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的倫理價值及其意義

張玉龍，陳曉陽

（1.山東大學 人文醫學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250012；2.濱州醫學院，山東 煙臺264003）

恐懼的倫理價值及其意義

張玉龍1，2，陳曉陽2

（1.山東大學 人文醫學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250012；2.濱州醫學院，山東 煙臺264003）

恐懼在現代生命科技的強勢和暴力環境中，可以促進理性認知的形成，從倫理上化解技術和生命的尖銳矛盾?？謶謱е聦夹g與道德的沖突產生焦慮，形成對工具理性和人性的反思，推動對生命倫理重大命題的解讀。以恐懼為基點，可以明確生命倫理體系的新穎方法、核心規范、基本原則和實現途徑。

恐懼；倫理；價值

現代生命科技已經嵌入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給人類帶來福祉、展現希望曙光的同時，也使得自然環境和人體健康陷入高風險的漩渦，使傳統倫理受到嚴峻挑戰。生命倫理學在現實生活世界中審思技術，探索為人的完整存在和健康生存提供持久的道德力量，其理論和實踐研究空間的構建也正在進行之中。當代法國哲學家保羅·里克爾指出：“經由害怕而不是經由愛，人類才進入倫理世界?！保?］由害怕、恐懼開始，倫理學這顆參天巨木，繁盛出生命倫理之花。

一、恐懼在現代科技環境中的新價值

恐懼作為一種只有人類及生物無意識的心理活動狀態，是由于周圍不可預料不可確定的因素而導致的無所適從的心理或生理的強烈反應，是只有人與生物才有的一種特有情緒，是生存的本能表現之一。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它是一種有機體企圖擺脫、逃避某種情景而又無能為力的情緒體驗。拉斯·史文德森認為：“人類最原始、最強烈的情緒就是恐懼?！保?］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認為恐懼作為現身情態就是在世的一種基本方式，克爾凱郭爾《恐懼的概念》則認為恐懼是“單獨個體”最基本的存在狀態。

作為一種只有主體才能體驗到的感覺，恐懼往往具有描述性而非分析性，對其精確定義比較困難。與恐懼相關的詞語，如憂慮、擔心、焦慮、害怕、恐慌、畏懼等可以輔助完成對恐懼的說明，大致勾勒出恐懼的構成和內容。一般來說，恐懼的產生源于主體被迫置身于無法安然地相信世界、時刻面臨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的嚴峻的生存境遇中，往往與死亡、無知相伴。伊壁鳩魯認為恐懼的兩大根源是宗教與怕死；康德對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感到畏懼，戰戰兢兢；在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的有關論說中有“毀滅和終結是人類恐懼產生的源泉”；霍布斯在《利維坦》一書中區分了兩種不同意義的恐懼，其一是對于頭腦中假想出的，或根據公開傳說構想出來的對于不可見的力量的恐懼，這是宗教的來源，其二則是一種由于對原因或者狀況的不理解而產生的恐懼，這被稱為恐慌（Panique Terror），他并指出最初的恐懼來源于對于原因和狀態的未知；克爾凱郭爾說，“虛無具有什么作用？它激起了恐懼”；海德格爾認為“畏與怕有著親緣關系，這兩者現象多半是不分的，是怕的東西被標示為畏，而有畏的性質的東西被稱為怕［3］；按照英國神學家詹姆斯·里德的說法，“許多恐懼都是來自我們對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不理解，來自這個世界對我們的控制”；德國的斯賓格勒在《悲劇主義》中說，人對他自己無法理解的東西最感到恐懼，分為時間恐懼、空間恐懼?？梢哉J為，所有類型的恐懼都往往由處于危險或面臨著危險的感覺而來，人們對造成或可能造成危險喪失了控制力，既不能對危險事物作出有效的預見，也對行將到來的危險失去抵御能力，無力擺脫危險的局面?？傊?，在意識到危險即將來臨卻無法控制時，恐懼才具有存在的基礎。

