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美蘇關于人權問題的較量

徐振偉

（南開大學 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天津300071）

1970年代美蘇關于人權問題的較量

徐振偉

（南開大學 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天津300071）

1970年代是美蘇關系的緩和時期。但在美蘇緩和的背后，以美國國會為代表的強硬勢力對蘇聯展開人權攻勢，將美蘇經貿、安全等議題與蘇聯國內人權狀況的改變相聯系。為此，美蘇先后在雙邊和多邊層面展開較量。美蘇雙邊層面的博弈和較量主要體現的是美國國會的意志。但美國試圖通過雙邊層面來達到目的失敗后，在歐安會的多邊層面將西方的人權規范通過《赫爾辛基宣言》強加給蘇聯。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在歐安會的人權議題方面掌握了話語霸權，而蘇聯國內的異議人士把《赫爾辛基宣言》作為他們開展人權活動的依據，他們要求蘇聯政府遵守宣言，按照西方的標準改變蘇聯國內的人權狀況，并尋求美國的支持。在歐安會多邊機制和蘇聯內部反對勢力的作用下，蘇聯在人權問題上步步退讓，直至最后解體。

美國；蘇聯；人權；歐安會

原有冷戰史的研究強調美蘇的對抗和美國的遏制加劇了蘇聯的解體，現在新冷戰史的研究越來越強調美國以及西方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引發了蘇聯內部的變化，從而使得蘇聯東歐劇變。本文在此基礎上，力圖從人權這一角度來窺探美國以及西方對蘇聯開展的“和平演變”戰略。1970年代恰是美國推行人權外交的高峰期，美蘇關于人權問題的較量是這一時期美蘇關系的核心內容之一。這一較量不僅體現在兩國的雙邊層次，也反映在國際的多邊場合，尤其是在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簡稱“歐安會”）方面。

一、美國對蘇聯發動人權攻勢的時代背景與策略

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美國國會發表的國情咨文中提出以“伙伴關系”“實力”和“談判”為三大支柱的“和平新戰略”，開始了對蘇“緩和”戰略，其實質是重點“在非軍事領域內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1］。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推行“緩和戰略”上都認為應以“聯系”為主要策略，“我們認為，超級大國的關系要真正取得進展的話，就必須在廣泛的問題上取得共識”，“如果把問題分割開來，那就會使得蘇聯領導人認為他們能夠用一個方面的合作當作安全閥而在別的方面謀求單方面的利益，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2］171?；粮裨诠_場合提出“聯系”一詞，尼克松在信件中更是強調說，“我相信，重大問題在根本上都是相互關聯的”［2］180。這表明美國決策層對蘇推行“聯系”戰略是決心已定。

實際上，基辛格所說的“聯系”即“議題聯系”，它“是國家施加影響的一種手段”，是一種談判手段，是“在一個自己占優的議題領域決策時將其它議題附帶進來的策略”［3］?！白h題聯系”的核心在于將擁有優勢的議題與劣勢議題相聯系，以獲取在弱勢議題上的主導權［4］。美國對蘇聯推行“議題聯系”，必然是在認清各自優劣議題領域和偏好排序的基礎之上，最終美國將人權問題納入“議題聯系”之中，并對蘇聯展開人權攻勢也是基于此兩種因素之上的選擇。在此，有必要理清1970年代美蘇的優劣議題情況和偏好排序。

就美國而言，國內經濟處于滯脹時期，為減緩滯脹對美國經濟的沖擊，美國需要開辟蘇聯這樣一個廣闊的市場，來減少國內經濟危機的程度。而且，從越南撤軍和修補越戰的創傷也是美國的當務之急，同時，在戰略武器限制方面，美國也需要蘇聯的配合。此時，蘇聯雖然在冷戰中占據優勢地位，但蘇聯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美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機器設備，并且蘇聯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對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需求越來越大，而生產率一直低下的農業無法解決這一問題。在第九個五年計劃（1971—1975）期間，蘇聯連續出現兩次大的糧食歉收，“谷物歉收使蘇聯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的糧食，特別是1972年從美國的大量進口”［5］。而且，蘇聯在東歐的勢力范圍，也需要美國予以政治上的認可。蘇聯的失分正是美國的得分。與此同時，1960年代美國通過黑人民權運動改善了國內的人權狀況，而民權方面的立法和進步也讓別國抓不到把柄。美國需要將其價值觀和人權理念傳播出去，來提升美國的國際形象。

