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州千年不澇的秘密

整理/籟辰

一、千年不澇，是因為劉彝

劉彝（1017—1086），字執中，福州（今福建省長樂縣）人。

劉彝的父親劉若思、兄長劉奕（劉蒙伯）都是進士，且為官清廉。他的兄長劉奕在潤州（今江蘇鎮江）通判任上殉職，入殮的時候連件新衣服都沒有，錢袋空空如也，是潤州百姓捐款，才有了收殮劉奕和運劉奕靈柩回福州安葬的資費。

劉彝是個苦孩子，父母死得早，自幼在艱難困苦中長大。劉彝少年時，正遇當時的大學者、陜西人胡瑗在湖州、蘇州講學，劉彝便拜胡瑗為師，學習禮儀道德和實用技術。劉彝深受胡瑗“明體達用”（明治國規律，達治國目的）的影響，形成了他仁義敦厚、學以致用的處世哲學。

劉彝考中進士后，先后任福建邵武縣尉、江蘇高郵主薄和朐山（今江蘇連云港）縣令，后被任命為都水監丞（相當于今天的水利部正處級局長）。

有一段時間，東京（今開封）久雨不晴，汴河水漲，大家商議要開長城口，以減少水患，但劉彝獨持己見，只開楊橋水門，水即退去。

因為這件事，劉彝立了大功，升為都員外郎（相當于今天的副廳級巡視員），又外放為兩浙轉運判官（相當于今天的浙江國資委主任），改知處州、虔州。

劉彝因為所至之處皆政績突出，備受民眾稱贊，被譽為“治范”。

俗話說，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后來劉彝因為戌南疆失誤，導致其晚境十分凄涼。

劉彝任職桂州（今廣西桂林市）時，因為交趾國（今越南）人經常侵擾我邊境，遂奏請罷免駐守廣南的北方籍士兵，改用福建槍仗手（即福建晉江鳥槍手）分別鎮守。又聽信偏校的話，認為交趾國可以攻取，大肆修造戰船，一律禁止交趾人前來貿易，其至連交趾國給朝廷的公文也不予傳達。劉彝率兵進攻交趾國，行進途中，10余萬人暴露在瘴毒中，死亡率達十之五六，原始森林里，后勤人員的尸體隨處可見，輜重物資未遇敵而損失殆盡。交趾國發兵侵犯中國，分兵三路連陷廉州、欽州、邕州，殺土人壯丁8000多人，并在邕州屠城，殺死郡守以下56000多人。

朝廷以“妄生邊事”罪，降他為檢校水部員外郎（是無工資待遇的虛銜，相當于今天的主任科員）、均州（今湖北省均縣）團練使（相當于今天的縣武裝部部長）、隨州安置，不久又罷官為民，充軍襄州（今湖北襄陽），永不錄用。

十多年后，宋哲宗想起劉彝的治水之功，重新啟用他，召他到東京任都水丞（相當于今天的水利部副部長），但還沒等趕到任上，劉彝就在中途逝世了，享年70歲。

二、劉彝在贛州修建了一個極富創意的綜合性排水系統

宋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年），劉彝來到虔州（今贛州）做地方官。

此時的贛州，因為前任知軍孔宗瀚建筑了城墻，城市已經初具規模，但老百姓仍然處于饑荒之中。劉彝以務實的態度、理性的思維，貼近底層百姓，開始關注民生這個重要的話題。

他在贛州時，為老百姓作過許多好事、實事。他針對贛州百姓迷信鬼神，有病不求醫問藥的惡俗，專門編著了兩卷《贛州正俗方》，痛斥巫醫，教育百姓有病要就醫，并強令3700家淫巫改業為醫，贛州風俗為之一清。

劉彝來時，正遇到饑荒，很多饑民沒有辦法，把嬰兒拋棄了，丟在路上。劉彝發布告招人收養，并要求收養人每月要抱著嬰兒到官署檢查一次，每日可發給2升（合1.5公斤）大米。贛州百姓爭相收養，救活了許多幼小的生命。

