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張大復

●文/李國文

晚明文人張大復，字元長，江蘇昆山人。生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死于崇禎三年（1630），享年77歲。

他的前半生，為戲曲作家。當時，在江南一帶的梨園行里，此人舉足輕重。因為戲劇界都熟知“劇本劇本，一劇之本”的說法，劇本的好壞，往往決定一出戲的成敗。所以，好劇本難求，好劇作家更難得。演藝界人，雖諳熟聲律，但不精通文史，下筆不了；一般文人，學問可以，對劇場藝術，卻未必能通其門徑而登堂入室，同樣，也難下筆。因此，要求劇本既具戲劇性，又具文學性，這是磨合難度很高的創作。于是，作為文章高手，又是戲劇行家，堪稱兩全其美的張大復，便成為最佳人選。

《世?？偰刻嵋贩Q他：“粗知書，好填詞，不治生產。性淳樸，亦頗知釋曲?！庇捎谒瞄L編寫傳奇雜劇，頗有票房賣點，很受業者青睞。故爾四十歲前，他一共寫了三十多部戲曲，平均一年兩出，總量超過英國的莎士比亞。但遺憾的是，他的這些紅過，火過的劇目，現在多不被提及，除專門研究中國戲曲史的冷門學者，他是一個幾乎無人問津的劇作家。

這就是大自然的生態平衡了，文學也好，藝術也好，誰也不能自外于這個歷史規律。嚴格講，小說詩歌，戲劇影視，都是時令貨，新鮮上市，光顧者多，時過境遷，拉架的黃瓜，就不值三文兩文了。你自己覺得好，敝帚自珍，也許果然是好，字字珠璣，可時光不饒人，新陳代謝，物競天擇，后浪奔逐，前浪隱沒，讀者不買賬，觀眾要退票的這一天，遲早會到來；也許你還活著，你的作品先你壽終正寢，不是沒有可能。這種因歲月無情的淘汰，而漸漸式微，而終于完蛋，而被人遺忘，而畫上句號，是中外古今作家的常規命運，誰也逃脫不了，誰也無可奈何。

西方有一個莎士比亞，東方有一個湯顯祖，也就足夠足夠了，太多的不朽，其實倒是不朽的大減價，大甩賣。于是，作為戲曲作家的張大復，被人忘得干干凈凈，也屬正常，沒有什么可惋惜的。不過，幸而他的散文著作《噓云軒文字》之中，一部十四卷，收文八百五十三篇的《梅花草堂筆記》，還真的被歷史記住了。這部書時下不難找到，尚有人閱讀，有人評介，有人褒貶，還有人爭論，這樣，他在晚明文學史上，認可也好，否定也好，得有一席之地。

四百年前的張大復，對當下那些崇尚淺閱讀，喜好快餐化讀物的人來說，恐怕是相當陌生的名字了。

應該說，這位作家，值得一顧，這部作品，值得一讀。顧了，讀了，能有多大的得，不敢保證，多多少少會有一點得，是肯定的。何況此書不長，用一天工夫，可以通讀三遍。第一遍，也許感覺一般；第二遍，你就會對他這些隨興而來，盡興而止，自由開闔，率意放松，由數十字到百多字寫成的小品，感到興趣，感到親切；第三遍，那“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漂亮文字，那“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語言張力，那“東關酸風射眸子”的動情篇章，那“風雨飄將去不回”的肆張意境，會讓你欣然共鳴，擊節贊賞的。

總之，他說不上是當時最好的作家，但也絕不是一個不值得一顧的等外品。

論文學水平，他無法與寫《牡丹亭》的湯顯祖比肩，論名聲地位，也不能與八面玲瓏，上下通吃的陳繼儒相比。但在這部《梅花草堂筆記》中，我們讀出他文章之瀟灑飄逸，筆墨之本色自然，絕無晚明文人中間那股招人討厭的腐儒味，拘泥迂拙的方巾氣；其品格之高狷自好，其心地之質樸孤直，既非同時代那些標榜清高，靈魂萎瑣的野狐禪，也無佯裝超脫，行止卑鄙的山人氣。他是個不結幫不結派，只有三兩文友的作家，無人為他抬轎子吹喇叭，無人為他開研討會眾口一聲阿彌陀佛，更無人為他出整版馬屁文章賠錢賺吆喝。因之，他活著時就不怎么景氣，死后當然益發蕭條。再說他這個人，既無名震文壇的野心，也無追趕主流的壯志，能夠無欲無求，遠離熱鬧，躲避名士，枯守茅廬，寫自己的小文章，圓自己的寫作夢，也就足矣足矣了。

