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繼堯對云南近代教育的貢獻

王麗云

（紅河學院人文學院,云南 蒙自 661100）

論唐繼堯對云南近代教育的貢獻

王麗云

（紅河學院人文學院,云南 蒙自 661100）

唐繼堯作為中國和云南近代史上褒貶不一的風云人物，一生從政從軍的同時，還躬行軍事教育和文化教育，為云南的近代教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唐繼堯對云南近代教育的貢獻主要是其政治理想——成為“東大陸主人”的產物，透過他在云南近代教育史上的這些作為，可見其作為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或者舊軍閥儒雅知文的另一面。他在教育認識和實踐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愛國救民的情懷、開闊的現代視野、遠大的抱負和知行合一、勇于實踐、敢為天下先的開拓精神是云南近代民族文化的精華，雖以軍事立身，卻能以文治省，神威奮勇、文武兼備、功勛卓著應該是唐繼堯較為客觀的歷史形象。

唐繼堯；云南；近代教育；貢獻；歷史形象

唐繼堯作為中國和云南近代史上褒貶不一的風云人物，其主要成就并不在教育方面，但作為一名有遠大抱負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者，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一生從政從軍的同時，還躬行軍事教育和文化教育，為云南的近代教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對唐繼堯的教育觀及其教育貢獻進行論析，可以從一個側面來觀照唐繼堯其人，有助于豐富我們對他的客觀認識。

一 唐繼堯對教育的認識

唐繼堯對教育的認識來源于他的愛國救民思想及其實踐。1883年，唐繼堯出生于云南會澤縣金鐘鎮三道巷，他生性聰穎，6歲入私塾，15歲中秀才，有相當深厚的舊學功底，深受中國傳統文化中愛國救民思想的影響。他認為:“我良知最清明者，為愛國救民四字”(《筆記》之七十九)，“如背愛國救民之旨，則一切修行，廢而無所用矣?！?《筆記》之一四一)[1]身處國禍民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唐繼堯，上下求索，不斷探求愛國救民的道路。1904年，唐繼堯被當地官府推薦到日本留學，在許多人視留學為畏途的時代，新婚剛剛三個月，年僅21歲的唐繼堯卻毅然踏上了留學的征程，出發前他慷慨激昂地表示:“乘長風破萬里浪，男兒壯志也，何懼為？況負笈異邦，學成救國。正吾輩今日之責?！盵2]唐繼堯出國前夕，由父親帶著去拜見昆明學者陳榮昌。陳榮昌提倡實業救國，乃勸唐繼堯學工科，于是唐繼堯便照填志愿書，和省內其他留學生一道千里迢迢來到日本。當時的日本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活動的主要基地。孫中山先生經常來往于東京、橫濱等留日學生比較集中的城市，積極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目睹國土淪喪和清政府的腐朽統治的唐繼堯，很快就接受了軍事救國和革命救國的思想，斷然棄工就武，進入東京振武學校改學陸軍。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作了解釋:“工業緩不濟急，不如學陸軍，異日庶可為國家效用?！盵3]縱觀青年唐繼堯這一時期的思想行為變化，無不以愛國救民為宗旨。

在愛國救民思想的指引下，除認真學習軍事，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外，唐繼堯還對怎樣實現愛國救民的目標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其所得集中反映在他1905—1909年留日期間的隨筆體著作《會澤筆記》中。在筆記中，唐繼堯在學習和考察的基礎上認真研究了國弱的病根，提出了頗富遠見的五條措施，“發展教育，喚醒國民”即為其中之一。在約25000字、共185冊的《會澤筆記》中，直接提到教育的就有十余條，我們從這些文字可以窺見唐繼堯對教育的認識，就其主要，摘錄如下:

