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詞的研究現狀

葉幫義

（1.復旦大學 中文系博士后流動站，上海 200433；2.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 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安徽蕪湖 241000）

詞學研究是古代文學研究中的一大顯學，而唐宋詞的研究，更屬于詞學研究的重陣。大致說來,現代意義上的詞學研究可以歸納為這樣幾個領域：文獻學研究、本體學研究、文化學研究、詞史研究，以及由新觀念、新方法催生出來的一些新的研究領域。本文就從這幾個方面介紹唐宋詞研究的現狀，并就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淺見。

唐宋詞的文獻學研究是詞學研究的基礎工作，主要采用?？?、箋注、編年、輯佚、辨偽等方法，對不同形式的詞籍（包括詞集、詞論）進行整理，涉及考據學、版本學、目錄學等諸多領域?，F代詞學的文獻學奠基人是唐圭璋先生。早在解放前，他就以個人之力完成了《全宋詞》的編撰，獲得學界的好評。解放后，他一方面完成了《全金元詞》的編撰，還委托王仲聞對《全宋詞》加以修訂，使這部宋詞研究的基礎性文獻的質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上世紀80年代，孔凡禮的《全宋詞補輯》（中華書局1981年），對《全宋詞》作了不少增訂，有關宋詞的一代總集逐步趨于完善?！度莆宕~》的編撰也在20世紀不斷地推陳出新，30年代出版了林大椿 《唐五代詞》（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80年代又有張璋、黃畬合編的 《全唐五代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90年代出版了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編著的《全唐五代詞》（中華書局1999年），后出轉精，為學界研究唐五代詞提供了比較可靠的文本。

與總集編撰工作一道進行的是詞的別集、選集的整理。目前，比較重要的、存詞較多的唐宋詞人的別集，基本上得到了較好的整理，其中詹安泰編注的《李璟李煜詞》（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夏承燾的《姜白石詞編年箋?！罚ㄖ腥A書局1958年）、王仲聞的 《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姜書閣的《陳亮龍川詞箋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徐培均校注的《淮海居士長短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鐘振振校注的《東山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鄧廣銘的《稼軒詞編年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增訂本）等，堪稱典范之作。有的別集還出現了不同的整理本，如蘇軾的詞集，20世紀初就有朱祖謀的編年本《東坡樂府》，后來龍榆生在此基礎上完成了《東坡樂府箋》。80年代以后，又相繼出現了石聲淮、唐玲玲的《東坡樂府編年箋注》（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薛瑞生的《東坡詞編年箋證》（三秦出版社1998年），鄒同慶、王宗堂的《蘇軾詞編年校注》（中華書局2007年）等整理本，各有勝義。秦觀、周邦彥、李清照等著名詞人的詞集也有多種整理本。選集的整理亦頗受詞學界的重視，如《花間集》的整理，1949年以前就有華連圃的《花間集注》（商務印書館1935年）、李冰若的《花間集評注》（開明書店1935年），50年代又有李一氓的 《花間集?！罚ㄈ嗣裎膶W出版社1958年）。80年代以后，李誼、房開江、于翠玲、周奇文、王新霞、高鋒、朱恒夫、沈祥源與傅生文等學者也對其做了不同形式的整理，為學界閱讀和利用這部唐五代詞集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唐宋人選唐宋詞》，將包括《花間集》 在內的現存幾部由唐宋時人完成的唐宋詞選本，經過一番整理，加以匯編，不僅有利于詞集的?？焙涂急?，也有利于對唐宋時期的詞學思想進行專題研究。

