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歷史主義的元歷史敘事

■吳學麗 李秀金

新歷史主義的元歷史敘事

■吳學麗 李秀金

新歷史主義;元歷史;歷史意識

一、歷史意識回歸中的歷史敘事

傳統上，文學與歷史就有著難以隔絕的關系?！拔膶W位于人文學科中，它的一邊是歷史，另一邊是哲學。由于文學本身不是一個系統的知識結構，于是批評家必須從歷史學家的觀念框架中去找事件，從哲學家的觀念框架中去找思想?！盵1](P12)傳統的文學批評簡直就等同于歷史主義批評，這種歷史主義的文學批評包括三方面的內容:第一是把文學看成一種歷史現象，對文學文本提供必要的歷史背景性的材料，以對文本本身進行說明。第二是對作家的研究。具體說是對作家生活和寫作歷史的研究。第三，傳統的歷史研究把文學作品看成是一系列歷史和自然作用力的結果，也就是按照法國歷史學家泰納所歸納的“民族、環境和時代”三要素去看待文學。[2]這種傳統的歷史主義文學研究明顯突出文學的社會性和意識形態性(倫理性)，有著強大的話語力量和長久的學術影響。

傳統的歷史研究主要著眼于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研究，以不同進路尋求“歷史真實”和歷史發展規律，是一種歷史哲學研究。從亞里士多德、希羅多德到培根、伏爾泰、盧梭，再到萊辛、康德、黑格爾，到施本格勒、湯恩比等，形形色色的歷史哲學研究綿延不絕?！拔覀儼l現他們都有一種證明包羅萬象的法則或模式的企圖，用這種模式來解釋現存事物的(歷史的)起源，同時探尋歷史的目的或終結，或者至少想為重大事件的發生經過提供基本規律和一種宏大敘事?！盵3](P11)反映在文學史研究中，普遍做法就是用文學去印證社會政治、經濟甚至軍事史的發展邏輯，構建起所謂宏大敘事。宏大敘事研究重視社會變動的律令和歷史演變軌跡，其闡釋方法有著濃厚的社會意識形態意味，構成傳統文學文化研究的一條主線，是最具影響力的文學研究。到了20世紀后現代社會文化語境里，復雜的社會運作機制和人的心理世界的巨大變遷，使得傳統的社會意識形態視角并不能涵蓋一切復雜的社會現象和個體人的精神現象。面對新的文化現實，傳統單一性的社會學思維方式和敘事策略顯得捉襟見肘，處境窘迫，宏大敘事研究的客觀生活反映論受到諸多質疑而顯現出機械偏執的一面;同時，宏大敘事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和意識形態沖動為各種文學工具論大開方便之門，也引發了文學主體性的問題而廣為詬病。正是在此點上，形形色色的分析哲學和形式主義文學研究才有機可乘。

就文學研究而言，相對于傳統文學研究的社會性，形式主義文學研究提出文學性這一概念作為應對策略，力圖從學科邊界的角度重新明晰文學的內涵本質。所謂文學性，就是“關于文學的一般性質”，同時也指“文學與其他活動相區別”。文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文學性”[4]。文學性成為區別文學研究與非文學研究的概念，也成為顛覆傳統社會學文學研究的基石與策略。借助這一概念，在20世紀相當長的時間里，基于對傳統歷史主義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反動，以注重語言分析和命題邏輯形式的歷史分析哲學思潮成為西方文化界的主流，并廣泛滲入諸人文學科之中，引導文學走向所謂的內部研究，催生了包括新批評和結構主義這樣影響深遠的文學研究流派。這些形式主義的文學研究以不同的方式對傳統文學研究進行了革命性顛覆，建立起對文學進行內部研究的文學話語與文本策略。在此情況下，關注社會性意識形態性的傳統文學研究不斷受到詰難質疑，甚至被拋棄，最終由話語中心逐步退化為邊緣性存在，基于反映論、目的論的傳統現實主義文學中常見的歷史意識近乎淪為落后時代的代用語，無論是敘事修辭學還是結構主義，有關的形式主義文本研究話語對語境問題都普遍采取疏離、遺忘甚至是不言而喻的禁忌式態度。在文本研究的名義下，各種形式主義研究立足文學表達形式和修辭技巧，盡力把文學和社會歷史分開，最終使文學研究完全脫離社會語境而走進自為的文本世界。