恐懼是人類在大自然中飽經困苦和不幸的最初反應，并貫穿于探索自然和生命奧秘的人類文明始終。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中，對于恐懼、敬畏都有著深入的論述。古希臘意識中的天命作用和古代人面臨天命所體驗到的恐懼，被歷代哲人所關注。有研究表明，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會把恐懼某種東西的信息通過基因遺傳給下一代［4］。近現代以來，當神學桎梏被打破，對地獄的恐懼感消失，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人類卻發現沒有了上帝的世界充滿了不安、憂慮和恐懼，為此，保羅·紐曼無不沮喪地說：“盡管舊的神靈抗衡罪惡的宇宙存在問題，但是生活在一個無神靈的宇宙卻讓人膽怯。沒有天堂、沒有地獄、沒有煉獄、沒有監獄、沒有永恒的生命，一切都是無意義的……。這使得羅切斯特大人血管冰涼、讓克爾凱郭爾感到戰栗、使讓·保羅·薩特感到惡心?！保?］凡·高、畢加索、卡夫卡、弗洛伊德通過不同的藝術形式和理論體系表達了人類是如何深深地陷于恐懼和絕望之中?！?0世紀上半葉，人類社會經受了戰爭、種族滅絕、極權統治、核爆炸等重大社會事件，被視為恐怖的時代”［6］。在后現代的境遇中，人的不安全感是多重面向的，它表現出來的“癥狀”可能是焦慮、恐懼、孤獨、寂寞、失落、悲傷等等［7］。比如社會結構的變遷使得社會關系不僅從熟人社會走向陌生人社會，也使得陌生人社會充滿了更多敵意。隨著工業化速度的加快，熟人社會的領域不斷縮小，被稱為陌生人社會的領域不斷擴大，人們在這個充滿危險的社會中生活并相互交往，恐懼和不安便愈加嚴重。

在上述宏觀背景中，現代技術進步已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新發動機，對整個人類生活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響?！艾F代技術已不僅僅如哈貝馬斯所說的‘作為意識形態’存在，而是作為一種對于社會日常生活具有支配性作用的權力存在”［8］67。技術的日益發展和完善減輕了人們對自然災害的恐懼程度，卻也同時形成了新的恐懼來源。人類自身對技術在使用過程中所產生的負面價值或效應不能完全科學地預測。技術在暴力性窺探自然、對物質內部直至生命存在最隱秘部分進行特定意向性改變的同時，也按其自身邏輯對抗著人性、人權、人倫關系，從根本上沖擊隱藏在既有交往關系及其秩序中的倫理關系、倫理秩序與倫理觀念。有人從技術心理反應角度分析這種恐懼，提出了技術恐懼（technophobia）概念，即對技術對于社會及環境造成不良影響的恐懼。與之相關聯，對安全的高度關注和安全感的普遍缺乏，也開辟了從風險視角透視當代社會的新視域［9］。

在從倫理上解讀技術和生命的尖銳矛盾方面，恐懼可以發揮基礎性作用。德國技術倫理學家漢斯·約納斯深刻地指出：“過去，恐懼在情感中威望不高，它是膽怯者的一個缺點，現在它必須受到尊敬，對它的崇拜簡直就成了倫理的義務?！保?0］根據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恐懼是認識主體對客觀實在的能動反映，是伴隨認知活動而產生的認知和情感體驗，是人類實踐理性的特殊存在樣式。人存恐懼，可以促進理性認知的形成，面對某種重大變遷，就不會貿然行事，就可以確立對神圣事物或力量的信仰與敬畏，以警示、約束人類的言行。孟德斯鳩說，“怕”的結局是“靜”，基于對未來的恐懼，人類就會變得不再鹵莽，而是小心謹慎地行事，肩負人的世間責任。自然狀態下的恐懼具有傳遞性，因而具有公共性或者普遍性，這樣的普遍存在的恐懼之心，賦予人類以善良的品格、美好的德性，使人類不至于毫無顧忌地為所欲為，而是在恐懼的警示靜思中建造并維護自身的家園。在這個意義上，現代社會的恐懼，成為生命倫理大廈的基點。

二、恐懼：生命倫理體系確立的基礎

隨著1953年DNA結構的發現，分子生物學成為生命科學的帶頭學科，20世紀70－80年代基因工程開始轉化為生產力，1990年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實施，進入21世紀，蛋白組學、納米科技、干細胞研究、轉基因技術、克隆技術、生物芯片技術等高科技迅猛發展，人類進入生命科學世紀。生命科技在促進社會進步、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引發出一系列復雜且相互關聯的倫理、社會和法律難題，諸如生命科技創造有害物種，生物芯片技術、納米傳感侵犯個人隱私，人工輔助生殖打亂傳統人倫關系，胚胎研究引發人權爭論，器官移植和克隆導致人的價值和尊嚴重估，等等。這些問題，對人類社會傳統的倫理道德產生了巨大沖擊，古老的倫理學必須在新技術條件下承擔起價值批判、造福人類、引領社會前進的歷史重任并獲得新生?；舨妓乖凇犊謶值母拍睢分姓f：“身體的恐懼是倫理學、道德哲學和法哲學的恰當起點?！睆目謶珠_始，可以梳理出生命倫理學內在的具有邏輯關系的若干層面，從而進一步觀察和分析各種價值判斷的沖突，以此確立理論基礎。