詞論資料（包括詞話、序跋等）的整理也是詞學文獻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其成果早期主要見于唐圭璋的《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再版），該書收集了部分宋人詞論資料（如王灼的《碧雞漫志》、張炎的《詞源》、沈義父的《樂府指迷》等）。80年代以來，學界在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出版了不少詞論資料匯編，如施蟄存主編的《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張璋編纂的《歷代詞話》及其續編（大象出版社2002年、2005年），鐘振振主編的《歷代詞紀事會評》（黃山書社1995年，其中《兩宋詞紀事會評》未出版），龔兆吉編的《歷代詞論新編》（北京師大出版社1984年），吳相洲、王志遠編的 《歷代詞人品鑒辭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朱崇才編纂的《詞話叢編續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均不乏唐宋詞的評論資料。還有不少專門收集唐宋詞評論資料的著作，如唐圭璋編的《宋詞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金啟華主編的 《唐宋詞集序跋匯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張惠民編的《宋代詞學資料匯編》（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孫克強編的《唐宋人詞話》（河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施蟄存、陳如江輯錄的《宋元詞話》（上海書店1999年），吳熊和、王兆鵬等主編的《唐宋詞匯評》（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鄧子勉《宋金元詞話全編》（鳳凰出版社2008年）。這些著作從各種筆記、野史、詩話、文集中勾勒出豐富的論詞資料，取材廣泛，可補《詞話叢編》之不足。這一時期，還出版了不少專門的作家資料匯編，如蘇詞匯評、李清照資料匯編、張孝祥資料匯編、辛棄疾資料匯編、吳文英資料匯編等。這些著作將散見于各種文獻中的論詞資料匯編在一起，極大地方便了學者的檢索，省卻了不少翻檢之勞。

此外，饒宗頤的《詞集考》（中華書局1992年修訂版）、王兆鵬的 《詞學史料學》（中華書局2004年）、蔣哲倫與楊萬里合著的《唐宋詞書錄》（岳麓書社2007年）、鄧子勉《宋金元詞籍文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對包括唐宋詞在內的現存各種詞籍作了敘錄、考辨，為學界整理各種詞籍提供線索，指示門徑，頗有貢獻。

隨著現代科學手段的普遍運用，學界推出了不少關于唐宋詞的電子文獻。與紙質文獻相比，這類文獻不僅便于攜帶和保存，更因其有諸多檢索功能而為學界青睞。但此類文獻良莠不齊，必須與傳統的紙質文獻配合方可放心使用。

唐宋詞的本體學研究主要考察詞體，著力從音樂和文學的角度來揭示詞體的特色，涉及詞調、詞譜、詞律、詞韻、詞的宮調、詞的鑒賞、詞的美學研究等。其中，詞調、詞譜、詞韻、詞律、詞的宮調等是詞學研究的特色所在，但也是詞學研究的難點所在。這是因為，詞譜、詞韻、詞的宮調等的考察，大多離不開對詞與音樂的關系的考察，而流傳下來的關于詞與音樂的史料很少，解讀起來也非常困難，如果不是對音樂研究本身有一定素養的學者，幾乎很難從事這類研究。解放前這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對燕樂、張炎《詞源》、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之旁譜研究等方面。80年代以來，這方面的著作并不多見，僅見洛地《詞樂曲唱》（人民音樂出版社1995年）和《詞體構成》（中華書局2009年），劉崇德《唐宋詞古樂譜百首》（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燕樂新說》（黃山書社2003年）、《姜夔與宋代詞樂》（與龍建國合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年）等?？偟膩碚f，當代學界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很難超越前人，因而更多是從藝術的角度來揭示詞獨特的美學特色與藝術魅力，此即詞的文藝學研究。