通過以上對1970年代美蘇情況的分析，可見在戰略競爭方面，美國處于守勢；但是在技術、糧食和人權問題上，美國占據優勢。在美國外交傳統中一直存在著強烈的道德使命感，美國外交傾向一直在現實主義的“實力”和理想主義的“道德”之間選擇。越南戰爭的失敗導致美國綜合國力的削弱和全球霸權的損害，在“實力不濟”的情況下，為加強美國國內的凝聚力和“冷戰共識”，美國在外交政策中開展的人權攻勢可以增強美國霸權的道德優勢和軟實力，使美國在與蘇聯的競爭中處于上風。這些需要之下，美國舉起“道義”的大旗，向蘇聯發起人權攻勢，是勢在必行的。其具體實施就是通過“擴大美蘇之間的貿易，使美蘇關系中既有胡蘿卜又有大棒”，在此前提下，利用聯系原則把政策的各個相互組成部分聯系起來［6］170。其實質是將美國處于優勢的議題與美國處于劣勢的或試圖實現的議題相掛鉤，促使蘇聯“緩和”。美國對蘇發動人權攻勢的策略，正是將人權問題與經貿問題相聯系，通過經貿關系，迫使蘇聯在人權問題上讓步。

二、美蘇關于人權問題雙邊層次的較量

人權攻勢和議題聯系是美國確定的策略，但這一策略如何實施，美國內部不同部門之間是有分歧的。1971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就開始把貿易看做他們建立新的美蘇關系的總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這將促進兩國的有關機構和企業之間的合作，并促進簽訂包括長期協定和合同在內的適當的協定和合同”［7］135－136。這一“適當的協定”就是1972年10月美蘇簽訂的全面貿易協定。這項協定要解決在冷戰時期阻礙美蘇貿易擴大的問題。這項協定規定，蘇聯償付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租借債務72200萬美元。作為回報，美國答應批準給蘇聯以最惠國待遇，并向它提供進出口銀行的長期低息貸款。全面貿易協定的達成符合了美國商業集團、制造業集團、農場主集團的利益，為此，他們大力支持該協定和對蘇貿易。

尼克松及其助理基辛格感興趣的是增加美蘇貿易的政治含義，促進“議題聯系”戰略的實施主要是達到“緩和”的政治目的。但美國國會對開展對蘇貿易卻有不同的解讀。當行政部門將此協定交予國會要求批準通過時，參議員亨利·杰克遜提出，對那些不符合西方人權標準來限制本國公民移居外國或向他們征稅的非市場經濟國家，美國不能給予最惠國待遇和優惠貸款。杰克遜提出的議案沿用了尼克松和基辛格與蘇聯打交道時采用的討價還價手段。同時，眾議員查爾斯·瓦尼克向眾議院提出了一項內容同杰克遜議案相似的提案，這項提案即《杰克遜—瓦尼克修正案》。

如果說以尼克松、基辛格為代表的美國行政部門和以杰克遜、瓦尼克為代表的立法部門都對蘇推行“議題聯系”戰略，但這兩種戰略有實質性的不同。尼克松和基辛格謀求通過經濟手段來軟化蘇聯的對外行為，基辛格作為現實主義大師，不太看重意識形態以及人權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粮裢菩械摹白h題聯系”戰略主要是把美蘇經濟往來、美蘇的緩和同蘇聯的對外行為聯系起來，他認為美國沒有必要把蘇聯國內的行為與美蘇間的緩和聯系在一起。因為如果對蘇聯的國內事務指手劃腳，施加壓力，蘇聯反而變得強硬，破壞緩和戰略的實施，美國反而達不到自己的目的，并且，拒絕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會對美國的出口產生消極作用。同樣，在蘇聯猶太人移民問題上，他認為最有效的辦法是改善與蘇聯的關系，用非正式的手段來處理移民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取得蘇聯的理解和讓步。

而對以杰克遜為代表的美國國會議員來說，美國對蘇緩和戰略僅僅強調現實的國家利益是遠遠不夠的，“真正的緩和必須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8］，因此，美國外交必須強調人權和意識形態的因素，他們批評基辛格無視蘇聯國內的人權狀況，認定只要蘇聯國內的人權得不到改善，東西方的緩和以及美蘇的合作就缺乏堅實的基礎。進而，他認為美蘇關系的發展應建立在比信貸、商業貿易、政治因素更牢固、更持久的基礎之上，這個基礎就是人權。這一點正如他所宣稱的：“美國政府說美蘇的經濟合作會促進和平，但當人員、信息穿越國界自由流動而不受人為限制時，這種和平才是穩定、持久的。而現在，美國面臨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保?］因此，如果說基辛格的“議題聯系”戰略是把美國對蘇貿易以及美蘇緩和與蘇聯的對外行為相聯系，那么，杰克遜等國會議員的“議題聯系”戰略是把美國對蘇貿易與蘇聯國內的行為尤其是蘇聯的人權狀況掛鉤，雖然杰克遜一再聲稱他的做法并未真正涉及蘇聯的國內政治，他“只是希望蘇聯允許其公民移居外國”［9］。

