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韋君宜晚年的思想——以《思痛錄》和《露沙的路》為中心

劉衛東

曾為北平富家女、后奔赴延安參加革命，長期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等職務的文藝界領導韋君宜（1917—2002），晚年出版了回憶錄《思痛錄》和自傳小說《露沙的路》，她沒有得意洋洋地吹噓革命功勞，而是以“思索痛苦根源”①的心態回顧了自己的一生，頗出人意料。從時間上看，《思痛錄》（初版1997）比小說《露沙的路》（1993）出版得要晚，也可以理解為病榻上的韋君宜意猶未盡，最終意圖是用“事實”而不是含沙射影的“小說”來敘述自己的經歷。韋君宜不是站在既定歷史敘事的立場寫作，而是對此立場進行了反思。韋君宜的回憶在一些細節上難免有傳記的通病,比如錯誤疏漏乃至文過飾非之處②，但是這并不能掩蓋其思想史上的價值。由于韋君宜的敘述的“私人性”和“真實性”，使她的經歷帶有以正視聽的意味，也正因此，《思痛錄》的完整版在她去世以后的2003年才出版。韋君宜晚年的思想較少有研究者關注，而本文以為，這種情形是到改變的時候了。

一、身份

作為一種理想和懷抱的解決方式，“革命”不僅是無產階級需要的，而且是整個人類需要的——革命不僅意味著個人或階級經濟地位的變化，還有他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制度的變化——因此，革命理想是普世的。但是，在階級革命的理論體系中，甄別身份成為革命的重要問題。出于對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深刻理解，雖然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作用是肯定的，但是卻堅持采取懷疑和不信任的態度。毛澤東在1939年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的一段話很有代表性：“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斗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并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橋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雹劭v觀毛澤東思想史，他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基本如此，只不過在不同場合表述不同，但是說法大同小異。因此，他要求知識分子自我改造，進行靈魂上的洗禮。尷尬的問題是：知識分子的改造僅僅是一個趨向，無論是被改造的知識分子本身還是負責改造他們的無產階級都不能設置一個判別標準。況且，“無產階級”先驗地取得了領導權，難道僅僅因為出身就不用“改造”了嗎？這是更大的問題。革命固然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運動”，但是以先驗的“階級”歸屬來判定革命者和被革命者，是雙重標準。其實，知識分子中有很多是革命立場堅定者，而無產階級中不知何為革命的可能占大多數。

由于帶有“原罪”，獲取革命的身份，竟成為知識分子可望不可及的目標。韋君宜晚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對知識分子因為“身份”在革命歷程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進行了反思，她不是立足理論批判，而通過自己個人經歷展示了這個問題荒謬的一面。韋君宜展示的是一位不斷“改造”的知識分子在改造道路上的精神史。她的思考并不是多么深刻，卻因為真實而犀利。值得關注的是，韋君宜沒有按照既定“套路”書寫，而是實錄了自己的真實想法和做法，并且時時反思自己的困惑，恰恰是這樣的寫作態度，超越了一般知識分子對自身的反思。有論者將韋君宜的姿態與提倡“寫真話”的晚年巴金相比，是有道理的，但是沒有注意到他們之間的“身份”的顯著區別：巴金是革命體制外的知識分子，而韋君宜走過的是從革命青年到革命干部的進入革命體制的道路，她的對于體制的反思相當于一次內部嘩變。韋君宜當然意識到她的身份，因此在《思痛錄》的“緣起”就說“首先得說明：我是個忠誠的老共產黨員”。她不可能突破這個立場，相反只有強調這一點才能顯示出自己的反思的正當性?！吧矸荨贝俪刹⒁幏读怂难哉f。

