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慈善文化

■ 譚舯

慈善文化在中國世代相承、深入人心，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五千多年來，中華民族歷經滄桑卻始終巍然屹立，屢遭劫難卻愈發堅韌不拔，這得益于中華民族勤勞、勇敢、智慧、善良的優秀品格，也得益于中華民族扶危濟困、樂善好施的傳統美德。當前，經濟水平和生活條件已經大大提高，但慈善文化的價值沒有削弱反而更加凸顯。梳理中國歷史上的慈善思想和慈善實踐，可以給當前慈善文化建設諸多啟示。

源遠流長的慈善思想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倡行和發展慈善事業的國家之一。雖然從現有文獻看，“慈善”一詞的使用開始于南北朝時期，但行善積德、救人濟世等慈善思想的出現卻要早很多。自先秦時期以來，儒家、道家、佛家、墨家等文化流派分別從自身的學術體系出發，提出了許多精湛的慈善思想。

儒家的仁愛思想。儒家認為，社會秩序和人倫關系應當以“仁”為基礎，“仁”的基本含義就是“愛人”。愛的對象不限于有親緣關系的人，還包括非親非故的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愛的方式是要富有同情心、推己及人、助人為善，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從仁愛出發，統治者應當實施仁政、節用裕民、施惠于民，做到“歲雖兇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虞”；商人應當散財種德、多做善事，堅守“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的準則。理想社會應當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大同社會。儒家文化在中國歷史上長期處于主導地位，其仁愛思想對后世慈善事業發展影響非常深遠。

道家的為善思想。道家認為，“道”是天地萬物之源，天道雖然無常卻可賞罰應時，使善人得福、惡人遭禍，即“人行善惡，各有罪福，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善惡報應不僅對自身有效，而且還會影響子孫后代。如果祖宗有過失，子孫也要承負責任；如果子孫行大善、積大德，就可免除祖先余殃。因此，世人應當趨善避惡、一心為善、篤行善事，具體方式有很多：“積德累功，慈心于物”，“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樂以養人，周窮救急”，“樂人之吉，愍人之苦”，“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等。雖然道家為善思想建立在善惡報應論基礎上，帶有較多迷信成分和神秘色彩，但它對注重親情、希求福壽的古代社會而言卻頗具吸引力，在引導和推動民眾行善樂施上發揮了巨大作用。

佛家的慈悲思想。佛家認為，善惡存在業報輪回，“今生修善德，來世升入天界；今生造惡行，來世墮入地獄”。如果想要擺脫輪回、出離三界、修成圣佛，必須懷有慈悲精神?！按取笔侵敢源葠壑慕o人以幸福，“悲”則指以憐憫之心拔除人的痛苦。為了體現慈悲精神，佛教信徒一方面要注重“利行”，積極參與賑濟、養老、育嬰、醫療等慈善活動，做到“大慈大悲，常無懈怠，恒求善事，利益一切”；另一方面要注重“愛語”，勸諭世人發慈悲之愿、生救世之心，廣行善舉、多積功德，做到“眾生度盡方成正覺，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與儒家和道家一樣，佛家的慈善思想存在不少封建倫理說教和神鬼迷信宣揚，但其許多觀念都有可取之處和積極意義，對推動慈善事業發展影響顯著。

墨家的兼愛思想。墨家認為，“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社會動亂起因在于人們不相愛，如果人們能兼相愛，就可以實現太平盛世。兼愛是指人與人應當愛人如己、互幫互助，而不能只顧自己、損人利己。具體做法是每個人發揮所長、竭盡所能，從體力、財力、智力各方面去幫助別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從而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兼愛應當不分等級、不分親疏、不分遠近，做到“遠施周遍”；兼愛的目的不是為了獲得回報或者博得好的名聲，“愛人，非為譽也”。墨家這些兼愛天下、樂于助人、大愛無私的慈善思想，與現代慈善理念存在不少契合之處。

薪火傳繼的慈善實踐

中國歷史上不僅有精湛的慈善思想，而且有豐富的慈善實踐。據傳，早在夏代就已經有發錢救災之舉；到了周代，設立了大司徒、遺人、蠟氏等職，分別負責救濟受災民眾、救助流浪人員、掩埋無名尸體等事務?？梢钥闯?，中國的慈善歷史十分悠久。在此后的數千年里，中國慈善活動歷經朝代變遷，賡續相繼，不斷發展和壯大。

古代的慈善活動。在古代中國，慈善活動發展經歷了4 個時期，即從西周到戰國的萌芽期、從西漢到南北朝的初興期、從隋唐到兩宋的發展期以及從明代到清代的鼎盛期。每個時期的慈善活動雖然由于時代背景不同，內容各有側重、方式各有特點，但大多是圍繞生、老、病、死、殘、窮、災等困難展開的。一是賑災救荒，向災民發糧、施粥、散財。許多朝代建立了專供賑災的糧食儲備制度，如戰國的平糴制、漢代的常平倉、隋唐的義倉、宋代的廣惠倉、明代的濟農倉等。二是恤老慈幼，對孤寡老人、遺嬰棄兒提供幫助。如南北朝的孤獨園、宋代的舉子倉、明代的養濟院等。三是治病施藥，對無力負擔醫藥費用的貧民提供救助。南北朝開始出現專門收容貧病者的機構六疾館，宋代成立了以治病為主的安濟坊和以施藥為主的惠民藥局。四是施棺代葬，對身份不明或家境窮困的死者提供安葬幫助。如宋代的漏澤園。在古代，慈善活動主要由官方承辦，但隨著社會發展，民間舉辦的慈善活動也越來越多。如唐代的佛教寺院設立了悲田養病坊，集矜孤、敬老、濟貧、養疾于一體；宋代的鄉紳商賈建立了社倉，專門賑濟災民；明代文人義士成立了同善會，通過集會籌募善款、救濟窮人。

