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區域主義治理的范式、效應與路徑

[廈門大學 廈門 361005]

東亞區域主義治理的范式、效應與路徑

□夏 路[廈門大學 廈門 361005]

以國際政治學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三類研究范式為視角，通過分析東亞區域治理中存在的紛爭與和諧，探討東亞區域治理前景中可能存在的累加紛爭、累加和諧、紛爭和諧抵補三類效應。針對當前東亞區域治理中呈現的抵補效應現實，認為促使東亞區域治理向和諧層面發展，應該從現實主義范式的大國治理、自由主義范式的制度治理、以及建構主義范式的規范治理三個途徑共同推進。

東亞; 區域主義; 治理

“區域主義（regionalism）”即有著共同歷史經歷、地理區域上接近的一群國家或社會，被有組織的賦予法律上和制度上的外形，并按一些制定的游戲規則發展的互動方式[1]。區域主義治理是高度政治性的。由于“國際社會無政府主義的現實，不存在絕對的和諧狀況”[2]，因此區域政治中特別需要通過“治理”，即通過政策協調的談判過程，將原本處于“紛爭”狀態的各個獨立的個體或組織的行為變得“和諧”起來[3]。

東亞區域主義治理是一個紛爭與和諧交織的、跌宕起伏的進程①。19世紀中后期，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曾推動“亞細亞主義”、“東亞同盟”政策，但這種區域主義成為了日本推行軍國主義擴張的工具和借口。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在APEC“超東亞區域主義”和ASEAN“次東亞區域主義”的推動和促進下，東亞區域主義開始了新的起步。1990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提出了“東亞經濟集團”設想。1997年，東盟與中日韓的“10+3”機制的形成標志著東亞區域主義的真正構建。1999年東亞13 國共同簽署的《東亞合作聯合聲明》、以及2005年首屆東亞峰會的召開，標志著東亞區域主義的合作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2009年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重申“東亞共同體”的構想，隨后中國總理溫家寶提出了東亞共同體原則作為補充。2010年1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根據協議，韓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將分別于2011年、2012年建成。隨著三大自由貿易區的構建以及可能的經濟融合與政治合作，東亞經濟共同體已經提上歷史日程，東亞區域主義治理再次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一、紛爭Vs和諧: 東亞區域主義治理中的范式之爭

新的東亞區域主義治理已經起步，但是其間存在的紛爭與和諧，使得該區域主義治理正處于發展的十字路口。如何認識這一歷史進程？國際政治學中的 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三大研究范式為東亞區域主義治理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視角。

現實主義關注無政府狀態產生的安全困境、以及區域主義中的大國因素；自由主義關注經濟相互依賴、國際機制、民主政治進程在區域化中的作用；建構主義側重區域主義中國家行為體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身份認同、戰略文化、以及行為規范。三大研究范式基于相同的研究假設和邏輯起點，分別發展出“紛爭”與“和諧”兩種不同的研究傾向，演繹出了現實主義紛爭派、現實主義和諧派、自由主義樂觀派、自由主義紛爭派、建構主義樂觀派、建構主義紛爭派六種范式類型。（見表1）

（一）現實主義范式與東亞區域主義治理

大部分現實主義者均屬于紛爭派，不看好東亞區域主義治理的發展。他們認為國際體系是一種無政府狀態，國家常常表現出彼此畏懼、自助、權力最大化三種行為模式，這三個特點在東亞區域主義治理的發展進程中尤為明顯。在現實主義紛爭派看來，東亞區域主義治理最大的難題是：其一，中國的崛起及其帶來的不確定性。紛爭派擔心中國的崛起會導致東亞力量的失衡，成為該地區的不穩定的因素，影響東亞區域化的發展。其二，中日矛盾以及東亞內部的各種潛在爭端。地區安排制度化的程度深受成員國間權力關系的影響②。從歷史上來看，東亞地區從來沒有同時出現過兩個強大的國家，因此中日的矛盾將在長時期內成為東亞合作的障礙。此外，東亞國家之間的領土領海爭端等一系列棘手問題短時期內難以得到妥善解決。其三，美國在東亞的軍力影響以及其對該地區一體化合作模棱兩可的態度。冷戰結束后，美國全球戰略部署由“歐洲”向“亞洲”傾斜。美國的單邊外交使其游離于東亞多邊合作之外，非但難以扮演建設者角色，還很可能阻礙東亞區域主義治理。

