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制“兩彈一星”隊伍中的年輕人

劉 敏

我學的是空氣動力學，是搞飛行器的。1960年分到當時二機部九局的第九研究所。學校里說你們是分到地方工業部，我就懷疑是不是自己政治上有問題。來了以后，大家都不知道干什么，就在那兒學習，后來單位又送我們到農場去勞動?；貋砗?，把我們分到各個研究室，我被分到爆轟物理實驗室，但不知道干什么。過了一段時間，要把我們送到17號工地。第二天我們就扛著行李卷，坐著大卡車來到坐落在官廳水庫附近的17號工地。困難時期因為沒什么糧食吃，我們研究室一半的人浮腫。按道理應該增加糧食定量，據說科學院研究人員的定量增加了，但由于九局工作保密的性質，致使我們的糧食定量沒有增加。由于吃不飽飯，那時大學里晚自習到9點鐘就不上了。但學生們有30斤糧食定量，我們才只有28斤。我們過春節時只能吃一小碗曬干的白菜幫子和玉米面的窩窩頭。年輕人大學剛畢業，當時每人每年僅發二尺布票，也沒什么衣服，工作服都沒有；大家夏天穿的是同事從貴州帶來的草鞋。我們大多數人不是搞核武器的，來到九所后，上級領導要求我們保密，從那以后，我們同家人、同學都不能講自己的工作情況，同學間干脆就斷絕了聯系。

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領導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特別重要，他們為我們做了表率。李覺局長上過大學，抗戰以后就參加了犧盟會，以后到決死隊，又到部隊里的18軍。還有哈軍工某系的政委趙勤樸，以及吳際霖、郭英會，他們本身就是知識分子，都有知識分子工作的經驗，因此才能把那些專家和年輕的技術人員聚合在一起。大家稱李覺為“李包公”，叫趙勤樸書記為“趙青天”。當時食堂為專家開了小灶，但這些領導都不去那里就餐。在青海海拔3270米的221廠蓋的房子，李覺院長讓技術人員到房子里面住，他自己則住在半地下室的帳篷里；吃飯時他同大家一起排隊。在這種精神的感召下，我們怎能不往前沖呢？這就讓我想起解放戰爭時，團長往前一指，營、連級指導員就往前沖，共產黨員都跟上去了。就是他們把軍隊這種革命精神帶過來了。

我們剛做爆轟實驗時沒有星期天，工作起來不分晝夜。我所在的組是搞狀態方程的，開始我也不知道怎么搞。我們從兩本書學起，一本是我國翻譯蘇聯的《爆轟物理》，一本是趙忠堯的《核物理的基礎知識》。盡管我們都不懂核物理，但憑著一股愛國主義的熱情和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為做好這件事情就豁出去了。為什么？我們那一代人大多在抗日戰爭時讀小學，抗美援朝時讀高中，親身感受過中國人受欺侮。我們學航空，學其他的專業，就是為了報效國家。那時好多年輕同志都是這種思想。有一次開會，李覺院長說，國家困難，有些同志吃不飽飯浮腫就休息吧！但我們能休息嗎？當時我連灰樓三層都上不去了，但是到清華大學協作搞特殊材料的焊接問題，我堅持要去。那種精神是從哪兒來的呢？我覺得是黨的教育以及整個九所工作氛圍影響的結果。

局、所領導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是很清楚的，對個人來說，當時不是錢的問題，是榮譽問題，只要大家感覺公平了，工作起來是很拼命的。做狀態方程時我是穿著自己的棉襖進的實驗室——地堡。由于要把容器抽成真空，有個樣品要貼到容器上，我是負責的，我就去貼。當時我們每人只有一副乳膠手套，用完清洗后，第二天再用，也沒有保健。當時我們的血小板、白血球都有問題，是后來慢慢養好的。那時想的就是盡快把原子彈搞出來。當時院里面還提出幾個口號：質量第一，安全第一；還有“三嚴”，即嚴肅性、嚴密性、嚴格性。這“三嚴”精神在每一個小的細節都體現到了，直到最后環節，領導還讓大家“回頭看”。重新檢查一下個人負責的工作，看有什么遺漏沒有。所以我們試驗成功率比較高。我覺得黨的歷史上應該提到這個問題。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在中央決策后，我們是很拼命地工作的，在那種艱苦條件下工作的信心并沒有下降。晚上，我們灰樓的燈亮到12點以后，我們單位周圍幾所大學，都說這個單位特別厲害。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我們還是單身漢，晚上就在辦公室看資料、學習，研究自己的課題。我經常想：現在怎樣才能把這種精神保持下來？不怕自己做點犧牲，努力為國家作貢獻。剛工作的時候我也不想犧牲自己，我是學空氣動力學的，我想搞飛機、搞導彈保衛祖國，到這兒干什么？而且我沒學過這個專業，我的專長不在這兒，但是老專家給我們樹立了榜樣。當時吳際霖跟我們談話，他說：中國沒有原子彈這個專業，這些老專家都是從各種專業轉過來的，你們年輕人也應該這樣！后來，我們也就想通了。

