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曉明與文化保守主義研究

周良發，祝義婷

(安徽大學 哲學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文化保守主義，又稱文化守成主義，是對世界范圍內現代化進程一種保守性的文化回應。這種回應不是一味地固守傳統、不思革新，而是反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一統天下。自19世紀60年代被卷入現代化潮流以來，文化保守主義在中國已經走過了近一個半世紀的歷程。事實上，從中國現代化興起之始，文化上的保守傾向與進步思潮之間就彰顯出一股強大的張力，因而倍受知識分子的深情關切。當代著名學者，何曉明亦概莫例外，積極參與此論域的探討與研究。二十多年來，他發表了十數篇學術論文，出版了《返本與開新——近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新論》一書，周詳深湛地剖析了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理論體系的整體風貌，在海內外思想文化界產生強烈反響，成為文化保守主義研究領域的大家。筆者懷著忐忑之心，擬對何曉明文化保守主義的研究成果作一系統的梳理、分析與評判，力圖展示他對此問題的深切關注與卓越洞見。由于個人能力有限，粗疏淺薄之處在所難免，懇請何曉明先生與學界專家批評指正。

一、對文化保守主義產生背景的歷史鉤沉

文化保守主義緣何興起？雖不乏學者探稽考辨，但時至今日依然未有一個令人滿意的定論。在何曉明看來，文化保守主義的泛起不是根基膚淺、時髦一時的思想游戲，而是有著重大的歷史背景和深厚的思想背景。[1]321也就是說，文化保守主義的產生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必然性。

(一)時代背景

作為一種文化思潮，文化保守主義是特定時代背景的必然現象。從歷史上看，1500年是人類歷史發展一個極其重要的分水嶺。1500年以前，人類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離的區域中；1500年以后，隨著航海業的興起、新大陸的發現，帶動了歐洲商業和工業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各國陸續登場。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資本主義國家對其他地區、民族的侵襲不止于掠奪原料、擴大市場，還試圖從文化層面引領世界。不可否認，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代表了一種不可逆轉的進步趨勢與未來方向，但落后地區和民族的文明形態、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與之是格格不入的，從而導致這些國家對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和野蠻行徑產生一種本能的對抗與反駁，思想文化領域的保守主義思潮應運而生。

(二)歷史必然性

何曉明指出，文化保守主義的泛起是現代化過程中異質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激蕩的必然產物，也就是說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出現具有歷史必然性。在他看來，這種歷史必然性可從三個層面略加評析：1.先進(現代化)國家、民族文化的對外擴張機制是文化保守主義必然產生的主要動因。2.后進國家、民族文化的傳承機制是文化保守主義必然產生的反應因素。所謂傳承機制，是指文化發展具有特定的歷史慣性與頑強的持續性。3.文化保守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中蘊含著歷史合理性。這種歷史合理性可詳述如下：(1)是對現代化思潮中科學主義、理性至上的反撥；(2)是對現代化進程中物質進化與精神退化二律背反的檢討；(3)是對現代化與傳統內在關聯的理性認識；(4)是現代化過程中保持民族文化多樣性的學理辨析。需要說明的是，承認文化保守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并非全面肯定其理論價值。文化保守主義雖然同意吸納外來先進文化，但又將它歸屬于本民族精神統轄之下。他們通常將東方精神文明與西方物質文明置于完全對立、非此即彼、非褒即貶的決然境地。這種思維定勢都是應當注意、批判和摒棄的。

二、對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系統省察

何曉明不僅對文化保守主義產生背景作出了頗為詳盡的理論疏解，還對中國文化保守主義思潮進行了系統視檢。他秉持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思維理路和話語模式，將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置于東西文化相互沖突與彼此交融的宏闊背景中，對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末葉近一個半世紀的保守主義思潮作了全景式的勾繪，構建了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較為完備的理論譜系。