表1 東亞區域主義的范式類型

對東亞區域主義治理持樂觀態度的現實主義者，在認同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的前提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權力分布等因素上。他們對東亞區域主義治理的信心來自于：第一，中國的發展實力與其定位目標有限。中國還屬于發展中國家，在未來幾十年內其總體實力增長與對外的張力比較有限[4]?！耙恍┽绕鸬拇髧哪繕耸潜Ｊ氐?、有限的，它更可能是尋求為維護或部分的修正現狀，而非根本性的改變現狀?！雹鄣诙?，中日的矛盾并不一定影響東亞區域主義的合作進程。一體化研究表明，法德和好與一體化的進步是相互促進的，絕非簡單的就是前者決定后者。第三，東亞區域中中美兩極局勢有利于該地區的穩定。冷戰后東亞出現的兩極格局可以并已經成為了減少地區誤解、限制沖突、消除危機的內在機制。

（二）自由主義范式與東亞區域主義治理

自由主義樂觀派篤信經濟相互依賴的形成、國際制度的建立、以及國家民主化的推進將有利于消除國家間的隔閡、促進相互間和合作與發展[5]。他們對該地區的合作前景十分看好。首先，東亞經濟結構有助于區域主義的合作。東亞的第一重經濟結構是以日本、亞洲四小龍為中心，其他東亞國家為邊緣的經濟結構。第二重經濟結構是以中國為次中心，東亞地區相對落后的經濟實體（如朝鮮、蒙古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為邊緣的經濟結構。這種雙重結構有利于穩定各中心與邊緣行為方的互動，促進地區的合作。其次，東亞的地區性國際機制有助于區域主義的合作。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地區建立了如亞太經合組織、東盟地區論壇、東盟10+3 機制、東亞峰會等相當一批地區性國際機制，國際制度能增進地區間相互間的理解和信任。再次，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民主進程是促進和平與發展的動力。日本、韓國、臺灣的民主化已趨成熟，東盟國家開始逐步強調政治民主化改革，中國也強調政治民主化進程[6]。共同的自由民主價值將成為穩定地區秩序的重要保障。

自由主義紛爭派對經濟相互依賴、國際機制、以及民主化等因素在促進合作中的作用持保守的態度，其憂慮在于：第一，東亞經濟相互依存并不能解決紛爭。日本與亞洲四小龍、中國與東盟的經濟競爭十分激烈，東亞雙重二元結構經濟充滿了潛在沖突。第二，東亞區域國際機制會因缺乏主導而失去效力。一方面，小國對中國、日本成為主導存有疑慮，因此當前大國主導東亞國際機制的可能性又非常小。另一方面，東盟的發展并不完善，內部充滿著潛在矛盾的沖突，難以擔當領導職責。第三，東亞國家民主化進程可能引發的潛在的動蕩?！爱斠粐幱趶耐嘞蛎裰鬓D變的過程中，更可能與其周邊的鄰國發生沖突?！盵7～8]東亞區域內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目前均處于政治民主化的過渡時期，內部政治和經濟存在較大的不穩定性。在民主程序尚不健全、公眾心理上尚不成熟的情況下，極易產生極端民族主義情緒與“民主的暴政”，從而影響區域的合作進程。

（三）建構主義范式與東亞區域主義治理

建構主義樂觀派認為國際關系是被“社會建構”的?；趯Α吧矸?、戰略文化和規范”的關注[9]，大部分建構主義者對東亞區域主義治理持樂觀的態度。首先，東亞身份的重塑與認同有助于東亞區域主義治理。在1997年的東盟＋中日韓合作（10+3）機制會議中，13國領導人均承認自己是東亞國家。這種共同的身份有助于區域內的合作與發展。其次，東亞共有的“儒家文化”將為區域主義合作構建平臺。東亞已經成為了“大中華文化圈”及“儒教倫理”文化的承載者。東亞文化中“以人為本”的道德取向、對“集體價值”的認同、以及對“和合”精神的倡導④，有益于東亞內聚力的形成。再次，東亞社會化進程中形成的共同規范有助于區域主義的合作。中國所提倡的“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已為該地區大多數國家認同與接受。東盟所主張的和平主義、地區主義、不干涉主義、防務非多邊主義的“法律-理性規范”也在東亞區域主義發展中逐漸成為各方的共識[10]。

