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對資產階級認識的真實記錄——讀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

劉晶芳

在中國共產黨的資產階級認識史上，1935年12月25日瓦窯堡會議《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議》和會后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①報告的題目是《論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和中國共產黨的策略任務》，原文登載在西北局《斗爭》第80期 (1936年1月3日)、第83期 (1936年1月27日)上。新中國成立前各根據地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均未收入這篇報告。195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首次收入這篇報告。收入時題目改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字數作了較大的刪減，內容作了一些重要修改。是十分重要的文件。認真研究毛澤東的報告，客觀地敘述黨對資產階級的認識，對深化毛澤東思想研究和中共黨史研究都有重要價值。

一、既往研究中對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報告的評價

長期以來，在中共黨史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中，講到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報告中對資產階級的認識，多作了充分肯定的評價。首先是在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的題解里，對瓦窯堡政治局會議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會議批評了的黨內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是極關重要的；認為毛澤東的報告“充分地說明了和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對政治和策略上的問題“作了最完整的分析”②《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38頁；《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143頁。。據此，在黨史著作和研究毛澤東思想的著作中幾乎都對毛澤東報告關于資產階級的認識作了充分肯定的評價，認為毛澤東的報告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利用地主買辦營壘內部矛盾的可能性問題，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民族資產階級和地主買辦階級是有區別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是動搖。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徹底性。在中國面臨變成殖民地的危險的時局下，這個階級有起變化的可能性，其一部分 (左翼)有參加斗爭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則有由動搖而采取中立態度的可能。毛澤東根據九一八事變以來民族資產階級的許多代表人物政治態度的變化，論證了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聯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417頁；金春明、陳登才主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213頁；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500頁。有的還認為瓦窯堡會議對資產階級的分析，標志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對中國資產階級認識上的歷史性飛躍④王檜林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理論研究》，黨建讀物出版社，1998年，第157頁。。

也有一些研究者在肯定毛澤東的報告在對資產階級認識有重大進展和貢獻的同時，也看到了其不足或局限。有些學者認為：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報告，是黨對資產階級認識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它避免了那種過早隨意否定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情況再度出現，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民族資產階級理論的基礎，并成為一個新的起點。自此以后，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認識，就跳出了“左”傾教條主義的怪圈。在肯定毛澤東這種開創性貢獻的同時，作者也指出毛澤東的認識中，在某些方面表現出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估計不足，只承認其“左”翼有參加革命的可能，對其主體，也就是中翼，認為只是有中立的可能①吳序光主編：《風雨歷程——中國共產黨認識和處理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問題的歷史經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61—162頁。。也有的學者認為：毛澤東的報告反映黨對資產階級的認識處在大變動中，既有重大突破，不僅重新區分了資產階級的兩部分，而且對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特點和產生根源作了符合實際的分析，但是當時還沒有根本否定黨在土地革命前期對資產階級認識上的錯誤，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也估計不足。②劉晶芳：《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0年，第240頁。

此外，有學者對毛澤東的報告是否將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部分作了明確區分，進行了探討。1992年中央檔案館曹雁行發表了《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修改述論》一文，提出了新的看法。文中引用了毛澤東1940年6月致蕭向榮信，說1939年12月寫《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二章時，還不能明顯地看出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的態度是否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有區別，到今年3月就可以看出來了。文中還首次披露1940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也談到過去我們黨沒有把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區別，直到修改《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二章時，及《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的決定》發出 (1940年7月7日抗戰三周年紀念日)時，才正確認識清楚。③《黨的文獻》1992年第1期。曹文沒有對毛澤東在瓦窯堡活動分子會上的報告作出評論，但認可毛澤東本人的說法，即到1940年3至6月才把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區別。顯然作者不認為1935年底召開的瓦窯堡會議和毛澤東會后的報告就解決了對資產階級的認識，把資產階級兩部分作了區別。楊奎松在《中國共產黨對中國資產階級的認識及其策略》的長文中，詳細地考察了建黨以來20年間黨對資產階級的認識，對瓦窯堡會議對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認識和政策作了肯定的評價，但并沒有對毛澤東的報告作具體分析?？偟目捶ㄊ钦J為到這時黨對資產階級的認識還沒解決，在這之后，直至20世紀40年代初期開始形成一套相對穩定也是比較成熟的關于資產階級的理論觀點和政策策略④《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究竟應當怎樣看1935年底革命轉折關頭毛澤東對資產階級的認識?為什么會有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很重要的是研究者對作為研究依據的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看到的不是一個版本。大家多看到的是經過重要修改的收入《毛澤東選集》第1卷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修改后的版本，刪掉了報告中的一些對資產階級的模糊的或不確定的或錯誤的認識。而要真實地反映當時的思想，必須研讀原文。