“教育，強國之基礎也，故欲復興中國，須自教育下手?！?《筆記》之一○九)；

“國之興亡，在民德之高低?！保ā豆P記》之四十）；

“中國人自私自利之習染已深，于自己無直接利害之事，則淡然漠視之……外侮侵襲，茍不刀臨項上，仍然不痛不癢，全不相干，嗚呼，如此麻木不仁之國民，果不施以嚴格徹底之教育，刷其惡腐之心，欲圖復興富強，何可得乎?”(《筆記》之十七) ；

“統一國民精神，須使宗教、政制、教育、習俗，不可退于龐雜” (《筆記》之三十三)；

“高尚之人格，健全之國民，皆可自我人手中教育培養以完成?！?《筆記》之三十四)；

“心田不打掃干凈，雖施以良好教育，亦無益也?！?《筆記》之二十七) ；

“教授不獨在于學術，更應注重培養學生之精神?！?《筆記》之二十六)。

從這些記錄可以看出，唐繼堯對于教育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認識是相當深刻的，他不僅認識到了教育與強國的關系，還結合中國的社會現實對教育強國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在國民素質的提高和國民精神的培養上，他提出了教育應以德育為主，以倡興國學來培養國民精神的獨到見解；雖說這些見識絕大部分是來自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和近代中國教育救國論的影響，但作為涉世未深的青年人能有此見識難得可貴，最為重要的是唐繼堯主張“空談不如實行” (《筆記》之三十八)。在主滇政14年間整軍經武的同時，不忘實踐教育強國、以倡興國學來培養國民精神的主張，為云南的近代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二 唐繼堯對云南近代教育的貢獻

少有大志的唐繼堯，踏上日本國土不久，便在他自己的一顆水晶圖章上，刻名自號“東大陸主人”，表明了他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榨下，不甘心再做奴隸的雄心壯志。為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在軍事救國、革命救國、教育強國等思想的影響下，1909年學成歸國的唐繼堯一心革命，在從軍從政的過程中，在云南教育因護國、護法等戰爭陷入困難時期的背景下，他依然不忘實踐自己的教育主張，在軍事教育和文化教育方面均作出了不俗的成就。

在軍事教育方面，唐繼堯一是親自執教，在擔任云南新軍軍官的同時兼任云南陸軍講武堂教官，與同時歸國的士官學校同學同時執教；向學員灌輸民主思想，講授陽明學說，實行嚴格的軍事訓練，把講武堂辦成革命熔爐，保證了云南辛亥革命的勝利。二是在云南主政期間，創新云南近代軍事教育，提升了云南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的地位。其中以軍事創新對云南近代軍事教育的影響最為深遠。軍事創新是唐繼堯急于實現“東大陸主人”的政治抱負，或曰政治野心的產物。護國戰爭后，唐繼堯的“大云南主義”已初見端倪，對于其后期“聯省自治”的政治選擇。孫中山說他得了貴州，還想四川，甚至于廣東、廣西境內，都有他的軍隊。但這些作為，都非唐繼堯的政治遠圖，“空談英雄者，不能實際努力者，庸人也”（《筆記》之四十二），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須增強軍事實力。唐繼堯審時度勢，敢為天下先，在云南近代軍事教育方面進行了以下創新:

1.為制度創新，在地方軍隊中首創“將校隊”。 1920年，唐繼堯為進一步培訓高級將領，在講武堂內創辦“將校隊”，他自兼總隊長，增設日文等外語課程，學制仿照日本陸軍大學。其中最重要的是 “將校隊”結合實際，對教育、訓練、管理和設備等多次作了很大的改進，使之更加正規化、系統化和現代化；尤其是不拘一格，廣攬人才。除廣聘留日學生上課外，還聘請日軍上校苫米地四樓主授戰術、戰史，包括圖上戰術、現地戰術、沙盤戰術、兵棋演練、參謀施行、實兵指揮等課；日軍炮兵中校鈴木一郎主授炮、工、筑城學、軍事交通學等課，并兼任講武堂劈刺教官；日本陸軍中校山縣初男講授軍制、軍隊教育等課。地方“將校隊”的設立和中外教官同在一校登堂授課，這在當時中國地方級的軍校中純屬首創。