然而，一部分建構主義者仍對東亞區域主義的合作持保守的態度，其原因在于：第一，東亞共同身份的構建難度較大。在缺乏信任的情形下，那種試圖減少緊張性的自我否認姿態很容易被誤讀或曲解。日本強硬外交政策在東亞受挫便是例證?！芭c他者進行頻繁的交過程中產生的威脅感，很可能導致行為體在排斥自身轉變的同時也排斥社會環境的改變”[11]。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與東亞各國交往中就遇到了這樣的難題。第二，東亞區域社會化的積極建構需要很長的時間。二戰結束六十多年后，中國、韓國、以及東盟國家因對日本心有疑慮，東亞各國之間建立新思維外交還需要較長時間。第三，東亞潛在的眾多突發性事件容易導致相互間的敵意?！吧鐣M程中的難以預料的突發性事件或危機也可能改變或加強某些想法，從而使持一方或另一方觀點的公眾簡單得確認是非、辨別敵友?！盵12]突發性危機事件將很容易的左右或改變公眾的情緒或政府的處事思維，阻礙區域主義的合作與發展。

二、累加Vs抵補：東亞區域主義治理中的前景效應

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以及建構主義的紛爭派均認為東亞區域主義治理中的紛爭因素大于和諧因素；與之相反，三者的和諧派則認為東亞區域主義治理中的和諧因素大于紛爭因素。六種范式傾向所指的現實情形，均存在于當前的東亞區域主義治理中，相互作用并影響著東亞區域主義治理的未來。從理論上分析，以上六種范式傾向有可能出現累加、抵補兩類效應。如圖1。

圖1 東亞區域主義治理前景的理論性分析

“累加效應”即是三類范式中相同態度傾向的結合。和諧派累加效應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三類范式中和諧派效應的縱向累積，從而增強東亞區域主義治理中的和諧因素；而紛爭派累加效應則是三類范式中悲觀效應的縱向累積，從而加劇東亞區域主義治理中的紛爭。

“抵補效應”即是三類范式中不同態度傾向的相互補充或抵消。東亞區域主義治理中趨向和諧和趨向紛爭的兩個反方向的矢量很可能出現幾乎等量的作用力，紛爭派的因素和和諧派的因素相互抵消，并且在相當長時期內保持這種狀態。

（一）東亞區域主義治理中的累加效應

東亞區域主義治理的前景也可能體現為兩種截然不同的“累加效應”。即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三者的紛爭派縱向組合，導致東亞區域主義中累加紛爭傾向的出現，或是三種理論范式和諧派的縱向結合，推動東亞區域主義治理向累加和諧層面發展。

累加紛爭效應：累加效應的一種表現是，東亞區域主義中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三類紛爭派縱向組合所形成的“累加紛爭”傾向。這些紛爭因素首先來自于現實主義紛爭派的認識?，F實主義紛爭派其所疑慮的無政府狀態下的安全困境、以及大國在區域化發展中難以解決的沖突將成為東亞區域主義發展中的最大障礙。在它看來，中國的崛起及其對外擴張的可能性、中日矛盾為代表的東亞內部潛在爭端將是東亞沖突的根源、以及美國在東亞的軍力影響及其對該區域合作模棱兩可的態度，都將是區域合作的重要障礙。

自由主義紛爭派強化這種區域沖突。自由主義紛爭派認為，東亞地區經濟相互依存的狀態并不能減少該地區的潛在沖突，中日之間經濟關系密切政治關系冷淡即是典型的例證；東亞國際機制主導行為體的缺位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小國對中國或者日本成為東亞合作的主導存有戒心，而東盟因其自身實力的有限和內部問題的復雜難以承擔這一重任；處于政治民主過渡期的東亞國家可能會因內部的動蕩而尋求強硬的對外政策，民主程序的不健全、公眾心理的不成熟也將使其產生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引起地區的騷動與不安。

與此同時，建構主義紛爭派的擔心也可能加劇東亞沖突。正如托馬斯·伯格（Thomas Berger）所指出的那樣：“當前的東亞的主要的不穩定情況主要來自于國家身份的建構以及地區大國之間的利益認知?！盵13]當前東亞各國在互信方面建構的缺失，以及突發性危機可能帶來的誤解，均不利于區域的合作與發展?，F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三者紛爭派的累加可能加劇東亞區域主義中的紛爭。