然而，在否定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這樣有失偏頗的論斷后，一些形式主義文學研究很快走上了全面的內部研究，并在切割文本與語境的話語實踐中把文學研究演變為對文本的無限解構和語詞游戲，最終走向自我解構的陷阱。應該說，形式主義文本研究對確立文學的獨立性、糾正傳統歷史主義機械反映論的偏頗成效顯著，但文本形式與語境或隱或現的關系總是形式主義文本研究難以長期繞過的障礙。因此，20世紀70年代以來，不斷有聲音質疑形式主義文本分析的再現能力，并在歷史文本的語言學分析中質疑歷史分析哲學的歷史客觀性和真實性。正如反映論文學觀走上極端淪為機械主義而受到詬病一樣，文本研究的形式主義極端化引發新的質疑與反彈不可避免，新歷史主義的機緣就此產生。在此背景下，新歷史主義的興起具有重要的歷史轉向意味，它以某種形式的歷史意識回歸，表達了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現象顯然無法徹底切割其與社會歷史復雜的關系，回應了后現代社會語境中的歷史真實性問題，被視為代表了歷史研究由分析哲學方法轉向為思辨哲學方法的新趨勢。

當然，新歷史主義的歷史意識回歸并不是簡單地回歸傳統的歷史主義，而是植根后現代文化語境，經歷了一定時間的孕育和演變，融合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結構主義理論、?？碌脑捳Z權力學說、西方馬克思主義社會批評理論等諸多話語理論，最終才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話語存在。新歷史主義發端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代表性人物是哈佛大學的格林布拉特和斯坦福大學的海登·懷特。格林布拉特致力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研究，把文學史看成人的心靈自我塑造。他在1980年出版了著作《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從莫爾到莎士比亞》，成為新歷史主義文論興起的發軔之作。1982年，他為《文類》雜志文藝復興研究專號撰寫的導言中，正式提出“新歷史主義”這一概念，從此“新歷史主義”開始為學界廣為接受。1986年9月，格林布拉特在西澳大利亞大學做了《通向一種文化詩學》的演講，著力探討了文學藝術與社會生活的互文關系，提出以文化詩學研究替代形式主義的文本研究。和格林布拉特偏重文學批評不同，海登·懷特進行了相當多的理論研究。他從歷史哲學出發，關注19世紀歐洲歷史，注重元史學的架構和話語轉義學的研究，提倡歷史敘事詩學，嘗試在文學文本與歷史文化語境的互動關系中獲取歷史敘事的“真實”。懷特一系列創新性見解，確定了新歷史主義的地位和基本的學術邊界，他因此成為新歷史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

二、元歷史維度中的歷史敘事闡釋

1973年，懷特在他的《元歷史》一書中正式提出“歷史詩學”(the poetics of history)。他主張文學批評進行“歷史轉向”，回歸“歷史真實”，表現出一種歷史回歸意識。但這種回歸顯然是表象甚至是假象，因為新歷史主義并沒有興趣講述傳統歷史主義那些“真實”宏大敘事，這從新歷史主義否定與馬克思主義相聯系的舉動可見一斑。格林布拉特認為新歷史主義無意歸附馬克思主義，即使和馬克思主義相關，那也是一種變節的關系。[5]新歷史主義生成于后現代文化背景，正是結構主義大行其道的時候，無論德里達還是?？?，都強調了語言的非確指性、文本的多義性、意義的無限延宕性、結構的非連續性和差異性。懷特大量采用后結構主義觀念方法并以此對抗形式主義研究的歷史虛無，但他所謂的歷史真實并非僅指大寫的單數“History”，而是小寫的復數“histories”，歷史不是線性發展的完整的歷史進程，而是包含文化寓意和歷史象征意味的片段式、碎片式存在?；跉v史文化寓意的認識，懷特認為，對歷史文本中零散的逸聞趣事、偶然事件等流于表象的“社會景觀”有著被忽視的文化意味，對其歷史內容的話語性闡釋可以顯示出文本與社會世風、意識形態的復雜糾葛，重構文本產生的“文化氛圍”或“歷史語境”。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歷史學的主題已經從社會的結構和歷程轉移到廣義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面來”[6](P11)。