這等人，有誰會在意？有誰會在乎？小報記者挖不出他的桃色新聞，評論家估計也拿不到他的紅包，各級領導很害怕他伸手討要救濟，當紅作家生怕沾上了他惹來霉運，都拼命遠離他。好在他知道自己是老幾，心態也頗安然，這是我最欽服他的一點。其實，這也未必不好，人分三六九等，貨分高中低檔，作家也是存在等級差異的，名片上印上國家一級作家，你的作品該狗屎還是狗屎。是什么就是什么，本色才是最自然的。任何朝代，出類拔萃的精英文人，終究是少之又少的。若是像菜市場的蘿卜白菜，論堆處理，那這個“類”，這個“萃”，基本上等于目前流行的這個文學獎，那個文學獎一樣，多了，濫了，也就沒有什么含金量了。

要知道，明末文壇之碼頭林立，之互相傾軋，之狗咬狗一嘴毛，之撕破臉相寇仇，之勾肩搭背抱團取暖，之淫靡成風色情泛濫……是中國文學史上最不像話的一代，你想象有多紊亂，就多紊亂，你想象有多糟糕，就多糟糕，末日王朝所有一切敗象，無不在這些文人身上充分表現?！督鹌棵贰吩谌f歷年間應運而生，絕不是偶然的，正是那具形將朽壞的熱尸上，才能滋生出來這種空前絕后的“惡之花”。

這樣一來，在昆山興賢里片玉坊的舊宅里，鎮日枯坐著的張大復，你就不能不為之而生一份敬意。處于如此喧囂的社會里，一個文人能做到不為所動，心無旁騖，進自己的門，走自己的路，該是多么的不容易。

有時候，上帝偏不讓你做一件事，其實倒是在成全你，正是這種難得的冷遇，使他能夠潛心于字句，凝思于文章，造就出與李夢陽、王世貞前后七子的主流意識不同，與耿定向、焦竑的儒學正宗不同，與公安三袁的性靈放肆，與竟陵派鍾惺、譚元春的復古冷澀不同，與李贄瘋瘋癲癲的反儒率性不同，與屠隆的聲色犬馬浪蕩成性不同，甚至與他心儀的好友湯顯祖宏大抱負不同，當然與他時有來往的陳繼儒“飛來飛去宰相衙”更不同的，屬于他張大復的獨特道路。

他的獨特之一，就在于他不同于別人，他的獨特之二，還在于別人休想同于他，他就是他，他是惟一的他，所以他了不起。

文學史的任務，就是把相同相似的作家詩人，合并在一個科目下概而論之。握筆一輩子的文人，最害怕什么呢？就是怕成為一個毫無特色，只能概而論之的同類項。長期以來，視張大復為明代萬歷年間一個再平常不過的普通作家，多少有點低估，也太委屈他了。這位活著時默默無聞，棄世后接近湮滅的張大復，應該是明代晚期一位有份量，有創造，有個性，有才氣的散文作家。因為他不追風趨時，不隨波逐流，不邀名騖遠，不經營造勢，四十歲以后，恍若頓悟，放下戲劇，拾起散文，寫出自由自在，寫出心靈韻動，寫出物我兩忘，寫出天人感應，寫出大自然的色彩，寫出小社會的斑駁，點點滴滴，流水往事，斷斷續續，浮云記憶……一句話，寫別人不寫之寫，為別人不為之為，或許就是這位晚明文人最耐品味之處了。

然而，“五四”以后的周作人，對張大復評價很低，認為他在晚明文人中間，算不得一碗能夠充饑的大米飯，而是一把用來閑嗑消磨時間的瓜子。

這等不倫不類的村婦式比喻，出自這位名流之口，實在好笑。但瓜子不敵米飯的評價，不看好張大復的情緒，昭然若揭。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明清小品，行市見漲，一是《論語》派林語堂推崇英國紳士式的幽默，鼓吹袁中郎三兄弟之性靈，形成潮流；一是苦雨齋主周作人，其平實風格的文字，言簡意賅的筆法，在文壇的影響，日益擴大，以及對明清散文的推介引導，不遺余力，遂蔚為風氣，大行于時。在他看來，似滿天星斗的明清文人中間，張大復的實力，實屬平平，一般一般的作家而已。若以歷史的大角度來考量，出類拔萃者從來是屈指可數的，因此，他的論斷也不無道理。