韋君宜是位富家小姐，父親從商，曾就讀于天津南開中學和清華大學哲學系，抗戰爆發后反對家庭安排的留學美國的計劃，輾轉去了延安。韋君宜在《思痛錄》中第一句話就說：“我是抱著滿腔幸福的感覺，抱著游子還家的感覺投奔延安的?！雹馨迅锩胂蟮眠^于浪漫和輕松，是當年投奔延安的韋君宜們的通病。不過，這些人從來不是革命的主力軍，甚至有點礙手礙腳。過度強調知識分子的身份問題固然機械，但是確實也有必要，這是《思痛錄》和《露沙的路》中無意流露出來的，同時，也暴露出更為有趣的問題。在《露沙的路》中，盡管露沙不斷強迫自己適應艱苦的生活，但是卻始終沒有喪失以前的優越感，內心經常嘲笑沒有見識的“土包子”。占有充裕的物質資料既是革命的目標，同時又是革命過程中的禁忌，二者的矛盾并不能得到合理解釋。對于韋君宜來說，革命的目的不就是讓大家都過上自己以前的生活嗎？無論是露沙還是韋君宜，對自己的優越家世，始終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憤恨和決絕。相反，一旦遇到挫折，還會后悔?！跋雭硐肴?，無路可通，又是那句老話：‘早知這樣，我就不來了?！墒亲约簺Q絕地離家出走，真是一片誠心啊。難道這點誠心就此付諸流水？”⑤遇到困難，把不帶有任何價值判斷的“誠心”當成精神的救命稻草，無疑是迷惘的露沙的無可奈何的選擇。

從以戰勝敵人、奪取政權為首要任務的政治家的視角來看，露沙們的地位就比較尷尬了。這類叛離舊家庭的知識分子在延安為數眾多，他們空有革命熱情，但是沒有能力上前線打仗，同時在精神上又很挑剔，因此是戰爭年代特殊的一群人。如果以戰爭和奪取政權為中心，完全可以忽視他們的存在，但是知識分子的聲音又不能忽視，因此，將他們為我所用，就是最好的選擇。權力視角歷來對此諱莫如深?！吧矸荨眴栴}只是一個外部問題，并非問題的核心，這一點，韋君宜在《思痛錄》中并未意識到。面對“搶救失足者”、三大批判、“反胡風運動”、反右等思想界的風潮，韋君宜的思考也總是停留在表面，因此她總是“看不懂”。韋君宜在《“搶救失足者”》中回憶了延安時期的“審查干部”（后改為“搶救失足者”）運動中發生的許多荒謬事件，力圖說明當時混亂的情形。韋君宜當時很難理解：“然后來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運動引向了外來干部，引向我們這些不遠萬里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雹拊趹馉幈尘跋?，對前來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進行歷史身份甄別是絕對必要的，雖然有擴大化的傾向，但是作為策略也是可以接受的。作為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是敏感的，這一瓢冷水潑下來，有點發懵。韋君宜不能理解的，是整風中自己被作為一個異己來對待——這讓純潔的革命者的心靈受到了很大傷害。她不清楚這是為什么。胡風案發后，韋君宜“震駭到了極點”，不過她想的是“中央再怎么也不會在這樣的大問題上冤枉人，那么，胡風反革命集團真的是反革命了！”⑦接著，“簡直說不清丁玲、陳企霞怎么就會變成批判對象了”⑧，“反右運動，波及達上百萬人。究竟為什么要這樣做？當時深受其苦的人都想不通。只覺得冤枉?！雹嵴f到“想不通”，是因為沒有找到說服自己的理由，其實每次運動在理論上都光明正大。

二、改造

雖然有些時候難免自怨自艾，但是知識分子在骨子里還是有傲氣的。延安時期的蕭軍就說：“我是個新英雄主義者。它的原則是——為人類、強健自己、競取第一?！雹馊绱恕靶掠⑿壑髁x”，符合知識分子的自我期待，但是無疑不合時宜，因此引發了關于“新英雄主義”的討論。通過一系列的辯論和宣傳，知識分子的自我評價降到歷史最低，也逐步認同了“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的結論。毛澤東在1937的哲學論文《實踐論》中，將“改造”的意義提升得很高，他認為無產階級和革命政權的任務是“改造世界”，同時指出改造的強迫性：“所謂被改造的客觀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對改造的人們，他們的被改造，須要通過強迫的階段，然后才能進入自覺的階段?！睂⒅R分子身上的傲氣打掉，使他們服膺新的意識形態，就需要“改造”，這一點并不難理解。但是如何改造是一個問題。在延安，使用的是“坦白”的方法。設身處地地思考，就會明白知識分子在蛻變過程中靈魂的艱難搏斗。許多到了延安后的知識分子與以前相比，幾乎可以說是搖身一變，他們把這種變化視為改造的結果。在以往的敘述中，作為統一思想和建立權威的延安文藝界整風活動，收到了預想的效果，這一點從作家的反響里看得很清楚。當事人丁玲多年后回憶：“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教育了一代知識分子，培養了一代作家的成長，而且影響到海外、未來。每回憶及此，我的心都為之震動?！睆亩×岬脑挼淖掷镄虚g，仍然能夠感受到她40年后的心有余悸。整風后，丁玲的文藝觀發生了巨變，無疑是對這場運動的最好注解。丁玲的論述是以往知識分子回憶整風運動的模式的代表，已經根深蒂固且成為經典，但是，韋君宜的說法與丁玲有點不同。韋君宜從個人體驗出發，列舉了“坦白”過程中種種戕害別人和自我戕害的實例。丈夫無奈“坦白”自己是“特務”、女兒夭亡、自己又被趕出棲身的破窯洞，韋君宜寫到：“晚上，我穿件破褂子，腳上穿著別人不要的破鞋，在這個院角徘徊。月光明亮，萬感縈心。我究竟所犯何罪，會弄到今天這個樣子？于是我走著轉著，舊習復發，吟成了一首既不能發表，也不能示人的詩：小院徐行曳破衫，風回猶似舊羅紈。十年豪氣憑誰盡，補罅文章付笑談。自懺誤吾惟識字，何似當初學紡棉。隙院月明光如水，不知身在幾何年?！敝R分子在革命年代，有如此身世飄零之感，是以往的敘述少見的，而其中竟寫到對自己追求的后悔，更是“離經叛道”之語。