二、毛澤東當年的報告究竟是如何認識資產階級的

當年毛澤東的資產階級觀集中體現在他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中。毛澤東在報告中對資產階級作了如下的論述 (以下引文中，下加橫線的是收入毛選時刪掉的反映當年毛澤東對資產階級認識的文字)：

“資產階級中的民族資產階級呢?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他們曾經參加過大革命。他們又為革命所嚇壞，因而叛變出去，同地主買辦階級結了個同盟，成為堅決的反革命者。因此，斯大林同志在那個時候曾經說過：中國革命要在堅決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條件之下才能勝利。這話是對的么?完全是對的。因此，黨從大革命失敗后九年來，曾經堅決執行了斯大林同志這個路線。黨的執行是對的么?完全是對的。但在今天之情況之下，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變化的可能呢?那我要說，這是有變化的可能的。為什么?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買辦階級不是完全相同的東西，他們中間是有分別的。分別在哪里呢?分別就在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比較是沒有那樣多的封建性，同買辦階級比較是沒有那樣多的買辦性。民族資產階級有著同外國資本、本國土地關系較多的一部分，這一部分 (右翼)我們并不去估計他的變化，問題是在沒有那些關系的(這在中國當然是不多的)以及有些關系但是較少的(這就頗多)那些部分，我們認為，在殖民地新環境中，他們的態度是有可能發生變化的。那變化的特點就在他們的動搖。他們一面不歡喜帝國主義，因為外國資本家同他們是對頭。一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因為這也是他們的對頭。這就說明中國革命的第一時期 (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他們為什么參加了革命，及到第一時期之末，他們又為什么叛變了革命?，F在的時期同他們叛變革命的時期有什么分別呢?有三點分別：第一點，那時還是半殖民地，這時則是殖民地。第二點，那時已是全國的大革命，革命威脅到了他們腳底下，這時的某些階級當革命還沒有進到徹底的程度時，他們有改變態度的可能。第三點，九年以來他們拋棄了革命朋友工農階級之后，和他們的反革命朋友地主買辦階級住在一塊兒，過了些什么好生活沒有呢?沒有什么好生活，只得到了民族工商業的破產和半破產。因有這三條理由，所以我們估計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在今天的時局下有起變化的可能性。變化的程度怎樣呢?總的特點是動搖。但在斗爭的某些階段，他們中間的一部分 (左翼)，是有參加斗爭的可能性的。其另一部分是有由動搖而采取中立態度的可能的?！羞@些例子指出：在日本炸彈的威力圈及于全國全世界的時候，在斗爭改變常態而突然以洶涌的陣勢前進的時候，敵人的營盤是沒有不因受著劇震而發生破裂的?！绻弥袊褡遒Y產階級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這一點來拒絕時至今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改變態度的可能性的估計，對不對呢?這也是不對的。如果不能改變態度的原因是由于他們軟弱性的話，那末一九二五至 (一九)二七年為什么改變了他的常態，不是動搖，簡直是參加了革命呢?難道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是后來才得到的新病，而不是他娘肚子里帶出來的老病么?難道今天軟弱，那時并不軟弱么?半殖民地政治經濟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晕覀冎氐闹赋觯捍淼刂髻Y產階級的國民黨營盤中在民族危機到了亡國滅種的關頭，是要發生破裂的。這種破裂，表現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第三黨的出現，過去的及將來的蔡廷楷、馬占山等風頭一時的民族英雄等等。而這種破裂基本地說來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國政治經濟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的不平衡，更增大了他破裂的可能性。蘇維埃營盤及帝國主義屬下賣國賊營盤之外，所謂‘第三營盤’的出現，是沒有疑義的。在今天，這個‘第三營盤’是有革命意義的。它的階級性，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但還有上層小資產階級，再則還有富農和小地主。