在小品文寫作和評論方面，周為重磅人物，毫無疑義。所以他的話，能起到語驚四座，一言九鼎的重磅作用，也是毫無疑義的。他不大喜歡這個張大復，視他與寫《幽簾夢》的清人張潮，號仲子，字心來者，同屬一路貨色。1932年，周作人在輔仁大學開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當時還在清華讀書的錢鐘書，在天津《益世報》上拜讀這篇講演以后，寫了一篇書評，對周作人不是無心而是有意的忽略，將晚明這位重要文人張大復，排斥在視線之外，對其創造性的文學成就，置若罔聞，表明他的歧義：“周先生提出了許多文學上的流星，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沒有能’swim into his ken’（映入眼簾）；這個人便是張大復。記得錢牧齋《初學集》里有為他作的狀或碑銘。他的《梅花草堂集》（我所見者為文明書局《筆記小說大觀》本）我認為可與張宗子的《夢憶》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之榮譽，雖然他們的風味是完全不相同。此人外間稱道的很少，所以膽敢為他標榜一下?！?/p>

那時的錢鐘書還未成為扛鼎人物，不至于把他嚇住。周作人沒有作聲，不等于他認輸，沒有馬上回應，也是名流的一種矜持。隔了三年，1936年，他作了一篇《‘梅花草堂筆談’等》文章，算是反應也好，算是答復也好，不指名地將此公案了結。當時，周作人為北大教授，錢鐘書為清華學生，輩分之隔，名望之差，對于這位年輕人的質疑，既不能在意，又不能不在意。在意，那就等于視其為對手，太抬高了他；不在意，似乎默認自己確實理虧，才掩旗歇鼓的。

這就是中國大人物的弊端了，常常以為自己是皇帝，好武斷，好大言，好一鎚定音，好說了就算。當然，這也沒有什么關系，你是陛下，你是金口玉言，你怎么說怎么是?？蓡栴}在于錯了以后，這些大人物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不認錯。不認錯，倒也罷了，可怕的，知道錯了還堅持繼續錯下去，更可怕的，知道錯了還堅持認為即使錯也錯得正確，一直錯到死，哪怕錯到棺材里，在蓋上棺材板的那一刻，還要伸出一支手，翹起一根手指頭，表示他的錯，說到底，是一個手指頭與九個手指頭的關系。你說，這要命不要命？所以，設想一下，政治領袖，經濟首腦，軍事統帥，地方諸侯，堅持錯誤，倒行逆施，害國誤民，遺患無窮的話，老百姓該要用多少生命為代價，來為之救贖??！

相比之下，周作人這樁文學公案，是小而焉之的花絮了。

周作人在這篇收進《風雨談》一書中的文章中，反駁說：“我贊成《筆談》的翻印，但是這與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為是難得罷了，他（指張大復）的文學思想還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氣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歡的，如王稚登、吳從先、張心來、王丹麓輩，蓋因其山人之流也，李笠翁亦是山人而有他的見地，文亦有特色，故我尚喜歡，與傅青主、金圣嘆等視。若張大復殆只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數年前偶談《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有批評家賜教謂應列入張君，不佞亦前見《筆談》殘本，憑二十年前的記憶不敢以為是，今復閱全書亦仍如此想。世間讀者不甚知此種區別，出板者又或夸多爭勝，不加別擇，勢必將《檀幾叢書》之類亦重復抄印而后止，出現一新鴛鴦蝴蝶派的局面，此固無關乎世道人心，總之也是很無聊的事吧。如張心來的《幽夢影》，本亦無妨一讀，但總不可以當飯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為飯，而且許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壞肚皮宜矣?！?/p>

在這個世界上，有時候很難與一個明白卻揣著糊涂的人講理。明白人極好講理，因為他明白；而明白人揣著糊涂，那就是一條不可理喻的犟驢。只是因為“他（指張大復）的文學思想還是李北地一派”，只是因為“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歡的”，于是，張大復被否定掉了。這使人不禁納悶，我們評價一個作者，評論一部作品，究竟依據什么標準？個人喜惡，能成為一種接受和排斥的理由嗎？

我同樣也不喜歡這位以漢奸罪在南京國民政府老虎橋監獄坐過牢的周作人，但我從不因此不承認他在近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他的散文成就。明人王世貞對有殺父之仇的嚴嵩，那應該是夠不喜歡到極點的程度，但這位權奸的《鈐山堂詩集》，在王弇州眼里，還能得到一個“孔雀雖然毒，不能掩文章”的客觀評價。