(一)近代文化保守主義的勃興

1.文化保守主義緣起何時。近代文化保守主義何時興起？長期以來，學界雖有不同觀點，但一般將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作為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發端期。比如鄭師渠認為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起源于“國粹派”[2]12，歐陽哲生以康有為和“國粹派”為文化保守主義的開端[3]，盧毅則以張之洞“中體西用”論為文化保守主義的源頭。[4]然而在此問題上，何曉明不為時論所移，體現出史學工作者特有的理性精神。經過多年的歷史研究與邏輯分析，他將中國近代文化保守主義產生時間提前到19世紀60年代，比時論提早了近半個世紀。在他看來，學界之所以將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推遲了近半個世紀，是因為他們忽視了思想文化演進與發展的內在理路，即未能科學地闡釋文化保守主義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衍變過程。也就是說，他們忽略了早期改良主義思想家對文化保守主義的真正先驅作用?；诖?，何曉明推翻學界之定論，認為馮桂芬是近代文化保守主義興起的開啟性人物：“在中國近代文化保守主義的發展史上，馮桂芬是有特殊意義的人物?？上н@一點長期以來為研究者所忽視?！盵1]322

2.文化保守主義理論特質。雖然保守主義思潮是資本主義現代化全球擴張而產生的一種普遍現象，但由于歷史與文化背景的差異，以及現代化介入方式的不同，各國文化保守主義表現出各呈異彩的理論特質。由于他國文化保守主義理論特質非本文主旨所在，故略去不談，謹對近代文化保守主義的理論特質略加展示。在何曉明看來，近代文化保守主義具有四個理論特質：(1)民族立場與憂患意識。鴉片戰爭不僅拉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還將保守主義思潮推向了歷史舞臺。面對民族與文化的雙重危機，民族立場和憂患意識自然成為文化保守主義的天然品格。(2)人文精神與反科學主義。在文化保守主義看來，中西文化具有不同的思維路向：中國文化是精神的、內在的、倫理的，西方文化是物質的、外在的、科學的。因此他們在認同與捍衛民族文化的同時，必然會高揚人文精神而反對科學主義。(3)道德本體與宗教情懷。文化保守主義不僅承續了傳統文化的道德學說體系與道德實踐體系，還將道德本體化，進而上升到人類“終極關懷”的層面，表現出濃厚的宗教情懷。(4)變易意向與中庸準則。何曉明認為，文化保守主義之“保守”的本義是不浪漫、不激進，但也絕不墨守成規，而是漸進、緩慢的趨新。正如當代新儒家牟宗三所言：“真正的保守，就是切實而落于實踐的創新?！盵5]110也就是說，文化保守主義將變易意向與中庸原則完美的統一起來。

(二)文化保守主義的理論推進

在構建文化保守主義理論體系的過程中，何曉明認為中國文化保守主義有兩面旗幟：中體西用與保存國粹。依筆者之愚見，在近一個半世紀的發展歷程中，文化保守主義至少存在三種不同的理論進路：中體西用、保存國粹與內圣外王，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思想體系。

1.中體西用。無論是真正學習西方，還是暫時的策略，中體西用都是文化保守主義探尋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條理論進路。從中體西用的內在衍進來看，有三個關鍵人物：馮桂芬、孫家鼐與張之洞。(1)馮桂芬：中體西用的最初倡導者。雖然馮桂芬沒有明確說出“中體西用”四個字，但他的論著已初現端倪。在《校邠廬抗議·制洋器議》中，他不僅定下了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理論基調，還提出了中國自強的具體方略：“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長期以來，由于人們對這句話的誤讀從而貶低了馮桂芬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在何曉明看來，馮桂芬這句話的重心在后半句：“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即中國的現代化就要以“富強”為目標，以“諸國之術”為參照。(2)孫家鼐：中體西用概念的提出者。時任光緒皇帝老師的孫家鼐發現了馮桂芬，他不僅向光緒皇帝呈上馮桂芬的著作，還第一次提出“中體西用”的概念。在《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孫家鼐如是說：“今中國創辦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盵6]426孫家鼐明確將“中體西用”作為京師大學堂的立學主旨。(3)張之洞：中體西用體系的完備者。如果說馮桂芬對“中體西用”論有首倡之功，孫家鼐第一次將它作為辦學的指導原則，那么張之洞則承擔了將它理論化、體統化的任務。在《勸學篇》中，他系統論述了“中體西用”的內涵，并通過洋務運動將它落到社會現實層面。

