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學及其未來

■[美]杰拉爾德·普林斯文 易艷萍 徐玉萍譯

敘事學及其未來

■[美]杰拉爾德·普林斯文 易艷萍 徐玉萍譯

經典敘事學;后經典敘事學;敘事特征;敘事種類

從一開始，敘事學便一直以爭議、分歧和變革為標志。列維－斯特勞斯駁斥普羅普;格雷馬斯和布雷蒙徹底修正他;范·戴克重構托多列夫的理論;眾多實踐者對他們研究范疇的本質意見不一。的確，從不同角度觀察，這一學科的歷史化，取決于人們是希望進行封閉式研究還是開放式研究;是希望與相關傳統“僅僅連接”還是分離開來;是希望始終歷史化還是抽象化。取決于人們認為它是理論還是科學。取決于人們是提倡拓展研究還是青睞限制。真正一致的觀點尚未達成，敘事學家經常采用復數形式(如“narratologies”)或者同樣經常求助于修飾性或“連字符”表述方式便表明了這一點。目前，有人從對話和現象學角度對敘事學進行調整;有人采用亞里士多德式研究方法對敘事學進行解構主義的思考;有人進行認知視角的研究，從歷史和人類學角度的審視，女性主義視角進行評估，后殖民主義視角的質疑以及從身體角度進行的探索。事實上，這一情形經由所謂經典和后經典敘事學之間的區別日漸得以佐證。①

在其經典階段，敘事學是一門由科學推動、受結構主義激發的對敘事進行研究的學科，它不僅研究所有可能的敘事在敘事方面彼此相異的原因。它回指索緒爾語言學，關注敘事語言而非敘事言語，關注使敘事具有意義的元素而非敘事所具有的意義。敘事學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特別成功，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法國或法語學派奠基人 (羅蘭·巴特、茨維坦·托多羅夫、杰拉德·熱奈特、A．J．格雷馬斯、克勞德·布雷蒙)，像米克·巴爾或西蒙·查特曼這樣的重要繼承人，遠方親戚如韋恩·布思、弗朗茨·史坦澤，俄國詹姆斯式－美國形式主義鼻祖。它從概念上區分了Gehalt和格式塔(Gestalt)，或者——如葉爾姆斯列夫慣常所說——實質和形式。它從受敘內容和敘述表達的形式中找到敘事的特殊性。它認為差異可以說明不同敘事文本之間的敘事差異。它以共時而非歷時的方式對構成其范疇的所有可能的敘事進行考量，聚焦于技巧和創作問題而非作者意圖、接受者反應或語境情勢和功能。此外，敘事學也是形式主義的，因為它認為敘事形式的無限多樣性緣于有限的不變要素的不同組合，并致力于創造描繪這些要素組合的形式模型。事實上，已經推出了眾多這樣的模型。②

后經典敘事學——沒有很多法國特色而且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打下印記——呈現的是相對不同的圖景。顧名思義，它不是對經典敘事學的否定或摒棄，而是經典敘事學的延伸、擴展和精進。后經典敘事學包括作為其關鍵性階段或組成部分之一的經典敘事學，它反思并重新語境化經典敘事學，暴露其局限性，但探索其可能性，保留其基礎，重新評估其范圍，構建新版經典敘事學。后經典敘事學提出了經典敘事學曾提出過的問題:例如，與非敘事對立的敘事是什么?敘事有多少可能的種類?什么可以增加或減弱敘事性?但是，它也提出了其他問題:關于敘事結構、句法形式和現實世界觀念之間相互作用的問題;關于敘事功能而不僅僅是其產生作用的問題;關于這個或那個具體的敘事意義而不僅僅關于所有敘事怎樣產生意義的問題;關于作為過程或生產而不僅僅是作為產品的敘事的問題;關于語境和表達方式對接受者的反應的影響的問題;關于與作為其基礎的體系相對立的敘事歷史的問題以及諸如此類等等問題。對其最具激情的支持者來說，甚至似乎沒有任何問題——在敘事文本或其無限多的語境中沒有什么——是與后經典敘事學相異的，而且這一術語幾乎等同于“敘事研究”(narrative studies)。

