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隨軍記者到出版人和歷史學家

鄧蜀生 黃安年 李劍鳴

鄧蜀生，湖北云夢人，1923年10月生于重慶巴縣。1944年畢業于復旦大學（重慶）新聞系；1945-1957年，歷任重慶新民報、上海新民晚報、上海新聞報、北京新華社總社、中國人民志愿軍新華社總分社、《時事手冊》社記者、編輯；1961年任人民出版社編輯、編審。曾參加過印緬戰區抗日（1944-1945）和抗美援朝戰爭（1950-1951）。寫過多篇報道和特約通訊。

引言

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的美國史研究經過教學和研究工作者、編輯和出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其中人民出版社資深編審鄧蜀生先生為推動中國的美國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貢獻，已經八十八歲高齡的鄧先生集學者和編輯于一身。他不僅美國史研究論著在中國、美國史研究界產生廣泛的影響，而且在組織、出版美國史著作方面發揮了其他美國史專家無可替代的作用，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國組織出版美國史著作的“第一人”。

特別需要提出的是，自1979年到2002年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里，先是美國通史叢書的組織編寫和分別出版，再到《美國通史》六卷本的推出，是我國美國史研究新的里程碑，它標志我國美國史研究水平達到了一個新水平，不僅對于美國史研究而且對于國別史研究，對于出精品、出人才都有重要啟迪。這六卷本的總主編是劉緒貽、楊生茂先生，而策劃和責任編輯，連同前面提到的美國通史叢書都是鄧蜀生先生一人。為了確保這部專著的高質量，鄧先生和劉緒貽、楊生茂先生一起傾注了極大的精力，就組織編輯出版的角度而言，他更是做出了突出的重大貢獻?？梢院敛豢鋸埖卣f，沒有鄧先生二十五年始終不渝的努力，就不可能有美國通史多卷本叢書和六卷本《美國通史》精品的完整出版。單以編輯出版質量而言，整個六卷本二百九十三萬字的《美國通史》中的文字差錯只有二十六個字，盡管如此，鄧先生在改正了二十六個字的差錯后，又將六卷本《美國通史》重印了一遍，力求精益求精，這種精神在今天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鄧蜀生先生不僅是我國資深編審和著名美國歷史學家，也是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的創建人之一和顧問，為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的健康發展和學術繁榮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他親歷了中美結盟的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和中美對抗的朝鮮戰爭，兼軍旅記者、編輯、歷史學家于一身。他作為人民出版社資深編審的傳奇人生，從一個側面見證了半個多世紀來我國出版界和美國史學界發展歷程。

最近，受《社會科學論壇》的委托，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黃安年教授和北京大學歷史系李劍鳴教授共同采訪了鄧蜀生先生。

和美國打交道的兩次戰爭

一、中國駐印軍隨軍翻譯官和記者兩重身份

黃安年（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以下簡稱“黃”）：鄧先生，作為戰地記者和軍事記者，您參加過和美國有關的兩次戰爭，能否談談您的見聞？例如緬印戰場難忘情景，和當時盟軍美國兵的共同生活，乘坐運輸機飛越“駝峰”的生死考驗等。

鄧蜀生（人民出版社資深編審、美國歷史學家，以下簡稱“鄧”）：1944年我二十一歲時，是以重組的中國駐印軍隨軍翻譯官的身份征調（Draft）去印緬戰場的。到雷多那兒以后，我在新六軍第十四師當翻譯官，正好他們要辦報紙，我一面當翻譯一方面編報，這樣我就是兩重身份，所以我就在那里采訪、編寫了一些東西，基本上是新六軍部隊的，是寫給重慶《大公報》[1]的。后來，我又調到美軍部隊當聯絡員，這個部隊叫戰神突擊隊，實際上是正規部隊，但人員組成十分復雜，里面還有放出來的囚犯。我在那里呆了半年多，具體任務就是與中國部隊、當地村民聯絡。所以我是雙層的關系，這么一來很多人都來采訪我[2]。

黃：您是怎樣到印緬戰區的？

鄧：我是1944年1月離開復旦，4月經昆明駝峰飛到了雷多，即印緬戰區史迪威的總指揮部。

黃：說到駝峰我插一句，今年4月14日，我在南京參觀了航空烈士公墓，其中墓碑名單中美國就有2197人，中國870人，其中不少航空烈士是在駝峰飛行中犧牲的。

鄧：我飛越駝峰坐的是運輸機，不像現在，那是C46運輸機，也沒有座位，坐著時每一個人發一個降落傘，上飛機時美軍一位軍士告訴你，手上扣上環，跳傘時不要過早打開，到了自己手足無措時，用手一拉，降落傘自己開了。我心想即使打開降落了，你落到那個地方雪山雪地不是凍死也得餓死，所以也沒有想到要打開降落傘。不過我們總算平安地飛越了駝峰。

黃：您過駝峰時就一次嗎？

鄧：就這一次。到那里以后，飛機將那里的物資等運回來。那時運輸就靠駝峰，當時滇緬公路沒有打通。我們過去的任務就是打通這條公路，保護兩側，就是史迪威公路，實際上就是中印公路，又叫緬中公路，現在這條公路已經在恢復利用，但也不起很大作用。