面對美國的人權攻勢，蘇聯此時在美蘇對峙中占據優勢地位。當1974年歐佩克成員國聯合對美歐實行石油禁運從而推高國際油價時，作為石油生產大國的蘇聯則財源廣進，出口石油換回的外匯極大地充實了蘇聯的國庫，加強了蘇聯的競爭力，并且，如果美國不跟蘇聯擴大貿易交往和信貸投資，蘇聯可以轉向美國的競爭對手——日本和西歐，因此，蘇聯可供選擇的余地較大。

在人權和對外移民方面，由于蘇聯是一個具有一百多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其領導人擔心如果允許猶太人自由移居國外，會影響到蘇聯境內的其他民族，會損害蘇聯的安全和國家利益。所以，蘇聯對允許其中一部分人不受限制地移居外國的影響就特別敏感，對《杰克遜—瓦尼克修正案》涉及蘇聯國內政治表達嚴重關切，也不難理解當美國國會通過該修正案后，蘇聯反對把最惠國待遇同人權和移民問題聯系在一起，并不再執行美蘇全面貿易協定的條款。

這表明，對蘇聯來說，美蘇間的貿易還沒有重要到使蘇聯為擴大貿易而愿意付出任何代價的程度。蘇聯退出美蘇全面貿易協定對美國來說無疑是一種打擊。在基辛格看來，《杰克遜—瓦尼克修正案》限制了美國對蘇外交的活動空間，并破壞了美蘇在核裁軍、經濟合作及其他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所以，他認為“緩和遭受了一次挫折”［7］180。對杰克遜等國會議員而言，修正案的出臺不僅未迫使蘇聯讓步，反而激怒了蘇聯，損害了美國的經濟利益。這一點正如一部分美國人所主張的，即美國不要一味指責蘇聯侵犯人權，只有保持與蘇聯的對話和合作，蘇聯才會行動，美國才會達到目的?！叭藱鄦栴}的對抗可能會起到相反的效果，當美蘇關系緊張、美國指責蘇聯人權政策時，蘇聯的人權狀況不會改變，這有違美國的初衷”［10］。所以，當美國過多干預蘇聯國內的人權問題時，美國的意圖會起到相反的效果，蘇聯會抵制美國的施壓、說教。但是，當美國通過雙邊機制無法迫使蘇聯在人權方面讓步時，美國通過歐安會的多邊機制達到了自己的目的，而蘇聯一旦進入歐安會的多邊機制，它在人權方面沒有退路可走，只能接受西方的人權標準。

三、美蘇關于人權問題多邊層次的較量

歐安會的最初設想是由蘇聯提出的。蘇聯的目的是通過歐安會確認二戰后的邊界現狀，從而讓西歐承認蘇聯二戰后的邊界以及它在東歐霸權的合法性，并且，蘇聯借助歐安會來加強它與西歐的聯系進而離間西歐與美國的關系。另外，蘇聯還可以通過與西歐的經濟合作來得到先進的技術、設備以及貸款投資。而對于西歐國家來說，它們的安全受美國保護，因此，它們要求美國必須參加。就美國而言，當美國實力下降時，更傾向于參與多邊機制以實現自身利益，反之則對多邊主義持冷漠態度。美國力圖通過歐安會來增強在歐洲的影響力，與蘇聯討價還價。同時將在美蘇雙邊機制無法達到的目的應用到歐安會，迫使蘇聯在人權問題上讓步。因此，1975年，美國總統與歐洲國家的領袖出席歐安會并簽署了《赫爾辛基宣言》。該宣言涉及三大內容，簡稱“三只籃子”?！暗谝恢换@子”確認蘇聯在二戰后的邊界現狀，并且加強各國在安全領域的合作，“第二只籃子”規定各國加強在經濟、投資、貿易、環境領域的合作，“第三只籃子”強調從人道主義出發，各簽約國致力于人員、思想、信息、文化方面的自由流動和相互交流。主要條款包括不得限制家庭關系的基礎之上以進行日常的會見等活動，家庭成員團聚的權利，不同國家公民之間婚姻自由，旅行的自由，青年人之間的交流等方面［11］。由于偏好排序的不同，蘇聯看重的是前兩只籃子，美國及西方則強調第三只籃子，將第三只籃子與前兩只籃子相聯系?！逗諣栃粱浴房梢哉f是美國推行議題聯系策略的成功。