“敘事遠非某種文化用來為經驗賦予意義的諸多代碼中的一種，它是一種元代碼(meta-code)，一種人類普遍性，在此基礎上有關共享實在之本質的跨文化信息能夠得以傳遞?！盵7](P2)懷特的這一認識意味深長——他用貌似形式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了敘事的構成要素、事件的情節編排之后卻指向了文本歷史性的探究 (即他所謂的歷史話語的深層結構)，以此嘗試重構歷史的真實場景，確立宏大歷史敘事被解構后的歷史新維度——元歷史哲學(Metahistory，又譯作“元史學”)。懷特在《元史學》里通過對19世紀歐洲8位歷史學家經典著作的分析，指出:“總的目的是要確定經典敘事中出現的有關歷史過程的不同觀念的相同特點。另一個目的是要確定當時的歷史哲學家用以證明歷史思維的不同理論。為了達到這些目的，我將從最明顯的方面看待歷史著作，即是說，把歷史著作看作以敘事散文話語為形式的語言結構，其目的是要成為過去各種結構和過程的一個模式或肖像，以便通過再現來說明他們究竟是什么?！盵8](P370)懷特的史學研究最終回歸到其元歷史哲學觀上?！耙话愣?，Metahistory(元歷史)廣義上指歷史哲學，尤‘思辨的歷史哲學’(而與分析批判的歷史哲學相區別)。其方法論原則是力圖建立一套闡釋原則框架，以說明歷史發展的進程和規律?！盵9]即認為任何具體的史學研究都是在特定的歷史哲學觀和方法論的框架中進行的，對歷史事件的敘述與闡釋是一種敘述話語。在“元歷史”的理論視野下，歷史敘事不再是非連續性、偶然事件的展開，而是表現為“以敘事散文話語的語言結構”[8](P370)或者模式。通過這種敘事模式，歷史的本來面貌才能得到呈現。于是，在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語境與文本的詩性闡釋中，對歷史整體提供一個闡釋原則框架——類似某種形式主義的“元歷史敘事結構”，從而為歷史進程的“整體”提供一種意義，并展示一種歷史過程或者規律，就成為“元歷史”的基本內容和目的。

歷史在傳統上一般被認為是過去時間里發生的現實，如同時間的一維性，歷史也被認為是客觀真實不能被復制的?！皻v史在當時往往被描繪成單線程的、進步的，并且具有宏大敘事的形式?！盵3](P7)在傳統歷史觀受到后結構主義的沖擊后，?？绿岢?歷史不過是一種真實性的幻想，它也是一種文本因而也是可以闡釋的。這便為新歷史主義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啟發。海登·懷特沒有直接否定歷史的客觀真實性，但他從歷史文本性出發認為歷史不可能想當然存在客觀真實性，歷史是在一些基本事實的基礎上，對歷史進行一種編碼式的敘述，從而使得大眾能理解與接受?！安徽摎v史事件還可能是別的什么，它們都是實際上發生過的事件，或者被認為實際上已經發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事件。作為這樣的事件，為了構成反映的客體，它們必須被描述出來，并且以某種自然或專門的語言描述出來。后來對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釋，不論是自然邏輯推理的還是敘事主義的，永遠都是對先前描述出來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釋。描述是語言的凝聚、置換、象征和對這些作兩度修改并宣告文本產生的一些過程的產物。單憑這一點，人們就有理由說歷史是一個文本?！盵10](P499-500)這種文本表現為經過加工整理并經過意識形態化的完整性語言制品，其深層結構是融合了當代精神和意識形態等文化寓意的話語結構。