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說：“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來的；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歷史時代?！睆摹巴ぷ娱g”到“根據地”，不僅是地點的轉換，也是思維方式的轉換。與政治家的宏觀概括不同，文學家關注的，恰是知識分子在后一種轉換過程中遭遇的問題。在《露沙的路》中，韋君宜寫了主人公到延安參加革命的動機，因為自己的戀人為了搶救病重的同志而被日軍飛機炸死了，因此她要復仇。露沙是“民先”成員，參加過“一二九”運動，她來到延安時，把封建名字陳淑貞都改了，要大有一番作為。穿著旗袍到了延安的露沙換了“土氣”的軍裝，照了相寄給家里，覺得自己像花木蘭。從《露沙的路》可以看出，初到延安的露沙把革命當做自己情緒的發泄和時髦的事情，還不是堅定的革命者。韋君宜雖然看到了這一點，但是，卻不知道怎樣“改造”。露沙于是在延安迷惘了：“露沙和許多北平民先隊友在一起，簡直除了吃飯不同，一切都和在北平一樣，但是心里明白，自己應該向革命的延安人學習。學什么？覺得自己在敞開胸懷，等著接受。革命理論經常被通俗化為“新舊社會兩重天”，也對要求改善命運的底層階級有吸引力，但是卻難以說服露沙。露沙參加革命不是為了過好日子，她沒有參加革命前的日子就很好?！堵渡车穆贰分?，“到了延安”一節配了幅照片，是身著和服、腳踩木屐站在花園里的韋君宜，旁邊的說明是“1933年秋，高中畢業的韋君宜到日本度假”。因此，改善生活的承諾對韋君宜來說是沒有吸引力的，她需要的是更高層面的滿足感。韋君宜毫不掩飾對這一需求的失望。

延安也有日常生活、家長里短和雞毛蒜皮，是來到“圣地”的充滿憧憬的革命青年無法理解的。丁玲的《在醫院中》就注意到了這一點，韋君宜顯然沒有丁玲敏銳；但是時隔半個世紀，韋君宜依然寫到，可見不是重復，而是歷史事實?！对卺t院中》的陸萍感到了某種不適：“當她一置身在空闊的窯中時，便感覺得在身體的四周，有一種怕人的冷氣襲來，薄弱的，黃昏的陽光照在那黑的土墻上，浮著一層凄慘的寂寞的光，人就像處在一個幽暗的，卻是半透明的世界，與現實脫離了似的?！边@不僅僅是身體的感覺，還有“外來者”對延安的情緒在里面，否則，丁玲后來也不會因為描寫延安過于灰暗而挨批。丁玲在發表于1941年底的這篇小說中并未觸及“搶救運動”（事實上她是后來延安文藝整風運動的重要對象之一），而韋君宜在《露沙的路》中沒有回避。對于露沙來說，延安沒有帶來期望中的刺激。她并不是想要追求物質享受才參加革命的，所以當她吃上了“干部灶”后，會更懷疑自己的革命目標，因為她在家比“干部灶”吃得好多了。韋君宜回憶說，“文革”時期她女兒回家按照老師的要求，讓她講“憶苦思甜”的故事，她只好說自己小時候沒有吃過苦。更重要的是，她身為有錢人家的女兒而參加革命，動機不斷受到懷疑，受到來自革命內部的審查。本來為了理想來到條件很差的延安，在露沙看來已經算屈就了，還被審查，當然流露出不滿。韋君宜在《思痛錄》中詳細記敘了她經歷的“搶救運動”，并且評價說：“這是干什么??？可上級硬是這樣干的。一些信念不那么牢固的人實在不能不遭遇一次信仰危機?！彼闫饋?，韋君宜應該是典型的因為信仰而參加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身上有很多毛病，是肯定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認為這些人應該“向工農兵學習”，專門要求他們進行自我“改造”。韋君宜應該是被改造的一份子。站在革命事業的立場上考慮，知識分子確實須要改造，否則，這批人非但不能成為“革命”的力量，還會因為自由散漫而發揮負面作用。不過，韋君宜認為，延安的“搶救運動”擴大化了，還弄出了“六歲特務”的荒唐事情。