經典敘事學與后經典敘事學之間的一些區別也許不是特別顯著或者令人信服。例如:人們說后者比前者牽涉更多工具，它不再只是索緒爾語言學，而是計算語言學、對話分析、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不僅是語言學，而且是文本、交際和認知科學提供的所有資源。然而，如其術語的多樣性所示，經典敘事學也曾經借鑒眾多而又多樣領域的資源。如，生成語言學(深層結構、表層結構、轉換)、光學(焦點和聚焦)、拓撲學 (同倫的或者異序的)、視覺藝術和控制論科學(構架)、博弈論(行動)和性學(高潮)。與此相似，后經典敘事學可能不是形式主義，而且可能認為敘事作品的形式說明該作品的敘事特殊性，盡管這是事實，但后經典敘事學對形式和對形式的研究非常感興趣也是事實。但其他差別不可否認更為重要，尤其是涉及它所提出的問題的范圍。經典敘事學甚至在肯定語境重要性的時候，仍忽視語境，(暫時地)設定其界限，(人為地)加以限制，或者使其成為文本的一部分并(無意地)將其淹沒;而后經典敘事學，就在肯定文本重要性的時候，能夠通過把文本變成語境的一部分的方式將其淹沒。經典敘事學曾努力專注于敘事方面的具體問題，而后經典敘事學則熱衷于研究“與同時是語言、文學、歷史、傳記、社會和政治的所指語境相聯系”的敘事。③例如，假定有一個像“約翰成為美國冠軍，然后成為世界冠軍”這樣的虛構文本，人們可以問該文本再現了多少事件 (一個經典問題)，人們還可以問為什么突出約翰而非娟、陀、瑪麗或者簡(一個后經典問題)。

然而，無論經典與后經典敘事學之間的差異是否顯著;無論人們把前者看成是后者的一部分還是看成與后者不同;無論人們研究敘事時是否喜歡戴上經典或后經典眼鏡，青睞形式主義、女性主義或者后殖民主義的研究方法，擺在眼前的有眾多任務，這些任務為敘事學勾勒出至少一部分未來，經典敘事學家和后經典敘事學家可能堅持不懈地執行或者可能承擔這些任務。

在這些確定無疑、永無止境的任務中，最明顯的也許是對敘事的本質問題進行評估并達成共識，對諸如“所有敘事的(一些)基本特征是什么?”等問題給出統一的答案。例如，我們知道敘事學家對敘事性的必要、充分條件的問題存在分歧:一些人把敘事定義為敘述至少一個事件(或者二個、或者三個、或者甚至四個事件)的文字生產，其他人卻將它們定義為對事件(包括非文字事件)的任意一種再現。此外，一些人認為敘事必須要有因有果，要置于人類經驗中，要構成一個整體。其他人不贊同大多數、一些、或者任何這樣的規定。④然后，盡管存在這些分歧，我認為敘事學家不僅贊同敘事再現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情境和事件，而且贊同敘事是可以拓展或者加以概括，可以通過諸如聯結、嵌入、交替等明確的方式與其他敘事結合起來，而且它們可以從更大的敘事中摘錄下來。

另一項重要且需長期進行的任務是借助舊的或者新的眼鏡和工具，通過研究傳統或新近的資料，來審視特有的敘事學特征及其類別。敘事學不僅試圖闡釋敘事共性，而且試圖闡釋敘事多樣性，常通過提供龐大數量有關敘事的問題來構建批評工具箱——眾多描述工具，用以捕捉它的特殊性、找到或者支持某些闡釋性的結論。以敘事技巧為中心的悠久批評傳統表明，任何敘事描述性陳述都能夠成為一種解讀的跳板，任何技巧特征都能夠引起意義構建，任何“怎樣”都可以引發一個“為什么”。相反，對具體作品進行的敘事學研究，可以檢驗敘事學的范疇、分類和論據的有效性和精確性，鑒別敘事學家(可能)已經忽視、低估或者誤解的(多少有點重要)的因素，(可能)導致敘事模式的基本重塑。這種文本研究，尤其是對所謂“非自然”(即非傳統)敘事的探討，的確揭示了荒謬的框架、異趣的聚焦、不規律的順序、怪異的時間性和怪誕的模態。⑤更為普遍的是，對敘事學概念和方法的重新審視已經成倍增加、呈現多樣化、得到改進和精進。例如，在聚焦和視角領域，除了視角的標準類型(即非限制性視角或者“全知全能視角”、內視角、外視角)，除了假說觀點(敘述者或人物關于在敘事中從某個位置可能感知或者可能已經感知的東西的假說)，人們還可以區分更怪異的情形，如復合視角(當一個以上的聚焦者——同時(一致或者不同地)——感知一組要素時)、非確定視角 (當不存在可以辨認的特定聚焦者時)、不可決定視角 (當不可能確定兩個或多個具體實體中的一個起到聚焦者的作用時)或者分裂視角(當一個聚焦者對相同的事物或事件進行兩種或多種不同但同樣充分的再現時)。在敘事調節或缺少敘事調節的領域里，人們能夠指出自由直接引語不僅產生自一個個體也產生自一個 (或多或少)異質的群體或集體，產生自多重聲音的“我們”而非單獨聲音的“我”;人們能夠指出與僅有雙重聲音的自由間接引語相對立的多重聲音的自由間接引語，混合幾個語言情境而非僅有兩個語言情境的自由間接引語。在時間領域里，除了時間順序和時間誤置外，人們可以區分無時間順序的情形(在此情形中某些事件喪失與其他事件的時間聯系)，反時間順序的情形 (在此情形中以不一致或互相矛盾的方式標記事件的時間)，或者多重時間順序的情形 (敘述涵蓋和利用時間安排的多重價值體系，包括像“未確定位置的相對時間坐標點x”這樣的價值或者概念)。

