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大秦帝國》的“反動性”

董健口述 高子文整理

長篇歷史小說《大秦帝國》（河南文藝出版社2008年修訂版）藝術上低劣，思想上謬誤，它所宣揚的那一套“秦家店”核心價值，是對抗全人類普世價值的，在當今具有極強烈的反動性。我曾在《揚子江評論》、《炎黃春秋》、《文學報》發表言論，對這部小說提出批評。近日反復閱讀那些反駁我的文章以及其他頌秦挺法的文章，深感封建專制主義在我國流毒之深，深感遭萬人唾罵的“文革”的反動思潮（反人道、反現代、反民主）至今在中國大陸仍然延綿不絕，于是又寫了這篇“再談”。

一、什么是真正的爭鳴？

反駁我的文章都提到文學批評的態度問題，不由得讓我想到什么是真正的爭鳴。我認為真正的“百家爭鳴”少不了兩個要素：自由與平等。自由就要允許爭鳴者大膽地、自由地說出自己的看法；平等就是兩方（或多方）在話語權上是平等的，不受任何權勢威逼利誘。這樣的爭鳴我們似乎還不曾有過。對于一部作品的優劣，對于一個作家的價值觀和基本文化立場，批評者都應該說出自己心里真正的感受。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恥的，為了一些政治的、經濟的利益而故意扭曲自己的觀點更是可恥的。

我上次所發的文章中認為，“秦家店”的核心價值在當今是反動的，這是我的真實想法。我過去這樣認為，現在仍然這樣認為。該是反動的東西只能說它反動，這不叫“上綱上線”。當然“秦家店”的核心價值是反動的，并不一定證明描寫它的小說的核心價值也是反動的。但是，關鍵在于，作者在再現這些歷史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價值觀念和“秦家店”的價值觀念是否具有同一性。當我們用當代意識來檢驗《大秦帝國》的傾向性時，就會發現嚴重的問題。如果作者具有一定的當代意識，他就不會把“焚書坑儒”這樣的罪惡歷史寫成是所謂“反復辟”的正當事件了。當某段歷史缺少歷史史料來自我證明時，如何描寫它，如何定義它就透露出書寫者自己的價值觀念。孫皓暉再強調歷史主義，也逃不過這一點。更何況“焚書坑儒”毫無疑問是歷史的事實。如果他真的具有當代意識，他就必然會善惡分明地寫出一個專制王朝對思想者、文化人的鎮壓。而現在小說中對此一事件的描寫卻暴露出作者與“秦家店”的價值觀具有同一性，其“反動性”便由此而來。出于此，我到目前為止，仍然堅持認為《大秦帝國》所宣揚的“秦家店”核心價值在當今是反動的。

反駁文章的作者認為我這樣的評論是“扣帽子”，是與“文革”類似的一種政治斗爭方式。事實上，“扣帽子”這一“戰法”不能離開背后的政治權勢。這種政治權勢可以使得被扣帽子的人在政治上或者在人身上得到某種傷害。我董健沒有這種力量，我也沒有受命于誰去施展這種力量。李星在文章中對過去那種專制主義的批評邏輯寫的很明白：“學界分歧——領導表態、政治定性——大批判——處理人?！钡也恢浪麨槭裁床荒苊靼走@一點。在今天，我只代表我個人說話，我表達的是我一個人的觀點，盡管這個觀點毫不避諱政治。過去的“上綱上線”是指一種政治性的陷害，是“十七年”極左和“文革”時期文化專制主義的表現?，F在，我們在討論某個問題的時候，對問題是否應該定性？是否把問題的實質說出來就是“上綱上線”？作為一個批判者，我們是否應該回避政治？我認為這里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扒丶业辍钡暮诵膬r值就是強權政治和專制主義，就是充分肯定強權者對“人”的統治——經濟統治、政治統治、思想統治的合理性，其中充滿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蔑視，對暴君、暴政、暴力的崇拜。對這樣的核心價值，不用“反動”來定性，用什么？如果辯論的人認為“秦家店”核心價值不是反動的，那么他們應當針鋒相對地來論證它的正義性、進步性，或其他的什么性，而不是指責我對它的定性。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我們誰都不應該忘記，秦始皇以來的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正是在辛亥革命中被結束了。雖然制度被結束了，但它的影響仍在，它在文化根基上仍然沒有被清除。秦始皇以來的中國的專制統治思想到今天仍然沒有絕跡，仍然對今天的經濟、政治、文化產生著影響。面對這些情況，當我們考慮“秦家店”核心價值的時候，怎能不考慮其反動性？我所說的“秦家店”核心價值的反動性，指的是它在當今的反動性。主要在兩個方面表現出來：第一，逆歷史潮流而動；第二，違背民心所向。當中國正走在現代化道路上的時候，在思想上反自由，在政治上反民主，在經濟上反市場經濟，難道不是反動的嗎？一個當權者如果以“暴秦”為師，那必然給人民帶來大災難。一個小說作者，如果在描寫歷史時狂熱地鼓吹秦朝的暴君、暴政、暴力這三“暴”（三“暴”又催生了第四“暴”——后發“崛起”即暴發戶），將會滑進法西斯和極右民族主義的泥淖。這難道不是反動的嗎？

