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魯貝還是葛祿博——《魯迅全集》中的一個錯誤注釋

○鄭錦懷

○鄭錦懷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注釋本《魯迅全集》的一大功績在于提供了豐富的背景知識，方便讀者更好地理解魯迅的著譯成果。但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是，有些注釋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疏漏錯誤，也會對讀者起到誤導作用。試看注釋本《魯迅全集》對“W.Grube”的介紹。

魯迅在其《中國小說史略·序言》中提到：“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于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P4）。對此，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9卷所作注釋如下：“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最早有英國翟理斯（H.Giles）《中國文學史》（1901年倫敦出版）、德國葛魯貝（W.Grube）《中國文學史》（1902年萊比錫出版）等……”（同上）2005年版《魯迅全集》第9卷所作注釋略有改動：“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最早有俄國王西里（В.П.Васильев）《中國文學史綱》（1880年圣彼得堡出版）、日本末松謙澄《中國古文學略史》（1882年東京出版）、英國翟理斯（H.Giles）《中國文學史》（1901年倫敦出版）、德國葛魯貝（W.Grube）《中國文學史》（1902年萊比錫出版）等?！保ā遏斞溉さ?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P4）

此外，在1936年9月28日，魯迅寫了一封信給捷克漢學家普實克（后來收入各種文集時一般稱為“致雅羅斯拉夫·普實克”）。魯迅在信中提到：“我極希望您的關于中國舊小說的著作，早日完成，給我能夠拜讀。我看見過Giles和Brucke的《中國文學史》，但他們對于小說，都不十分詳細。我以為您的著作，實在是很必要的?！保ā遏斞溉さ?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P672）對于“Brucke”，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13卷給出的注釋為：“Brucke疑為 Grube，葛魯貝(W.Grube，1855-1908)，德國漢學家。著有《中國文學史》，1902年出版?！保≒672）2005年版魯迅全集》第14卷的注釋基本不變：Brucke疑為 Grube，葛魯貝(W.Grube，855-1908)，德國漢學家。著有《中國文學史》，1902年出版?！保≒399）

雖然兩種注釋本《魯迅全集》的出版時間相隔近25年，但我們可以發現，前引四條注釋提到了一個中英文稱謂“葛魯貝W.Grube）”，且相關介紹幾乎一成不變。我們查知，“W.Grube”的英文全名為Wilhelm Grube”，此處暫且將其音譯即為威廉·格魯柏”。威廉·格魯柏于1855年月17日出生在俄國圣彼得堡，至1908年月2日在柏林附近逝世。1874-1878年間，他在圣彼得堡大學就讀，在俄國著名學者席夫納（Franz Anton Schiefner，817-1879）的指導之下學習漢語、蒙語、滿語與藏語。從圣彼得堡大學畢業之后，他立即轉入德國萊比錫大學，在德國著名漢學家小甲柏連（Georgvonder abelentz，1840-1893）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并于1880年提交博士論文，順利畢業。1881年，他在萊比錫大學教授藏語語法，但一直未能獲得正式教職。1883年，他到柏林民俗博物館（Ethnological useum of Berlin）工作。與此同時，他還在柏林大學兼任教職，講授漢語、滿語、民俗等課程，并于1892年獲得“特職教授”（extraordinary professor）的頭銜。897-1899年間，他與妻子一起前往中國，在北京和廈門等南方沿海地區游歷，頗有收獲。

威廉·格魯柏以對少數語種的研究而聞名于世。他是德國女真文字研究的先行者。1896年，他的《女真語言和文字》一書(DieSpracheundSchriftder Jucen)在萊比錫出版，其后一直受到西方學界的重視。威廉·格魯柏是一位成就顯著的漢學家。1901年，他撰寫的《北京民俗》(Zur Pekinger Volkskunde)一書在柏林出版，頗獲好評。1902年，他的《中國文學史》（Geschichte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在萊比錫初版，即為德國第一部中國文學史著作，代表了當時德國漢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影響十分之大。此外，他還撰有《中國的宗教和祭儀》(Religion und Kultus der Chinesen，1910年)、《中國古代宗教》(Die Religion der alten Chinesen，1911年)等多種漢學研究著述，并且跟赫伯特·穆勒（Herbert Mueller）合作完成了《封神演義》德文譯本Fêng-shên-yên-i:Die Metamorphosen der Goetter（1912年），其中前48回均由他本人獨立譯就。

雖然威廉·格魯柏為中國文化在西方的譯介與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中國學界對他所知不多。眾所周知，近現代史上，許多來華的西方人或者西方漢學家都自取漢名，或者已有約定俗成的漢譯名，威廉·格魯柏也不例外。但長期以來，中國學界對他的稱呼比較混亂。除了《魯迅全集》注釋所稱的“葛魯貝”，他還有顧路柏、顧威廉等漢譯名。若是他并無自取漢名，那么“Wilhelm Grube”無論譯成“葛魯貝”，還是譯成“顧路柏”、“威廉·格魯柏”等，都無傷大雅。但是，我們發現，此人恰恰有個自取漢名“葛祿博”。這樣一來，我們在提到他的時候，就應當名從主人，以“葛祿博”來稱呼他，而不能隨意地為他另外取一個漢譯名。

“葛祿博”即為Wilhelm Grube的自取漢名，何以證之？其實，他流傳下來的藏書印與藏書票就是最為有力的證據。我們發現Wilhelm Grube的《女真語言和文字》(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cen)一書的圖片，其上留有一個藏書印，印文為六個篆體字，即“葛祿博藏書印”。

同時，他還為我們留下一張藏書票。這張藏書票的圖案極具中國特色，上面畫著一棵大樹，樹后則是一座牌樓；牌樓由三部分組成，正中寫著“莊子曰”，兩邊則寫著“吾生也有涯”與“而知也無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藏書票上面還印有“葛祿博持贈”與“EXLIBRIS W.GRUBE.”字樣。（《西方藏書票》，子安著，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P54）

綜上所述，我們不應再稱“Wilhelm Grube”為“葛魯貝”、“顧路柏”、“威廉·格魯柏”等，而應稱之為“葛祿博”。注釋本《魯迅全集》里對于“Wilhelm Grube”錯誤注釋已經延續了二十多年，應當盡快修正過來，以免繼續誤導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