懷特認為，歷史總是存在于歷史文本之中，歷史書寫的方式很多，但敘事始終是歷史文本生成的主導模式也是歷史書寫的主要方法。傳統的再現論反應論史觀追求歷史的客觀性和必然律的單數歷史的解釋，屬于歷史編纂學范圍。這種歷史是一種“文化系統”，而社會制度和實踐，其中包括政治在內，都被解釋為這個系統的功能。所以，傳統的建立在邏輯推理和歷史必然律上的歷史再現式書寫，把當代人歷史閱讀過程變成了被動接受的過程，排除了當代人闡釋歷史的主動性，缺少當代人的精神對話關系因而并不真實。任何歷史事實都需要經過某種語言的描繪才能得到解釋，這決定了歷史書寫必然包含一種深層的詩意的語言結構，并且充當了一種未經批判便被接受的范式[11](P4)，這個“未經批判便被接受的范式”就是懷特所講的“詩性預構”。歷史敘事文本包含的深層語言結構性內容，其本質上通常是詩意的，尤其是語言上的。這種結構性內容充當了一種特定“歷史”解釋應該毫無批評便接受的范式。在所有的歷史作品中，這種范式的作用是當作一種“元史學的”要素，它比專題文章或資料性報告有更大的理解空間。

三、新歷史主義敘事的文化意味

新歷史主義生成于后現代文化背景，其理論淵源并不是單線相傳的理論承繼關系，而是有著龐雜的多元化理論背景:“一是解構主義關于文本的論述;二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評理論;三是?？掠嘘P權勢與知識的關系的論說……最后則是Clifford Geertz的人類文化學?！盵12]另外，加達默爾的闡釋學理論對于新歷史主義的啟示也絕對不容忽視。因此，新歷史主義的歷史敘事轉向理論啟發文學研究的轉向，并不意味文學研究重新轉向傳統的社會史和作家生活史，而是要通向一種基于歷史情境主義策略的當代性文化批評，力圖在共時性的歷史情景(語境)中重構歷史文本的文化面目。情景主義的解釋策略以對現象領域的描述為特色?！扒榫持髁x被認為是元理論反思的產物，它意味著理論和方法上的自覺，意味著這樣一種認識，既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存在于歷史之中(而不是僅僅存在于自然之中)，也就是說，它們能夠以一種自然科學研究對象一般不會被認為的那種方式被賦予個性?！盵13]在對歷史闡釋的情境主義敘述策略中，形成了新歷史主義的敘事結構，也形成了具體歷史文本的敘事風格。懷特認為，新歷史主義“要表現社會實在就需要把描述事件、行為、結構和過程與它們的歷史情境之間存在的關系，作為它們要求真實性的一個必要條件以及要求現實主義的一個充分條件……或者更確切地說，其特點都是將它們在多少是敘事性的話語中為了種種社會現實的表現而提供的策略情境化，這在事實敘述中表現為歷史主義，在虛構敘述中表現為現實主義”[13]。這就表明，對于新歷史主義而言，新歷史主義不是要否定歷史真實，也不是簡單回歸傳統歷史主義，而是要回歸歷史語境去觸摸歷史真實，是回歸歷史語境的文化真實。

