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導演的“跨省追捕”

如果石絮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初二,駐蹕承德避暑的乾隆收到了一份來自西南邊陲的加急密奏。奏疏的內容既非軍事,也非救災,而是關于一份蹊蹺的奏折。

云貴總督在奏折里說,今年六月初八,屬地官員在例行檢查時,從一個客商身上發現了一份署名為當朝大臣孫嘉淦的奏折。奏折是抄錄下來的,內容充滿對當今圣上的詆毀謾罵之詞,“詞殊不經,膽肆訕謗”,還捏造了皇帝的批示。他推測,這應該是一份假托大臣名義圖謀不軌的偽奏折。

孫嘉淦是什么人?云貴總督是如何認定這是一份假奏折的呢?

提起孫嘉淦,當時官員幾乎無人不知。他出身貧寒,步入仕途后,起初只是個小官,政績平平,沒什么特別之處,但此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敢于直言進諫?？?0歲時,他因一份奏折而一炮走紅。

那是在雍正剛即位那年,孫嘉淦的身份是翰林院檢討。他頭腦一熱,給雍正上了一份奏折,提醒雍正務必做好三件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焙髢蓷l倒也罷了,第一條卻讓雍正大為光火。雍正將孫嘉淦的領導、掌院學士找來質問,孫嘉淦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要他何用。掌院學士既不敢得罪雍正,也不能顯得治下不力,回答得很太極:這人是有些狂妄,但我卻佩服他的膽量。

雍正這時候要再堅持追究,就顯得太不寬仁了,只好附和說,我也佩服他的膽量。最后,不僅沒有治孫嘉淦的罪,反而升了他的職。

乾隆即位后不到三個月,孫嘉淦就呈上了奏疏,針對乾隆剛剛即位而好大喜功、自以為是的作風,規勸乾隆要明辨是非、分清忠奸,不要以自我為中心,如此,君臣才能相處融洽,小人才會無處藏身。這篇奏疏,洋洋灑灑兩千言,筆鋒犀利、辯理透徹,絕對堪稱上品佳作。乾隆讀后大為激賞,提拔他為刑部尚書,還將這份奏疏印發給大臣,讓大家深入學習。

孫嘉淦本人因此名聲大噪,從后宮到外廷,從中央到地方,幾乎無人不知其大名。到了60歲的時候,他更是聲望尊隆,成為德高望重的元老級人物。于是,每當乾隆收到稍好些的奏疏,就會有人猜測:這可能又是孫嘉淦寫的。他已經成了好奏折的化身,代表著剛正不阿。

如今,云貴總督又發現了孫嘉淦的奏稿。這份奏疏文筆辛辣,頗得孫嘉淦奏折之神韻,讀起來讓人扼腕頓足、義憤填膺。但同時,疑問也很明顯—這不是孫嘉淦的處事風格。

這份奏稿“斥言(皇)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過”,而且彈劾朝中大臣。至于是哪“五不可解”“十大過”,各類正史甚至野史筆記都語焉不詳。不過,由此正好可以推測,奏稿中羅列的罪證非常嚴重,也相當惡毒,以至于一貫信心滿滿的乾隆也不敢大意,嚴令禁毀。而孫嘉淦雖然敢說敢寫,但并沒膽子寫這種直白的攻擊當朝皇帝的奏稿。孫嘉淦只是忠心于皇帝,以圖能在青史上留下一個好名聲,他只是諫言,這與大多數耿直的文人士大夫是一樣的。何況他已有了較高的官位、較好的待遇,再與皇帝為敵就真夠腦殘了。此外,之前雍正、乾隆興起的幾樁文字獄也讓他心驚肉跳,為此他還燒掉了不少可能帶來麻煩的著述,并給自己弄了個“為官八約”來契合官場潛規則。

由此可見,這份奏稿明顯是個西貝貨,是想借孫嘉淦擴大影響,吸引注意。

接到密奏后,乾隆仔細看了附帶的奏稿,自然是氣歪了鼻子,他決定徹查此案。

乾隆是否就此份奏稿找孫嘉淦談過話,史書沒有記載。不過可以知道的是:孫嘉淦從那時開始就抑郁了,而且非常嚴重,任誰開導都不管用,跟著了魔似的,還沒等這個案子徹底審完就含恨離世了。