2.弘揚國粹。洋務運動之后，接續“中體西用”論的是國粹派，何曉明將它稱為文化保守主義的第二面旗幟。不難發現，國粹派的身上始終飄蕩著“中體西用”的幽靈。面對西風勁吹、西學東漸，傳統文化搖搖欲墜的社會現實，國粹派希望高揚國粹旗幟來振奮民族精神，挽救民族危亡，“國粹存則其國存，國粹亡則其國亡”[7]自然成為他們的立論基點。在學術策略上，國粹派主張“古學復興”。何謂“古學”？他們認為，“古學”即“國粹”，“國粹”即“古學”，二者統一于先秦以來的傳統文化而非專指儒家。他們援引西方文藝復興的例子論證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恒久價值與現代意義。正如文藝復興絕非一味復古一樣，國粹派的“古學復興”也內含著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的旨意。正如國粹派主將黃節對國粹概念的界定：“發現于國體，輸入于國界，蘊藏于國民之原質，具一種獨立之思想者，國粹也?！盵8]何曉明指出，雖然國粹派將文化使命、政治責任與民族情愿融會于一爐，體現出濃濃的愛國之情，但內在的理論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1)國粹派貌似走文藝復興之路，但他們并未理解文藝復興的現代化傾向，而國粹派在政治立場上有“排滿復漢”之意。(2)正因為政治上“排滿復漢”，國粹派將清代學術排除在國粹之外，這是對傳統文化不負責任的態度。[1]166

3.內圣外王。由于強烈的復古傾向，國粹派很快被現代化“其勢洶洶、殆不可遏”之潮流吞噬了。真正將文化保守主義推向高潮，使之成為現代中國三大學術思潮之一的是現代新儒家。雖然現代新儒家仍然沒有擺脫“中體西用”的窠臼，但他們充分展揚了儒家的內圣外王。面對新的時代特征，現代新儒家對內圣外王作了新的闡釋，提出“內圣”開出新“外王”的理論構想?？傊?，現代新儒家既承續了宋明儒學的“靈根”，又吸納了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思想，通過“返本開新”、“靈根自植”的方式，希冀從儒家道統中發掘中國現代化的文化慧泉和精神動力。如其開山之師梁漱溟一方面宣稱“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另一方面又要求國人“對于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9]528作為其另一中堅的賀麟也在思考儒家思想新開展的問題：面對空前的民族文化危機，他不僅提醒國人必須“堅持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又認為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是建立在徹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10]8在何曉明看來，“內圣”開出新“外王”的理論方略體現了現代新儒家“聯結過去與未來的歷史抱負、打通保守與創新的價值取向、融會中學與西學的知識追求”。[1]277

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中體西用、保存國粹與內圣外王共同形成了文化保守主義理論推進的三條路線。通過對這三條路線的梳理與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文化保守主義對中西文化關系及中國現代化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入與延展。

(三)當代文化保守主義的反思

新中國成立后，絕大多數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紛紛移居港臺及海外，加之思想文化領域一次次的清算和蕩滌，保守主義思潮氣數直降、日見其微。曾幾何時，改革開放，清風徐來，新文化保守主義隨著“文化熱”和“國學熱”由風聞而拂面，再次成為人們關注與追棒的熱門話題。如果說上世紀50年代文化保守主義在中國的命運是“無可奈何花落去”，那么90年代以來人們發現它“似曾相識燕歸來”，為學界帶來多年未見的眾聲喧嘩的生動氣象。作為基本的歷史事實，上世紀90年代文化保守主義在中國大陸的復興幾成學界的共識。