累加和諧效應：累加效應的另外一種表現是，東亞區域主義中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三類和諧派縱向組合所形成的“累加和諧”傾向。這些合作因素首先來自于自由主義和諧派的認識。自由主義和諧派認為東亞區域雙重互動的二元經濟相互依賴現實有助于東亞地區的穩定，東亞各國參與區域性和全球性國際機制能增進相互間的理解和信任，民主化進程的趨勢能保障地區的穩定。

在此基礎上，現實主義和諧派增強了這種合作機會?，F實主義和諧派認為，中國總體實力增長有限，其沒有改變現存國際體系的意圖，是現存國際體系的受益者和維護者，不會造成東亞動蕩；中美兩極格局是消除東亞沖突的內在機制，將從根本上保持該區域的穩定、減少地區動蕩的可能性；中日矛盾并不影響東亞區域主義的合作，這些因素都有利于東亞區域主義的合作與發展。

與此同時，建構主義和諧派認為，東亞十三國對“東亞身份”的集體認同有助于區域主義的合作，“儒家文化圈”的存在可以成為東亞內聚力量的動力與源泉，近二十年來東亞國家相互交往的社會化進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共同規范有助于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F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三者和諧派的集合有可能推動東亞區域主義治理向著和諧的層面發展。

（二）東亞區域主義治理中的抵補效應

與“累加效應”相比，東亞區域主義治理的前景更可能呈現出“抵補效應”。即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紛爭派和和諧派六種范式傾向相互交織在一起，趨向紛爭的作用力與趨向和諧的作用力這兩個反方向的矢量很可能出現類似等量的作用力，并且在相當長時期內保持這種狀態，沒有明顯的跡象顯示東亞區域主義將向紛爭或是和諧的方向演進，從而呈現抵補效應趨勢。

從區域主義理論以及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現狀來看，這一相互抵補趨勢比較明顯，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現實主義紛爭派的沖突趨勢與和諧派的合作趨勢呈相互抵補態勢。從現實主義角度觀察，在相互抵補趨勢中，外界對中國的崛起以及崛起將帶來的不確定性十分憂慮；但中國尚屬于發展中國家，國家實力與目標定位有限，將成為當前東亞國際體系的維護者而不是挑戰者。東亞區域中存在著中日困境、朝鮮半島問題、臺海問題、南中國海等一系列潛在的爭端；但是東亞區域的合作并沒有因這些爭端停止腳步，各方也有意在東亞區域合作的框架下消除隔閡。美國在東亞的軍事部署和單邊主義外交阻礙了東亞區域內部的合作，但是中美兩國在東亞格局中的兩極格局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東亞趨勢的穩定。

第二，自由主義紛爭派的沖突趨勢與和諧派的合作趨勢呈相互抵補態勢。從自由主義角度觀察，在相互抵補趨勢中，東亞區域的經濟相互依賴體現為雙重二元經濟結構，有助于東亞各國之間的合作與互動；但是經濟相互依存并不一定導致合作，中日2006年雙邊貿易突破2000億美元，但兩國關系卻因小泉參拜靖國神社而跌入底谷。亞太經合組織、東盟10+3機制、東盟峰會等一系列地區性國際機制，成為了東亞各國之間緊密聯系的紐帶；但是由于東亞小國對中、日成為國際機制主導存有疑慮，而內部困難重重的東盟又難以擔當領導重任，東亞區域性合作機制會因缺乏主導而失去效率。東亞民主化進程已經起步，“國內的民主機制可以保證一國統治權力的合法性來源，有利于限制該國的軍事冒險或介入戰爭”⑤；但東亞大部分國家處于政治民主化的過渡時期，從威權到民主的路途中容易引發動蕩。

第三，建構主義紛爭派的沖突趨勢與和諧派的合作趨勢呈相互抵補態勢。正如溫特所言，任何觀念和期望的趨勢一旦被建立就成為了一種客觀的社會事實，這將推進某一行為、同時妨礙其他行為。從建構主義角度觀察，在相互抵補趨勢中，東亞國家東亞身份的構建和認同，有助于東亞區域主義的合作；但是東亞區域社會化的建構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特別是東亞各國與日本之間的新思維外交還尚待時日。東亞所承載的儒家文化倡導集體價值、和合精神，這種傳統文化能為區域合作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蘊與動力支持；但是東亞國際社會充滿競爭和缺乏信任的情形下，那種以文化作為基礎的合作是極為有限的。東亞社會化進程中形成的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和平主義、地區主義等共同規范，已逐漸成為各方的共識；但是由于東亞地區存在較多的潛在爭端與矛盾，一些類似朝鮮核試等突發性事件，很容易左右和改變公眾與政府的處事思維，妨礙東亞區域合作。