對蘇聯來說，人權領域不是它擅長的方面，也不太關心這一問題。所以，勃列日涅夫在簽署該宣言時，他并不清楚蘇聯應履行的義務，他看到的只是眼前的“收獲”，即1968年因為“布拉格之春”蘇聯干涉捷克并提出“勃列日涅夫主義”后，蘇聯要擺脫外交的孤立，改善國際形象并尋求西方承認蘇聯在東歐的霸權。因此，他歡呼“這是蘇聯外交的勝利，也是他個人外交的成功”［12］。就美國而言，許多民眾批評政府對蘇聯讓步過多?！懊绹鴸|歐裔的集團反對承認二戰后東歐的邊界，以及蘇聯的霸權”［13］，許多民眾認為該宣言使蘇聯在二戰后的邊界和在東歐的霸權具有了合法性。但歷史證明，歐安會和《赫爾辛基宣言》是美國外交的勝利，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權議題成為該宣言和歐安會進程的主導因素。

蘇聯對“人道主義”“自由流動”等議題是比較陌生的，而它們卻是美國非常熟悉的，美國認為這有利于從蘇聯那里榨取讓步。雖然基辛格認為短期內“該宣言的實施并不會徹底改變蘇聯、東歐的政治和社會條件”［14］，但是他已認識到“赫爾辛基宣言最重要的部分是關于人權的條款”，因為“這些條款能創造出一套國際標準，阻止蘇聯鎮壓不同政見者。隨著情勢的發展，東歐國家的改革派利用第三個條款促成國家脫離蘇聯的控制”。福特總統后來不無炫耀地說：“這項宣言重申我們的人道行為標準，它們過去是，也依然是數以百萬計的人類希望之燈塔?！保?5］美國國會更是認為通過歐安會多邊機制對蘇聯推行“和平演變”無疑恰逢其時。為監督各國推行《赫爾辛基宣言》，美國國會專門成立官方機構——赫爾辛基委員會。在歐安會成員國中，美國是唯一建立官方機構來執行和監督《赫爾辛基宣言》的國家。該委員會強調在人權領域實行跨國合作，監督各國執行宣言的情況，批評違背該宣言的國家。同時，鼓勵美國政府及民間組織擴大與蘇聯的經濟交往以及人員、文化、思想的交流與溝通，以西方的人權標準來促進蘇聯國內人權的改變。

在《赫爾辛基宣言》的“三只籃子”中，蘇聯為了鞏固“兩只籃子”，不得不在人權議題上向西方讓步。這意味著西方的人權標準和人權規范將在歐安會進程中居主導地位，而這種規范不可避免地給蘇聯帶來重大影響?！靶麄魇橇D通過直接地而不是通過威脅利誘等媒介來塑造人們的思想”，“是一種爭取民心的斗爭”［16］。在這場與軍事和制裁不同的爭取民心的斗爭中，蘇聯顯然越來越被動。

政治合法性源自民眾的認同，但是“如果民眾從不同的渠道接受的政治信息是不同的，必然會對政治系統中占主導的價值觀產生疑惑、質疑”［17］，所以當西方的人權規范在蘇聯出現并擴散后，蘇聯政權的合法性受到質疑。長期以來，蘇聯宣稱自身制度的優越性，但隨著1975年《赫爾辛基宣言》的簽署，西方的人權標準在歐安會確立，并影響到歐安會各成員國。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在歐安會的所得并未帶來蘇聯政府所期望的效果，即強化蘇聯政權在國內外的合法性以及蘇聯國內的凝聚力。與之相反，美國的人權標準獲得認可，蘇聯東歐的反對派、異議人士獲得了實現他們愿望的強有力支持。從1975年開始，蘇聯政府受到國內異議人士以及美國政府、國際人權組織的巨大壓力。在以后召開的歐安會后續會議中，蘇聯執行《赫爾辛基宣言》的情況以及改善國內人權的情況受到密切關注和嚴格審查，以至于當時的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無奈地說：“《赫爾辛基宣言》逐漸成為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宣言，事態的發展完全超出了蘇聯領導人的想象?！保?8］所以，與其說歐安會是落實《赫爾辛基宣言》條款的舞臺，倒不如更確切地說是審判蘇聯人權狀況的講壇。