不可否認，當代文化保守主義的泛起是對現代性反思的一部分。何曉明也正是從理性反思的角度來詮釋當代文化保守主義，并認為它表現出新的發展趨勢。

1.文化保守主義陣營的分化。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保守主義異不勝同的局面被打破，出現了不同的聲音，表面出個性化的發展趨向?，F在看來，文化保守主義陣營最大的異數乃是李澤厚。雖然李澤厚以新儒家自居，但他對文化保守主義的某些思想頗為不滿，并提出自己的見解：(1)儒學四期說。在他看來，現代新儒家的儒學三期說有兩大偏誤：一是以心性——道德理論來概括儒學，二是抹殺了荀子和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儒學。針對儒學三期說理論之弊病，他另起爐灶，另辟蹊徑，提出儒學四期說：“我所謂‘四期’，是認為孔、孟、荀為第一期，漢儒為第二期，宋明理學為第三期，現在或未來如果發展，則應為雖繼承前三期，卻又頗有不同特色的第四期?！盵11]13(2)“西體中用”論。自步入近代以來，如何處理中西關系歷來是文化保守主義的核心論題，并提出影響深遠的“中體西用”論。然而在此問題上，李澤厚別出生裁、別開生面，提出“西體中用”論。他認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學”是學問、知識、文化和意識形態之意，不能作為“體”?！绑w”應當是“社會存在的本體”，即人民大眾的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不止于此，2000年后，李澤厚公開反對文化保守主義，尤其對蔣慶等人倡導兒童讀經運動提出尖銳批判。由此可見，當代文化保守主義陣營開始分化，并呈現個性化傾向。

2.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趨同。雖然激進主義、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共同主宰了20世紀中國的歷史舞臺，但由于時代的變遷，它們之間的關系呈現一種錯綜復雜的局面。以文化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關系為例略加評析：文化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呈現出一種由相互對抗(1949年以前)到遭受批判(新中國成立后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良性互動(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關系。90年代以來，盡管當代文化保守主義勢頭強勁，但它與自由主義的界限日趨模糊，二者關系也變得極其微妙。作為一股新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當代文化保守主義以全球化、多元化為立論背景，不再與自由主義進行二元對立的論爭，轉而尋求雙方的共通性。它以更為開放的文化心態，接引其他多種思想資源以發展與充實自身的理論體系。尤其是2000年以來，文化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關系更加密切。

(四) 文化保守主義的學術價值

作為20世紀中國三大學術思潮之一，文化保守主義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作出了獨特的學術貢獻，在清理和闡揚中國傳統文化方面，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家一般難以望其項背。在何曉明看來，文化保守主義的學術價值可表述如下。

1.深度闡揚了中國傳統文化。如前所述，民族文化的空前危機促進了文化保守主義的形成。從馮桂芬、張之洞到鄧實、章太炎再到現代新儒家，他們始終對西方文化沖擊下如何存續傳統文化問題憂心忡忡。因此，深度闡揚以儒家思想為主干的傳統文化的內在基因與生命機理，是文化保守主義自覺承擔的精神慧命。作為具有保守情結與革新思維二重性的學術流派，文化保守主義不僅闡發了傳統文化與時俱進、千年常新的品質，還開掘了儒家人文主義的普適價值與現代意義。

2.深入探討了中外文化關系。在與東西列強戰爭一敗再敗的現實面前，中國人意識到現代化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緊迫性。對中國來說，現代化就是處理古今中外文化關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文化保守主義體現了自己的學術立場。他們一方面肯定民族文化的本位性、獨特性、多元性和不可通約性，另一方面承認民族文化之間可以相互融攝。[12]92文化保守主義陣營中，國粹派以捍衛民族文化而著稱，但對西方文化的肯定絲毫不遜于其他學術團體。誠如許守微所言：“國粹也者，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7]

3.深刻批判了現代化的弊端。勿庸諱言，現代化無疑是人類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變革、大發展，但它并不是完美無缺的。20世紀以來，兩次世界大戰，數次影響深遠的經濟危機已將現代化思潮的弊端充分暴露出來。文化保守主義對現代化作了深刻反省與批判：唐君毅認為西方文化是“上帝與惡魔并在，人之神性與獸性同流”[13]143，劉述先歸納出現代西方社會五大問題：一，意義失落的感受；二，非人性化的傾向；三，戡天役物的措施；四，普遍商業化的風氣；五，集團人主宰的趨勢。[14]188文化保守主義認為，通過對現代化弊端的深刻批判，可為當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有益借鑒。

何曉明雖然充分肯定了文化保守主義的學術價值，但也尖銳批判了現代新儒家外王思想與大陸新儒家“政治儒學”強烈的意識形態性和政治化傾向。在他看來，文化保守主義的政治愿景無論多么美好，其結果都將是一場無法實現的“世紀新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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