（一）恐懼導致人類對技術與道德之沖突產生焦慮

恐懼情緒具有適應、組織和信號等功能，面對技術的負面效應塑造的恐懼世界，我們感受到的強烈信號和最大困擾首先是對技術終極目的的困惑和迷茫：技術的發展目的、服務對象、對人類的利害關系等都不斷引起巨大爭議，技術能否在終極意義上促進人類社會走向文明仍舊得不到準確的答案。其次就是對道德自身的時代性與合理性的質疑：無論是道德的價值合理性與正當性問題的探討，還是道德本身是否需要變革論證，都成為恐懼背景中的討論焦點。最后就是對技術和道德雙邊關系的不解：道德在何種意義上可以擔當技術選擇的仲裁，道德能否為技術劃定禁區，技術與道德何以相互依賴和諧共處又何以彼此獨立各具合理性，這些廣泛而深刻的焦慮，是我們接近科學生命倫理體系大門的開始。

（二）恐懼形成對工具理性和人性的反思

焦慮和恐懼，不斷澄清人類禁忌和警示的界限，促進人類自省，將生命神圣再次提到了絕對的高度，于是“敬畏倫理”開始發揮作用?！熬次穫惱砭推浔举|而言，是人類對自身終有一死之命運的反思，亦是人類解決自身生存焦慮的一種文化方式，更是人類面對各種困境而產生的生存智慧”［11］。對生命的敬畏，引發了對人類現實和終極命運的雙重關懷。有一種觀點認為，“（不同歷史形態的）技術規定了人性、人的本質的基本內容”［8］63，生命受時空的限制具有很強的尺度性，其質量高低受限于工具理性與人性的關系，也就是現代科學技術與人類存在關系的調和程度。因此，只有明確現代生命技術中人權的邊界，解決諸如克隆是否侵犯人權、基因增強是否合乎人道等問題，才能為解決新技術時代的焦慮提供線索。在終極意義上，人類在通過現代技術獲得空前自由能力的同時，又高度依賴于技術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原有的自由，甚至還有可能失去尊嚴，這是人的存在悖論。人類不能預測和減少技術的負面價值，不能控制世界，將對自身的終極關懷寄托在自由、理性、科技等價值和理想之上，無異于南轅北轍。承認和理性對待這一悖論，將使生命倫理的認知進入一個深刻的層次，將為其理論構建指明方向。

（三）恐懼推動對生命倫理重大命題的解讀

恐懼是一種不幸的狀態，在恐懼中面對生命更容易激起對“善”和“幸?！钡淖非?，克服功利主義和后果主義的不利論調。在恐懼中體味生命自身的力量，激發對生命的神圣拷問，有理由成為創構生命倫理體系的堅實起點，為人的完整存在和健康生存提供一種持久不衰的道德力量。

在恐懼中，我們自然就會認同人類存在著生存與發展的共同利益，就會尊重多元文化、多元價值主體并存的現實，也必然會思索生命本身，特別是與生命創造、完整和健康相關的重大命題。關于生命創造，在恐懼和敬畏態度下，人們將會深思熟慮，反復論證，明確生與死的權力，解決好克隆人、安樂死、墮胎和用人的胚胎的爭議，回答人的肉體與精神的關系問題，研究人究竟是否具備創造人類生命自身以及為人的生命進程立法的權利與能力。關于生命完整，在對技術的恐懼中，人們將盡力解決涉及基因、生物芯片技術納米傳感侵犯個人隱私問題，維護人的尊嚴、平等與自主自決權。關于生命健康，在恐懼和敬畏中，人類將尋求改變和改善人類自身質量的規律，更新生命、疾病、健康觀念，從而對醫學或生物醫學技術與疾病關系進行理性認知和回答。

三、以恐懼為基點的生命倫理展開路徑初探

在恐懼中，我們焦慮技術與道德的沖突，反思工具理性和人性，解讀生命倫理重大命題，以此開始研討和構建生命倫理體系，而首要的就是方法問題。關于方法，約納斯提出了“恐懼的啟迪術”（Heuristik der Furcht）：面對現代科技能力可能招致的人類的徹底毀滅產生一種恐懼感，將驅使我們采取慎之又慎的態度，盡可能避免風險?！翱謶值膯⒌闲g”的實質就是幫助人們在技術時代里去測度技術的力量及其威脅，去思索自然和生命的本體地位和意義。這種方法指導下的生命倫理體系，在時刻警覺技術文明本身危險的同時，主動思考技術時代人與自然的關系，承擔對自然和未來的責任和義務。

