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青年農民生育觀念研究——基于豫西田野調查

王磊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北京100732)

中原青年農民生育觀念研究
——基于豫西田野調查

王磊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北京100732)

文章結合2002年全國居民生育意愿調查及河南省農村居民數據分析結果，應用2009年末豫西農村田野調查中的質性訪談材料，研究中原地區深山村、丘陵村和平原村這三類農村中青年農民的生育觀念。研究發現，受外出務工經歷的深刻影響，青年農民的生育觀念徘徊在傳統與現代的交界。在城市務工時，受城市現代生活氛圍熏陶，生育觀念偏重考慮自身個體和小家庭的發展;在農村家鄉時，重新受到傳統生活環境的浸潤和村落家庭生活競爭觀念的熏陶，生育觀念回歸傳統。

生育觀念;農民;青年;中原

生育觀念包含生育需求、生育理想和生育意愿三個層次。生育需求可分為精神性需求和現實性需求，其中精神性需求包括終極意義需求(生命意義)和情感需求(天倫之樂)，現實性需求包含祭祀需求(傳宗接代)、社會需求(社會責任)和生存需求(養老送終)。生育需求與生育意愿之間的層次是生育理想，生育意愿最為接近生育行為。生育理想和生育意愿都包含三個維度:生育的數量、生育的子女性別和生育時間。這一點遵循生育的三維性:數量、時間和性別。[1]生育觀念研究的最終著眼點是生育行為，歷史和現實原因導致農民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是研究的焦點。

一、中原農民生育觀念研究的回顧

中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中原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源流。中原農民生育觀念具有典型性，研究中原農民生育觀念，尤其是研究處于生育旺盛期的青年農民生育觀念，有利于深刻理解中原地區農民生育行為。中原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本文取其狹義概念，專指河南省。以下簡要回顧并分析中原青年農民生育觀念的實證調查。

(一)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原青年農民生育觀念

1986年，河南湯陰關孫莊村的調查表明，青年農民生育意愿狀況是:生育性別和數量上看，無論子女性別，只意愿生育一個孩子的占13．2%，想生兩個孩子的占71%;生育目的上看，養兒防老占60．5%、傳宗接代占19．3%、多要勞動力占10．5%、多子多福占9．6%。[2]生育兩個孩子以達到養兒防老和傳宗接代的生育目的是傳統生育觀念的基本特征。

(二)21世紀初的中原青年農民生育觀念

1．2002年的調查。對2002年的全國居民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調查中的中原青年農民數據①根據筆者對2002年全國居民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調查原始數據的分析，全國樣本量17380，其中河南省居民樣本量1128，河南省農村居民樣本量680，青年農民(39歲及以下)樣本量為374，男女分別占55%和45%。分析表明:(1)青年農民的生育需求中，現實性需求顯著大于精神性需求，現實性需求占到73%?，F實性需求中，養老送終與傳宗接代需求共占到現實性需求的85%，養老送終需求最高，傳宗接代需求次之(見表1);精神性需求占到27%，其中情感需求比例最重。(2)青年農民意愿生育數量上看，如果不考慮計劃生育政策，想要兩個孩子的比例超過70%，平均意愿生育數量為1．93個;如果考慮計劃生育政策，想要生育兩個孩子的比例為62．6%，平均意愿生育數量為1．66個。無論是否考慮生育政策的限制，意愿生育數量為三個及以上的均不到9%，九成以上青年農民意愿生育數量沒有超過2個(見表2)。(3)從青年農民意愿生育性別構成上看，意愿生育一兒一女的比例高達68．4%，兒女雙全特征明顯;意愿生育兒子的比例達到91．3%，意愿生育女兒的比例達到81．7%，兒子偏好特征鮮明(見表3)。

表1 2002年中原青年農民生育需求分布情況表(%)

表2 2002年中原青年農民意愿生育數量分布情況表(%)

表3 2002年河南省青年農民意愿生育性別構成情況表(%)