黃：2007年我去過中緬邊界，看到過中緬公路的起點和還有一個公路的遺址。

二、我的番號：中美5332旅475團第二營

鄧：中國的部隊分兩部分，我們的部隊叫駐印軍，在滇西以怒江為界的部隊叫遠征軍，遠征軍的總司令是衛立煌，那邊的駐印軍總司令原來是羅卓英，是兩個系統的。駐印軍是由美國訓練的，美式裝備，里面每個營以上都有美軍顧問，指揮系統是分開的。我們屬于駐印軍系統，駐印軍里面分為兩個大軍，一個是孫立人的新一軍和一個是廖耀湘的新六軍，一共五個師三個獨立團另外一個中美混合旅，我后來調在中美混合旅里，有三個團，一個中國團，兩個美軍團，我是在美軍團里面。打仗不是在正面打，都是在深山里迂回，往往行軍二三日不見人煙。我在那面的時間是1944年12月去的，到了1945年5月離開的，一共半年。這支美國軍隊正式番號是美國陸軍5332旅475團，我在第二營，一個營里一個中國人，團里面也有個中國人，就是這樣配置的。旅長是美國一名準將，團里都是分開的，彼此打仗實際上沒有像我們的概念上的那么打仗。那是突擊隊性質，有的時候是打炮戰。我們的營長是哥倫比亞大學副教授，就是在炮戰時被打死的。他在洞里面，正好一發炮彈打在洞口，就把他打死了。實際上我所看見的日本人，都是一些從山上下來搶空投物資的日本兵，平時打炮看不見人。那時日本敗局已定，他們已經沒有給養了，海路全被切斷了，而那時緬甸也比較窮。降落傘扔下的物資，分兩種顏色，紅色的是武器，藍色的是食品物資。美軍部隊下去搶，日本人也搶，只是在那個時候才能看見日本人，真正掩體外看不見日本人。

三、1950年入朝鮮參與組建志愿軍新華總分社

黃：那您參加抗美援朝那段是什么時候？

鄧：1950年，我調入北京新華總社軍事組工作。我去朝鮮比較早，新華社成立志愿軍總分社是我們三個人去成立的，總分社社長是普金，曾是彭德懷的秘書，還有一個老同志夏公然，另外一個就是我。當時過去是1950年11月中，第一次戰役剛打完之后。各個兵團里的記者比較多，總社把他們整合起來成為總分社的集體。后來的《瞭望》雜志主編李耐因就是兵團著名記者。

我是1950年11月中旬赴朝，到1951年9月在朝鮮前線。那時開城談判正在帳篷和板房里舉行。開城談判后不久，我就調回來了，到了《時事手冊》編輯部。

黃：在這段時間里，您的新聞活動和朝鮮戰爭關系主要是什么？

鄧：那時主要是編發各個兵團的記者發來的稿子，經過我們看過以后，再由我們的電臺發到國內來，由新華社發稿。再就是到下面去采訪，采訪不是有計劃的，如看到哪個地方打下一架飛機，我就趕緊去采訪。還有俘虜營，我們在朝鮮有三個大俘虜營，我去了其中的兩個，后來我就在《世界知識》上發表了幾篇俘虜營訪問記。

黃：筆名用的是什么？

鄧：那時我用的是鄧超。

黃：我看到北京圖書館藏有當年署名鄧超的著作[3]。

鄧：那時我在朝鮮寫了《震撼世界的朝鮮人民解放戰爭》（世界知識叢書之九，1951年6月初版初?。?，那是第一部，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的，那時中國關于抗美援朝戰爭的書，我是第一本。最早我在《世界知識》上發表過一篇叫《美國戰略上的弱點》，什么兵力不足、戰線太長、士氣不足，其實那三點并不是我的看法，當時我也沒有那么高的認識水平。

當時這篇文章發出來以后，新華社領導看了以后決定要發全國通稿，我的文章寫得比較長，四千多字，要我壓縮到兩千五百字，新華社后來就作為抗美援朝的學習材料。講美國戰略上的弱點，其實這個話是毛澤東講的。

黃：您的四千字多字的手稿有沒有保存？

鄧：沒有，解放前的我倒找出了一些，一部分稿子是在重慶《大公報》發表的戰地通訊，還有一部分軍事評論發表在儲安平的《觀察》上。原來有一本貼報本，運動中交到新華社人事處去了，幾經調動現在檔案中也沒找出來。時間隔得太長了。我的復印件有人出我的書時拿去參考，也沒有還給我。

黃：建議有研究生撰寫論文時可以選擇以此為題，專門研究鄧蜀生先生新聞和學術活動成就來收集學術資料。在中緬遠征軍期間，您寫的一些報道在哪里能夠找到？

鄧：要找還是可以找，像《大公報》合訂本許多文化單位和大學都有。祝立明就幫助我找過的。他組織編了一本書叫《中外記者筆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收了我的一篇報道，就是從《大公報》里翻出來的[4]。

對美國研究的興趣

一、我的家庭背景和美國教會有點關系

黃：您是新聞系出身，作為一個美國史研究者、美國史編輯出版者，新聞系畢業和難忘經歷對您有什么影響？

鄧：實際上，我談不上什么美國史研究。我是半路出家，我學的也不是美國史，我原來是學新聞的。說兩者的關系嘛還是有點關系的。我對美國的認識還是比較早的，因為我母親是教徒，我父親是武昌文華書院畢業的，文華書院在武昌曇華林，是美國教會辦的。我祖父在里面教書，中文教習，后來我的初中也是在美以美教會辦的中學讀的書，和美國的聯系還是比較多，因為家里和美國教會有關系，但是從美國歷史來講，談不上，都是生活上的一些交往。

二、在美軍部隊時期對美國產生興趣

鄧：我真正對美國歷史感興趣的，最大影響的還是我在5332中美混合旅475團的這一段時間。營長是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的一個副教授，不知怎么去當營長了。有時候我們偶爾在山上聊一聊，和我一塊住的是一個波蘭籍天主教的教士，他和我在一個狐貍洞（foxhole）里面，后來得了傷寒癥死了。有個華裔美國中尉，但他不大會說中國話，不知道是第幾代華裔。另外里面還有信奉伊斯蘭教的，有無神論者，有和平主義者，一個部隊里什么背景的人都有。我當時的一個感覺叫奇怪。要在中國部隊，這絕不可能有這種情況。當時感覺美國兵比較直率，中美聯合作戰，對中國沒有什么歧視，因此，我對美國這個國家產生了興趣，引起了我對研究美國史的興趣。從那個時候開始有這個萌芽，但是我一直沒有機會去研究，我一直是搞新聞工作[5]。

1947年我復員后，國民黨在南京舉行過一次翻譯官留美選拔考試，一共從全國翻譯官里面錄取了五十人，到美國上大學，我也去報名了，但沒有考取。后來，這批人成沒有成行，就也不知道了。