以恐懼為基點，生命倫理構建的核心指向就是規范“能做”與“應做”。對于“能做”與“應做”，康德有過終極性追問，在現代技術的恐懼中，必須體味這個終極性問題的刺激性與震撼力。一方面，以恐懼為警示和啟迪，要明確人的認識與實踐能力在其現實性上具有有限性。人類往往自以為是為自身造福，但結果卻適得其反。我們必須對自身的自信持有某種警惕，并對現代技術本身存有某種警覺，為“能做”劃界。另一方面，以恐懼為警示和啟迪，要重新審視道德自由與必然的關系問題。人具有自由意志特質，且這種自由意志必定要通過行動、做，超越其純粹抽象主觀性而成為現實存在。技術是人的自由意志超越純粹主觀性而成為現實客觀存在的方式。美德不僅不拒斥手段、技術，甚至還內在地要求有恰當的手段與技術。倫理學理論應當充分關注實踐智慧、實踐理性，為“應做”立范。

以恐懼為基點，我們可以確定生命倫理最為重要的基本原則：共生共存、公眾參與、程序（規則）正義。所謂共生共存，就是在恐懼中由關心自己的生存發展到關心他人的生存發展，由關心人類的生存發展到關心萬物的存廢，在處理生命倫理難題的過程中，共生共存具有普遍價值，具有神圣性，是第一位的原則。所謂公眾參與，就是說，恐懼帶來對生命高科技的理性，在尚不明確實施新技術對生命及人類未來的利弊影響之前，除了倫理審查、純粹技術領域關于技術本身成熟性與局限性的專業討論外，還應當通過廣泛公共討論、公共對話的方式形成某種共識，并在此基礎之上形成某些規范性調節，使技術有規范地發展與應用。所謂程序（規則）正義，就是在公共參與、多元對話、倫理審查中都需要有規則，有規則的權威以及對規則的尊重。

以恐懼為基點，構建和實施生命倫理，最簡單地說，可以通過兩個途徑來實現：一是人類自身倫理的建設。要培育生命技術過程中的人道、博愛、責任精神，使現代技術人文化，培養和提高生命技術發明家、使用者（如公眾等）和觀察者（如技術評估和評論家等）的倫理素質。二是社會公共領域中的理性精神的建設。要對公眾開展生命技術倫理教育，制定技術發明及其應用規范和準則，建立由公眾參與的技術評估或評價機制。

［1］保羅·里克爾.惡的象征［M］.公車，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27.

［2］拉斯·史文德森.恐懼的哲學［M］.范晶晶，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32.

［3］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三聯書店，2006：164－165.

［4］佘繼祥.恐懼的發生及理解與心理治療［J］.臨床身心疾病雜志，2008（6）：545－546.

［5］保羅·紐曼.恐怖——起源、發展和演變［M］.趙康，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38.

［6］賀海仁.免于恐懼的權利：不幸的哲學及其他［J］.清華法學，2009（4）：40.

［7］林麗珊.后現代社會的“不安全感”析論［J］.警學叢刊，2007（7）：87.

［8］高兆明.新技術革命時代的倫理問題［C］／／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2006－200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9］何小勇.風險社會視域下的科技理性批判［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8（1）：10.

［10］漢斯·約納斯.技術、醫學與倫理學——責任原理的實踐［M］.張榮，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44.

［11］郭淑新.敬畏倫理初探［J］.哲學動態，2007（9）：22－23.

［責任編輯 張家鹿］

Study on Ethical Value of Fear in Modern Life Technology

ZHANG Yu－long，et al
（Medical Ethics Institute of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012，China）

In powerful and violent environment of modern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fear ca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rational cognition，resolve the sharp contradiction of technology and life from the ethical.Fear leads to anxiety about technical and moral conflict，forms the reflec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human nature and promot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jor propositions on the bioethics.With fear as the starting point，it can define the innovative method of bioethical system，the core specification，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the means of realization.

fear；ethical；value

B82－058

A

1000－2359（2012）01－0061－04

張玉龍（1976－），男，山東沾化人，濱州醫學院講師，山東大學人文醫學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人文醫學與生命倫理學研究；陳曉陽（1955－），男，博士，濱州醫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醫學與生命倫理學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研究項目（09YJAZH050）

2011－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