我們走的是一條獨特的、自力更生的研制道路。我認為假如不是中央反復從政治上考慮，我們的原子彈還可能提前爆炸。因為我們的基礎工作做得很扎實，每個研究室的工作，都是一步一步地搞的。我們剛開始搞的是鋁、鐵、炭化硼的狀態方程。后來做鈾-238材料的狀態方程，美國、蘇聯雜志上發表的狀態方程有些故意給出錯誤的數據，按他們的方法做下去，就會把我們的研究工作引向歧途。我們靠自己硬是把實驗結果做準確了。

我很佩服九局這些領導，他們認真貫徹中央的精神，把大家團結到一起，而且能夠把知識分子的心思摸透。給我印象深刻的是，碰到一些問題，他們從來不說哪一個人有什么問題，而是讓我們查查原因。他給我們做思想工作，不是找你談話，而是以他們的一言一行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不管有什么情況，他們都是“穩坐釣魚臺”。包括準備進行原子彈首次空投試驗的時候，周總理下達命令，進入24小時準備的時候，李覺同志就坐在總裝配車間觀察著每一步程序，直到插雷管的時候，他還在那兒。這是很危險的！但他一直在那兒盯著，下面各級領導都要在那兒。就是這種身先士卒的作風，不管多危險，他們總是在第一線上。

當時我們技術人員分三個層次，像陳能寬、鄧稼先是一個層次；下一個層次都是大學里的講師、工程師；第三個層次就是我們剛畢業的大學生。針對知識分子各層次，我們成立了科學技術委員會，搞核物理的、爆轟的、氣體動力學的專家都在里面，這在當時中國還是少有的。這些人組成的專家班子相當好。我們工作的方法是自由交流、各抒己見。在九所剛成立時，大家都不是原子彈方面的權威，像王淦昌、郭永懷是別的專業的權威。陳能寬主任以及現在已經是院士的許多同志來到17號工地，都與我們一起睡通鋪。爆轟結果出來以后，發現有一條線。這一條線是什么東西，誰也搞不清楚。前面亮線是自由表面呢，還是沖擊波呢？誰也沒把握。于是大家就一起討論。搞地球物理的、搞爆轟物理的、搞勘察石油爆震的，還有搞過炸藥工程的等各方面技術人員，各抒己見。后來稱這種情況為“三結合”，就是黨的領導干部、專家和技術人員包括工人在一起的三結合，我們的大量工作都是三方面結合在一起完成的。有些圖紙畫好以后，如果存在問題，加工的工人也會發現，我們就與工人一起解決問題。遇到一些大的問題領導干部當場處理。一次國家試驗以前，在總裝車間里面，按道理應該24小時不斷電，假如測試系統突然斷電，對測試工作會有影響。陳能寬院長當時負責2923即正式空投第一顆原子彈試驗，他親自到總裝車間，跟電廠說好保證何時送電，像下軍令狀一樣，讓后勤保障隨時隨地到位。

“三結合”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工人師傅并沒有感到自己僅僅是普通的工人。他們覺得這個產品和自己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也可以給我們提建議。對我們的設計提出意見。這就使核武器研制的速度很快，且不說西方國家想不到，就連我們國內的一些人也想不到。我覺得同這些因素有關系：首先是那一代人有很高的思想境界，第二就是有好的領導，第三就是三個層次的技術人員結合在一起，配合得相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