2.為辦學創新，開地方軍校在全國辦分校之先河。早在1913年，唐繼堯任貴州都督時，在貴陽開辦了貴州陸軍講武堂，原云南陸軍講武堂教官劉法坤任校長，成為云南陸軍講武堂在外省開辦的第一所軍校，引來當地很多青年投考。之后，云南陸軍講武堂應四川但怒剛、石青陽兩師長的請求，在校內為川軍開辦了下級軍官速成教育兩個班，培養了400多人。護法戰爭時期，滇軍遍布西南及華南各??；為補充干部的需要，云南陸軍講武先后在貴陽、成都、瀘州、韶關等地開辦了講武堂分校。此外，北伐戰爭時期第三軍軍長、云南陸軍講武堂畢業生朱培德和繼任者王鈞先后在廣州大沙頭和南昌、徐州等地開辦過與云南陸軍講武堂一脈相承的短訓班和軍官教導團之類的滇軍干部學校。云南陸軍講武堂可謂創中國地方軍隊在外地開設分校之先河，影響之大，報考人數之多，為全國講武堂之冠。

3.為招生創新，打破陳規招收海外學員。辛亥革命和護國戰爭后，云南陸軍講武堂名聲大振，鄰國的許多有志青年紛紛來昆明報考求學，唐繼堯打破云南講武堂只招收云南人的陳規，特派使者到南洋各地招募華僑學員。據不完全統計，從第11期至17期，在講武堂招收的學員中，華僑學生有500余人，馬來西亞、越南、朝鮮等國學員有200多人。[4]其中，原朝鮮人民軍總司令崔庸健次帥、韓國首任總理李范奭、越南國防部部長兼越南人民軍總司令武元甲大將都畢業于這里。云南陸軍講武堂中外青年濟濟一堂，演兵習武，這在當時的中國各所軍校中實為首創。

4.為辦學創新，建立航空學校，成為云南航空教育之始。1922年春，唐繼堯重主滇政后籌集巨款購買飛機，在云南陸軍講武堂成立云南航空處，開始發展云南的航空力量。為培養航空人才，唐繼堯派人在昆明、貴州兩地招生，籌建云南航空學校。12月25日，航空學校在云南陸軍講武堂正式開學，學制3年。云南航空學校從1922年至1935年10多年時間，先后辦了4期飛行班，2期機械班，除第一期在云南陸軍講武堂辦外，其它都在巫家壩機場辦。航空學校共培養了飛行員、地勤人員200余人；最為特別的是在當時云南乃至中國封建思想十分濃厚的情況下，唐繼堯不僅選送了夏文華、尹月娟兩位昆明女學生進入航校學習，而且特批了幾名華僑學生和朝鮮籍學員李英茂、李春、張志田以及女生權基玉來校學習。這樣，在云南航空學員第一期學員中，不僅有云南學員，而且有外省學員；不僅有歸僑學員，而且有外國學員；不僅有男生，而且有女生，尤其是有外國女學生，成了中國第一所打破男女界限跨國招生的航空學校。這種情況不僅證明了這所航校的知名度和云南當時的對外開放程度，還充分地反映了唐繼堯開明的思想和廣闊的視野。云南航空學校是中國最早的航空學校之一，其創立為抗日戰爭中云南成為中美空軍最重要的作戰基地，為解放后云南成為中國的航空大省、為昆明巫家壩機場成為今天全國的五大國際空港之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以上創新活動，在中國近代軍事教育史上造成了很大的影響。1924年，唐繼堯應孫中山之邀派出教官協助創辦黃埔軍校，唐繼堯的軍事教育的實踐成果可見一斑，云南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的地位得以迅速攀升。通觀唐繼堯在軍事教育上的這些作為，雖然是他的政治抱負或曰政治野心使然，但從客觀上講，在清末一直屬于貧困省，每年除朝廷撥款外還要靠鄰省接濟才能勉強維持運行的云南省，能在中國軍事史上有此突出的表現，唐繼堯功不可沒。