2．2007年的調查②數據來自郭志儀、張巖于2009年發表在《西北人口》上的論文“河南省居民生育意愿現狀分析”。這篇文章沒有專門分析青年農民，調查對象91．6%是農業戶口，34歲及以下青年占到31%，49歲及以下占到75．5%。。2007年的全國社情民意調查看，[3]中原農民的養老送終、傳宗接代等現實性需求占到50%以上。如果再加上家庭穩定、增加勞動力、、家族興旺、輿論壓力和繼承財產等，現實性需求將占到71．9%(見表4)。精神性需求不高，最重要因素是精神慰藉的比例不到20%。意愿生育數量為1個、2個、3個、4個的比例分別為23.1%、66．7%、8．6%和1．4%，意愿兩個孩子比例最高;意愿生育性別上看，想要一兒一女的比例達到57．9%。

(三)中原青年農民生育觀念的傳統與變革

1．中原青年農民生育觀念的傳統。養兒防老、傳宗接代是生育需求的最重要方面，現實性需求顯著高于精神性需求。生育意愿“兒女雙全”特征典型:一兒一女兩個孩子。上世紀80年代至今的二十多年來，歷經制度變遷、人口轉變和社會轉型的中原青年農民，其生育觀念傳統特征并未發生顯著變化。生育觀念的內核——傳宗接代和養老送終沒有從根本上被觸動。[4]

2．中原青年農民生育觀念的變革。中原青年農民生育觀念的總體未發生質變，但是生育觀念的部分或層次存在量變。從生育需求看，1986年、2002年和2003年，傳宗接代和養老送終這兩項現實性需求分別占到89．8%、62.1%和53.9%，呈下降趨勢，相反，精神性需求呈上升趨勢。從生育意愿上看，三次調查的意愿生育數量為一個孩子的比例分別為13．2%、26．5%、23.1%，意愿生育數量為兩個孩子的比例分別為71．0%、62.6%、66.7%。意愿生育數量為一個孩子的比例大致呈上升趨勢，這表明了計劃生育政策的效力和中原青年農民生育觀念的轉變。意愿生育數量為兩個孩子的比例先降低后有所反彈，這反映了農民傳統生育觀念中“兒女雙全”意識還根深蒂固。

表4 2007年河南省居民的生育需求分布情況表(%)[3]

二、中原青年農民生育觀念調查分析

2009年年末，筆者在中原農村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田野調查，研究中原青年農民生育觀念的變化與原因。下文在分析調查獲得的質性材料的基礎上，展開與上述分析的比較研究，以期挖掘務工大潮下中原青年農民生育觀念變化原因和發生機制。

(一)調查介紹

青年屬于生育旺盛人口，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社會轉型背景下，青年農民廣泛投身到離鄉進城的務工大潮中，長時間的非農工作、生活以及務工城市的文化氛圍必將影響到他們的觀念與行為，生育觀念自然也不會例外。2005年的深圳調查表明，流入城市務工的青年農民的生育觀念出現向城市居民靠攏的趨勢，比如，期望子女數減少，生育數量意愿與城鎮戶籍人口無顯著差異，生育性別偏好有所弱化，兒子偏好觀念的改變要超前于行為的改變。流入城市務工的青年農民生育觀念仍比城市居民傳統，兒子偏好仍然較強。[5]本文假設:城市務工經歷會對青年農民生育觀念產生影響，城市環境下的工作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會改變青年農民形成于村落生活環境中的生育觀念。按照距離中心城市由遠及近的順序，結合地理環境類型考慮，筆者選取深山村、丘陵村和平原村三個村落進行實地考察。2009年12月，筆者在豫西地區洛陽市Y縣的三個村落，做了田野調查和質性訪談，包括入戶個案訪談和非入戶集體訪談，訪談對象是30歲以下的男女青年。城市化對三個村落的青年農民產生了諸多重要影響。村落生活中最為顯著的變化是青年農民普遍長期地在外務工。外出務工的青年農民在生產、生活及生育觀念上出現了分化。一方面，青年農民外出務工距離存在差別，有的在距離村落較近的縣城或者市區務工，有的則到了距離家鄉非常遠的城市務工。另一方面，從能否最終沉淀在流入城市看，只有少數青年農民融入所務工城市并將家安在了城市，他們的行為和觀念都向城市靠攏;大部分青年農民在年紀較大之后回到了農村，他們可能為了結婚生子暫時回家，也有可能是在比較城市和農村生活之后、最終主動回到了農村發展。這兩類的青年農民生育觀念是不同的，其原因在于兩類青年農民外出務工經歷、所受城市文化影響和他們最終長久生活的社區環境存在差別。調查發現，三個村落的青年農民生育觀念沒有顯著差別，城市務工經歷對青年農民生育觀念產生一定影響，他們的生育需求和生育意愿發生了變化，少生、優生的生育意愿和精神性生育需求明顯提高。由于大部分青年農民工認為外出去城市務工只是暫時的行為，最后他們還是要返回村落。因此，當青年農民回歸村落生活時，受村落社會文化環境和家長的影響，他們仍必須承受傳統的壓力，也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回歸傳統。