看來，周作人對于這位晚明文人張大復的挑剔，近乎苛刻。

從他將其劃入李北地一流，從他將其與張心來相提并論，說明周作人對張大復這部佳作的閱讀，淺嘗輒止的粗疏，是有的，皮毛之見的草率，是有的。這三個人，李夢陽（1472-1530），他死，張大復生，張潮（1650-？），他生，張大復死，可謂互不搭界。前者為政治色彩特強的官員，壁壘意識特強的詩人，非常之原教旨；后者為門第出身特棒的名士，興趣愛好特廣的玩家，相當的嬉皮士。而張大復，一個勉強考得的窮酸秀才，一個貧病交加的孤寒弱者，硬把他們三個捏在一塊兒，真是老子與韓非同傳，風馬牛不相及。所以錢鐘書說的未入尊目（’swim into his ken’），讓周作人很不受用，可想而知。

錢鐘書認為張大復在晚明文人之中，是個堪與張岱比肩媲美的人物。而“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這句話，本是周作人對張宗子，即張岱所著《夢憶》的評價，錢鐘書將張大復的《梅花草堂筆記》，抬愛到可與之平分這榮譽的高度，自然不合周作人之意，他說，“憑二十年前的記憶不敢以為是，今復閱全書亦仍如此想”，一口回絕了錢鐘書。

寫《陶庵夢憶》的張岱，比之寫《梅花草堂筆記》的張大復，確實擁有更大的社會影響，得到更多的讀者認可。但是，生于1597，死于1679的張岱，與生于1554，死于1630的張大復，相差半個世紀。時代不同，家國不同，命運不同，活法不同，對作家文章的優劣，對作家思想之高低，存在著無法計量的影響。我們可以將魯迅與周作人放在一起討論，因為他們曾經生活在同一天空下；但張大復和張岱卻無法放在一起比較，因為一死于崇禎三年，明尚存在，一死于康熙十八年，明已滅亡。國之亡，國之未亡，對有心有肝，有血有肉的中國作家來講，大有干系。這大環境的變化，非同小可，對于作家來講，做順民還是殉國，性命攸關；對于作家的寫作來講，諂媚新朝還是效忠故國，生死攸關。正是明清鼎革的危亡意識，使得張岱的形象思維得以高度升華，論文學水準，論文字功力，張大復未必不能與張岱旗鼓相當。要求張大復生出張岱那種家破國亡的黍離之感，改朝換代的亡國之恨，晚景凄苦的失家之苦，窮愁暮路的悲愴之情，那是荒謬的，這就是自視甚高的周作人，自信太過的偏見了。

作為隨筆，求其精，作為小品，求其短，當然是第一位的考慮。但是，為了精萃，而忽略華腴，難免削足適履；為了短小，而不敢鋪陳，那就是方鑿圓枘了。所以，螺螄殼里做道場，應該有舉重若輕，吝墨似金的用心，應該有濃而不釅，淡而不白的本領。張大復在這個方面，一直受到當時人的認可和尊重。湯顯祖評價他的噓云軒文字》，為“近吳之文得為龍者”；錢謙益稱贊張大復，“其為文空明駘蕩，汪洋漫衍，極其意之所之，而卒不詭于矩度，吳中才筆之士，莫敢以雁行進者”。

試舉其寫雨的兩文為例，一曰《南庭》：“云情靉靆，石楚流滋。麥鳥駭飛，螻蟈正咽。亦有怒蛙拱息草下，張口噤舌，若候雷鳴?？耢鼍砣f馬奔沸，疏雨墮瓦，忽複鳴瑯。百道金蛇，迅霆如裂。氣散溽收，浮膩亦斂。燈火青煌，南庭寐寂。撐頤解眠，故自悠然?！辈蛔惆僮?，將一場大雷雨的始末，寫得有聲有色，有情有景。其壯觀的來勢，其強烈的動靜，其陡然的結束，其晚凈的淡定，使人產生出如臨其境，如見其人的現場感。