有一篇質疑我的文章認為，秦在當時是代表了先進的文化的。我覺得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不會發出這樣的奇談怪論。在我所見的一些權威性的歷史著作中均未曾有過這種說法。而質疑文章一方面稱秦滅六國是以先進文明戰勝落后文明，因此它發動的戰爭是正義戰爭，另一方面又說近代以來在文化上處于落后地位而“挨打”的殖民地人民的獨立戰爭應該得到支持，這又是顯然的邏輯混亂了。事實上，我所說的意思很明白，歷史上存在過許多落后文明戰勝先進文明的例子，如秦并六國、元滅宋、清滅明等等。但在現代文明的今天，這樣的思路已經不適用了。在今天，不能想象一個落后的國家能夠依靠專制主義和集權思想戰勝文明程度更高的其他國家。

質疑者還荒唐地把我所說的“秦家店”和“文革”中挨批的“三家村”相類比，這兩者是一回事嗎？“三家村”這個名稱來自當時鄧拓、吳晗和廖沫沙在《前線》雜志開辟的專欄“三家村札記”，“三家村”的說法是他們自己創造的，而不是江青和姚文元為了批判他們而提出的。說我講的“秦家店”和“三家村”類似，這是對基本歷史事實的無知?！扒丶业辍边@個說法并不是我的發明。劉濟生先生發表在2004年第四期《炎黃春秋》上的《打倒孔家店與打倒秦家店孰輕孰重》一文中就談到了“秦家店”。尹振環先生也曾多次撰文分析“秦家店”的內涵及其與中國現代化的關系。由此可以看出，“三家村”是一個正面描述性的提法，而“秦家店”則帶有明顯的批判性。爭鳴中應當先把基本的事實搞清楚，否則就容易陷入捕風捉影，胡說八道。質疑者還說我把金庸拉出來“陪綁”，這更是非?？尚Φ?。我想是他們自我感覺太良好，太自作多情了。金庸武俠小說給人娛樂和消遣，藝術上是很成功的?！洞笄氐蹏吩谒囆g上十分粗糙，怎么配得上金庸來“陪綁”。我在上次的文章中就已明確說過，《大秦帝國》在藝術上與金庸的作品相去甚遠，難望其項背。他們只是從網上找來一些材料，看到我批評過金庸，卻并不明白其中的基本意思。對于金庸的武俠小說，我從來都給很高的評價。我所批評的是把自己當作歷史學家的金庸。我也曾明確地說過，我們不會向金庸的小說要求歷史的真實，因為他所寫的就是武俠。但《大秦帝國》卻口口聲聲標榜歷史真實，要尋找中國文明的正源，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質疑了。

二、文學批評能完全回避政治嗎？

為《大秦帝國》辯護的人認為我的文章是“泛政治化”的表現，想以此回避我與《大秦帝國》作者在文化價值觀念上的根本分歧。在過去的極左年代，文學是政治的附庸，沒有其自身存在的價值。那個時候，政治統治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文學批評也就成了政治口號的呼喊，甚至有時候成了政治迫害的工具。這是我們所要牢記的歷史教訓，但愿這樣的歷史不要再重來。

但是在今天，大抵出于對過去“泛政治化”的一種矯枉過正，有的人提出了文學要“去政治化”這一觀點，我不認為“去政治化”這個提法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人，了解社會，了解文學。的確，在文學批評中存在著一種“去政治化”的批評。這些批評家們只關注藝術作品的技術性問題，而對政治完全閉上自己的眼睛。這種批評有它存在的價值，但是畢竟不是文學批評之理想的狀態。這就好比是科學家與工匠之間的差別，前者有思想，有大視野，而后者只關注技術層面的內容。從文化多元的角度看，可以允許這樣的批評存在，但是無法想象如果所有的批評都是這樣，會有怎樣的后果。我要著重指出的是，“去政治化”這種批評的方式并不適用于《大秦帝國》這樣一部政治性很強的歷史小說?！洞笄氐蹏吩谒囆g上不過是“評法批儒”的政治評論加武俠小說的模仿，沒有為我們在藝術上提供可以開掘的資源和空間。所以，在文化消費時代，在粗制濫造的作品十分流行的情況下，我沒有向孫皓暉在藝術上要求什么，只是指出他在思想傾向上存在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去政治化”把政治從人的存在狀態中剝離出去，這是不科學的。人既然生存于社會之中，就無法脫離政治而生活，亞里士多德說人本身就是一個政治的動物。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它本身也離不開政治。文學可以選擇“去政治化”，但“去政治化”這一選擇本身有時就是一種政治態度。當一個真正的批評者面對一個作品的時候，不可能不考慮到作品或隱或顯、或直接或間接地傳遞出來的政治傾向、思想意識和文化價值觀。當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面對社會的時候，無論是廣義的政治還是狹義的政治，需要他來表態的時候，他都不應該回避。