除了拓展和系統化敘事知識，擴大敘事學批評可使用的工具等任務之外，敘事特征、種類和框架的重新考察與第三項關鍵性的敘事學任務也密切相關。敘事的任務不是標注用以生成敘事成分的特征，而是闡釋它拿什么來處理后者;不是確立我們關于敘事及其功能的知識，而是詳述理解其意義以理解它們。毫無疑問，這樣的理解很難進行定義。但是，我相信理解敘事確實包括回答涉及在再現的世界里發生了什么、在誰(或者什么)身上發生、在哪里發生、什么時候發生、怎樣發生、為什么發生等問題的能力，包括總結和拓展敘事而不與這些問題的答案相矛盾的能力，包括解義敘事的能力。

也許，這第三項任務的性質部分地解釋了認知敘事學以及諸如自然敘事學、修辭性敘事學或心理敘事學這類相關學科的興起。這些敘事學的研究興趣在于文本和制造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制造者施加給制造活動的各種不同(心理的、文化的、歷史的)語境，制造者為(重新)構建他們意圖理解的敘事而依據的框架、腳本、圖式、偏好原則、實用指南或者符號原則。⑥當然，理解涉及、源于和影響百科的、符號的和邏輯的操作，也涉及、源于且影響情感及情感反應。例如，對一特定人物感同身受或者對一個特定結局懷抱好奇心，人們便會將注意力集中到文本的某些部分。盡管研究敘事的學者 (來自東西方，來自印度或古希臘)早就認識到敘事與情感之間的聯系的重要性，盡管近年來羅蘭·巴特(堅持敘事是交流單位、遵循從謎語到解決的發展軌跡)、威廉·拉博夫 (強調敘事評價和敘事效果)、梅爾·斯騰伯格(強調好奇、驚奇和懸疑的重要性)、拉斐爾·博洛尼、帕特里克·可耳目·霍肯、蘇珊·金恩等理論家們都為情感留下敘事空間，但是，后者在敘事研究中相對來說被忽視了，情感敘事學應該得到發展⑦。

此外，敘事理解問題引發人們對神經敘事學、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對生物敘事學的闡釋。除了研究情緒、情緒激發、情緒波動、情緒配價的生物關聯，生物敘事學標示出大腦區域與特定(一套)敘事特征或它們的相互作用的關系，探討敘事紊亂，如不能在故事形式中整理經驗或者不能考慮事件序列展示中的虛擬現實。

第四項重要的敘事學任務與認知、情感，或者更泛泛而言，與生物學相關，研究“為什么”的問題，而不是“什么”或“怎樣”的問題。羅蘭·巴特曾指出:激發海量模型的無數種敘事——神話、傳奇、文學以及新聞或者日常對話——通過各種媒介來表達，這些媒介包括從口頭、書面和符號語言到靜態和動態圖片或者到這些不同媒介的某種組合。再者，敘事“存在于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和任何社會;的確，敘事以人類歷史為起始;沒有、從來不曾有沒有敘事的地方、沒有敘事的民族;所有階級、所有人群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且這些故事常常為具有不同甚至對立背景的人們所喜愛……如生活本身，(敘事)一直都存在，跨越國界、歷史和文化?！雹鄶⑹碌钠帐佬钥梢耘c其功能的多樣性和重要性相聯系。再現發生了什么和探討可能發生什么，例如，整理經歷、提供事例，或者陳述觀點，解釋個人運數或群體命運，解釋個體或者群體特征，解讀時間的意義和賦予時間意義，更不用說令人情感得到凈化或給予快樂。過去幾十年所謂的“認知轉向”導致人們強調并審視作為產生意義的機制、解決問題的工具、人類認知的基本模型的敘事。與此相伴，人們考察敘事及其多樣化在進化理論框架內的合宜方式，它們能給予的存在優勢類型，它們再現的進化適應性層面，它們構建的適合性特質類型，與它們具有的進化特征、機制和程序相聯系。