三、參加兩次戰爭 美國對我的影響

黃：那我們現在轉到這么一個話題，您參加這兩次和美國打交道的戰爭，一次是中美結盟，一次是中美對抗，這對您看美國和研究美國，有什么影響？

鄧：第一次是有些影響，我對美國的興趣就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我覺得美國這個國家很有意思，確實什么都能夠包容，而且也有這個能力，把這些人攏在一塊。當然了，那個時候美國作為種族概念也是比較明顯的，正統的白美國人對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的人有點歧視，但是總的來講，還是能夠在一起。當排長的、當連長的也有非白人的，一樣的看待。

但是在抗美援朝這一次跟與美國結盟一起打日本的那種感覺就完全不一樣了。說老實話，當時作為新華社記者來講，沒有第二個概念，戰爭的起因到底怎么看？真正相信戰爭是美國、李承晚發動的。直到派到《時事手冊》工作以后，開始接觸到一些外電、外國的一些刊物，才開始對朝鮮戰爭有些想法。

我不是寫了一本有關朝鮮戰爭的書嘛，那時候完全是根據正統觀點、新華社的觀點來寫的，也是《世界知識》的約稿。

黃：按照宣傳指示精神來寫？

鄧：對!完全是按照這個精神。但是那個時候怎么樣決策，為什么中國非要參戰，整個的觀念完全是按照上面的統一的口徑。叫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幾個字是不能分開的。從保家衛國的立場出發，去抗美援朝，是這個道理的，邏輯是這個邏輯。美國的部隊確實是要打到鴨綠江邊的。當時遼寧很緊張，那時候安東現在叫丹東，非常緊張，美國飛機空襲，老百姓已經到了白天不敢活動，都是晚上出來活動。那時制空權基本上在美國人的手上。那個時候的觀念跟在緬甸時候的觀念連不起來。

可是有一點，當時我也想到的，美軍打仗的時候，并不是不經打的少爺兵，后來根據我們內部傳達，美軍并不是一觸即潰，還是很頑強的、能打的，加上他武器好，制空權也在他手上。

黃：當時美國也是派了一些王牌部隊到朝鮮的。

鄧：是的，像騎兵第一師，打得確實不錯。抓美國的俘虜都是什么時候抓的？第一次戰役抓的比較多。那時美國人喜歡睡睡袋的，睡袋是拉鏈，從下面一直拉到上面，那時朝鮮確實冷，他們的裝備都要自己背的，因為都是山洞，抓的大都是那個時候的俘虜。那時中國部隊在朝鮮人民軍的配合下地形熟悉，都是在夜里抓的，在他們休息的時候在睡袋里邊，逮的時候你出也出不來。后來基本上抓不到什么俘虜。我曾經訪問一個被俘的美軍空軍中校，他是飛機被打下來時跳傘被抓的。我問他，他剛開始時只講他的姓名、番號、入伍時間，別的一概不談。這是他們上級的規定。后來談的多了，問他過去學什么？這就聊起了他家里的情況。你聊戰爭的時候他閉口不談，一聊起家里的情況興趣就來了。后來，我在《世界知識》上發了幾篇訪問俘虜營的文章，塔斯社想轉發，就跟《世界知識》商量。當時有人提醒我，你得考慮慎重，你的文章上面有名有姓有番號，將來交換俘虜時交不出來你怎么辦？那就帶來麻煩啦。當時我沒有想到那么多，后來塔斯社也沒轉發。

黃：您親身兩次經歷，對于了解和認識美國，是很重要的事。

鄧：兩次經歷在我的潛意識上是有影響的。實際上，后來研究美國史，并沒有什么直接影響。若說直接影響，第一次與美國人的接觸對我的影響比較大，對我研究美國移民確有影響。

對威爾遜、羅斯福、美國移民的研究

一、我寫的三本書

黃：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您寫了《伍德羅·威爾遜》 《羅斯?！?《美國與移民》三本書，影響很大。您能否談談這三本書出版的一些情況和當時的一些想法？

鄧：《伍德羅·威爾遜》這本書撰寫的由來，是在一次美國史研究會年會上談起的，那時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個編輯坐在我旁邊跟我聊起來了。他問我對美國總統的一些評價，我說談不上評價，不過我對威爾遜比較有興趣，那時我主要是從中國史的角度看威爾遜的。

我上學時，新聞系分兩個部分，一種是著重在歷史方面，一種是著重在地理等方面的，我是搞歷史這方面的。所以那個時候對威爾遜比較有興趣。他說我們很想出美國總統的傳記方面的書，對威爾遜，你能不能給我們寫一本，不要長，十幾萬字。我說那我試試，書就是這么出來的[6]。

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編輯李寧，對美國的歷史有興趣，那時我對羅斯福相對來講比較熟悉，我身處的那個時代，正好是羅斯福當政的時代。她對我說，他們要出一套書，像希特勒、墨索里尼、英迪拉·甘地、羅斯福等人物，問我能不能寫一本羅斯福。我是在這種情況下答應寫《羅斯?！愤@本書的，并不是我已經有了稿子后再和他們去談的，只是一個偶然的原因。

寫威爾遜，我花的時間最長，篇幅最短，只有十萬字多一點。羅斯福我寫的比較輕松。我寫威爾遜的時候，先寫了一篇文章，是1964年在《歷史研究》上發表的，叫《威爾遜與中國》，當時我用的筆名叫鄧楚川。

黃：為什么用鄧楚川呢？楚指湖北？

鄧：楚指湖北，川是我生在四川。楚川是我的號，因為我那個時候右派剛摘帽子不久，還不能夠用真名來發表文章，那時有這個不成文的規定，所以我用這筆名發表。寫這篇文章，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那時不像現在，獲取資料比較難。

黃：您還在《時事手冊》擔任過一段組長？后來怎么去了人民出版社？

鄧：五六十年代的人應該知道，《時事手冊》當時發行三百多萬份，那時完全是普及抗美援朝的，我就在那里工作，擔任過一段組長。不久，反右運動開始了，我被打成右派以后，下放到茶淀農場勞動去了。摘掉了右派帽子后，我結束了農場勞動，但還叫摘帽右派，被降級的工資沒有恢復。新聞記者肯定是當不成了，就讓我到人民出版社，我們原來的《時事手冊》也并到人民出版社來了。領導給我們講話要我們夾著尾巴做人。我這個人喜歡寫，小東西大東西，都愿意寫?！锻栠d與中國》能在《歷史研究》上發表，當時就很厲害了。