……

蔣介石依靠著的階級基礎是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鄉村富農?，F在的民族資產階級和鄉村富農對于蔣介石是并沒有過去的那種信仰了。蔣介石九年來投降帝國主義的法西斯蒂的專政，使得這些分子不能夠像地主、買辦階級一樣的滿意他了。我們不去說民族資產階級現時已經完全不支持南京政府了的那種話，地主、買辦、民族資產階級和鄉村富農，過去是、現在仍然大體是替蔣介石抬轎子的四個腳夫。但我們要說，現在時期，后面兩個腳夫，對于抬蔣大人轎子的事務，沒有前面兩個抬得那樣起勁了。

……

說到革命動力問題，只要指出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就夠了。資產階級依然保存著反革命性，他已經沒有過去那樣的革命勇氣了。其動搖與部分參加反帝斗爭是一件事，這件事我們是應該估計到的。其整個階級是懼怕革命的，其部分參加反帝是不能堅持到底的。其對于工人斗爭、土地革命與蘇維埃制度是根本反對的，這又是一件事，這件事我們也是應該估計到的。因此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還是只有那政治上經濟上除了把革命干個徹底就沒有任何出路的工人與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也是一個革命的動力，我們應該估計到。雖然如此，革命的基本動力，到底在于工農。小資產階級是一個動力，但不是基本的動力，這是全部正確的估計?！雹?毛澤東：《論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和中國共產黨的策略任務》，《斗爭》第80、83期。

以上是當年毛澤東報告中論及資產階級的主要文字。從行文中可以看出其與修改后的《論反對帝國主義的策略》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少不同之處。在對資產階級的認識上，既有突破性進展，也存在一些局限。

其突破性進展主要是：

一是肯定了民族危機下資產階級政治態度變化的可能性。針對“左”傾教條主義者不承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帶來的資產階級政治態度的變化，毛澤東著重從政治形勢的逼迫，階級利益的需要，蔣介石政權下的生存狀況幾個方面，分析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走向，認定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態度肯定會發生變化，會走向民族革命的方向，參加到抗日陣線中來。

二是把民族資產階級與地主買辦階級作了明確的區分。毛澤東明確指出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買辦階級不是完全相同的東西，他們中間是有分別的。分別在哪里呢?分別就在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比較是沒有那樣多的封建性，同買辦階級比較是沒有那樣多的買辦性。這種區分就把民族資產階級從反革命營壘里剝離出來，不再延續把他們當做最危險敵人的教條。

三是初步揭示了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來源及變化特點。毛澤東的報告在把民族資產階級同買辦階級作了明確區分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特點及其來源，指出其“變化的特點就在他們的動搖”，并且指出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不是后天才得的新毛病，而是他“娘肚子里帶出來的老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國情決定的?！鞍胫趁竦卣谓洕饕攸c之一，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②毛澤東：《論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和中國共產黨的策略任務》，《斗爭》第80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狀況，決定了他能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不能成為革命的領導者。

其局限在：

一是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在處理資產階級問題上的錯誤缺乏認識。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連續犯“左”傾錯誤，其理論根源就是接受了斯大林的中國革命三階段論，不加分析地把資產階級當做最危險的敵人。毛澤東在報告中不僅沒有認識到這個理論上的錯誤，反而肯定斯大林的中國革命要在堅決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條件之下才能勝利的理論完全是對的。黨堅決執行斯大林同志這個路線也完全是對的。

