識及精神傾向,經過《武士道》的粉飾與傳播,在近代日本史上,以鄰國的災難與恥辱為代價,再一次得到了國民心理上的普遍認同,并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做了充分的心理鋪墊。

三、迷茫中的抉擇

在《武士道》眾多殘忍的故事中有一個故事頗耐人尋味:須磨浦惡之戰,名聲顯赫的武士熊谷擒住了敵人,發現對手是一個與兒子年紀相仿的少年,惻隱之心驅使他讓少年逃走。少年為了雙方的榮譽拒絕逃走,要求熊谷殺死他。熊谷殺死了少年,卻從此放棄了武士的榮譽和名望,剃度為僧,將余生獻給虔誠的朝圣。新渡戶稻造最終以“這則故事表明,溫柔、憐憫和仁愛是裝扮武士殘暴業績的特質”結束了這個故事[2](P28)。他沒有追述熊谷歸隱實際上是對尚武思想的反叛,是對殺戮的厭惡,是對戰爭的抗議,因為這樣深究下去不符合他所倡導的武士道精神。但恰恰是這個故事些許流露出新渡戶稻造本人,乃至近代日本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困惑與迷茫。

新渡戶稻造客觀地承認日本國民性格中的缺點很大程度上應該由武士道負責,并列舉出國民缺乏深邃的哲學思考和過于敏感易怒兩條缺點。在這里,他回避了武士道最本質的缺陷:這就是缺少人性與愛的光輝。而接受過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新渡戶稻造不可能意識不到這一點,他說:“盡管人類的戰斗本能是普遍的、自然的,盡管它被有效地證明可以產生高尚情感和男子漢美德,但它并不是人性的全部。因為在戰斗的本能之下,隱藏著一種更神圣的本能——愛。我們已經看到,神道、孟子以及王明陽都清楚地用它來進行教導;然而武士道以及所有其他尚武類型的倫理,無疑都專注于眼前的,解決實際需要的問題,結果對愛的本能這一事實忘記了?！盵2](P115)

新渡戶稻造深知武士道衰落的必然。他清晰地意識到來自兩方面的巨大沖擊:首先是來自西方民主思潮和個性解放的沖擊?！艾F代的社會化力量是反對階級精神的,而武士道精神正如弗里曼眼里批評的那樣,就是一種階級精神?！盵2](P114)“武士道特別強調統治者、公職人員及國民的道德行為,而基督的理論幾乎都是關于個人以及基督徒個人的,所以隨著個人主義在道德因素方面的影響力增長,基督的理論將得到越來越多的實際運用?！盵2](P118)

其二是蘊含在人性之中的愛的力量。他說:“如果歷史能給我們一些教導的話,那就是,建立在尚武美德之上的國家——無論是像斯巴達那樣的城邦還是像羅馬那樣的帝國——永遠都不能在世上創造一個‘持久的城市’……世界的歷史會證實‘柔和的人將繼承大地’的預言。一個出賣和平的長子權,由工業主義的前沿倒退入侵略主義隊伍的國民,完全是在做最差勁的買賣!當社會狀況發展至此,非但不利于武士道,而且與之敵對,已經到了為武士道的光榮準備葬禮的時候了?！盵2](P115-116)

應當說,當新渡戶稻造以理性的目光,從一個世界公民的角度審視武士道時,他的認知是客觀公正的。但狹隘的民族意識使他深陷于矛盾之中,面對武士道必然滅亡的命運,新渡戶稻造嘆道:“天國的種子在日本人心中得到驗證并受到認可,在武士道中開出了花朵。悲哀的是,在武士道結出碩果之前,武士道卻時日將盡……”[2](P118)“可嘆啊,武士的美德!可嘆啊,武士的驕傲!道德既迎來了伴隨其進入世界的號角與鼓聲,也注定有與‘軍士們和國王們逝去’相同的命運?！盵3](P115)這無奈的感嘆,是武士道的挽歌。如果僅僅作為一種民族情結,新渡戶稻造的情感是可以理解并為世人所接受的。盡管從原始到現代,無情的歷史不斷淘汰人們曾視為美德與榮譽的一切,世界上所有民族也都無一例外地經受過這種由變革帶來的陣痛。遺憾的是,新渡戶稻造沒有駐足于此,盡管武士道的滅亡已是無法逆轉的大勢所趨,他仍旨在發揚光大這種行將就木的精神,并以其作為國民文化心理上的支撐。他雖然無奈卻依然堅信“武士道作為一個獨立的倫理準則可能會消失,但是它的威力不會從時間逝去;他的武略或文德的教誨作為體系可能被拆毀,但是它的光輝和它的光榮將超越廢墟而長存”[2](P119)。

新渡戶稻造試圖為這一信念尋找支撐點,將武士道精神傳承置于種屬遺傳的基點上,他說:“盡管武士道對于我們民族,尤其是銘刻在武士身上的特征并非種族不可或缺的元素,它的生命力卻無可置疑。如果武士道精神是一種純粹的自然力量,那么它在過去七百年中積聚的動力不會戛然而止;如果它能借助遺傳因素傳播,它的影響力必定極為廣泛。按法國經濟學家Michelson的公式,假定一個世紀繁殖三代人,我們至少有2000萬人的靜脈中流淌著公元1000年前祖先的血液?！盵3](P120)正因為武士道具有日本民族的種族特質,所以“它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無聲無息的。國民的心對自己繼承的精神,雖然不問原因,卻能對其任何召喚都作出回應”[2](P109)?！拔涫康朗且环N不自覺的并且不可阻擋的力量,一直推動國家和個人前行?！盵2](P104)