《歷史研究》編輯部收到我的文章，總編決定要用，他們就跟人民出版社領導聯系，說要政審。當時人民出版社的社長是王子野，人比較開明。他說這個人在新華社的時候就不錯，后來到了《時事手冊》，你們看文章后夠標準了就可以用，右派問題已經解決了，別的沒有問題。這樣才通過了，就發表出來了[7]。發表出來以后，就有些影響。后來其他一些刊物來約稿。當然，也有人跟我打招呼，你盡量少寫，不要惹麻煩。

李劍鳴（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以下簡稱“李”）：讀您的書，感覺一大特點是清晰明快，深入淺出，簡明扼要。

鄧：我研究美國史有空白，跟你們這些科班出身的不一樣，我是沒有系統的。我是從研究人物開始的，一個時代找一個人物，我對哪個感興趣，我就去著重研究他、去追蹤。后來寫羅斯福，這一本書篇幅不大，后來出來增訂本，是大開的，小開本的時候，臺灣向浙江人民出版社買版權出臺灣版，我說那個寫的太簡單了一點，等我搞了增訂本以后再給他們。后來把這套書叫《世界名人傳記叢書》，出了增訂本以后浙江人民出版社把這本書的版權給臺灣。這本書在研究上沒有什么突破，主要在于詮釋人物深入淺出，用的筆調，比較簡明扼要，清晰，讀者看起來，不費勁[8]。

李：那時，我是一口氣讀完的。

鄧：這就是搞新聞的一個優勢。新聞要求要短、要快、要平易近人。我就是用這個方法寫的，臺灣也是這個原因才出版的。

李：您的書有可讀性，而且有新視角。

鄧：在大專家看來，我這種書他是看不上眼的。這只能夠介紹給學生看看，你們作為參考讀物可以看一看。這也是一種寫法，最多如此而已。我不要求它達到什么目的。我搞什么東西都是這樣的。

黃：您是怎么關注起美國移民問題的？

鄧：移民這本書，我的興趣比較大[9]。我在接觸美國人的時候，真正的美國人，就是屬于安格魯撒克遜族的這一支的人很少，大多是非洲裔、拉丁美洲裔、阿拉伯裔，我這接觸些人比較多。這些人很奇怪，他們一方面接受美國的一些潛意識，但是他的傳統保留了。在美國移民當中，同化得最徹底、最好的，在經濟界、在政治上、在文化界占優勢的，是猶太人。猶太人除了在宗教上一部分保持了他們的特點和傳統之外，其他的你看不出什么東西來。原來我在美以美教會讀中學的時候，里面有個董事會的負責人，他就是猶太人。那時我們對猶太人沒有什么概念，不知道猶太人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對猶太人沒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我對美國移民的興趣就在于，這個國家一方面能把來自不同地域的人接納、包容下來，另一個方面，也能把這些民族集聚起來。對外戰爭的時候，這些人的愛國意識不比中國人差。跟日本人打，就知道了。我們叫“小日本”，他們叫“Japs”，他們是沒有什么別的話的，一提到“Japs”的時候一連串的粗話跟著就來了。美國很多東西是混合的，但是表現出來的是很強烈的愛國主義。對美國是否有利？這是他們作為判斷一切是非的標準。你再怎么講，對美國不利，就不行，他就不干了。

美國移民因素這方面值得研究，但是這個問題的確太復雜了，不深入研究很難弄清楚。我花了些氣力關注這個問題。文化大革命后，我還繼續研究了一段時間，后來時間沒有了，我就停留在那兒了。我始終覺得移民問題是很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到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東西，對美國的移民問題一些判斷很不準確。特別是經歷了最近二十年，美國移民的情況變化很大，跟我們那個時候認識的美國和那個時候接觸的美國很不一樣。

美國移民的問題，現在寫這個論文的不少，專門把它作為一個重要課題研究的人，有多少我也搞不清楚。對學術界的動態更不大了解。我總覺得將來還是需要很好地研究的問題。我曾經跟陳香梅談過這個問題。她來中國住在釣魚臺的時候，我訪問過她，跟她談到華裔的問題。她說，這是一個很重大的課題。華裔的問題，在美國移民問題當中是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原因在于中國的華裔，家鄉意識特別濃厚，與其他的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等都不大一樣。為什么唐人街長期存在，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對美國史談不上研究，每個題目都沒有時間深入，也沒有教學的條件[10]。

組織出版六卷本《美國通史》

黃：現在我們把話題轉到組織出版六卷本《美國通史》。真是二十五年磨一劍，歷經老中青三代人，再加上與編輯合作，才能夠完成六卷本的《美國通史》，請您說說這方面的感受。

鄧：人民出版社出美國史的鼎盛時代就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那個時期美國史出得比較多一些，那時編輯也多一些，專門搞美國史的人，就有祝立明、楊慧玫和我，以這為主業，另外還搞其他的外國史?，F在出版社搞美國史的一個也沒有了。

我研究美國歷史跟別人不大一樣，我從研究人物著手，每個時代的代表人物，就人物方面，我和一些權威的看法有了差別了。比如黃紹湘先生，我們對人物的評價往往不一致。黃先生的那本書《美國通史簡編》我們給她出了兩版。她書中的一些人物評價，我們就發生過很多不同意見，但是我們基本上是尊重作者意見，只是學術觀點的爭論是可以出的。她的書名是我給取的。她原來不愿意叫簡編，我說范文瀾叫《中國通史簡編》，你為什么不能叫《美國通史簡編》呢？后來她覺得和范文瀾相提并論，也覺可以了。

搞美國通史的想法，老實講是在編輯黃紹湘先生的《美國通史簡編》時候開始的，我當時產生了個想法，將來搞一套真正的、比較完整、觀點不要太左也不要太蘇化的通史出來就好了。1979年美國史研究會成立，集合了很多的人才。當時我就想到，能夠利用這個機會把美國史某一個時期有一點分量的東西搞出來。正好碰到幾個熱心人，像劉緒貽啊，像楊生茂啊，像張友倫啊，這都是比較有興趣的一些人。黃紹湘先生也有意思參加進來，后來她沒有參加，可能一看這些人和她的觀點不一樣，擔心合作不好吧。