(二)質性訪談資料

1．小陳。居丘陵村，男，24歲，女兒已過周歲，妻子已懷上第二胎。他在離家有兩三個小時車程的洛陽市區從事電工工作，從沒有去過更遠的地方務工。他表示，結婚前后、生育前后的生育意愿沒有較大變化——都是打算生育一兒一女兩個孩子，所以他特別希望妻子即將生育的是個兒子。如果不是兒子的話，會將新出生的女兒送人抱養，然后再繼續生育兒子。他認為兒子是必須要有的，兒子價值中傳宗接代價值占50%、養老送終價值占25%、夫妻感情、家庭幸福和天倫之樂等精神滿足占25%。同時，他認為女兒的傳宗接代價值為零:“旁邊村子招贅的上門女婿在他老丈人去世后，孩子們的姓氏全部改成自己的了”，女兒養老送終的價值為兒子的一半，滿足精神需求的價值也只有兒子的一半。對于兒子和女兒養育成本的認識是兒子要高于女兒，因為“要給兒子蓋房子結婚”。他說:“農村中農民一定要男孩，如果別人都有兒子而自己沒有兒子會覺得和別人不一樣?！毙￡惖膭展さ厥窃陔x家不太遠的洛陽市區，經常開著自己的摩托車回家。盡管從事非農行業，但是生活重心并沒有完全脫離村落，生活世界和內心世界仍受村落文化和父母的深刻影響。生育觀念仍保留了傳統的一面，兒子偏好很強:如果生了第二個女兒會送人，以便繼續生出兒子來。當然，生育觀念也存在現代的一面，一兒一女兩個孩子是理想型生育結果，這來源于他結合外部政策、村落文化和家庭綜合狀況的成本——效益的綜合考量。

2．小宋。居深山村，女，23歲，初中畢業，在技校學習兩年車工，2003年去廣東惠州務工，2008年底回家鄉結婚，2009年10月生下一個兒子。她認為自己和包括婆婆在內的村里婦女不同。不同的原因:她在廣東務工多年，并且在北京也待過半年時間。不同的表現:對很多問題的看法不一樣。在是否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問題上，她認為，既然醫生說了剖腹產后三年內不能生第二胎，自己就應該遵照醫囑執行;而婆婆就經常催她再次詢問醫生“什么時候能再生”、要她趕快再生一個。婆婆和母親都勸她再生一個:“女娃更好、老了可以有個地方去走動走動，男的話也有兩個孩子、孩子們也不會孤單”。然而，她認為“生孩子至少會有兩三年的苦要受，生孩子累、時間長、待在家里無聊”。但是，因為在家帶兒子的兩三個月里面，她經常被婆婆勸說后“自己感覺現在是有60%的可能性再生一個孩子，希望最好是女孩”。她覺得兒子對自己有傳宗接代的作用，“自己嫁給了這個男人就有義務為他生個兒子傳宗接代”。當她生完孩子并且知道是兒子的那一刻，感覺“如釋重負”。她沒有想過“老來靠兒子”，沒有認為兒子對自己有養兒防老的作用。