真正的批判者需要有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所謂“獨立”，首先是獨立于政治權勢的掌控；所謂“自由”，首先是擺脫政治的指令而自由。如果打著“去政治化”的旗號，有意地避開真正存在的問題，卻在背地里迎合“政治正確”，這樣的評論我們見得太多了，這才是真正的“文學批評的沉淪”?！拔母铩敝兄v“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可以沖擊一切”，那時文學批評之沉淪的慘狀，我們記憶猶新。今天，諸如“統帥”、“靈魂”之說雖不復存在，但文學批評是否完全擺脫了政治權勢（以及經濟實力）的某種威脅和壓力了呢？

三、從“評法批儒”到“頌秦挺法”：鼓吹封建專制

“文化大革命”中的“評法批儒”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從表面上看是批周恩來的，但實際上是為了進一步強化個人迷信和鞏固“文革”的“反復辟”成果。所謂“反復辟”，就是反對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這是一個用“階級斗爭”回避現代化建設根本任務的口號，是毫無事實依據的主觀臆想出來的政治口號?！胺磸捅佟痹凇拔母铩敝惺且粭l斗爭“紅線”，在《大秦帝國》中也是被重點表現的“主旋律”。在這里，封建專制主義成了主政者手中的法寶?！扒丶业辍钡暮诵膬r值對此當然非常有用。對于“文化大革命”和偉大領袖晚年的錯誤，中共中央已經做出了決議。我在上次文章中就已經說過不必再翻這個案了。而《大秦帝國》的作者孫皓暉恰恰是在“評法批儒”造成的思想和文化價值觀的混亂已經被撥亂反正之后，又撥正反亂來寫出頌秦挺法的小說。從兩千多年的歷史看，過秦之論很多，而頌秦之說則很少，這絕不是偶然的。對于秦國的評價問題總與評價者當時的現實相聯系。而從近現代的中國歷史看，凡是頌秦之論，從來沒有與現代化、民主化的歷史趨勢相聯系，反而都是推行專制主義思想的產物?！洞笄氐蹏愤@個小說正面歌頌暴秦，歌頌暴君、暴政、暴力，它的精神指向和文化現實意義是不言自明的。

這里不得不提到歷史事件的現實聯想問題。一個歷史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了，但它的“精神”卻在歷史的天空飄流，并伺機撲向人間與新的現實結合。這是人類政治史和精神史上一個永恒的問題?！胺贂尤濉钡恼嫦嗑烤谷绾?，這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但是“焚書坑儒”的基本的所指則非常明確，這是政治權力對文化人思想言論的壓制，是人類本身的一種精神自殺。這個基本的定性多少年也不會改變?！洞笄氐蹏返淖髡咭膶戇@段歷史，認為是一次正當的“反復辟”的政治舉動。作者對歷史上的這種精神鎮壓的肯定，在很大程度上叫人聯想到對那些現代社會中類似行為的合理性與正當性的肯定。對歷史的解讀是沒法離開當代意識的質疑的。今天我們再來重新審視“焚書坑儒”時，能得出很多歷史的教訓?！胺贂钡摹皶笔撬枷刖竦奈镔|載體?！翱尤濉钡摹叭濉笔撬伎紗栴}，有精神創造力的人?！胺贂尤濉钡闹苯拥谋憩F形式是燒書和殺儒，但事實上更多的存在形式則可能是既沒有燒書，也沒有殺人，但起到了類似的精神自殺的作用。這是權力與真理之間的矛盾，甚至可以說是人類所無法克服的一個帶有永恒性的悲劇。權力很“現實”，掌權者控制著一切資源的分配，物欲使權力趨向腐敗，權勢者因此就要壓制異己。而文化人為了使這個社會更長遠地、合理地存在下去，則開始思考如何使得“分配”更加公平和合理，因此他們需要對權力進行某種批評、修補或限制。這樣就出現了人的現實欲望與真理/理性的沖突。掌權者要撈取自己的利益，而文人則對此加以阻礙，這樣就產生了政治掌權者和文化批判者之間的矛盾。我認為這是一個永恒的矛盾，同時也是推動社會往前運行的一個動力。蘇共領導人在總結自己失敗的教訓時說：掌權者壟斷了權力，壟斷了真理，壟斷了資源，最后終于失敗了。這與秦國及一切專制政權的滅亡具有很大的歷史相似性，也會引起一種聯想。在春秋戰國時代，權力與真理這一對矛盾同樣存在。這時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權力者接受真理，那就類似于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另一種是權力者撲滅真理，那就是秦的“焚書坑儒”。后一種狀況在西方也存在很多，比如中世紀當權者、希特勒、斯大林、麥卡錫主義者等等對文化人的鎮壓。并且，盡管有的時候沒有殺人也沒有燒書，但性質是一樣的。比如，1920年代俄國蘇維埃政權把許多對十月“革命”持有不同政見的科學家、文人流放或驅逐出境，就是一個與此類似的事件。