黃：出六卷本是個大工程啊，經歷了不少周折吧？

鄧：周折很大，劉緒貽寫的文章中講了一些情況。原來請的像顧學稼、齊文穎等，后來都退出來了。有出國的，有別的事的，變化很大。自始至終支持的就是劉緒貽跟楊生茂，他們兩個人是堅定的。

鄧：出這六卷本感到很費勁，現在唯一的遺憾是里面參差不齊，有的一卷很明顯的是作者讓他的學生執筆寫的，水平就比較差，所以有的退稿或修改反復幾次。其中清稿最順利的就是李劍鳴著的《美國的奠基時代，1585-1775》，里面基本上沒什么改動。

黃：劍鳴這一卷是最后定的，但最順利。

鄧：對。最先出的是劉緒貽主編的第六卷（《戰后美國史，1945-1986》），他的是最后的一卷，其他有的中間還經過一些周折和修改，劉緒貽的一卷自己做了補充。

黃：您說李劍鳴最省勁，是否還跟這一卷是他一個人完成有關系？

鄧：是有關系的。幾個人完成的時候，當中拼接的痕跡太明顯。有的當中缺年代，有的缺重大事件，有的文筆相差得太遠，有的寫得半文半白，有的寫得純白話。

黃：所以這種稿子能夠一個人完成，盡量一個人完成為好。

鄧：是這樣的。這六卷本完成的時候，我后來的方針是成熟一本出一本。所以這本書才能問世。否則的話是搞不成的。

黃：我認為沒有您的努力和堅持，六卷本要成功是不可能的。一個責任編輯要一直扛二十五年，在哪個出版社能找到這樣的編輯？有的編輯干不了幾年跳糟了，但您一直堅持下來。您如果不一直堅持下了，而且沒有這樣的毅力，這套書是很難出來的[11]。

鄧：靠大家鼎力相助。到后來換將的時候，我傷透了腦筋。這套書花的精力是不少。里面的爭論也有，其他方面沒有什么，對于爭論問題，你不同意，你要拿得出替代方案來啊。好比這個問題你寫得不好，你把你的觀點亮出來啊。

黃：學術爭論沒有關系，一本書當然要有自己的見解。

鄧：書出來后，大學里的反映怎么樣我就不知道了，沒有去調查研究。我的一些朋友、一些出版界的人甚至包括外交界的一些朋友反映不錯，說可惜太重，帶出去都感到沉。

黃：《史學月刊》編輯部專門組織了一次筆談，反映了學術界的基本評價[12]。

在東方出版社的出版活動

黃：現在請您說說您在東方出版社出的一些書的情況。

鄧：東方出版社是一個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原來的副牌是三聯，三聯獨立出去了以后，再就沒有一個副牌了。有的書用人民出版社的名義不合適。那時候人民出版社的牌子跟現在還不一樣，現在出版社多了，那時人民出版社很嚴格，規定領導人文集、講話指定在人民出版社出，別的出版社是不能出的。能夠出一本自己的學術性著作是很不簡單的。為了爭這個署名，當時用三聯呢，還是用人民社呢，爭得不可開交的，社長應付這些事情不少。東方出版社是在三聯走了以后才出來的，三聯的一班人分出去了。怎么辦呢，就想到搞東方出版社，為這個名字就爭執了很久，到底用什么名字，副牌用什么？有人主張用華文，有的叫文華，有的叫漢東，爭論的結果，后來由社長定案，還是東方出版社氣魄大，就叫東方出版社。

東方出版社比較活一些了，很多書就以東方的名義出的。我們退下來的老同志有很多，就商量成立一個東方出版社服務公司，從1987年到1997年我在里面干了十年。后來，總經理劉開元去世了，我也因年齡太大沒有精力搞，各方面關系又很復雜，就把這個交給社里面了?，F在還有東方出版社服務公司，但性質變了。那個時候我們是法人團體，半獨立性的，經濟獨立、人事獨立，由人民出版社提供一些選題的數目，你要多少書，給你提供選題的目錄，那時我們的自由性比較大。

黃：東方出版社出了不少書，其中有一本是張純如的《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

鄧：對，我是責任編輯，這本書被盜版的不少。

黃：最早一版的譯文問題比較多，是嗎？

鄧：譯文問題多，還有一版被盜版了。盜版后印錯的更多。后來我們商量，要出一個正式版的，就跟張純如的母親商量，她對譯者也滿意，后來就出了這本新譯本[13]。這本書在那時候有影響，現在因為形勢的變化，后來就沒有再印。后來又出了比她的更詳實的書了。

黃：現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書陸續有好幾本出來了。像《拉貝日記》《魏特琳女士日記》等。

鄧：這是原始的資料。

黃：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紀念館里展覽了好些這方面的書，但是張純如的書在中國當時是最早的。

鄧：它起到了普及的作用。

黃：還有您組織出了不少普及世界史知識的書，包括《美國2500歷史名人傳略》等，還有《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等，都是您主持的。

鄧：對?！短┪钍渴澜鐨v史地圖集》這部書是很費勁的?；ǖ腻X不少，花的工夫也不小，買來的版權。買了泰晤士公司的圖片，買它的用它的底片到中國來印的，在上海印的。這本書三聯是賺錢了?，F在這本書，聽說陜西一個出版社，他們跑到英國去時和他們（聯系上）。因為我們的版權時間已經到了。他們買了版權，以后他們的總編打電話來，要我繼續擔任這個中文版的編輯。我說，我現在哪有這個精力擔任編輯。那當然不可能了。

黃：您還主編了套影響世界的系列書。

鄧：后來我們不用人民出版社的名義，在廣西（人民出版社）出了那套書，你也參加了。

黃：是的，而且臺灣還要出臺灣版的。

鄧：那時彭光謙搞的軍事卷，現在他是將軍了。那時截止的時間太早，后來美國打伊拉克的戰爭都沒有能夠收進去。

黃：您在整個編輯系統里一共組織編輯出版了多少書??？

鄧：我也搞不清楚。我從來沒有算過，數量是不少。

編輯生涯的感受

一、編輯生涯里中印象深的書

黃：您在寫作和組織編輯出版中印象最深的書籍有哪些？

鄧：那本《震撼世界的朝鮮人民解放戰爭》的書，是我在朝鮮農舍里面，在山谷里面寫的，上面的美國飛機嗚嗚地飛過，離我很近啊，近得幾乎可以看見駕駛員的座位。

黃：您寫作時候的場景本身就很震撼!