三、構建和諧：東亞區域主義治理的路徑選擇

東亞區域主義治理可能呈現出累加紛爭、累加和諧、紛爭和諧抵補三種發展前景。其中，累加紛爭效應和累加和諧效應呈現的是東亞區域主義治理中的紛爭的極端層面和和諧的極端層面，但是這兩種狀態在現實中難以真正實現。相比較之下，抵補效應更能夠反映東亞區域主義治理的現實與未來發展趨勢。在“抵補效應”的基礎上，如何推動東亞區域主義治理從偏向紛爭的X t 向偏向和諧的X t+1方向推進？現實主義范式的大國合作、自由主義范式的制度合作、以及建構主義范式的規范合作為我們提供了多層次的實現路徑。

（一）現實主義范式的大國治理路徑

東亞區域主義治理途徑需要現實主義范式的大國合作。就區域內大國合作而言，中日兩國攜手合作至關重要。盡管，東盟長期以來作為東亞合作的主要推動者，組織和協調著東亞“10+3”機制，對此中國也明確表示“支持亞細安繼續發揮主導作用?！雹薜怯捎跂|盟本身實力所限，其所扮演的更多的是引導者（guider）而不是領導者（leader）的角色。相比而言，中日兩國的地位更加值得關注。日本作為東亞最大的經濟體，在該地區的作用舉足輕重。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巨大的國內市場，使其成為了東亞經濟發展的引擎和穩定器。因此，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不能缺少中日雙方的合作與共同的推動。中日雙方如何調整心態、化解恩怨、求同存異、攜手共進，對東亞區域主義治理的和諧發展至關重要。

就區域間大國合作而言，美國對東亞合作的影響不可忽視。美國在東亞地區有著重要的政治、經濟、安全利益。冷戰后美國全球戰略部署已經由“歐洲”逐步向“亞洲”傾斜，并常常采用單邊主義或者雙邊主義的手段，極力維護并擴充其全球利益。但是由于“國家要跨越世界海洋達到對手的領土上謀求權力非常困難，……大國能得到的最好結果是成為世界上唯一的地區霸主?！盵14]因此美國在東亞地區單邊主義的擴張難以取得有效的成果。只要東亞國家在與美國的合作中，客觀看待美國的作用，不明顯排擠美國在該地區的現存利益，美國非但不會成為東亞一體化的阻礙，反而可能成為合作進程的促進因素。

（二）自由主義范式的制度治理路徑

東亞區域主義的合作途徑需要自由主義范式的制度合作。就自由貿易區機制合作而言，目前東亞存在三個機制合作模式。其一，“10+3”模式，即建立一個以中日韓自由貿易區（NEAFTA）為主導，包括東盟十國的，東北亞和東南亞合為一體的自由貿易機制。其二，“三個‘10+1’”模式，即在“東盟+中國”、“東盟+日本”、“東盟+韓國”三個自由貿易協定基礎上，形成一個統一的東亞自由貿易協定（EAFTA）。其三，日本的“EPA（Economic Partner Agreement）”模式，即以日本為中心的自由貿易協定。該計劃預計包括東盟十國、中國、日本、韓國、以及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等16個國家，合作框架比前兩者更加廣泛。由于東亞國家與日本關系的糾結，在三個自由貿易區機制合作模式中，三個‘10+1’”機制目前進展最為順利，東盟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區已經啟動，日韓也對此持積極的態度。如果在該機制的運作中，能很好地解決中、日、韓共處一個的經濟圈軟肋，那么三個‘10+1’”的自由貿易區機制合作將推動東亞區域主義發展的進程。