她認同婆婆的說法“要過到人前，不能過到人后”①“過到人前，不能過到人后”是“日子要過得比別人好，不能過得比別人差”的意思。。正因如此，她也感到:“‘再生一個孩子，最好女孩兒、男孩兒也行’也是有些道理的。人這一輩子總要干件事情，理想是十年內和丈夫一起在縣城里給兒子買套房子”。她痛快地承認:“我們的房子是公公婆婆蓋的，我和丈夫也沒有能力蓋;我們倆以后蓋房子也都是為兒子蓋的?！彼硎咀约汉懿幌氪粼诩依锩?，非常想“等到孩子一兩歲、能走能說”之后就接著外出務工。對于自己能夠在外面務工的時間長度和務工類型，她想得很清楚:“去工廠掙得多，但是人一般熬不到四十歲，年年都有一批十七八歲的小姑娘進場，二十三四歲的都要陸續回家結婚生孩子，結完婚再回去的也不多。不想再去北京看小超市，掙不到錢、每天都感到空虛無聊。想去昆山務工，每月能收入兩千元，但是丈夫在北京國營廠當焊接工、比較穩定，他不想我去昆山，我又不想去北京。他說希望別人幫忙介紹一起去昆山務工，但是這個也不容易，要看機會?！毙∷蔚膭展そ洑v比較豐富，自我意識強，很有主見。長期在城市務工讓她不太適應農村的生活，生育觀念曾經變得很現代:“既然已經生了兒子，就不必再費時間、體力和精力再生一個?！笨墒?，在她的潛意識里，城市不是她的歸宿，她的家在深山村。同時，村落的生活競爭邏輯和婆婆的“諄諄教導”最終讓她的生育觀念向傳統回歸:“‘過到人前’需要再生個孩子，女孩兒更好，男孩兒也行”。

3．小馬。居平原村，女，23歲，初中畢業，女兒未滿周歲。在洛陽從事過裁縫、做冰糕和學電腦等工作。目前，在Y縣縣城做零工，同時照顧女兒。丈夫28歲，在鄰縣務工。她有兩個姐妹和一個弟弟，父親是小學老師，媽媽是農民。務工是她初中畢業后的主要經歷。最開始她在當地學習裁縫后去鄭州的私人工廠務工，期間被母親多次催促回家，之后回到縣城在私人手工作坊務工，其后又曾經短期去洛陽市區務工，最終還是回到了村里。她的丈夫在外地務工，十多天甚至一個月才能回家一趟，因此，丈夫不在家時她更樂意住在娘家。她的生育理想是一兒一女兩個孩子。婆婆和她說過:“等兩三年再生一個?！彼舱J同了婆婆的建議，希望第二個孩子最好是個兒子。她姐姐生育了兩個兒子，很想要女兒，但是不敢再生了，原因是“萬一再是個男孩兒怎么辦?”她自稱:“如果無法達到生育一兒一女的情況，第二個女兒也舍不得送，第三個孩子再是女兒的話會考慮送給姐姐，能夠承受的最多孩子數量是三個?！彼J為自己對兒子效用的排序是“養老送終＞傳宗接代＞面子”;而她認為丈夫對兒子效用的認識是“面子＞傳宗接代＞養老送終”。她指出自己對于孩子的精神性需求和現實性需求的認識是，“現在精神性需求更重，老了現實性需求更重”。小馬的務工地沒有超出中原地區，基本在家鄉附近。她一直受中原文化浸潤，較少受到現代城市文化的影響。因此，她的生育觀念和丘陵村小陳(男)基本相同:一兒一女兩個孩子。而且，小馬和小陳的生育行為也相同——均只生育一個一歲左右的女兒。她與丈夫對兒子效用的認知也不一樣，體現了性別差異:養老送終是她所最看重的兒子效用，面子和傳宗接代是她丈夫所最看重的兒子效用。