鄧：那時為什么世界知識出版社找我寫這個東西呢？他說你在現場，你有這個條件，找別的人來寫，沒有這個條件，我們找軍事方面的人，他們都不敢寫，怕泄密。我說這個沒有什么泄密的問題，我又沒有秘密文件，我不用秘密文件，用的是公開的文件，我在當中起點編輯加工的作用。

黃：所以這本書給您印象非常深。六卷本，您組織這本書出版的時候印象一定非常深。還有在您的編輯生涯里面什么書對您的印象深？

鄧：第一個當然是我自己認為有一點作用是六卷本。還有起先導作用的是（美國史）論文集。

黃：美國史論文集，出了兩次。

鄧：兩卷。

黃：一個是1980年出版的《美國史論文集》（中國美國史研究會），一個是1983年的《美國史論文集（1981-1983）》（中國美國史研究會）[14]。

鄧：這兩個論文集反響還是很好。那時研究美國史的人不多，有些人出國的時候還問我要這個論文集。另外一個就是《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這個費的工夫比較大。另外的書都是一般化。我出的書當中，楊生茂主編的那本《美國外交政策史》是在我們這兒出的，那時談美國外交政策的不多，那本書得到好評[15]。楊先生挺高興的。為這本書的出版，他還專門請我到他家中去了一次。

二、培養年輕同志的目標一直很明確的

黃：還請您說說您和中國美國史研究會本身的關聯。我覺得您在研究會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帶有穩定器的作用。而且您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你很重視、支持年輕人，作為我個人，感覺很明顯，比如說，美國歷史雜志聘任中國美國史國際特邀編輯，是您聘任的我，人家認定的是楊先生、劉先生和您。

鄧：我也沒有時間和精力，我首先想到的推薦是你，后來征求楊先生、劉先生的意見，他們都同意。這時候找我的時候，我說第一，我沒有這個時間，編輯的工作，看起來很簡單，其實是十分瑣碎的，另外的確我也沒有這個能力聯系，后來推薦你。

我在美國史研究會里面，這一點我的目標是明確的，就是這些老先生，終究因為年齡的關系要退下了的，要培養一些年輕同志。我在人民出版社，我也是這個觀點，培養年輕同志，那時祝立明、楊慧玫都是比較年輕的。有些工作我盡量讓他們去做。祝立明組織編的那個《中外記者筆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本書，我就幫助他審稿，還有《改革開放手冊》也是祝立明編的。

現在我和美國史研究會他們聯系不是很多?，F在有幾個老先生在那里主持吧。另外我對秘書處的工作很重視，秘書處是非常重要的，秘書處搞好了，等于把研究會搞好了一半。

我和秦文：半個世紀的相依相伴

黃：鄧先生，還有最后一個問題，是題外的話，您跟老伴秦文[16]朝夕相處五十多年，最后她的晚年八年癱瘓在床上。我印象中一句您說過的話：“老伴、老伴，老來相伴?！闭埬務勥@方面的感受。

鄧：1946年，我和秦文是在上海新民報認識的。那時我是記者，她是吳祖光介紹進去的，當校對員。上海一解放她就參加了冀東文工團?？梢哉f，解放前我們就相識、相知，一直到1954年我們才結婚。

我對她印象最深刻的在什么地方呢？她比較平易，她的家庭里面都是一些比較出風頭的人物，解放后家庭環境也比較好，在上海住的花園洋房。她跟我一結婚先是住在馬杓胡同人民出版社宿舍，一間16平方米的普通房子。到后來我被劃成右派以后，她就回到北影去住了。我被下放到農場勞動教養后，有領導問她：“現在是你離婚的好時機，要離婚，你一個報告馬上批準?！彼f：“我要離也不能這個時候離。在他最困難的時期，我不能落井下石?！焙髞砦揖蛦査?，你覺得不合適，會影響自己，你就離婚算了。就在這個困難的時期，她能夠堅持下來。

我們兩個人意見相左的時候也是很多，因為她搞的電影那一套東西，我也不是很懂。我對她接不接受這個片子，我有時提些意見，她有的時候接受，有的時候不大接受。

她自己年輕時代最紅火的時候，她沒有那么很放肆的。60年代初，周總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出訪，帶著張瑞芳、秦怡這些人組成一個電影代表團訪問，她也是電影代表團成員之一，先到緬甸訪問，后來到捷克斯洛伐克訪問。她表現是很好的。

訪問歸來，她帶了兩聽黃油、兩條煙到農場看我，那時候這些在國內簡直是作為寶貝得不得了的東西。農場不大同意我們見面，說保衛工作不好做，如果出了問題怎么辦。后來還是在外面臨時給我們找了一間房子，讓我們搬到外面去住。她能去看我這也不容易，那個時候正是她紅的時候。所以這些事情我是很感激她的。

“文革”開始后，因為我是摘帽右派，是死老虎，所以沒什么人理我，也不要我們這些人，我比較逍遙。她可受了沖擊，那個時候她作為“三名三高”，在北影造反派游行的時候，她是孝子賢孫，穿著孝服，打著招魂幡，為舊北影送葬，她就是在招魂幡隊伍里的前排之一，像陳強、于洋這些人，都是“三名三高”的人物。她回來就跟我說，共產黨不是這樣的嘛。我說政治是沒有辦法的，政治斗爭是無情的，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需要。直到后來，就把她當黑幫，關在牛棚里面，每天斗三次，都要她出來站著，陪站在那個地方。我一直安慰她，支持她?？梢哉f，我們倆相互支持相互安慰度過了“文革”那段艱難歲月。