詞的文藝學研究，即通過鑒賞、美學研究等方法對詞體進行藝術研究。與其他文體相比，詞的音樂屬性比較突出，因而從音樂的角度對詞的本體進行研究，自是必然。但詞本身有其文學屬性，特別是詞在發展過程中，音樂性漸漸減弱，而文學性逐步增強，因而對詞進行文藝學的探討，亦屬題中應有之義。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頗為重視詞不同于詩的藝術個性，指出：“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笨娿X在《詩詞散論·論詞》中對此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認為：“詩顯而詞隱，詩直而詞婉，詩有時質言而詞更多比興，詩尚能敷暢而詞尤貴蘊藉?！弊髡哌€將詞體的文學特性概括為四端（文小、質輕、徑狹、境隱），認為這是詞體之所以能“離詩獨立”的主要原因。王、繆二人關于詞體的分析，頗為后學稱引，并一直啟發學界對詞體的藝術特性加以細致的分析，葉嘉瑩、萬云駿、錢鴻瑛等人堪稱繼武。萬云駿《詩詞曲欣賞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葉嘉瑩與繆鉞合著的《靈溪詞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錢鴻瑛的《詞的藝術世界》（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在揭示詞的文學特征方面都有精到的見解。劉永濟的遺著《詞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在融會古人論詞精義的同時，對詞的藝術性的闡釋亦頗有新見。施議對在其師吳世昌有關詞學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詞體結構論，主張從結構入手探討詞體的本質，并已通過對屯田家法、易安體、稼軒體的解讀作了較為成功的嘗試（參施著《宋詞正體》）。

80年代中期以后，學界從美學的角度研究唐宋詞，以期揭示出唐宋詞獨特的美學面貌。楊海明《唐宋詞風格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從風格的角度探討唐宋詞的美學風貌及其流變，是較早從事這一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其后，鄧喬彬的《唐宋詞美學》（齊魯書社1993年）、楊海明的《唐宋詞美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孫立的《詞的審美特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張惠民的《宋代詞學審美理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楊柏嶺的《唐宋詞審美文化闡釋》（黃山書社2007年），從不同角度深化了唐宋詞的美學研究。與此同時，有些學者則從主題、意象等角度專題探討唐宋詞的藝術特色，細化了詞的本體研究，如張仲謀《論唐宋詞的“閑愁”主題》（《文學遺產》1996.6）、劉尊明《論唐宋詞中的“閑情”》（《文學評論》2007.4）、趙梅《重簾復幕下的唐宋詞：唐宋詞中的“簾”意象及其道具功能》（《文學遺產》1997.4）等。

對詞的藝術研究，往往離不開對詞作本身的細讀，亦即詞的鑒賞。夏承燾的《唐宋詞欣賞》（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沈祖棻的《宋詞賞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是較早從鑒賞的角度研究唐宋詞的兩部著作，對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的古代文學鑒賞熱的形成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葉嘉瑩的《唐宋詞十七講》（岳麓書社1989年）以其細膩的文本分析和深入淺出的理論闡釋，進一步擴大了唐宋詞的當代影響。這些著作連同上海辭書出版社等機構出版的各種唐宋詞鑒賞辭典，吸引了一批青年學子從事詞學研究，對詞學研究的學術建設和隊伍建設均有貢獻。