在解決權力與真理的矛盾的努力中，教育起著重大作用，從本質上說，專制主義者是仇視與懼怕教育的。他們只會把教育扭曲為他們統治人的工具。秦國變法，“以吏為師”，就是提倡官本位的工具化奴才教育。早期儒家有所不同。荀子講性惡，孟子講性善，但是他們在尋找解決權力與真理之矛盾的方法上卻是殊途同歸，提出必須依靠教育——通過教育克服性之惡，通過教育保住性之善?！皶迸c“儒”正是教育的基本核心要件。而“焚書坑儒”正是對教育的這兩大要件的根本摧毀。它在很大規模上開始了中國歷史上權力對真理的壓制，同時也是后來把教育完全政治化、工具化的一個重要的原因。真正的教育不是為了培養“接班人”，訓練聽話的奴才，而是為了傳授知識，追求真理，塑造獨立自由的人格。荀孟強調的人格教育與后來的封建專制主義者強調的工具教育有所不同。蔡元培的現代教育思想與荀孟的人格教育思想存在著某種歷史聯系。他在當時的北大采用了德國的教育模式。他認為教育不是培養供權勢者驅使的技術性人才，而是培養真正的人本身?？上?949年后，我們的教育受蘇聯的影響，逐漸脫離這一好的傳統，開始走上歪路，直到今天還存在嚴重的弊端。荀子和孟子從對人性的不同認識出發，卻得出了相同的結論。這是與“焚書坑儒”思想截然相反的。無論孫皓暉尋找任何借口為專制主義辯護，“焚書坑儒”都不是一個正當行為。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說，即便今天孫皓暉公然地反對民主，宣揚暴力，也不能把他“坑”掉。即便是錯誤的思想，對社會的進步也有參照作用。而從自由的角度看，個人享有自己言論自由的權利。換句話也就是說，即便當初的文人真的搞復辟，掌權者也不能對之“坑殺”，更何況“復辟”不過是隨意拿來的一個借口。這里講的這些以人為本、科學、理性的道理，在《大秦帝國》中一點也看不見，這部作品的核心價值難道還不反動嗎？

無論是孫皓暉還是他的支持者都把商鞅描繪成一個理想主義的救世英雄，把“法家”抽象為一個好得不得了的東西?？陀^地來看，法家思想在具體的歷史階段，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瓦解氏族宗法制的意義，但其最核心的目的仍是為了維護最高統治者。安立志先生在《商鞅改革對今天的啟示》中對商鞅，尤其是對《商君書》作了詳細的分析和評判。他用“反智愚民”、“弱民強國”、“賤民以逞”這三點對商鞅及其改革作總結，并非常明確地說：“這樣一個陰狠殘暴的改革者，在當今的電視劇《大秦帝國》中，竟然被奉為‘萬古法圣’和‘法圣天神’?！保ā锻酃策M》2011年第二期）我認為他的評價是比較客觀的。但他認為“凡是具有改革傾向或矢志社會改革者，往往對其（商鞅）加以肯定或同情；凡是主張仁政治國或強調社會平衡發展者，往往對其加以否定或指斥”。這話則可能引起誤解。因為，什么樣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是通向自由與民主，還是通向專制與集權，這是必須首先要加以明確區分的。商鞅的“變法”，充其量也不過是封建專制者的司法行政改革，與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相去十萬八千里！在今天的中國，鼓吹“秦家店”的那些核心價值，恰恰是站到中國人民所努力從事著的真正改革的對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