2000年她突發腦部梗塞，腦部出血，經過治療有了好轉，后來接連復發過三次，一次比一次嚴重。先是失去語言能力，后是失去了吞水的能力，到后來連飯都不能吃，后來用鼻試，再后來全身癱瘓。

她在還能夠勉強說話的時候，她就講：“老伴，我這次恐怕不行了。這一關過不去了?！彼约褐?。

黃：這是她對您最后的話？

鄧：對。她說：“我要死了?！蔽艺f：“不會，不會?！彼f：“我知道?！碑敃r她跟我講，她有兩個遺愿。一個是安樂死，她不愿意癱瘓在床，或者人麻痹。第二個，她要求捐獻遺體。這是多年前我們兩個商量的，我們都同意的，都是主張安樂死的。為著安樂死的問題，給鄧穎超寫過信。但沒有回復。

黃：為什么給鄧穎超寫信？

鄧：病人在無望救活的時候，讓她安樂死，尊嚴地死掉多好啊。鄧穎超是主張安樂死的。我們知道這個情況。

雜七雜八談了不少，就此打住吧。

黃：今天非常感謝您一口氣談了整整兩個小時。

（本文由黃安年教授錄音并整理，本刊在發表時有所壓縮）

注釋：

[1]署名鄧蜀生撰寫的報道，1944年6月-1945年4月發表在重慶《大公報》上的有：《國軍攻克密支那經過》 《密支那巡禮》 《雷多軍區巡禮》 《記密支那華僑新村》 《伍拉丁訪問記》 《從緬北到緬中》等戰地通訊。

[2]鄧蜀生在香港陽光電視《親歷》（Living History）記錄片中，敘述了報道中涉及的戰地難忘經歷，國人開始知道了戰斗實況，其中 《國軍攻克密支那經過》報道產生巨大影響。在記錄片中鄧蜀生詳細敘述了跨越野人山的艱難跋涉的難忘經歷。請參見筆者撰文《德高望重的鄧蜀生先生和中國的美國史研究》，載 《美國史研究通訊》2004年第2期， 黃安年的博客/2011年5月14日發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4158）。

[3]鄧超撰：《美帝軍事上的弱點》，世界知識社1950年版；鄧超編撰：《美帝狂妄的戰略計劃》，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輯1951年版。

[4] 徐學增、李秀清、陳銘編，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目錄中有“國軍攻克密芝那經過”一文。祝立明現為中國法制出版社社長。

[5]1945年9月，鄧蜀生來到重慶新民報擔任記者，初生牛犢很快進入狀態，諢名“小鋼炮”，在1946年2月10日校場口舉行政協成功大會上，許多民主人士和采訪記者鄧蜀生等被毆打致傷。1945年10月-1946年3月間，署名鄧蜀生，給《新民報》寫了大量新聞特寫報道，反映了“中間偏左”的政治立場。1946年5月，鄧蜀生來到《新民報》上海社，跑政治新聞。1946年署名方力在上?！段妮汀钒l表《大公報的七十二變》。署名“金文”在上?！按蟊娨箞蟆?，發表《民盟人物志》。1947年12月，署名鄧威在上?！坝^察”發表《共軍入川之勢》。1948年1月，署名鄧威在上?！坝^察”發表《豫鄂川陜邊區態勢》。1947年12月-1948年10月本刊特約評論員在上?！坝^察”上發表十篇特稿：《陜晉戰局與胡宗南部》 《共軍在陜北、陜南發動攻勢》 《劉戡陣亡，西安震動》 《宜川之役檢討》 《陜北密云將雨》 《陜北戰局》 《涇渭分河谷之戰》 《隴東之占結束之后》 《關中搶糧戰》 《記陜西省東戰役》。鄧蜀生還談到與上海中共辦事處陳家康的聯系，和寫過《介紹中共上海發言人陳家康》的報道。鄧蜀生在新民報的往事，參加見香港陽光電視2008年《親歷》（Living History）記錄片。

[6]《伍德羅·威爾遜》出版于改革開放初期的1982年，是我國學者撰寫的較早的集學術性、啟迪性、可讀性于一體的名人傳記著作。作者在《前言》中對威爾遜的評價給學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威爾遜的政治思想和奉行的政策是一個保守派，卻博得了自由派的喝彩，把他奉為偶像，一度還擁有‘救世主的名聲?？墒?，他很快就郁郁不得志地離開了政治舞臺。他不是隨波逐流或任人擺布的平庸之輩，而是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沖出西半球尋求‘世界領導地位活動中的一名干練指揮官。他不失時機地、有步驟地把一個有孤立主義傳統的美國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美國第一次贏得了在資本主義世界發號施令和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在巴黎和會中，在英、法等國老牌帝國主義的政客們面前，卻又顯得是那樣進退失據，沒有章法?！边@部著作雖然只有15.2萬字，卻在書后附有一定篇幅的威爾遜生平簡介、參考書目舉要、譯名對照表，具有嚴格的學術出版書籍的規范。

[7]鄧楚川：《威爾遜與中國》，首刊于1964年第2期《歷史研究》，參見楊生茂、林靜芬編：《美國史論文選》第367-419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鄧蜀生個人論文集：《美國歷史與美國人》收錄了這篇論文，該書自序中寫道：“文中使用的詞句帶有強烈的時代烙印。為了存真，在編入本集時未作改動。文章的基本觀點在我1982年出版的 《伍德羅·威爾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仍舊保留，不過不再使用60年代十尖刻的詞語了?！保ǖ?-4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關于 《時事手冊》，鄧先生2011年5月20日在家中，還對黃安年補充說：我在《時事手冊》的時候正好遇到反右運動，他們說“鄧蜀生為首的小集團土崩瓦解”。（黃：你還是個頭?。┧f我是頭，實際上我不是《時事手冊》的主要負責人，我是里面的國際組組長。