一曰《雨勢》：“大雨狂驟，如黃河屈注，沸喊不可止。雷鳴水底，砰砰然往而不收。如小龍漫吟，如伐濕鼓。電光閃閃，如列炬郊行，來著門戶，明滅不定。仰視暗云，垂垂欲墜，道上無弗揭而行者，藉肩曳踵，入坎大叫，如長啼深林，鬼嘯云個而裂垣敗屋之聲，隱隱遠近間。雨勢益恣，每傾注食許時，天輒明，旋即昏暗，如盛怒狂走，氣盡忿舒，稍稍喘息，而后益縱其所如者。此時胸中亦絕無天青日朗境界，吾其風波之民歟？”同樣一場雷雨，前者是雨在人外，得以從容觀察，心態安然，后者是人在雨中，倉卒應對，狼狽不堪。前者是轟然而至，欣然而去的一場輕喜劇，后者是惡神天降，災難臨頭，不知伊于胡底的悲劇。張大復的筆下，數十字，百把字，寫得如此活靈活現，引人入勝，而且，用字措詞，平白如話，無一字可易，無一字多余，堪稱絕活。

假如，你要知道他是一位盲人的話，我想你更會為之動容。

在中國所有故去的和還健在的文人中間，他這一輩子，如果不是活得最為艱難者，大概也是生存狀態極不佳之人了。一個要拿筆寫字的文人，眼睛突然瞎了，沒有陽光，沒有色彩，當然也就沒有白晝，只剩下無窮的和永遠的黑夜，你說他怎么辦？誰都想不到，我估計連他自己也想不到，這個張元長，既不自殺，也不擱筆，而是一天一天地堅持著活下去，活得有滋有味，而是一字一字地堅持著寫下去，寫得精彩紛呈。雖然，你可以想象他該有多難，該有多苦，但是，這個看起來極弱的人，實際卻是個極強的人。我覺得他的生命力，夠結實，夠堅韌，哪怕人被擰成麻花，心被碾成面餅，也不認輸，更不斷氣，不但挺住了生理和心理的壓力，更經住了精神和物質的煎熬，而且另辟蹊徑，別開生面，在晚明文學史上留下自己深刻的腳印。

據湯顯祖《張氏紀略》：張大復“為諸生且五十年，竟以病廢。至云母子之間，徒以聲相聞者十四年。母病時，以手按母肌肉消減，含泣大恐。而母夫人猶喘喘好語曰，恨兒不見吾面，猶未有死理也。斯語也，聞之而不亦悲乎？天下有目者皆欲與無長目，不可得矣。有子鐵兒而殤，有女孝仲，秀慧端婉，曉書傳大義。所謂閨閣中鐘子期也。為孟家婦，幾年而復殤。天之困元長也，不愈悲乎？凡此數端者，客以為何如也？”

張大復，老天實在夠虐待他的。四十歲前，他就以多病著稱，認識他的人，他認識的人，都視他為病秧子或藥簍子，據他《病居士自述》中所陳述的病情，至少罹患著以下數種慢性?。阂?，心臟系統有點問題，房顫或是心律不齊的“病悸”。二，血液循環系統代謝失調的“病腫”。三，胃腸消化系統炎癥的“病下血”。四，以及“病腎水竭”的腎炎或者肝炎。而五，最為可怕的視網膜退化，多年以來“目昏昏不能視”，最終導致失明。于是，四十歲后，張大復，就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盲人了。

然而，他挺得住。自號病居士，以樂觀精神對待自己的疾患?？椭^居士曰：‘子病奈何？’居士曰：‘固也！吾聞之師：造化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我未老而化物者，且息我，我則幸矣，又何病焉？居士塊處一室，夢游千古，以此終其身?！比缓?，自號病居士”的他，更進一步闡述：“木之有癭，石之有鸜鵒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此見貴于世。非世人之貴病也，病則奇，奇則至，至則傳天。隨生有言，木病而后怪，不怪不能傳其形。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駭于俗。吾每與圓熟之人處，則膠舌不能言，與騖時者處則唾，與迂癖者則忘。至于歌謔巧捷之長，無所不處，亦無所不忘。蓋小病則小佳，大病則大佳。而世乃以不如己為予病，果予病乎？亦非吾病憐彼病也。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多者，吾不能與為友，將從其少者觀之?！?/p>

這說明什么問題呢？眼雖失明，只要魂還在，心不死，文學就不會亡。沖這一點，對這位盲人作家，值得我們脫帽禮拜。

他是弱者，然而他比強者更強地打點著他的文學，誠如西諺所說，上帝給你關上一扇窗的同時，也會給你打開一道門。這個張大復，眼雖失明，心卻明亮。以他寫的有關薔薇兩題，就可以看到這位盲人作家，是怎么樣用心來感知這個世界的：