近代的慈善活動。1840年鴉片戰爭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中國陷入嚴重的內憂外患，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天災人禍接踵而至，黎民百姓倍受其害。面對前所未有的救助考驗和壓力，傳統的慈善模式在一批有志之士推動下，開始了新的探索和轉型。受政局動蕩、國力衰微影響，這一時期政府實施慈善救助的能力不斷趨向弱化；與之對照，民間的慈善力量卻得到了快速發展，民間慈善團體不論是機構數量、救助資源還是社會影響，都大大超過了官辦慈善組織，成為近代中國慈善事業的主力。由于戰禍頻發、經濟惡化，導致餓殍盈途、哀鴻遍野，因此近代慈善活動側重于賑災特別是天災、兵燹的救濟。1904年，中國紅十字會成立，其定位就是“戰時扶傷拯弱，平時救災恤鄰”。在嚴重民族危機的強烈刺激下，一些人士認識到“養而不教無異于制造莠民”，慈善活動不能僅僅局限于消極的款物接濟，而要調動被救助者的積極性，提高其自身技能，以更好地發揮自強自立、興業救國的作用。于是，慈善學校、慈善工廠、習藝所、以工代賑等一些新的慈善形式開始出現。應當看到，近代中國慈善事業在機構設置、運作方式、籌款途徑、救濟手段等方面，都受到了西方慈善事業和外國教會在華慈善活動的明顯影響。

當代的慈善活動。新中國成立后，舊社會留存下來的慈善機構紛紛被政府取締、接收或改造，慈善事業被當作“統治階級欺騙與麻醉人民的裝飾品”、“殖民主義的警探和麻藥”而受到全面否定。在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全國建立了完全由政府包辦的福利救濟制度。這種制度雖然對解決當時困難群眾的溫飽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缺陷也十分明顯，如政府負擔過重，覆蓋范圍過窄，救助水平過低等。改革開放后，隨著政治經濟環境變化，社會對慈善事業的誤解和偏見開始得到糾正。1994年，《人民日報》專門發表了題為《為慈善正名》的社論。慈善事業的重要性獲得政府充分肯定，社會各界參與慈善活動的積極性大大增強，慈善事業進入了快速、全面發展的歷史新時期。民間慈善組織大量建立，目前已達數十萬家，形成了一個廣覆蓋、多層次的慈善救助網絡；各種慈善項目紛紛涌現，涵蓋扶貧濟困、安老助孤、救災賑災、助學支教、醫療救助等多個領域，許多諸如希望工程、春蕾計劃、光彩事業之類的項目已經家喻戶曉。慈善救助力度不斷加大，2010年，僅民政系統就直接接收社會捐贈款物601.7 億元人民幣、接收捐贈衣被2750.4 萬件，共使2514.7 萬人(次)困難群眾受益。

海峽兩岸的慈善互助

臺灣慈善事業的發展，主要始于清政府統一臺灣之后。1685年，清政府在當時島內的三個縣設立養濟院，對貧困、孤寡、殘疾和流浪人員進行救濟。后來，又增加了普濟堂、留養局、棲流所、育嬰堂、惠民藥局、義冢等慈善機構。這些機構完全按照內地樣式進行設置和管理。1895年日本侵占臺灣，開始對臺灣實行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先前的慈善機構遭到毀壞，慈善活動陷入停頓。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后，制定發展社會福利事業的若干措施，推動了臺灣民間慈善機構的重新興起和壯大。半個多世紀以來，臺灣慈善事業獲得了長足發展。目前，臺灣的慈善機構主要有3類：一類由知名人士捐資或倡設，如鄧麗君文教基金會和白曉燕文教基金會；一類由地方社團或社區設立，如彰化縣私立秀、慈善事業基金會和宜蘭縣私立慈懷社會福利基金會；還有一類由宗教團體創設，如佛教的慈濟功德會和天主教的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自古以來，海峽兩岸受到共同的慈善文化滋養，存在著密切的慈善聯系。早在清代，當臺灣遇到嚴重自然災害時，祖國大陸就會調配糧食前往賑濟。1949年以后，兩岸關系進入長達38年的冰封期。1987年，臺灣當局開放民眾赴祖國大陸探親。隨著兩岸交流日益頻繁，兩岸之間的慈善互動也迅速升溫。面對各種自然災情和社會疾苦，兩岸同胞經常感同身受、協作互助、患難與共。1991年華東發生嚴重水災，臺灣紅十字會捐助大量救災物資，并派人查看災情；1999年臺中發生大地震，祖國大陸紅十字會提供緊急救援，幫助震后重建。2008年四川發生特大地震后16 天內，臺灣各界的捐款就達到7.8 億元人民幣；2009年臺灣遭受“莫拉克”臺風災害后13 天內，祖國大陸各界的捐款同樣也達到7.8 億元人民幣。1989年希望工程設立以來，每年都有臺灣同胞大量捐款；20年后也就是2009年，祖國大陸的希望工程開始進入臺灣，資助當地少數民族地區失學青少年……類似的例子數不勝數，充分體現了兩岸人民之間血濃于水的同胞之愛、手足之情。不難看出，兩岸的慈善互助還存在巨大的擴展和延伸空間，將來肯定會更加頻繁和深入，成為兩岸關系中一個受人矚目的亮點?！?/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