唐宋詞的文化學研究主要是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對詞的創作和詞史演進中出現的某些現象進行文化學的闡釋。如果說詞的本體學研究主要是從內部入手研究詞的本色，那么詞的文化學研究主要是從外部入手，努力從一個更廣闊的角度闡釋詞體形成與演進的各種原因，以期解決單純的藝術研究無法解釋的詞學問題。這一方法的提出，得益于80年代古代文學研究中出現的“方法熱”。早在1989年第2 版的《唐宋詞通論》重印后記中，吳熊和就指出詞是在綜合各種復雜因素在內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一種文學——文化現象，我們應該開拓視野，加速這方面的研究”。80年代以來，唐宋詞的文化學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成就：一是從音樂文化角度研究唐宋詞，如施議對《詞與音樂關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王昆吾《唐代酒令藝術》（知識出版社1995年），對詞與音樂的關系加以考辨，有一定的創獲。任半塘的《唐聲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與楊曉靄的《宋代聲詩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從音樂文藝的角度，對唐宋聲詩加以細致的考辨，這對我們理解聲詩與詞的關系不無幫助；二是研究詞與歌妓制度的關系，不僅有大量的單篇論文，而且出版了不少專著，如李劍亮的《唐宋詞與唐宋歌妓制度》（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沈松勤的《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年）對此也有專門的研究；三是研究詞與商業文化、城市生活的關系，如王曉驪的《唐宋詞與商業文化關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楊萬里的《宋詞與宋代的城市生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四是研究詞與民俗等社會文化的關系，如黃杰的《宋詞與民俗》（商務印書館2005年）；五是研究詞與儒釋道文化的關系，史雙元的《宋詞與佛道思想》（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年）、劉尊明的《唐五代詞的文化觀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對此均有論述，崔海正的《宋詞與宋代理學》（《文學遺產》1994.3）、張春義的《宋詞與理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則對宋詞與宋代理學（新儒學）思潮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六是研究唐宋詞與當時的士風、世風之間的關系，如韓經太的《宋詞與宋世風流》（《中國社會科學》1994.6）、王曉驪的 《“逐弦管之音，為側艷之詞”：試論冶游之風對晚唐五代北宋詞的影響》（《文學遺產》1997.3）；七是研究唐宋詞與地域文化（尤其是南方文化）的關系，如楊海明的《試論宋詞所帶有的“南方文學”特色》（《學術月刊》1984.1）、《試論唐宋詞所浸染的 “南國情味”》（《文學遺產》1987.1），以及崔海正的《宋代齊魯詞人概觀》（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湯涒的《敦煌曲子詞地域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八是研究宋詞的人文精神與文化品格，如沈家莊的《宋詞文體特征的文化闡釋》（《文學評論》1998.4）、孫維城的《“晉宋人物”與姜夔其人其詞：兼論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文學遺產》1999.2）；九是以當代意識觀照唐宋詞，分析其所蘊涵的人生內涵，代表性著作是鄧喬彬的《宋詞與人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楊海明的《唐宋詞與人生》（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此外還有將唐宋詞與當代的流行歌曲加以比較研究的著作。

唐宋詞史的研究。唐宋詞史一向是詞史研究的重點。不少學者綜合運用考證、鑒賞、文化學等方法，進行唐宋詞史的研究，包括詞人的個案研究、流派（或群體）研究、時段研究、專題史等諸多領域。其中，詞人的個案研究是詞史研究的基礎，涉及作品的編年、詞人生平事跡的考證、年譜和傳記的編寫、詞史地位的評價。王國維的《清真先生遺事》開啟了現代詞學編撰詞人年譜的先河，夏承燾的《唐宋詞人年譜》 堪稱現代詞學中這一領域的典范性作品。夏著之后，相繼出現了鄧廣銘的《辛稼軒年譜》（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王兆鵬的《張元幹年譜》（南京出版社1989年）、韓酉山的《張孝祥年譜》（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程章燦的《劉克莊年譜》（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嚴杰的《歐陽修年譜》（南京出版社1997年）、鄭永曉的《黃庭堅年譜新編》（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孔凡禮的《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年）、徐培均的《秦少游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02年）、方星移《宋四家詞人年譜》（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著作①類似的著作還有王兆鵬的《兩宋詞人年譜》（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王兆鵬、王可喜、方星移合著的《兩宋詞人叢考》（鳳凰出版社2007年），方星移的《宋四家詞人年譜》（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此外，鄭騫的《宋人生卒考示例》（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鄧子勉的《宋人行第考錄》（中華書局2001年）、李裕民的《宋人生卒行年考》（中華書局2010年）也涉及到宋代部分詞人生平的考證。。宛敏灝的《二晏及其詞》（商務印書館1935年）對二晏的生平與創作加以全面的考察，堪稱現代詞學中個案研究的代表性著作。80年代以后詞學界也涌現了一批個案研究的力作，如楊海明的《張炎詞研究》（齊魯書社1989年）、葉嘉瑩的《論詠物詞之發展及王沂孫之詠物詞》（《四川大學學報》1986.4）、施議對的《論稼軒體》（《中國社會科學》1987.5）、劉揚忠的《辛棄疾詞心探微》（齊魯書社1990年）和《周邦彥傳論》（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鄧喬彬的《論姜夔詞的清空》（《文學遺產》1982.1）和《論姜夔詞的騷雅》（《文學評論叢刊》第22 輯）、王筱蕓的《碧山詞研究》（南京出版社1991年）、金啟華和蕭鵬合著的《周密及其詞研究》（齊魯書社1993年）、鐘振振的《北宋詞人賀鑄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錢鴻瑛的 《夢窗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為80年代以來唐宋詞史的編撰和唐宋詞的綜合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已有的作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溫庭筠、李煜、柳永、蘇軾、秦觀、李清照、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等名家（特別是蘇軾、李清照、辛棄疾三家），不僅有大量的單篇論文，還出版了各種研究專著、論文集②如蘇軾詞的研究，90年代以來就出版了不少專著，包括崔海正 《東坡詞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年）、劉石《蘇軾詞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唐玲玲《東坡樂府研究》（巴蜀書社1993年）、陶文鵬《蘇東坡詩詞藝術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蒲基維《東坡詞章法風格析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保苅佳昭《新興與傳統：蘇軾詞論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饒曉明《東坡詞研究新思維》（廣西師大出版社2008年）、鄭園《東坡詞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等，這些著作都很好地推動了蘇詞的研究。。