乾隆知道,奏疏事關皇帝權威,必須秘密處理,順藤摸瓜,抓到寫奏稿的逆黨,堵住源頭,這樣才能將事情消弭于無形。因此,他下令云貴總督嚴審持奏稿的那個客商,務必通過他追查奏疏來源,揪出幕后真兇。過了幾天,云貴總督回奏,持奏稿的客商在貴州和云南之間販賣黃連,他的奏稿是從貴州的另一個商人那里抄來的。

乾隆考慮到各省官員遇到跨省搜檢、盤查不好協調,于是傳諭由步軍統領直接負責此事,統一協調此案,還警告其要注意保密,“不可稍有張揚泄露”。步軍統領不敢懈怠,密令各省從速暗查當地是否有假奏稿流傳。僅僅十幾天,四川、湖北、湖南、直隸、山西、山東等省先后都發現了假奏稿。

案情奏報到乾隆那里,他更加焦慮暴躁,下旨:這個問題要引起重視,不得視為尋常事件,如若不然,輕則斥罵,重則撤職。

在乾隆的親自督戰下,各省都抖擻精神,搜查奏稿,即使掘地三尺也在所不惜。這一查不要緊,假奏稿越查越多,牽扯進來的人也越來越多,但到底誰是撰寫者依然沒有音訊。乾隆忙得不可開交,既要審閱各省奏折,又要辨析奏稿真偽,剖析誰是幕后真兇,精神緊張到了幾乎草木皆兵的地步。

例如,山西巡撫上奏,當地抓獲一個落魄書生,他作了一首詩想獻給皇帝,詩中語言狂妄悖逆。乾隆認為此人可能和假奏稿有關,或者可能是其黨羽,責令詳勘。經過一番折騰,結果發現此人不過是一個因落榜而受到刺激,精神不太正常,想借獻詩得到重用的瘋子,與假奏稿沒有任何關系。不過,他仍被亂棍打死。

接著,湖南上奏說,假奏稿最先出現在湖南。乾隆認為可能是雍正朝曾靜、呂留良文字獄案的余黨所為,當即下旨令湖南嚴查。經過一番查證,結果發現曾、呂與此案毫無瓜葛。

各地查出假奏稿的奏報像雪片一樣飛來,類似這樣捕風捉影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份奏稿儼然成了最火爆的暢銷書,不知不覺間已經傳遍了偌大的中國。從九月份到年底的短短三個月間,除福建省外全國都發現了奏稿。乾隆為此還專門質問福建官員,為何他們那里沒有。福建官員也很會辦事,過了兩天就奏報說,他們那里也發現了奏稿。

乾隆在氣憤之余也很明白,這類案子查起來比一般案子難得多:一來涉案人員多且雜,士農工商兵都有參與;二來涉案人員流動性強,尤其是那些販夫走卒,從一地到另一地,奏稿就隨之像瘟疫一樣傳播開了。

事已至此,再捂蓋子是不行了。乾隆橫下心來降下諭旨:改秘密查辦為公開嚴查,舉報有賞、私藏嚴懲!

如此大案轉為公開追查,各地要員于是紛紛親自出馬,擔任本地專案組組長,身體力行東奔西跑。全國17個省登時掀起一場跨省追捕的大混戰。各省之間的聯絡較之以往多了好多倍。

功夫不負有心人,隨著抓捕的深入,被捕入獄的人越來越多。不過案件的進展并不大,案犯相互攀扯、誣告,被抓者在刑訊逼供下只好認罪,但稍一松刑就又大呼冤枉,弄得乾隆精疲力盡,焦頭爛額。

湖南查出有人攜帶奏稿進入貴州,乾隆聯想到,奏稿中有為前任云貴總督鳴冤的內容,這人進入貴州,應該是前任云貴總督的余黨。于是命人連夜審訊,結果大失所望:此人只是普通百姓,只是因為好奇才花錢買了一份閱讀,沒想到引火燒身。這條線索就此中斷。

還有一條線索。浙江查出有一份奏稿是從浙江提督衙門傳出的,乾隆又聯想到奏稿中有詆毀乾隆南巡勞民傷財的內容。浙江是南巡必經之地,奏稿很可能是當地對南巡不滿的官員借機發牢騷。由此追查下去,乾隆本以為可以一查到底,結果卻一樣有頭沒尾,入了死胡同。

如此折騰了數月,乾隆下發的諭旨已經足足三萬多字,案情卻依然難以推進。他一面部署著全國范圍的跨省追捕,一面斥責某些官員不負責任,辦事浮躁。為殺雞儆猴,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乾隆下旨撤掉了他認為查案不力的兩江總督、江西巡撫的職務,提解二人到京問責。