他最大的善政，是建造了和都江堰齊名的城市排水系統——福壽溝。

贛州城處于章江、貢江、贛江三條大河的會合之處，三面環水。在劉彝就任之前，贛州城內的排水系統還很不完善。每年春末夏初，江水暴漲，灌入城中，水無處排泄，對城市危害很大。尤其是來自石城、寧都、瑞金、于都、贛縣的貢江洪水爆發之時，洪水常常倒灌入城，甚至淹至縣崗坡一帶，許多人畜被淹死，房屋倒塌。水退之后，瘟疫流行，滿城哭聲，滿眼都是披麻戴孝之人。

防洪治水，刻不容緩。

劉彝根據城內的地勢，巧妙地設計了以城內溝渠與城門水窗相結合的城市排水系統。整個系統主要包括福壽溝、城門水窗、城內蓄水池與城墻四部分。

首先，他根據街道布局和地形特點，采取分區排水的原則，在城內開鑿了兩個排水干道系統——福溝、壽溝，兩溝深約五六尺，寬約二三尺，其修建結合古贛州城龜背型的特征——贛州城地勢西南高、東北低，以州前大街（今文清路）為排水分界線。

因為兩條溝的走向形似篆體的“?！?、“壽”二字，故名福壽溝，西北部以壽溝命名，東南部以福溝命名。福溝主要排放城市東南之水，壽溝主要排放城市西北之水。

主溝修建完成后，劉彝又陸續修建了一些支溝，形成了古代贛州城內主次分明、排蓄結合的排水網絡。

由于贛州城中心高，四周底，具有一定的傾斜度，他采用自然流向的辦法，使城市的雨水、污水自然排入江中，其精巧的坡度和斷面設計，保證了排水溝內水流有足夠沖力，沖走泥沙。

福壽溝為磚拱結構，主溝總長達12.6公里，共有6個出水口，3個排入章江，3個排入貢江。

三、令人稱奇的是，福溝、壽溝的溝底各轉彎處都安裝了會自動耙游的石獅爪，用來扒開可能造成淤積的垃圾。歲月滄桑，它們竟然劃弋了一千多年

現在贛州那些舊式民居的墻角下，布滿了一條條水溝。在每條水溝的拐角處，則裝有一個石板井蓋，井蓋上布滿了銅錢大小的孔洞。城內的生活污水和雨水，就順著這些水溝流進了地下的福壽溝。

那些石板井蓋叫做“銅錢過濾板”。為了防止福壽溝被樹枝、石塊等物堵塞，古人選擇這種有孔洞的石板井蓋當作過濾網。

中國最傳統的建筑材料石塊、磚和三合土是環保、低碳的下水道建筑材料，福壽溝內的磚石在地下會老化甚至崩塌，但是只要維修人員換掉壞的那幾塊，一疏通就好了。

令人稱奇的是，福溝、壽溝的溝底各轉彎處都安裝了會自動耙游的石獅爪，用來扒開可能造成淤積的垃圾。

歲月滄桑，它們竟然劃弋了一千多年。

劉彝又在水溝的城門出口處，鑿了12間科技含量很高的水窗。

水窗即為排水口的閥門，能在汛期防止江水倒灌。這種水窗結構由外閘門、度龍橋、內閘門和調節池四部分組成，主要是運用水力學原理，防止江水倒灌造成城內內澇。

劉彝讓排水口附近的管道現成多層斷面，將坡度增加到普通管道的4倍，這樣就形成了足夠的水壓，可以沖開水窗。以度龍橋處水窗為例，該水窗斷面尺寸寬1.15米、高1.65米，而度龍橋寬4米、高2.5米，于是通過度龍橋的水進入水窗時，流速陡然增加了2至3倍。

水窗溝道的坡度是正常下水道采用坡度的4倍，這樣，就確保水窗內能形成強大的水流，足以帶走泥沙，排入江中。

水窗口設有木質閘門，當城內水位高于城外江水時，水借著自然沖力把閘門沖開流出。當遇上洪水季節，城外江水水位高于城內時，又會借江水的水壓把閘門關上。木頭百葉窗的門軸也不在頂部，而在側面，好像現代的百葉窗。