流派（或群體）研究或時段研究也是詞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吳熊和的《唐宋詞通論》即有專章論述唐宋詞的流派，開啟了80年代以來詞派研究的先聲。劉揚忠的《唐宋詞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初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再版）堪稱唐宋詞流派研究的集大成著作。該書不僅翔實地考察了唐宋詞流派演變的“過程”，還著力揭示出唐宋詞流派形成與變化的歷史動因。余傳棚《唐宋詞流派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著重考察了唐宋詞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花間詞派、婉約派、頹放派、豪放派、雅正派。除了這些通論式的著作外，學界也不乏對具體詞派所作的專題研究。王兆鵬的 《南渡詞人群體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和肖鵬的《群體的選擇——唐宋人詞選與詞人群通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是大陸詞學界較早進行唐宋詞群體（流派）和時段研究的兩部專著。新世紀以來，學界又相繼推出了不少這方面的著作，如高鋒的《花間詞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諸葛憶兵的《徽宗詞壇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彭國忠的《元祐詞壇研究》（華東師大出版社2002年）、牛海蓉的《元初宋金遺民詞人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郭鋒的《南宋江湖詞派研究》（巴蜀書社2004年）、單芳的《南宋辛派詞人研究》（巴蜀書社2009年）、丁楹的《南宋遺民詞人研究》（鳳凰出版社2011年）、金國正的《南宋孝宗詞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流派（或群體）研究或時段研究，不僅促進了詞的分期和流派研究，也深化了詞史的研究，使詞史演進中某些群體或時段的面貌更為清晰地展示出來。