乾隆原以為這下各地會賣力查辦,不想卻招來一些大臣的不滿和勸諫。十二月,有御史上奏,稱因一件假奏稿就處置大吏要員,很是不妥,而且這一案子株連太多,早該收手,應將所有涉案人員全部釋放,以展現皇恩浩蕩。

就此罷手,無異于宣告此前興師動眾追查的失敗,皇帝的臉面、朝廷的尊嚴往哪兒擱?此事“殊于大清國體統顏面有關”,沒有結果是不能罷休的。乾隆當即怒斥這個不識好歹的家伙:如果有人咒罵你的祖宗,你會裝聾作啞嗎?之后將其革職發配了事。

巧的是,就在當月,新上任的江西巡撫查到長淮千總盧魯生及其子傳抄奏稿。經審訊得知,他們的奏稿來自南昌守備劉時達。而劉時達的奏稿,則是乾隆十五年七月由其子劉守樸托人捎來的。經過比較,劉守樸接觸奏稿的時間為最早,應該就是案子的源頭。乾隆得到這一消息,精神大振,勉勵江西、浙江官員戮力同心,追查到底。

但案子不久又重新墮入怪圈。劉守樸供說奏稿是他的屬下幫他送遞的,再問其屬下,則供說得自蘇州,而給他奏稿的那個人已經死了。眼看案情到此又要斷線,乾隆不忍再曠日持久地拖下去,決定盡快了結此事。于是,他找來了軍機大臣。

次年二月,軍機大臣奏報:經審訊,劉守樸屬下此前交代的都是捏造的;事實是,劉時達與盧魯生曾遭到時任湖廣總督的孫嘉淦的斥責,對其懷恨在心,于是兩人合謀捏造了這一奏稿誣陷孫嘉淦。這樣,偽奏稿案已經“真相大白”。

當月,乾隆就降下諭旨:盧魯生凌遲,劉時達斬立決。隨后通告全國,偽奏稿案主犯已經歸案,其他傳抄諸人全部赦免,但官員不能免罪。

就此,歷時一年零七個月、蔓延全國17個省,牽連上千人入獄、數十名大員受到處分的偽奏稿案匆匆了結。

只是,這一案件了結得太過倉促,稱得上漏洞百出,很難令人信服。奏稿中彈劾了不少大臣,其中有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和尚書訥親,但這四個人中有三個已經死了,另外一個也退了休,那盧、劉二人為何還要冒死彈劾這些人呢?從結案過程看,盧、劉本來是孤立的兩個案子,合為一個案子后,在乾隆的催促下兩人居然沒有對質就被匆匆結案處死。按乾隆的說法,該案已經“全行昭著、無可候質”,顯然人工斧鑿之處太過明顯,令人生疑。

后世的學者多認為,這一案件更可能的真相是:十幾年前,也就是早在乾隆三年,此奏稿的雛形就已經出現,彈劾的是鄂爾泰等幾個掌握實權的大臣,當時乾隆認為這要么是“忌嫉孫嘉淦之人造此說以排擠之”,要么是“趨附孫嘉淦之人”借機炒作,以提高孫嘉淦的名聲,對其不必深究,只要禁毀即可。沒想到十幾年后,這份奏稿的內容增加了許多,進而形成了一個如此龐大的案件。如果確系如此,盧魯生、劉時達等人只能是替罪羊了。

綜觀這起偽奏稿案,實乃乾隆不惜耗費人力物力,親自導演的一場聲勢浩大的跨省追捕。聯系當前頻發的因網上發帖而跨省追捕的事件,兩者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甚至是一脈相承的。某些地方出了問題,捂蓋子的觀念根深蒂固,看到網帖的負面影響,便擔心網帖會給自己抹黑,從而引起上級關注和輿論聚焦,于是輕易發動跨省追捕。

他們沒有想到,跨省追捕的成本和代價更高,因為濫用權力會給自己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這樣的后果使政府公信力遭到損害、干群關系緊張,官員自己也因此被問責丟官,實在是得不償失。

消除跨省追捕,為政者還是要及時發現問題,做到聞過則改,變堵為疏,主動化解矛盾,與民意形成良性互動。如此,因言獲罪和跨省追捕就不會再一次次上演。

編 輯/孫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