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學自治到大學治理
——評《大學治理的法制框架構建研究》

張士昌

(山東政法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從大學自治到大學治理
——評《大學治理的法制框架構建研究》

張士昌

(山東政法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當“和諧校園”列入高等教育既定的政策目標后，路徑選擇成為關鍵，而社會秩序調控中的維穩機制常常被原封不動地移入到校園之內，這套以化解糾紛為取向的秩序恢復方法，固然可以達至彌合社會縫隙之目的，但卻無意于建構一種預防和避免社會結構內部扭曲和斷裂的保護體系。且以行政權力為主導的秩序重整在學術的創造和傳承面前力不從心，正所謂“沙門不拜王者”，因此，單純的維穩手段不應列入選項，大學秩序的維護需要另尋他路。

顯然，現代大學已經成為一種復雜的利益結構，我們無法重新祭出“天地君親師”之類的傳統教育的道德律令作為利益分割之工具，況且，我國早期的太學之類的教育機構僅具官僚儲備的養成功能，不負有學術責任，并不是真正的大學，我們并無成熟的大學教育傳統可資繼承。民國時期逐漸完備的大學制度完全是引進西方文明的結果，因此，我們研討大學制度，西方辦學經驗可資借鑒。

西方大學從中世紀成立之始就通過自治制度來隔斷自身與政府、教會和公眾，其初衷在于獲得壟斷地位，動機并不高尚，也不假借學術之名，但后來隨著大學增多，原有的行會壟斷地位被打破，大學急需為自治尋找合法性依據，于是，逐漸形成以學術為核心的論證邏輯：學術事項需要采用適合學術本質的方式管理，一不能委身于以命令和服從為特征的權力，二不能投靠于以逐利為目的的資本，三是不能訴諸于公眾“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大學作為權利和利益的載體，其權益分配依據當然不能是政府威權、資本壓力甚至公眾選票，而是自治規則，自治的根本目的在于擺脫外在專斷而求得學術上的獨立。

當然，在大學這個自足的學術系統之內，自治僅僅阻隔了外界的不當介入，并不能解決如下兩個問題：一是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教授治校不能忽視利益相關者的正當權利訴求，特別是學生的受教育權不能以自治為借口予以剝奪；二是自治規則的國家監督，大學并非孤島，自治并非自建獨立的法統，不能逸出國家的憲政秩序，特別是利益相關者的司法救濟問題更是棘手，歐陸傳統的特別關系理論拒絕司法對大學事務的介入，即使是獨享治校權力的教授也不能訴諸司法保護，更況且作為管理對象的學生。

實際上，上述兩個問題涉及到了大學自治和法治秩序的協調問題，即大學自治的法治化重構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同時，在法治作為普世價值已成為全民共識的背景之下，如何進一步落實和完善辦學自主權，強化教師和學生權利的保護，建設“和諧校園”，更是一個現實的難題。由安宗林和李學永兩位老師撰寫，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的《大學治理的法制框架構建研究》這本書，就針對這個極具理論和現實價值的難題給出了富有啟發意義的回答。

本書在檢視西方大學自治傳統的基礎上，用大學治理來彌補前述兩個問題而引發的大學自治的法治缺口。大學治理是一種嶄新的運行模式，其本質特點歸結為兩點，一是作為善治的合法性來自于對利益相關者權利的確認，二是作為善治的法治化。這兩個特點即是針對大學自治存在的兩個問題給出的有針對性的應對辦法。

就利益相關者權利的確認而言，傳統大學自治僅強調自治權的保護，而本書則圍繞學生和學校、學生與政府、教師與政府、教師與學校、高校與出資人、出資人與政府、高校與政府等七對法律關系的分析，建立了包含學生、教師、出資人和學校自身等四個主體在內的權利保護體系。

就作為善治的法治化而言，傳統大學自治過于強調自律而拒絕國家監督，特別是司法監督，而本書則針對教育糾紛一直無法順暢進入司法程序的現狀，在公私法相區分的基礎上，通過對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界定，從而解決了利益相關者權利的司法保護問題。

實際上，上述兩個問題實為一個問題之兩面，即大學利益相關者的權利保護：一為權利的確認，一為權利的救濟。全書強調實證分析，以實證法為基礎，以經典案例為載體，以司法救濟為落腳點，使得本書不再是一個泛泛的價值論，而具有極強的規范性，回應了司法實踐的需求，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值得專業研究人員和包括大學管理人員在內的實務工作者一讀。

張士昌(1957-)，男，山東東阿人，管理學博士，山東政法學院黨委書記，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業方向：管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