二是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估計不足。毛澤東雖然承認了民族資產階級政治態度的變化，認為其能參加革命，但卻仍把它當做蔣介石政權的基礎，抬蔣介石轎子的腳夫。承認民族資產階級有參加反帝斗爭的可能性，但也只承認是他們中間的一部分 (左翼)，而且是不能堅持到底的。另一部分則有動搖而采取中立態度的可能?；谶@種認識，毛澤東當年并沒有作出“革命的動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現在則可能增加一個民族資產階級”③《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0頁。的明確表述。他認為工農是基本動力，小資產階級是一個動力，但不是基本的動力，至于民族資產階級，則還未明確把它列入革命動力之中。

三、毛澤東的報告在黨的資產階級認識史上的地位

正確認識和處理與資產階級的關系，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創造新理論必須解決的關鍵。這個問題不解決，新民主主義理論就不可能產生。同時，正確認識資產階級，也是黨創造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最難解決的問題。因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國情，決定了中國資產階級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俄國的資產階級。中國資產階級的構成復雜，有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部分，其中民族資產階級又有兩面性，且兩面性表現特別復雜。這就決定了黨對資產階級的認識的艱難性。

從中國共產黨成立起，黨就與資產階級結下了不解之緣。黨的興衰和革命的成敗，無不和對資產階級的認識和處理正確與否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建立到1935年的15年間，黨對資產階級的認識經歷了由當做敵人，到當做朋友，再到當做最危險的敵人，這樣的大曲大折。也主要因為對資產階級認識的錯誤，黨犯了右的和“左”的錯誤，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和土地革命戰爭的失敗。

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標志黨對資產階級認識的重大轉折。其貢獻就在于，它對民族資產階級政治態度變動的肯定，對資產階級兩部分的重新區分，打破了長達將近9年的把民族資產階級當做最危險敵人的教條禁錮，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它把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表現特點認定為動搖，符合實際，為黨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對民族資產階級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策略提供了依據，有助于克服黨的歷史上曾經犯過的只聯合不斗爭或只斗爭不聯合的片面性。它對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根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特殊國情的分析，有利于黨從特殊的國情出發，從根本上去把握中國資產階級的特點和變化規律，運用好統一戰線的法寶，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促進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的健康發展。此外，把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買辦階級區別開，開始把他們由當敵人變成當朋友，對糾正根據地建設中長期存在的排斥私人經濟，消滅資本主義的“左”的錯誤，解決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的核心問題，對探討革命的前途和轉變問題，都是十分有益的?？傊?，與十年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比較，應當說毛澤東的認識有了重大突破，對報告在對資產階級認識上的重大進展應當充分肯定。

在肯定報告的進展和貢獻的同時，也應當看到對資產階級認識上的局限性。當時紅軍長征才結束兩個多月，黨剛剛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實現了政治路線和策略的轉變。黨對資產階級的認識正處在大變動中，還來不及清理歷史上處理資產階級問題上的“左”的錯誤。從報告的原文中可以看出明顯的新舊交織的狀況：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但對舊的思想還沒有徹底清理；對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還有不清楚、不到位、不正確的地方。不徹底否定長期實行的把資產階級不加分析地當敵人，把民族資產階級當最危險的敵人的理論，不深刻認識其危害和教訓，就不可能真正分清敵友，形成科學的對待資產階級的理論。因此恐怕不能說報告對政治和策略上的問題“作了最完整的分析”，“標志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對中國資產階級認識上的歷史性飛躍”。

當年對資產階級認識上存在的問題，是在抗日戰爭的實踐中，不斷地認識解決的。瓦窯堡會議后，在黨的領導和推動下，促進了國共合作，完成了由內戰到抗戰的重大歷史轉折，實現了全民族抗戰。在復雜和豐富的革命實踐中，黨對資產階級的認識取得了飛躍。到1940年初，黨終于把資產階級兩部分真正區分清楚。沒有這種清楚的區分，就不可能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也不可能有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