[8]鄧蜀生：《羅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楊玉圣在《祝福鄧蜀生先生》一文中寫道：“鄧先生本身也是一位造詣深厚、學富成就的歷史學家，其中對威爾遜、羅斯福、美國移民史的研究都是開創性的。鄧先生的作品也許不以史料見長，但其構思之精深、評點之到位、文辭之華美，往往令人拍案叫絕。就拿一版再版的《羅斯?！穪碚f，鄧先生把這位身殘志堅、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和世界命運的偉人刻畫得栩栩如生，是迄今我所讀過的出自國人手筆的最佳外國名人傳記?！保ㄝd 《中華讀書報》2005年1月14日）

[9]鄧蜀生：《美國與移民——歷史·現實·未來》，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該書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部研究美國移民問題的力作，開創了我國移民史研究的新領域，從歷史、現實和未來的角度考察移民對于美國發展的多方面影響。作者在前言中寫道：“在美國這部波瀾壯闊、蔚為奇觀的移民史中，有寬容大度、振頑立襦的光輝篇章，也有使民族汗顏的種族迫害丑聞。光榮與恥辱、正義與邪惡交織而成的美國移民歷史，是十分值得回顧和研究的。這本書是筆者近十年學習、研究這方面問題的粗淺體會，寫出來向廣大讀者和專家求教?！?/p>

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鄧蜀生的《時代悲歡“美國夢”——美國的移民歷程及種族矛盾（1607-2000）》，作者在前言中寫道：“筆者在前書的基礎上，增加了最近10年新的材料，并對前書中的若干觀點做了新的審視，對美國的移民問題種族關系進行比較深入的綜合考察，寫成此書?！?/p>

[10]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鄧蜀生先生的《美國歷史與美國人》，是他的一本論文集，收錄他的二十七篇論文。其中以人物為文章的主題或是主要以人物為線索展開論述的，一共有十四篇，書評六篇。他在本書自序中寫道：“由于歷史的原因，美國史成了我新的工作對象。算下來，涉獵美國史領域也有30年了?！薄拔疫@本文集就是我作為編輯而爭取成為美國史領域內行的過程中所作努力的反映?！薄?978年以來，編了幾十本書，寫了幾十篇文章。我把各類文章找出來再看看，覺得與美國史有關的文章還不是敷衍應景之作?！彼谧孕蛑?，專門談到編輯和研究的關系：“作為一名編輯，第一要務是要選好稿、編好書，就是通常所說的‘為他人作嫁衣裳”，但這一說法未必貼切，“編輯在發現一部好稿編出一本好書時的心情，并無‘為他人作嫁之感嘆，卻有收獲、催生之喜悅”?！熬幣c寫很難分家。要編好書，必須知書，要深入下去，知識要盡可能廣博，還應成為所從事的工作的某一方面的內行。做到了這一點，就更能與作者有商有量，相互切磋，平等交往，不強加于人，也不屈于別人之所強加。編輯整天同書稿打交道，只要肯鉆研，就會心有所得，有所得也就會產生形之筆墨的愿望，編輯與作者一身二任的格局就很自然地形成。我這本文集就是我作為編輯而爭取成為美國史領域的內行的過程中所作努力的反映”。

[11]《出精品、育新人》一文談到：“六卷本《美國通史》無論就其學術價值、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來說，還是就其出版規范和設計裝幀而言，在我國出版的世界各國通史學術專著中，均堪稱一流”“這一中國美國史研究人員和出版工作者精心組織、真誠合作的學術成果，為我國組織出版高水平的學術著作提供了豐富經驗和有益借鑒?！薄白鳛榭傊骶幍膭⒕w貽先生和楊生茂先生，作為責任編輯的鄧蜀生先生，他們的鍥而不舍治史的精神尤其令人敬佩?！薄八麄冊?5年中已經從在職過渡到退休，然而他們退而不休。在2002年時，他們三位的年齡累計已經是255歲了，年均85歲，他們的學識和經驗難道不是可貴的學術資源嗎？他們為了學術活到老、學到老、工作到老的精神，難道不是我們的學術工作者的楷模嗎？”鄧先生1987年即已離休，美國通史多卷本叢書和六卷本《美國通史》的出版正是離休后的鄧先生精心組織編輯出版的經典之作，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多卷本中的三卷、六卷本的 《美國通史》出版在2001-2002年間，而他的老伴在2000年時已因重病不能自理，需鄧先生全天候伺候直到現在，可想而知鄧先生在這幾年中付出的常人難以想象的辛勞?！保肀尽睹绹ㄊ贰饭P談，載《史學月刊》2003年第9期）

[12]《六卷本〈美國通史〉筆談》，載《史學月刊》2003年第9期。

六卷本的卷名是：第一卷《美國的奠基時代，1585-1775》；第二卷《美國的獨立和初步繁榮，1775-1860》；第三卷《美國內戰與鍍金時代，1861-19世紀末》；第四卷《崛起和擴展的年代，1898-1929》；第五卷《富蘭克林.D.羅斯福時代，1929-1945》；第六卷《戰后美國史，1945-2000》），以上均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責任編輯均為鄧蜀生。

[13]2005年5月東方出版社出版張純如著，馬志行、田懷斌、崔乃穎等譯的《南京大屠殺》。2007年7月東方出版社出版張純如著，楊夏鳴譯的《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英文原著“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張純如的母親張盈盈在中文版序中寫道：“我非常感謝東方出版社在南京大屠殺70年之際決定請楊夏鳴教授將張純如的著作《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重新翻譯并出版。編輯、楊教授和我就有關翻譯事宜磋商多次。楊教授除了嚴禁地翻譯了原文外，也將原文每章后的注釋根據學術規范一一譯出，可見楊教授和編輯對此次翻譯只認真與慎重?！?/p>

[14]1980年9月出版的 《美國史論文集》（中國美國史研究會）二十八篇，由三聯書店出版。1983年12月的《美國史論文集（1981-1983）》（中國美國史研究會）二十七篇，由三聯書店出版。

[15]楊生茂主編，副主編王瑋、張宏毅：《美國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關于秦文的藝術生涯請見劉澍編著： 《秦文的星光點點——從未失去 也不曾擁有》，中國電影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第120頁有鄧蜀生秦文合影。該書 《引子》中寫道：“在中國電影界，秦文的名字似乎和秦怡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也難怪，她們倆都是新中國影壇上的燦爛明星，也是感情深厚的親姐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