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

政府機關理應大開“方便之門”

“感謝年初三歲女童如廁被拒的哭聲，因為此一啼哭之聲撞開了廣州44家政府單位的廁所之門?！边@是廣州一則媒體報道的開篇，充滿了怪誕的喜悅之情。廣州市司法局以“存在重大安全隱患”為由，拒絕女童借用廁所事件引起媒體關注，在當地政協委員的關注和輿論壓力下，廣州市已開放49家沿街單位內設的廁所。

自古如廁之事不上廳堂，但這則新聞卻立即引來全國媒體的關注和討論。人們都在為這49家政府單位的廁所之門洞開而喜悅：“解人民百姓如廁之急，就是在拉近政府與百姓的距離”；“開放廁所還原了公共服務本色”；“一滴水也能折射太陽的光輝。即便機關內設廁所免費開放是一件‘理所當然的小事，但公眾都可小中見大、見微知著”；也有媒體焦急地呼吁“機關廁所開放當成‘便民慣例”。

開放沿街單位尤其是黨政機關內的廁所，的確是一件好事。自古衙門深似海，黎民百姓莫進來。這是密室政治和威權時代的產物，官員經常需要高墻深院、宮鎖珠簾來增加自己的神秘感，突出自己的特殊性，進而樹立并維護自己的權威。但在現代政治文明的尺度內，政府與公民的關系已被重新定位——公務員與納稅人的關系。公民通過納稅，購買公務員的服務；公務員所花費的每一分錢，都源自納稅人的口袋——這已不是什么新鮮的觀念。

1987年，當政府部門最終決定用“公務員”替代“國家干部”這個稱謂時，所考慮的就是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除了行使國家權力、執行國家公務的特點外，還有公共事務“服務員”、“社會公仆”的身份。而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這一觀念也逐漸為公眾所接受。輿論之所以對三歲女童司法局如廁被拒事件感到不滿，而對廣州市開放沿街單位的廁所給予肯定，原因都在于此。

其實不止廣州一地，也不止如廁一事，近些年來，政府機關向社會開放，已如星星之火一般在各地出現：2011年，河南洛陽市政府規定百家沿街單位免費向社會開放廁所；今年4月，北京市發文鼓勵政府部門設立旅游開放日，以“旅游”名義接待普通民眾參觀；甚至還有中央部委的內部食堂，都已經向公眾開放……

當然，也有抵制的聲音出現，佛山市南海區政府就拒絕了公眾要求開放機關體育場的要求，理由和廣州司法局如出一轍：“如果向市民開放，那么安保方面的力量也要跟著加強?！倍毑閺V州所開放的四十多家機關廁所，其中大部分是城管局、街道辦等基層單位，沒有一家市直機關。

民眾與政府并非對立關系，“重大安全隱患”實是可笑的理由。但公允而論，反對者的擔憂，卻有其合理性。比如有政府部門擔心，機關大門常打開，會不會影響政府機構的日常運作？而把機關設施向社會開放，所產生的額外成本，又該由誰來承擔？

成本問題，已經在公民納稅的那一刻解決掉了。但是開放到何種程度的問題，確實值得探討。政府開放性當然應當有一個限度——以不影響政府組織存在、不動搖政府組織作用的發揮為前提。無限度的開放會讓管理社會的政府機構失序，甚至導致無政府狀態。而不公開，或公開得太小，又會使政府陷入封閉狀態。因此，要不要開放？不是問題。開放到何種程度，才是需要探討和細化的方面。

不同政府機關的不同態度，凸顯了觀念改變的不易。一些管理者談到政府開放、透明等問題，仍然簡單地理解為公開有關經濟、財政方面的各項數據和政務信息等內容。這種理念，已經為政府管理者所接受——即便再有不滿，也不會看到有人會直接反對政府信息公開。但政府的公開并不僅限于這些，其開放的內涵理應更加豐富和深刻。

敞開大門的政府機關，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比公開政務信息差。只有在開放的政府機關里，民眾才能更熟悉政府組織的運作，才能更細致地觀察這些系統是如何運轉的，這些觀察，又相應地能夠促進政府與民眾的互動。甚至是要求政府機關大開“方便之門”的聲音，也并不僅僅是為了內急如廁這件事情本身，而是對一種現代政治理念的確認，是納稅人對自己權利的一種維護。我們所希望的，是能通過這一條小縫，最終打開整扇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