4．小王。居平原村，男，22歲，初中肄業，認為自己屬于“奉子成婚”型。他的妻子已經懷孕四個月。初中二年級未上完，他就隨著親戚去洛陽市區務工，隨后在山西、陜西、內蒙古，浙江寧波和廣東的中山、東莞和深圳務工。期間從事的職業有:建筑工地木工、塑膠廠工人和工廠普通工人，但都是“沒有什么技術含量，干干就都能很熟練地工作”。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他被深圳的工廠辭退后回家。剛回來，他覺得村子里都沒有能夠呆的地方，“很不想呆，還想出去，但是現在呆慣了。在深圳務工的時候，月收入接近兩千元，但是在那邊都不夠用，自己吃吃喝喝玩玩兒都花掉了”。當年回家結婚也沒有多少務工存款收入。17歲時，在廣東務工期間，他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并與之同居。他認為:“(將胎兒)打掉對女人的身體不好，(所以)沒辦法只好奉子成婚?！薄傲鳟a對女人身體不好”是從他和上任女友的經歷中得到的經驗教訓。他認為自己是不想結婚的，但是被父母和老婆及老婆肚子里的孩子逼著必須結婚。他認為“如果只能生一個，還是要男孩兒”。兒子的精神性需求和現實性需求同樣重要。理想生育數量的認識是“頂多兩個”。他對于時代變遷的認識和感受比較深，“二十年后，可能都不需要子女養老了，政府負責養老;可能以后兒子女兒都有大本事，他們都會對自己養老很有幫助”。小王在外務工近十年，務工范圍較大，務工地基本上是經濟較發達的城市地區。他的生活方式深受城市影響，愛上網愛聊天。同時，視野較寬，能夠認識到“政府負責養老”。雖然他也曾經有過從城市回到村落的不適應，但是很快就無奈接受了。

(三)比較分析

從年齡看，小陳、小宋、小馬和小王的都是在22歲左右的青年農民，他們都已經或接近完成初育，并且也都正在或計劃準備著完成他們的生育意愿:一兒一女兩個孩子。他們的相似之處除了年齡之外，務工經歷也是顯著的相似點。但是，務工經歷存在著距離遠近之分:小陳(男)、小馬(女)的務工地點均沒有超出所在的河南省內，小陳甚至沒有離開過洛陽;小宋(女)和小王(男)的務工地點則遍布全國，北京、上海和廣東均是他們所長期生活工作過的地方。務工距離或者務工城市的區別也反映在他們的生活觀念和生育觀念之中。去過北京、上海和廣東的小宋與小王的生活觀念和生育觀念更為明顯地受到了中原之外的大城市文化的影響，他們更加具備現代意識和自主意識。特別是他們在大城市務工期間更能接受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大城市文化，也曾經非常期望能夠留在大城市、脫離鄉村，生育觀念中的理想生育數量和意愿生育數量也接近城市的一個，對子女性別的期待也沒有像沒有離開過中原家鄉農村的小陳與小馬那么強烈。雖然較長時間務工經歷讓小宋和小王的生育觀念曾經表現得更接近所務工的大城市居民，但是當為完成結婚生育的人生任務回到村落之后，他們的生育觀念和生活觀念又重新回歸村落文化環境與生活邏輯軌道。另外，青年農民生育觀念的性別差異也表現在生育需求的不同，女性對孩子的養老送終需求相對較強，而男性對孩子的傳宗接代需求相對較強。丘陵村的小陳(女)明確指出:“兒子價值中傳宗接代價值占50%、養老送終價值占25%，女兒的傳宗接代價值為零?！逼皆宓男●R(女)則明確說明:“她自己對兒子效用的排序是‘養老送終＞傳宗接代＞面子’，而她丈夫對兒子效用的排序是‘面子＞傳宗接代＞養老送終’?！?/p>