在文化教育方面，一心想成為“東大陸主人”的唐繼堯深知教育強國的真理，他一方面重教興學，在各級各類學校進行現代化教學改革，支持設立師范、實業、法政等學校，創辦云南歷史上的第一所大學—私立東陸大學；另一方面重視國民素質的提高，除加強教育廳工作外，還專設與教育廳平行的沿邊教育行署以發展邊疆民族教育；在昆明設立“國史學?！?，倡興國學。1914和1915年兩年中，唐繼堯派出去的官費和半官費的留學生超過以前的總和。[5]在所有的教育舉措中,以東陸大學的創辦影響最為巨大。

20世紀20年代的云南，教育經費拮據，小學教育尚未普及，中學教育也未辦好，人才缺乏，興辦大學實為不易。但唐繼堯一直認為:“治天下，以大學為基礎，立人格，以英雄為楷模?！盵6]在他執政的14年中，從未放棄過要在云南創辦大學的想法，即使是在軍閥混戰、爭權奪地的時期他也在努力尋找辦大學的機會與途徑。早在1913年，他執掌滇政后，就考慮過云南自辦大學的問題；1915年，民國政府召開全國教育行政會議，云南政府代表提交了滇省創辦大學的計劃，但因云南首義護國而未能實施； 1918年，唐繼堯又倡議滇川黔三省在云南聯合辦大學，因故中輟；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民主、科學之風吹遍全國，云南自辦大學的呼聲高漲，海外滇籍留學生論及家鄉，莫不以滇省“速辦大學，作為育人材、救濟時艱之擬”[7]為中心議題。唐繼堯在此背景之下又提出了廢督裁兵、休養生息、振興實業、發展文化等主張；1919年9月，他提出創立大學之案，“屢經籌議，卒以庫款支拙，未能為具體支規劃?，F本督軍兼省長力圖整理內政，對于教育全部，均積極進行，大學校只設，必期于成?！盵8]表明了他創辦大學的立場和態度。但最終仍因社會不安定，經費無著落而半途夭折；1920年，非常關心家鄉教育發展的云南首批留美學生董澤、楊克嶸等人學成歸來，云南社會各界有識之士創辦大學的呼聲日高，形成了云南興辦大學的契機。唐繼堯不失時機的抓住這些有利條件，把創辦大學立為己任，積極籌備辦學事宜，撥翠湖水月軒為籌備處，任命其妹婿董澤為大學籌備處處長。就在籌備工作漸次展開之時，1921年顧品珍倒戈反唐，唐繼堯被迫流亡香港，大學創辦之事就此擱置；1922年，唐繼堯重主滇政，任命董澤為大學籌備處處長，延攬返滇留學生及社會各界人士24人為籌備員，大學籌備工作得以重新恢復。從東陸大學創辦前的一波三折足見唐繼堯對在云南創辦大學的執著信念。

東陸大學從1915年開始正式計劃、醞釀、籌備到1922年成立前后歷經7年,在整個創建東陸大學的過程中，唐繼堯始終給予了有力的支持。物質上，他不僅個人帶頭前后捐資達51萬元，還利用其權勢，盡可能地把公產、公款撥給東陸大學；精神上，唐繼堯積極支持東陸大學 “以發揚東亞文化,研究西歐學術,造就專才,傳播正宜真理”的辦學宗旨，提出“東陸大學者,東亞人之大學,非滇一省之大學?！薄皷|陸大學之成立其所負文化上之使命不限于云南一省,將進而謀西南諸省文化之均衡與向上,以與中原齊驅,而同歐美爭衡?！薄敖窈蠼逃?希望諸君以德育為主?！盵8]可見他的視野是何等開闊，正是在唐繼堯遠見卓識推動之下,在云南各界社會賢達與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之下,東陸大學才得以運轉成功，云南現代高等教育由此揭開了序幕。