詞人的個案研究與群體研究直接推動了唐宋詞史的編撰工作。詞史的編撰包括通史與斷代史兩種。早期的詞學通史有劉毓盤的《詞史》（上海群眾圖書公司1931年）、吳梅的《詞學通論》（商務印書館1932年）、王易的《詞曲史》（神州國光社1932年）、胡云翼的《中國詞史略》（大陸書局1933年），但體例比較單調，論述亦較單薄。80年代以后相繼出版了許宗元的《中國詞史》（黃山書社1990年）、金啟華的《中國詞史論綱》（南京出版社1992年）、艾治平的 《婉約詞派的流變》（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黃拔荊的《中國詞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這些通史式的著作雖然格局稍大，但因其并非建立在對個案深入研究的基礎之上，對詞史的把握比較簡單，其成就遠遠不及唐宋詞的斷代史研究。唐宋詞史的編撰在解放前就有胡云翼的《宋詞研究》（中華書局1927年）、薛礪若的《宋詞通論》（開明書店1937年）。80年代以來，隨著個案研究的不斷深入，和唐宋詞史的整體把握不斷加強，學界推出了不少有影響的唐宋詞斷代史著作，如楊海明的《唐宋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這是建國以來第一部融歷史分析與美學評價為一體的唐宋詞斷代史著作，對唐宋詞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文學現象和創作實踐，都做了深刻而精辟的論述。此后，謝桃坊的《宋詞概論》（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陶爾夫、諸葛憶兵合著的《北宋詞史》（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以及陶爾夫、劉敬圻合著的《南宋詞史》（黑龍江人民1992年），木齋（王洪）的《唐宋詞流變》（京華出版社1997年）與《宋詞體演變史》（中華書局2008年），劉尊明的《唐五代詞史論稿》（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年），鄧喬彬的《唐宋詞藝術發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著作，也對宋詞的發展情況作了細致的描述。其中，鄧著《唐宋詞藝術發展史》特色尤其鮮明，堪與楊海明的《唐宋詞史》、劉揚忠的《唐宋詞流派史》并稱為新時期以來三部標志性的唐宋詞史。90年代以來，不少博士和碩士論文從事專題史研究，這在很大程度上細化了唐宋詞史的研究，如鄧紅梅的《女性詞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對唐宋女詞人的研究，路成文的《宋代詠物詞史論》（商務印書館2005年）對兩宋詠物詞史的探討，以及徐安琪的《唐五代北宋詞學思想史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對唐宋詞學思想史的考察。

新方法、新觀念與新的唐宋詞研究領域。隨著新方法和新觀念的介入，特別是傳播學與接受美學理論被引入詞學研究領域，唐宋詞的傳播史與接受史研究頗受學界關注，這不僅直接推動了90年代以來學界對詞史中經典作家、經典作品經典化歷程的研究，也大大加強了以往文學史研究中比較單薄的影響史研究。有的學者還將這種研究與統計學的方法結合起來，使文學分析與數據統計相互印證，既有實證依據，又有理論支撐，改變了傳統的文學研究過于依賴印象式批評的方法，使以往某些模糊的認識得以清晰，如劉尊明與張春媚合寫的《傳播與溫庭筠的詞史地位》（《文學評論》2002.6）、劉尊明和田智會合寫的《試論周邦彥詞的傳播及其詞史地位》（《文學遺產》2003.3）、劉尊明和王兆鵬合寫的《從傳播看李清照的詞史地位：詞學研究定量分析之一》（《文獻》1997.3）、劉尊明和王兆鵬合寫的《本世紀東坡詞研究的定量分析——詞學研究定量分析之一》（《文學遺產》1999.6）、王兆鵬《宋詞名篇的定量考察》（《文學評論》2008.2）、龍建國《唐宋詞與傳播》（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年）、楊雨《傳播學視野下的宋詞生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朱麗霞 《清代辛稼軒接受史》（齊魯書社2005年）、李冬紅 《〈花間集〉 接受史論稿》（齊魯書社2006年）、張璟 《蘇詞接受史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錢錫生 《唐宋詞傳播方式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陳水云《唐宋詞在明末清初的傳播與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譚新紅《宋詞傳播方式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

一個學科的建立，往往伴隨著對自身研究過程的不斷反思。這樣，關于本學科學術史的研究就應運而生了?，F代詞學也是如此。80年代以來，特別是90年代后期，伴隨著整個學術界撰寫學術史的熱潮，詞學界也推出了一批詞學史著作，如謝桃坊《中國詞學史》（巴蜀書社1993年）、方智范等《中國詞學批評史》（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邱世友的《詞論史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朱崇才《詞話史》（中華書局2006年）。只是這些著作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古代詞學研究的梳理方面，對20世紀的詞學研究關注不多。曹辛華《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詞學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曾大興的《詞學的星空：20世紀詞學名家傳》（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則彌補了這一缺陷。鑒于現代詞學中與唐宋詞的研究最為充分，有些學者專門總結歷代學者對唐宋詞的研究成果。劉揚忠的《宋詞研究之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崔海正的《宋詞研究述略》（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9年）就屬于這類著作。張幼良的《當代視野下的唐宋詞研究論綱》（蘭州大學出版社2006年）則著重考察了80年代以來的唐宋詞研究現狀。高峰的《唐五代詞研究史稿》（齊魯書社2006年），劉靖淵、崔海正的《北宋詞研究史稿》（齊魯書社2006年），鄧紅梅、侯方元的《南宋詞研究史稿》（齊魯書社2006年）等著作，則全面總結了唐五代詞、北宋詞、南宋詞，從產生到21世紀初的研究成果（包括海外的研究成果）。這些學術史著作，在回顧學界已有的學術成果，總結各種學術觀念、學術方法的同時，也不乏對今后詞學研究的種種展望和設想，為我們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選題。