新歷史主義認同克羅齊的“一切歷史是當代史”、柯林伍德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14](P244)”的觀點，認為文學史寫作就是當代思想史的書寫，文學歷史文本也必然是一種當代話語形式，否則只能是對歷史的編纂而不能成為一種“歷史”，不能將“編年史”、“文學史”之類的著述和“文學史文本”等同。蒙特魯斯說:“我們的分析和理解必然是以我們自己的歷史、社會和學術現狀為出發點，我們所重構的歷史(histories)，都是我們作為歷史的人的批評家所做的文本建構?！盵15](P257)對歷史文本的闡釋解讀伴隨著當代意識形態和歷史哲學，帶有相當程度的當代性和主觀性，夾雜了諸多意識形態邏輯和個體判斷，但新歷史主義的歷史文本是建立在歷史真實性的基礎上的，歷史敘事并不是隨意拼貼杜撰的敘事游戲，而是植根于“自己的歷史、社會和學術現狀為出發點”，由“作為歷史的人的批評家”做出的。因此，表面上看來個性化的歷史文本實際包含了一個時代對歷史闡釋的共同理解，是一個時代“視閾融合”的產物，體現著一種當代歷史精神。這種歷史主義精神是意識形態化、詩化的精神，是一種更抽象更能與當代人對話交流的當代精神。

“由于文學理論習慣于把文本當作一個整體 (即小說)，因而期待在這里能夠發現某些有助于歷史哲學家分析歷史文本的理智工具，似乎是合理的?！盵16](P5)在歷史敘事中，歷史既然要經過敘述者的話語建構，具有無法回避的主觀性和傾向性，因此，歷史話語總是具有虛構性。面對歷史語境中文本與歷史、文學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歷史文本的闡釋必然是主客觀一體的話語實踐，其本身既是對社會生活和歷史事件的闡釋，也是人們對歷史事件的主觀選擇和意識形態意蘊的呈現和描述，離不開比喻、轉義等語言學內容。在此結構中，傳統的歷史與文學的關系被重新審視。歷史被認為是一種主觀性的敘事，那么“客觀的歷史”就不再“客觀”，其與“虛構”的文學差異何在呢?如此，新歷史主義顛覆了傳統宏大敘事的歷史客觀性，也解構了遺忘歷史語境的形式主義所謂科學的“文學性”研究。歷史與文學的邊界消失了，建立在邏輯推理上的歷史客觀性也就不再存在。這就產生了“文本的歷史性”、“歷史的文本性”這樣互文式話語敘事結構。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表面看來不同，但實際上呈現出異質同構的關系。文學與歷史的互文式結構表明了兩者相互滲透、相互構塑的張力，顯示了任何敘事都難以脫離審美與意識形態的雙重內涵。新歷史主義由此建立起獨特的歷史觀和歷史敘事文本。

可以說，當代西方文論界發生的重要嬗變之一就是新歷史主義的興起。新歷史主義來源于西方“歷史主義危機”之后，歷史問題作為文學理論研究的一個難以回避的維度重新引起人們關注。在追問歷史與文學的關系中，新歷史主義開始重新解讀文學史和文化史，“嘗試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將形式主義分析模式與一種歷史地灌注的、對于社會科學知識產生模式與它的社會文化情境之間獲得的關系而具有的敏感性結合起來”[13]。新歷史主義疏離了極端形式主義文本研究，在歷史與文學的融合中探究語境研究的當代意義，形成了自己的理論特征，推動著文學批評向文化批評演變。20世紀80年代以后，新歷史主義逐漸形成很有聲勢的文學批評流派，成為糾正形式主義文本研究偏執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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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歷史主義的興起具有重要的歷史轉向意味，它以某種形式的歷史意識回歸，表達了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現象顯然無法徹底切割其與社會歷史復雜的關系，被視為代表了歷史研究由分析哲學方法轉向為思辨哲學方法的新趨勢。新歷史主義嘗試重建元歷史的敘事維度，認為歷史總是存在于歷史文本之中，敘事始終是歷史文本生成的主導模式也是歷史書寫的主要方法。新歷史主義敘事在文化上意味著回歸歷史語境的文化真實、體現一種當代歷史精神、建立起文學與歷史異質同構的互文式敘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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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518X(2012)01-0034-05

吳學麗(1971—)，女，山東省委黨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文化、敘事學;李秀金(1970—)，男，山東財經大學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文化、敘事學。(山東濟南 250103)

【責任編輯:張 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