1922年10月，經民主選舉，董澤當選為校長，唐繼堯、王九齡為名譽校長。又仿照歐美慣例，以創辦人唐繼堯的別號“東大陸主人”，命名校名為“東陸大學”。 12月8日，省公署正式批準成立大學，啟用印信，隨后即宣布大學招生簡章，云南有史以來的第一所大學宣告成立。從籌備到成立，僅5個多月的時間，其干勁之足，速度之快，都是罕見的。東陸大學創辦后，仿歐美學制,根據云南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需要,開設文、工兩科，仿照歐美實行學分制，畢業時學校授予學生“學士”學位。在進步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的指導下，東陸大學的辦學效果在 1927年中華教育基金會董事會《視察東陸大學報告》中說而很清楚:“就同類機關如上海南洋大學、南京東南大學、天津南開大學等比較之，該大學所有以往成績與效率居優勝地位，以其時間之短，進行之速，與辦理之認真，至有今日所致之效果，可謂難能而可貴矣!”[9]東陸大學后經省立東陸大學、省立云南大學、國立云南大學三個階段后發展為今天的云南大學。私立東陸大學，既是云南歷史上的第一所大學，也是全國最早設有現代科系的20所大學之一。1946 年，英國《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把云南大學列為中國十五所世界著名大學之一。到建國前，云南大學已發展成為一所文、法、理、工、醫、農門類齊全，在國內外都有較大影響的，具有相當水平和規模的全國知名大學。云南大學70周年校慶之際校方公布，該校曾為國家培養了各類人才五萬七千余人，這些人才極大的推動了云南社會的進步，唐繼堯創辦東陸大學，功莫大焉。

綜上所述，唐繼堯對云南近代教育的貢獻主要是其政治理想——成為“東大陸主人”的產物，透過他在云南近代教育史上的這些作為，可觀見其作為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或者舊軍閥儒雅知文的另一面。他在教育認識和實踐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愛國救民的情懷、開闊的現代視野、遠大的抱負和知行合一、勇于實踐、敢為天下先的開拓精神是云南近代民族文化的精華，雖以軍事立身，卻能以文治省，神威奮勇、文武兼備、功勛卓著應該是唐繼堯較為客觀的歷史形象。

[1]唐繼堯.會澤筆記[M]//.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8輯.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2]李世沛.從《會澤日記》看唐繼堯的愛國思想[KB/OL].唐繼堯研究網:http://www.yntjy.org./detail.asp.

[3]吳達德.留日學生與云南辛亥革命[C].昆明: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98:94.

[4]http://hi.baidu.com/og/item/f19b2c8d46098517b21bba79.html.

[5]呂志毅.唐繼堯的治滇善政[J].云南檔案,2002,(2):21.

[6]劉光順.唐繼堯研究集[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16.

[7]溫梁華. 唐繼堯與云南高等教育[J].云南社會科學,1986,(6):122

[8]云南大學志.大事記[M].云南大學出版社,1993:32-48.

[9]云南日報理論部. 云南百年[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162.

Tang Jiyao’s Contribution to Yunnan’s Education Development

WANG Li-y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 661100,China)

As an influential person in modern Yunna and China, who is either praised or criticized, Tang Jiyao devoted himself in Yunnan’s military and cultural education while he acted as a military man, making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modern Yunnan. The contribution he has made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result of his political ambition: to be the master of the East Asia. All his contributions and achie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modern Yunnan show the other side of Tang Jiyao as being intellectual although he was mainly considered as a revolutionary, politician or military lord. His devoted patriotism, wide scope, great ambition and pioneering spirit all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Yunnan’s cultural heritage. We can say that although established in military, Tang was also an intellectual who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

Tang Jiyao; Yunnan; education; contribution; historical image

K26

A

1008-9128（2011）05-0054-04

2011-08-09

王麗云（1974—），女，云南石屏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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