面對精神危機，丁玲的反應是以堅強的革命意志化解，她的《在醫院中》的結尾據說還被當時的延安青年作為箴言傳抄：“新的生活雖要開始，然而還有新的荊棘。人是要經過千錘百煉而不消溶才能真正有用。人是在艱苦中成長?！痹掚m這么說，但是一看就知道是給自己打氣。在韋君宜看來，搶救運動、反右、“文革”的思路是一脈相承的，她更注意到了運動對知識分子自身的傷害，而不是像以往的敘述一樣，專門寫從中獲得了什么。韋君宜說：“而社會風氣和干部作風呢？從這時候唯唯諾諾、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損人利己等等極壞的作風開始風行。有這些壞作風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還受表揚、受重用。骨鯁敢言之士都成了右派，這怎么能不發生后來的文化大革命！”韋君宜對自己內心的剖析也令人深思：“那兩年的實際情況是‘一面牢騷滿腹，一面繼續做馴服工具’，還在努力說服自己?！?/p>

三、理想

為人類歷史上最壯麗的事業奮斗和犧牲，是很有吸引力的光環，萬千青年受此理想鼓舞而投身革命。韋君宜說：“共產主義信仰使我認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里面了，包括民主和自由。我由此成了共產主義真理的信徒?！绷钏麄冸y以理解的是，革命理想的實現不僅是奮斗和犧牲的問題，還有更為可怕的理論空洞，足以吞噬掉青年的理想，使他們無所適從。革命烏托邦與現實的猛烈撞擊促使每個身在其中的革命者思索革命的本質問題。丁玲在《在醫院中》借分析陸萍的心理時說：“革命既然是為著廣大的人類，為什么對連最親近的同志卻這樣缺少愛。她躊躇著，她問她自己，是不是我對革命有了動搖呢？”顯然，這是一個令丁玲感到震驚并無法解釋清楚的問題，于是她只能懸置?！对卺t院中》的結尾，陸萍又奔赴新的革命地點，繼續燃起自己不滅的希望之火。

同樣，韋君宜也因為現實碰壁對理想產生了動搖。對韋君宜來說，艱苦現實不可怕，革命理想的幻滅才可怕，因為她這樣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本身就是奔著理想來參加革命的。周揚卻不以為然：“他們還是上海時代的思想，覺得工農兵頭腦簡單，所以老是想著發東西，要在重慶在全國發表，要和文藝界來往，還是要過那種生活。韋君宜并沒有找到她所需要的某種東西，反而被接連不斷的“改造”運動嚇住了。在《思痛錄》的結尾，她說：“像過去幾十年來那樣地搞運動的政策，一會你是右派，一會他是反革命，由于多年積賬，把許多與共產黨沒仇沒恨的普通人嚇跑。我們把這最壞的一條取消了，這才是最大的成就?！表f君宜這么說，顯然是基于自己的親身經歷。