四、當城內外水位都很高，城內水無法外泄之時，水便儲存在蓄水池內，以蓄代排。洪水退去時，池內所蓄的水也可供城市居民日常使用

劉彝還在城內鑿了三個大蓄水池。當城內外水位都很高，城內水無法外泄之時，水便儲存在蓄水池內，以蓄代排。洪水退去時，池內所蓄的水也可供城市居民日常使用。

城內有三個蓄水池——金鯉池、鳳凰池、嘶馬池，此外還有大大小小幾百口池塘。如靠近城北的八境公園內，就有一座方圓80 畝的水塘，且養了很多魚，一方面作為公園一景，另一方面是為了檢測水質，因為此塘和福壽溝相連，一旦出現死魚，人們就會立刻知道福壽溝里的水質出現問題，需要改善。

蓄水池和池塘面積占贛州城面積的8％。3個蓄水池、幾百個池塘和福壽溝貫通，互為表里，相互串聯，起到了調水、蓄水、排水的作用，猶如長江流域有洞庭湖、鄱陽湖、太湖、巢湖，這些湖也都起到了類似的作用，增加了城市暴雨時的雨水調節容量，以此減少街道被淹沒的面積和時間。

最后，堅固的城墻成為最好的防洪堤壩。

除了地下水溝、水窗以及蓄水塘，足有七八米高的古城墻則是贛州城防洪網絡的最后一環，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近千年來，贛州城之所以沒有被三江之水侵犯，最關鍵的就是這道城墻。它在戰時是城墻，但洪水來襲之時，它則變成保衛贛州城的防洪堤壩。

贛州的城墻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保護最好的磚石城墻。福壽溝的締造者是劉彝，而加固城墻的則是他的前任、孔子第四十六代孫孔宗瀚。

此前，贛州城墻都是土堆砌的，每年發大水的時候，土墻都會被沖垮?？鬃阱谌螘r，將城墻改成了磚頭砌的，這個意義很大。用磚石包砌夯土城墻不但使軍事防御能力增強，同時又極大地發揮了防洪功能。為什么贛州保留了3664 米的城墻，而在中國其他地方卻很少見？根本原因是，即使在今天，臨江面的城墻還起著防洪的作用，所以才被保留。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因為貧困，很多地區的百姓都把古城墻拆掉，用那些文物磚石蓋了房子，而贛州的宋城墻因為其重要的防洪作用，幸免于難。

劉彝在贛州修建的這個極富創意的綜合性排水系統，在城墻、福壽溝和水塘、城墻的四重保護下，既起到了防洪、抗洪的作用，又解決了城市污水排放的問題，贛州的水患從此絕跡。

五、這次維修，讓福溝、壽溝的壽命一直延續到現在

縱橫行曲、條貫井然的排水網絡對改善贛州城區的環境衛生、居住條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福壽溝是贛州城市建設史上最早的污水綜合利用工程，至今，全長12.6公里的福壽溝仍然承載著贛州近20萬舊城區居民用水的排污功能，平時，人們還可以利用渠水和池水養魚種菜。有專家折服：贛州舊城，即使再增加三四倍雨水、污水流量，福壽溝都可以從容應對，也不會發生內澇，古人的前瞻性真令人贊嘆。

福壽溝一直使用到清朝同治年間的1867年，由于城市人口膨脹，私宅官衙劇增，人們各自開挖的水溝星羅棋布，福溝、壽溝承受不了了，于是有了第一次淤塞，使整個贛州城污水橫流，交通阻塞，瘟疫流行，百姓痛苦不堪。而這時的城區，商店、民房廣布，福溝、壽溝潛存于地下深處，維修工作及其艱難。后地方當局以官府名義，督促各家各戶將自己房舍范圍內的福溝、壽溝限期疏通，公產之地及空地由官府維修。這次維修，讓福溝、壽溝的壽命一直延續到現在。

如今，主持修建福壽溝的劉彝的銅像，就坐落在贛州的八鏡公園，當地百姓稱贊他，說他屬于那種“不是光練嘴或紙上談兵的實干派技術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