為了抵御威脅武士道精神延續的各種令人畏懼的力量,新渡戶稻造亦將宗教信仰作為展望武士道未來時必須考慮的一種力量,他認為,“在日本基督教傳教工作失敗的一個原因是,傳教士大多完全忽視了我們的歷史……盎格魯-薩克遜式的恣意妄想是嫁接于武士道枝干上的脆弱幼枝。難道這種新信仰的宣傳者能連根拔除整個主干,根部和枝蔓,在荒廢的土壤中播種福音的種子嗎?這種英勇的做法也許在夏威夷可行……但這樣的進程在日本絕不可能——絕對不能?！盵2](P111)正是因為“向四方尋找別的美與明、力量與慰藉之源,但尚未發現任何東西能取代它(指武士道)”[2](P118)。新渡戶稻造認為:“只要人們還在掙扎著超越自身,只要人們能憑借自己的努力使靈魂支配肉體,那么我們就會看到芝諾的不朽訓導在發揮影響力?！盵2](P119)在這里,新度戶稻造以極其矛盾的心理,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悖論之中,不僅向宗教求救,亦向生理遺傳尋求依托。

新渡戶稻造的矛盾與困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日本國民心理上的迷茫與彷徨?？陀^地說,一個民族的靈魂不是源于一個人的頭腦,它是在同一文化框架下生活的共同體長期形成代代相傳的集體自我意識,的確無法輕易取代。如果把武士道尚未結出的“碩果”理解為后來在這塊土地上滋生成長的軍國主義似乎也有悖作者本意,新渡戶稻造在呼吁“我們現在的使命是保護好這份遺產,不要使古老精神有絲毫減損”時曾明確指出[2](P117),“未來的使命是拓寬它的領域,使其在生活中的各個行業和關系中得到應用?！盵2](P117)但是,明治時代對武士道精神的弘揚還是使近代日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軍國主義的深淵。

中文“軍國主義”一詞來自日文漢字。軍國主義是一種崇尚武力和軍事擴張,將窮兵黷武和侵略擴張作為立國之本,把國家完全置于軍事控制之下,并藉此實踐于社會制度上的意識形態。而武士道以尚武為美德,對民族絕對忠誠,對皇室盲目崇拜和無條件的服從,使冠以民族大義的個人意志,可以輕易支配同一文化框架內的集體意識。正是基于此,日本在完成意性文化到理性文化轉換的同時,亦完成了從武士道到軍國主義的心理轉換。明治時期日本的軍國主義教育,秉承了武士道教育和訓練的傳統。徘徊于迷茫與彷徨中渴求心理支撐的日本民眾以“國家榮譽衛士”的自豪感,走上了戰爭之路。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有其深厚土壤,這個土壤恰恰是集合在明治武士道旗幟下的國民文化心理。

歷史只有偶然和必然,沒有假設。我們無法設想如果沒有武士道的精神支撐日本是否會走出另外一條路。但我們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武士道》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以極端的方式引領日本走上了戰爭之路。然而,軍國主義和武士道的命運一樣,都是注定要滅亡的,建立在尚武、嗜殺美德之上的國家永遠不可能在世上創造一個“持久的城市”,這是人類社會的一條鐵律。在社會的曲折前行中,尚武的傳統思想是否會死灰復燃,只能留待歷史檢驗。

我們無意指責一個民族精神的正確與否,但近代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演變,既有值得其他民族借鑒與汲取的精神元素,亦有威脅和殃及其他民族的精神毒素,我們所能做到和應該做的僅僅是了解這個民族。我們希望,在歷史前行的腳步中,仁愛的美德能揉入日本民族的靈魂,使其閃爍人性之光,綻開和平之花。

[1][日]菅野覚明.武士道の逆襲[M].東京:講談社現代新書,2004.

[2]新渡戶稻造.武士道[M].周燕宏譯.上海:三聯出版社,2007.

[3][英]新渡戶稻造.Bushido[M].上海:三聯出版社,2007.

[4][日]新渡戶稻造.武士道[M].傅松杰譯.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2004.

[5]戴季陶.日本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Reflections on Bushido andBushido—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Bushido Culture

Y ANG Xiao1, Y ANG Yang2
(1.School of Education,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2.Dalian Daily Newspaper,Dalian 116000,China)

The role transition of Japan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its nation’s cultural psycholog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B ushidowritten by Japanese scholar Kano Kikuyu in late Meiji times,this article intends to interpret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evolutions of Japanese nation at the huge historical transition periods and finds out the cultural psychological motives.It is indicated that Bushido marked the transition of Japan from ancient discretionary to modern rationality.With rationality Bushido emphasized moral contents and took it as a national spirit which became the whole nation’s general self-awareness.Due to thi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Japan began to step the developing road at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forming the origin of cultural psychology which held back Japan from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in modern times.

modern times;Bushido;culture psychology;rational culture

G112

A

1008-407X(2011)03-0082-06

2010-10-21;

2011-01-27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08BZS035)

楊曉(1953-),女,江西萍鄉人,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主要從事中外教育關系史、教育文化學研究;楊飏(1954-),女,江西萍鄉人,高級記者,主要從事美學、經濟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