韋君宜的《思痛錄》沒有什么理論，只是用她“小女人”一樣的家長里短的方式記錄了自己周圍普通人的言行和命運。其中，楊述的經歷引人深思。韋君宜的丈夫楊述，是一位讓人尊重的革命者，也是儒家文化熏陶出來的傳統文人，他身上表現出的對革命至死而未悔的忠誠，代表了知識分子的另一面。據韋君宜在《思痛錄》中說，楊述不僅自己參加革命，還把母親、大哥等一家人從江蘇叫到了延安，是比較少見的。他雖然屢屢被整，但是卻一直保持著對信念的忠誠，最后直到死也沒有見到自己被“落實政策”。韋君宜對丈夫的評論很復雜。她說楊述“真正做到了黨怎么說，他就怎么想，所謂‘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實實，不愧為‘馴服工具’”，似乎覺得丈夫太實在了，但是，她又對丈夫的行為表示欽佩，認為他“實在是一個標準忠實的黨員，忠實到和古代的忠臣相仿佛”。字里行間，流露出對丈夫品格的贊美，但是又有些惋惜，嫌他過于迂了。楊述一直沒有改變信仰，直到去世。韋君宜說：“在稍稍靜下來之后我才來回想這個老實人的一生——一個真正的悲劇，完全符合于理論上‘悲劇’兩字定義的悲劇?！表f君宜如果評價自己，會不會也用這樣一個詞，本文不便枉自揣測，但是可以肯定，她不會認為自己實現了當初參加革命時的理想。從韋君宜對丈夫楊述的態度可以看到，她對一位為理想九死未悔卻遭到現實戲弄的革命者是贊佩中包含著惋惜的，而這也是她對自己理想的無奈總結。

《思痛錄》和《露沙的路》有許多關于革命者的衣食住行的描寫，與以往飽蘸樂觀主義的筆墨不同，里面流露出些許悲觀。韋君宜的女兒沒有奶粉，生病了又缺醫少藥，她曾下跪央求別人喂孩子吃奶，但是還是無法阻止這個幼小的生命離開人世?；蛟S是女人的天性，《露沙的路》中的露沙喜歡打扮自己，難以認同鄉土化的審美原則。對于韋君宜來說，革命本應該是對此前生活的否定，她也試圖努力去完成這一“改造”，但是從現實來看，并非如此。相反，甚至會出現反彈。露沙離開家庭和親友，經過十年的“革命”，又回到北平，卻感到了一絲溫暖——那是她不變的家，從而，卻對自己的追求產生了一絲猶疑。她的對革命目標的懷疑一直存在，只不過被壓抑著，而這種對比才顯得更為觸目驚心?！堵渡车穆贰酚袀€奇怪的結尾。露沙在美麗的寶塔山下見到了革命大家庭的“熟人”，正在此時卻被指為“漏網”之魚，在連呼救命中醒來。一個革命者的道路以“驚夢”收尾，與以往的敘事大異其趣。從《思痛錄》和《露沙的路》，無法看到理想，只看到夢幻的破滅。

在革命者的回憶錄中，像韋君宜這么不管不顧、直陳真話的，鳳毛麟角。韋君宜寫《思痛錄》的時候下了狠心，也說了狠話，她幾乎是把自己的一生擱在里面，然后無情地否定。據女兒楊團回憶，韋君宜認為自己寫的東西“絕不可能發表”，并且說“我活著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寫完了你一定要給我好好保存，等到能發表的時候再拿出去”。直到楊團賭咒發誓，韋君宜才算作罷。如韋君宜所愿，這部書確實出版了，她一定會舒一口氣，感嘆“政治清明的。一個以寫文字為生的文人，竟然沒有寫過像樣的真話，也是悲哀的事情?！叭魏螝v史都是片面的。關鍵是：我們要學會從片面中感知全面，對歷史保持一種溫情和敬意，并且要有個基本的底線，即使不能全說真話，但決不說沒有根據的假話?！睙o論怎樣，韋君宜在《思痛錄》中說了自己想說的話，而更多人卻沒有去爭取這樣的機會。韋君宜這樣的另類“傳統”，還是不要漠視、放棄的好。這也是本文研究、表揚韋君宜晚年思想的初衷。

【注釋】

①韋君宜：《思痛錄·露沙的路》（修訂版），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6頁。

②馮蘭瑞：《“真話”中的謊言》，《開放》2006年第11期。馮蘭瑞對韋君宜在回憶錄中關于自己的某些不符合事實之處進行了澄清。

③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收入《毛澤東選集》（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04、605頁。

④韋君宜：《思痛錄·露沙的路》（修訂版），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7頁。

⑤同上，第281頁。

⑥同上，第11頁。

⑦同上，第31頁。

⑧同上，第57頁。

⑨同上，第50頁。

⑩蕭軍：《也算試筆》，《解放日報》1942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