顯然，有無數其他敘事任務或敘事問題都或多或少與我剛才討論過的敘事問題有關系。諸如此類的問題，(這種類型或那種特征的)敘事有過怎樣的發展歷程?交流媒介與敘事形式有什么關系?發展敘事能力即生成和處理敘事的能力要經歷那些階段?為什么有些敘事類型比其他類型被人們更經常地使用?為什么有些敘事形式在某些時候或者某些地方被人們更經常地使用?

現在，我提到的大多數任務(如果不是所有任務)都涉及要求基于經驗來解決的經驗問題。不論敘事學家采取經典的或后經典的立場，都應該通過經驗或實驗(跨文化和跨媒介)研究來努力鞏固他們的學科。理論應該與實際相一致，地圖應該與區域相對應，模型應該與被模擬的對象相符合，描述敘事能力的適當的敘事模型不僅應該明確完整而且應該符合實際。在眾多讓人迷醉的建議——來自托多羅夫、格雷馬斯、范·戴克和其他人——提出后，建造模型的沖動似乎已經消退。⑨但對我來說似乎很清楚，建造這樣的模型，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對于本學科的一致性和它的(僅為人類)客體的系統研究都是至關重要的。

注釋

①參見 David Herman，“Scripts， Sequences， and Stories:Elements of a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PMLA 112(1997):1046 －59;David Herman， ed．， 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Columbus:Ohio State UP，1999);Monika Fludernik，“Histories of Narrative Theory(II):From Structuralism to the Present”in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Rabinowitz， eds．，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5)，36－59等。

②參見Teun A．van Dijk， Some Aspects of Text Grammars: A Study in Theoretical Lingusitics and Poetics(The Hague:Mouton， 1972);Gérard Genot， Problèmes de calcul du récit， CRLLI 10 (Paris:Université Paris X － Nanterre，1976)等。

③見 Susan Lanser，“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Style 20(1986):145．

④參見 Jean－Michel Adam， Le Récit(Paris:PUF，1984)and Le Texte narratif(Paris:Nathan，1985);Claude Bremond， Logique du récit(Paris:Seuil， 1973);Didier Coste，Narrative as Communica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Monika Fludernik， Towards a“Natural”Narratology(London:Routledge，1996)等。

⑤參見Brian Richardson，Unnatural Voices: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⑥參見Marisa Bortolussi and Peter Dixon，Psychonarratology: Foundations for the Empirical Study of Literary Response(Cambridge:Cambridge UP，2003);David Herman，ed．，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Stanford:CSLI Publications，2003)等。

⑦參見Patrick Colm Hogan，The Mind and Its Stories:Narrative Universals and Human Emo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等。

⑧見 Roland Barth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New Literary History 6(1975):237．

⑨參見 Selmer Bringsjord and David A．Ferrucc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iterary Creativity:Inside the Mind of BRUTUS， a Storytelling Machine(Mahwah， 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0);R．Raymond Lang， “Story Grammars:Return of a Theory”in Michael Mateas and Phoebe Sengers，eds．，arrative Intelligence(Amsterdam:John Benjamins， 2003)，199 －212 等。

敘事學自創始以來便以爭議、分歧與變革為標志，歷經經典和后經典兩個發展階段。經典敘事學是一門由科學推動、受結構主義激發的對敘事進行研究的學科;后經典敘事學則是經典敘事學的延伸和擴展。敘事學家未來面臨著眾多任務，其中，最重要的四大任務是:評估敘事本質問題并達成共識;重新考察敘事特征、種類和框架;理解敘事;研究“為什么”的問題。不論敘事學家采取經典的抑或后經典的立場，都應該通過經驗或實驗(跨文化和跨媒介)研究來努力鞏固敘事學。

I0

A

1004－518X(2012)01－0029－05

杰拉爾德·普林斯(1942—)，男，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杰出講座教授，國際著名敘事學家，主要研究方向為敘事學、現代法國文學;易艷萍(1966—)，女，湖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湖南長沙 410081)徐玉萍(1977—)，女，長沙醫學院英語系教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湖南長沙 410219)

【責任編輯:張 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