三、結論與展望

現代化進程直接改變了農村生產生活的物理空間環境、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間接影響了農民生育觀念與生育行為。社會加速轉型進程中，城鄉差距是否在減少，這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從國家層面看，向農村傾斜的惠農補農政策已經極大地改善了農村、農民和農業的狀況。從農民群體層面看，城鄉差距仍很明顯，尤其是城鄉居民的內心世界上的差距仍然存在。正如個案分析中所看到的，在北京、上海和廣東等地都務工多年，為生育而回鄉的小宋和小王明確表示:“剛回家鄉不習慣，想回到城市去務工”。

青年農民普遍外出務工的經歷使他們親身體會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內心世界由農村偏向城市，然而受自身教育水平等條件所限，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城市中都是從事低端的非正規職業，脫離農業勞動從事非農業生產只是年齡較輕時的生命經歷，城市的大門對于他們而言還是非常難以跨越。到婚育年齡時，大部分青年農民又都會回鄉生育。并不是結完婚生完孩子之后就不會再流入城市，很多二三十歲的農民還會繼續外出，像候鳥一樣往返于城鄉之間。

結婚生育對于女性青年農民的影響更加顯著，與男性相比，她們更可能留在農村?；楹?，女性青年農民外出務工的機會和流動到城市的可能性都迅速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婦女更多地承擔養育子女等家庭責任;二是結婚生育以后的年輕婦女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可替代性相對較高。丘陵村的小宋(女)所說的“工廠里一般熬不到四十歲，年年都有一批十七八歲的小姑娘進廠，二十三四歲的女青年都要陸續回家結婚生孩子，結完婚再回去的都不多”就是這個道理。

現代化與城市化進程讓越來越多的青年農民流入城市，浸潤在城市的現代精神文明場域中。盡管他們的內心世界、思想觀念會發生變化，生育觀念也表現出趨向城市居民的態勢，但是，只有部分農民能夠最終融入城市并最終沉淀在城市中，為數不少的青年農民將最終回到村落?；貧w村落的青年農民的生育觀念依然會回歸村落文化邏輯，青年農民的兒子剛性需求和兒女雙全生育偏好就不僅是遵循村落文化邏輯的必然結果，也是他們自身理性的必然選擇。

面對城市化和現代化的沖擊，絕大部分青年農民擺脫了“不離土也不離鄉”的傳統，被稱為“離土又離鄉”的往返城鄉二元世界的農民工。脫離農業生產和農村物質及精神生活世界，青年農民的意愿生育數量明顯減少，兒子偏好程度、傳宗接代和養老送終生育需求都在弱化。隨著社會轉型的加速深化，青年農民的工作非農化、居住非農化趨勢會更明顯，青年農民生育觀念將會向現代城市居民生育觀念趨近。

[1] 顧寶昌．論生育和生育轉變:數量、時間和性別[J]．人口研究，1992，(6)．

[2] 周清揚．“養兒防老”和農村育齡青年生育意愿關系的實際考察與分析[J]．南方人口，1986，(4)．

[3] 郭志儀，張巖．河南省居民生育意愿現狀分析[J]．西北人口，2009，(2)．

[4] 周全德．中原傳統生育文化的歷史軌跡及現代演變[J]．學習論壇，2007，(7)．

[5] 伍海霞，李樹茁，悅中山．城鎮外來農村流動人口的生育觀念與行為分析——來自深圳調查的發現[J]．人口研究，2006，(1)．

The Reproductive Ideology of Young Peasants in Central Plains——based on Yuxi Fieldwork

Wang Lei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732，China)

An analysis is made on the reproductive ideology of young peasants in Central Plains based on both 2002 survey conducted by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Committee and 2009 fieldwork conducted by author in three villages of Yuxi which is located in west Henan Province．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young peasants change their reproductive ideology when they live in cities and their ideology regress when they come back to villages where they were living．

reproductive ideology;young peasants;central plains

C923

A

1672-0040(2012)01-0047-06

2011-09-16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重點課題“中原青年農民生育觀念研究”的研究成果。

王磊(1981—)，男，江蘇宿遷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人口學博士，主要從事人口與社會發展研究。

(責任編輯 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