存在的問題及解決的思路：就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唐宋詞研究在文獻整理和作家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最為突出。文獻整理是學科發展的基礎工作，它的充分與否直接影響到作家研究。唐宋詞的研究之所以長期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顯學，與文獻整理的充分密切相關。今后在這方面要想取得大的突破，比較困難，除了需要進一步拓展整理范圍之外，還應該對已經整理出來的文獻進行加工、提高（如《詞話叢編》的補輯、箋注；利用今人編撰的的《全宋文》、《全宋詩》，全面整理宋代的詞學資料）。就作家研究而言，存在一個突出的問題：過于集中在少數名家身上。這既容易出現大量的重復，也使得其他詞人的研究顯得較為薄弱。因此，今后的作家研究，既需要將名家研究推陳出新，也應繼往開來擴大研究范圍，不能把研究視野局限在為數不多的名家身上。不過，作家研究與文獻整理均屬于傳統的研究方法，短時間內是很難取得突破的。這既是目前的唐宋詞研究給人推進不大的原因所在，也是目前學界愿意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新方法的運用的心理動機?？偟膩碚f，新方法的引入對唐宋詞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尤以詞的文化學研究最為引人注目。詞的文化學研究及其與當代意識的結合，打破了解放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一味以政治標準來評價文學的做法，將詞的外部聯系拓展到其與文化各個層面之間的關聯，不僅開闊了視野，而且增強了詞學研究的當代性，開拓了詞學研究的新領域。不過，有的研究演變成了純粹的文化學研究，這就失去了文學研究的本來意義。因此，詞的文化學的研究要堅持文學的本位，尤其是要注意詞的本色，不能簡單地將詞作為文化研究的材料。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有些方面的研究比較充分（如唐宋詞與歌妓制度的研究），但也還存在一些薄弱的領域，如宋詞與黨爭的關系就較少深入研究；宋詞與理學雖有少量論著，但論述仍不夠充分；至于由部分論著引出的宋詞與宋型文化之間的關系，更是一個引而未發的課題；唐宋詞與當代文化之間的聯系也有許多可供挖掘的地方，如唐宋詞與新詩之間的關系，值得進一步探討。目前看來，最為薄弱的是詞的本體學研究。從音樂的角度來審視詞體，不僅存在文獻資料有限的制約，也存在著研究者專業素質欠缺的因素，因此學界從這個角度審視詞的本體的人并不多，成果也有限；已有的本體研究，主要屬于詞的文藝學研究，而這種文藝學的研究，又主要是通過詞與詩的對照來揭示的，思路仍然是傳統的，也是比較單調、狹窄的。其實，詞體特色是相對于其他文體（尤其是詩歌）而言的，要揭示詞體特色，自然要與其他文體加以比較。但詩詞的對照僅僅是詞體比較研究的一個方面。詞在形成自身特色與不斷演變的過程中，也受到了其他文體的影響（如詩、賦、文），還會以各種方式影響到其他文體。這種文體之間的交融與互滲，雖然不乏零星的論文加以探究，但尚未得到學界的充分重視。如何從文體學的角度來揭示詞體特色，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