就地區安全性機制合作而言，亟需建立一個廣泛而有效的東亞安全機制。當前東亞類似安全機制的模式有兩個：其一是中美朝韓日俄的“六方會談”機制，這個臨時性的對話機制著重關注朝核問題。另一個是 “東盟地區論壇”機制，該機制由東盟牽頭組建，擁有24個成員國，致力于關注亞太地區安全問題。美國學者福山曾建議，把六方會談轉換成包括中美日韓俄的長期性五方會談機制，形成一個新的亞太地區安全機制[15]。但是就東亞區域主義而言，這一新的機制沒有能夠涵蓋東南亞地區的安全?？紤]到東亞國家在社會政治制度、文化傳統習俗上的差異，該地區安全機制很難構建類似歐洲的高制度化的聯盟性質，因此以現存兩個以協商合作為標志的制度模式為基礎，推動地區安全機制的構建更符合東亞的實際情況。在此背景下，相比較而言，擁有多層次對話、關注合作安全觀念、致力于協商解決爭端的東盟地區論壇比六方會談更加代表著構建東亞安全機制的方向。

（三）建構主義范式的規范治理路徑

東亞區域主義的合作途徑需要建構主義范式的規范合作。就法律-理性規范合作而言，其內容包括：第一，構建和平主義規范，即不使用武力而和平解決爭端。目前中國所提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已為東亞國家所接受。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已與相關國家達成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共識。但是，在朝鮮半島問題、日韓獨島（竹島）等問題上，東亞各國通過和平主義來處理這類問題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第二，構建地區主義規范，即區域自治和集體自主的規范。東亞區域主義的合作發展就其根本來說是東亞內部一體化、排除區域外大國干涉的發展進程。因此基于通過地區主義規范來增加與大國關系時討價還價的潛在能力，推動地區自治，對東亞區域主義治理非常重要。

就社會-文化規范合作而言，東亞集體身份的認同非常重要。集體身份認同涉及四種“主變量”：相互依存、共同命運、同質性、自我約束。其中，前三者是有效因素，自我約束是許可因素和關鍵因素[16]。在傳統的東亞區域主義發展進程中，各國較偏重有效因素，忽視了自我約束這個重要方面。日本不愿反省自身歷史、及其強硬的東亞外交政策，這些均是缺乏“自我約束”的表現。相比較而言，中國比較注重“自我約束”， 注重“負責任大國”、“亞洲國家”等社會身份與行為傾向的建構，已經成為了東亞合作中的積極因素。東南亞國家“明確表示并不擔心來自中國的單方面的軍事威脅?！雹咄ㄟ^自身穩健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加強同質性的同時，以自我約束的外交行為來消除他國對中國崛起的擔心，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動東亞區域主義治理向和諧層面發展。

綜上所述，當前處于十字路口的東亞區域主義治理是一個紛爭與和諧交織的進程?，F實主義范式的大國治理、自由主義范式的制度治理、建構主義范式的規范治理三者，將有助于東亞區域主義治理向著和諧的目標推進。

注釋：

① 本文基于歷史傳統和現實狀況考慮，將東亞區域界定為東北亞四國（中、日、朝、韓）加東南亞十國。但東亞區域不是一個封閉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開放性的區域理念，蒙古和羅斯遠東地區在地理上都屬于東亞范疇，美國作為地理上的局外者也成為了東亞國際關系格局中的重要影響因素，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也都有融入東亞的考慮。

② Joseph M.Grieco.“Systemic Sources of Variation in Reg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East Asia and the Americas”, in Edward D.Mansield and Helen V.Milner 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lo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p.164.

③ Randall L.Schweller.“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Theory and History”, in Johnston and Ross, Engaging China, pp.18-22.

④ 王屏：《重新認識“東亞精神”》，載《環球日報》，200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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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2004年在第十次亞細安（東盟）首腦會議中中國總理溫家寶的講話。http://www.southcn.com/news/international/zhuanti/xq/dyfh/2005091306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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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 Harmonious: The Paradigms, Effects and Avenues of East-Asian Regionalism Governance

XIA Lu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realism, 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harmonious and conflict in East-Asia regionalism cooperation.There will be three effects in the process of East-Asia regionalism cooperation such as accumulative conflict effect, accumulative harmonious effect, and conflict-harmonious commute effect.Since recent East-Asia regionalism cooperation is closed to conflict-harmonious commute effect, the avenues to promote it to the harmonious situations are: the power governance in the paradigm of realism, institution governance in the paradigm of liberalism, and the norms governance in the paradigm of constructivism.

East-Asia; Regionalism; Governance

D035-0

A

1008-8105(2011)02-0006-06

2011?04?20

廈門大學“211工程”三期“公共政策與政府治理”項目.

夏 路（1979?）女，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助理教授.

編輯 范華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