一曰《讀酒經》：“數朵薔薇，嫋嫋欲笑，遇雨便止。幾上移蕙一本，香氣濃遠，舉酒五酌，頹然竟醉。命兒子快讀《酒經》一過?！?/p>

一曰《薔薇》：“三日前將入郡，架上有薔薇數枝，嫣然欲笑，心其憐之。比歸，則萎紅寂寞，向雨隨風盡矣。勝地名園，滿幕如錦。故不如空庭裊娜，若兒女驕癡婉戀，未免有自我之情也?！?/p>

他失明的眼睛，看不到薔薇疊彩，但“香氣濃遠”，飄然襲來的芬芳，卻能使他感到薔薇的“嫣然欲笑”，“嫋嫋欲笑”，感到薔薇的“驕癡婉戀”，“自我之情”，“感到”和“看到”，是兩回事，看到的，是平面，感到的，是立體，這種應目會心，神與物游的通靈境界，這種著墨不多，言意不盡的繾綣文字，你會覺得，他的雙目失去了視力，他的心靈卻無微不至地伸展到方方面面，延長著他的味覺、嗅覺、聽覺、觸覺，擴大到足以覆蓋他體外所有的枝枝節節?，F在你所捧著這部《梅花草堂筆記》，分不清其中篇目，哪些是失明前寫的，哪些是半失明狀態下寫的，哪些是他失明以后口授而他人筆錄的。渾然一體，難分軒輊。

我一直在想，張大復所堅持的純美自然，所追求的質樸本色，所在意的潔身自好，以及湯顯祖贊他的“天下有真文章矣”的“真”，成為他的人生信仰，成為他的行動指南，雖百病纏身不低頭，雖一片漆黑不自餒，也許是他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對明末那個極失敗的社會，那個極不可救藥的文壇，在精神上的唾棄和行動上的決絕吧！他有兩篇寫月的文字，可以進一步地讀到他的內心，他的向往，他所要構筑的文學天地，他所要達到的文學目標。

一曰《獨坐》：“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觸之風，何聲既燼之？香何氣？獨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覺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一曰《月能移世界》：“邵茂齊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澗，梵剎園亭，屋廬竹樹，種種常見之物，月照之則深，蒙之則凈；金碧之彩，披之則醇；慘悴之容，承之則奇。淺深濃淡之色，按之望之，則屢易而不可了。以至河山大地，邈若皇古。犬吠松濤，遠于巖谷。草生木長，閑如坐臥。人在月下，亦嘗忘我之為我也。今夜嚴叔向置酒，破山僧舍，起步庭中，幽華可愛。旦視之，醬盎紛然，瓦石布地而已。戲書此，以信茂齊之語。時十月十六日，萬歷丙午三十四年也?！?/p>

也許因為這生活太沉重，這日子太瑣碎，這現實太困惑，這人間太復雜，所以，月明之夜，給人們帶來朦朧的美，隱約的美，含蓄的美，恬靜的美，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的美，不僅遮住丑惡，隱去骯臟，不僅化腐朽為神奇，使平凡成瑰麗，還能使我們“忘我之為我”，生出虛無縹緲的幻覺，得到美的享受，美的滿足。張大復在明末文人當中，別樹一幟，走的這條唯美主義的文學道路，豈是那些當時的，后來的，蠅營狗茍的凡庸之流，追名逐利的干謁之輩，淫佚無恥的聲色之徒，阿附權貴的文彘之類，所能理解，所能企及的。

湯顯祖也是一位唯美主義者，他的《牡丹亭》，就是一部唯美主義的杰作，所以，其實來往很少的這兩位文人，卻是真正的心靈上的知音。

雖然，他的努力，他的追求，他所創造出來的文學世界，你也許并不羨慕，因為收入和支出簡直不成比例。當代中國作家，賊尖賊精，才不肯做這檔虧本買賣。但是，他的這部在黑暗中摸索出來的《梅花草堂筆記》，所達到的美學高度，卻是我等視覺很好的文學人，使出吃奶的勁，也休想望其項背的。

因為第一，相當草包的我等，腹中實在很空。

因為第二，相當膿包的我等，骨頭實在很軟。

還因為第三，設若我等落到張大復這種舉步維艱的無盡黑夜之中，能自強而且體面，能安之若素而且從容不迫，寫出來一部洋洋灑灑的《梅花草堂筆記》嗎？恐怕先就被那永遠的無窮的黑暗，壓倒壓垮了。

現在終于弄懂，周作人之所以不認可這位明末的文學大師，觀察此公一生行止，也就了解其堅不認可的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