四、結語

1970年代美蘇關于人權的競爭無疑是激烈的，雖然這一時期是美蘇緩和的時期，但在“緩和”的背后存在一股潛流，即以美國國會為代表的強硬派主張加強對蘇聯的遏制，而在美國實力衰落的情況下，人權無疑是他們手中最好的一張牌。因此，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首先，美國國會是美國人權外交的始作俑者。在歐安會召開、美蘇簽署《赫爾辛基宣言》之后，國會迅速成立赫爾辛基委員會，并賦予委員會較大的權限。該委員會積極有效的活動，極大地重塑了國會在人權外交中的角色，擴大了國會在人權外交中的作用和影響力，而這種擴大和重塑使人權成為美國外交中一個重要的、成為全民共識的組成部分。

自從美國簽署《赫爾辛基宣言》成為歐安會的成員，國會要求在人權方面與行政部門共同制定美國外交政策，這意味著行政部門在關于人權議題上要事先與國會磋商。國會在參與制定外交政策時主要的目標是確保人權成為美國外交和歐安會的重心。在國會的壓力和影響下，繼任的卡特總統正式提出了人權外交，并將其作為外交的重要內容之一。因此，1970年代中后期，美蘇的緩和越來越體現美國國會的意志，而人權因素也成為“緩和”的重要內容之一。

其次，當美國有備而來走向歐安會的時候，美蘇緩和中的人權因素，由歐安會補上了。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歐安會人權機制是美蘇雙邊機制的延伸和擴大，而《赫爾辛基宣言》的人權條款則是《杰克遜—瓦尼克修正案》的繼承和發揚。當蘇聯針對美國國會的“議題聯系”戰略拒不讓步時，卻在歐安會上敗下陣來，而美國通過雙邊機制無法達到的目的卻在歐安會上獲得實現。對于蘇聯來說，《赫爾辛基宣言》使蘇聯接受美國乃至西方的人權規范，導致蘇聯的“和平演變”和最終解體。

美國的人權規范進入蘇聯，并被內化，至少產生了兩個后果：其一是內部的異議人士、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日趨活躍，《赫爾辛基宣言》使異議人士的活動合法化，并且他們有權成立人權組織來監督政府執行宣言的情況，這些異議人士提出超越蘇聯實際發展水平的人權要求，強調以西方的人權規范重塑蘇聯國內的人權，并呼吁美國政府和西方人權組織共同向蘇聯施壓。他們成為美國人權規范在蘇聯內化的體現者和執行者，也是后來蘇聯演變的推動者；其二，與之相伴隨的是，蘇聯內部的各加盟共和國以及共和國內部的分裂和獨立浪潮開始興起。在“人權高于主權”的規范之下，他們尋求民族自決權并爭取西方的支持。如果說1970年代蘇聯在美蘇競爭中還占有優勢的話，但到1980年代，隨著蘇聯經濟的衰退導致的民眾不滿，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信奉并實踐著美國的人權規范，而蘇聯政府為尋求美國的經濟援助，也開始在這一方面主動迎合美國。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蘇聯劇變是美國人權標準在其內部規范化的產物，是蘇聯主動演變的結果。

最后，多邊機制在美國推行對蘇聯的人權攻勢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在歐安會多邊層面上，成員國相互監督人權狀況的改變和執行《赫爾辛基宣言》是歐安會進程的核心議題，也是最重要的內容。歐安會將和平、安全與各國的國內行為聯系起來，這是前所未有的。按照美國人的邏輯，既然追求緩和，各國就應該改善國內的人權，并且，各國人權狀況的改變會有利于歐洲的安全與和平。而蘇聯為了在歐安會上獲得利益而積極倡導和參與多邊進程，但是，蘇聯的損失遠遠大于收益，并最終完全失掉了收益。因此，對許多國家來講，多邊機制雖然能帶來收益，但也意味著背負更多的責任和義務，如何利用多邊機制的積極一面為本國服務，同時化解其不利的一面，是每個國家都需要考慮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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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孫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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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0－2359（2012）01－0169－05

徐振偉（1979－），山東濰坊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現代國際關系、外交史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11YJCGJW020）

2011－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