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高墻”阻礙下的中國方向

張孝德

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倒逼機制下，以新能源革命和綠色經濟為內容的新經濟革命的興起，正在從方向上改變著世界文明與經濟發展走勢。在此大背景下，首當其沖地對正行走在工業化之路上的中國提出了新挑戰。

新能源革命是人類文明時代轉型的革命

在當今世界，研究中國的轉型必須關注世界發展的大趨勢。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興起的新能源革命是我們認識未來世界發展大勢最具有時代標志性大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與歷次危機本質性的不同是，在此之前的歷次經濟危機都屬于工業經濟時代危機，而2008金融危機所催化出的新能源革命，則是標志著工業經濟時代終結，超越工業文明的新經濟時代的開啟。之所以將目前興起的新能源革命界定為使當代人類從工業文明走向生態文明轉型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判斷。

第一，新能源革命是攜帶著新基因的新模式經濟的革命。我們之所以將新能源革命稱之為繼工業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新經濟形態轉型的革命，用現代生物學理論看，是因為新能源就像一顆正在發育中新種子，它攜帶著新經濟模式和新文明模式的全部基因。

在馬克思關于生產方式理論框架中，存在著這樣一個邏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作用形成的生產方式的發展和變革，決定著社會形態的變遷。如果將這個理論分析邏輯深入下去，則會發現，決定人類采取什么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最初始的原因，來自滿足人類生產與生活需要的自然資源類型。從這個角度看，不同類型的資源，就像不同的種子一樣，攜帶不同經濟形態的基因信息。不同類型的資源構成不同經濟形態演化的邏輯起點。

中國是古代農業文明發展時間最長、最成熟的國家。為什么中國古代自然觀是天人統一的和諧觀，這并不是中國古人的思維偏好，而是由滿足農業生產的資源形態決定的。因為滿足農業生產的能源來自太陽能和土地資源。由天時與地力構成的自然力遠大于人力，所以形成了古代特有的在崇天、敬地的基礎上的天人統一自然觀。同時也在天控制人的邏輯框架內，形成了君權神授（神就是天）的古代集權制政治體制。中國是古代農業文明的中心，中國的古代文化與科技，都是在如何認識天時、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太陽資源的框架內形成的。作為中國古代文化起點的周易與太極理論，都是與天時有關的宏觀宇宙感悟的智慧表達。為什么古代農業社會是鄉村為主體的文明社會，同樣也是適應利用分散的土地資源和太陽資源而形成的。

同樣的道理，近代起始于西方的工業文明，之所以形成與古代農業文明不同模式，是由喂養工業經濟的資源形態決定的。不可再生的礦產、煤炭、石油資源等是構成近代以來工業經濟的邏輯起點。工業經濟是對化石能源的利用，是在原子世界中找到了為人類所利用的電的能量，發現了信息原理，找到了滿足人造物的化學元素。為研究原子世界的規律，由此形成了工業經濟時代最基本三大學科：物理學、化學與數學。在人與原子構成的世界中，人與自然關系表現為人與可控制的微觀世界的關系，這是一個人力遠大于自然力的關系，由此形成了工業經濟時代特有的人為自然立法、天人對立的自然觀。由于不可再生的化合物能源，是只有在集中與分工中，才能形成規模收益，由此決定了城市成為工業經濟的載體和生活方式。

按照這個邏輯，目前從不可再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轉換的新能源革命，應當是引發經濟形態、文明形態轉型的革命。圍繞新能源開發和利用，需要新知識體系和科技創新體系。由于古代農業文明建立在太陽能源的基礎上，所以，目前對以太陽能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開發，標志著當代人類面臨著從原子世界向太陽世界的回歸、從化合物世界向生命世界的回歸。這種螺旋式回歸，使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中國五千年文明的新價值，必須重新思考古代農村和工業時代的新發展等。

第二，自然資本經濟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財富經濟，這標志著新能源經濟已經是從母體中誕生的新經濟。在2008年金融危機催化下誕生的新經濟，不僅是攜帶著新基因的經濟，而且是一個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財富經濟。工業經濟的財富來自人造資本，而以新能源為核心的生態經濟財富將來自自然資本。來自自然資本的新財富經濟與工業經濟有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是：工業經濟時代人造資本增值過程，是造成環境污染、導致負財富效應的過程，而正在興起的自然資本財富，是同時滿足經濟收益和環境收益的財富。

第三，新能源經濟是一種已經形成內生動力的新市場經濟。判斷正在興起的新能源經濟是否能夠快速成為支撐生態文明的新經濟，一個重要標志就是驅動新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是否形成。而判斷新經濟發展的驅動力，是內生，還是外生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看驅動新經濟的動力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2008金融危機之后興起的新能源經濟與在此之前的經濟形態相比，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就是新能源投資的主體發生了變化。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全世界都已經認識到了解決能源與環境問題的重要性，但各國政府從來沒有把發展新能源經濟當做拉動經濟增長的新產業經濟來對待，而把它看成一種不得已而為的公共投資。為什么在奧巴馬上臺之前，美國政府拒絕在《京都協議書》上簽字，而奧巴馬一上臺，搖身一變，卻大張旗鼓地關心環境和低碳經濟發展，這并不是奧巴馬比小布什更偏好國際公益事業，而是奧巴馬看到了其中的商機。因為在金融危機的催化作用下，新能源經濟從長期以來的財富扣除效應的公共經濟，變成可以被市場接受的能夠成為未來世界經濟增長極的新產業經濟。

綜上所述，在金融危機催化下誕生新能源革命，不僅是攜帶著新基因的新模式經濟，而且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具有自我內在驅動力的新財富經濟。既然新經濟革命是超出工業經濟形態的新經濟生態革命，那么在新經濟的基礎上形成的文明形態，也是不同于工業文明的新文明，這個新文明就是黨十七大提出的生態文明。

中國繼續走工業文明之路將遭遇“文明高墻”障礙

生態文明時代到來，將中國再次推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按照國際經驗以及中國發展的現實情況，中國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后，將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無論中國將遭遇什么樣的“陷阱”，大家都堅信中國最終能夠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只是個時間問題。然而，當我們正雄心勃勃地跨入現代工業化國家行列之際，卻遭遇到了另一個挑戰。處在拐點轉型期的中國向何處去，面臨的已不是目前學術界關注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而是如果中國繼續走工業文明之路，將會遭遇“文明高墻”的新障礙。

一，“擠車效應”導致文明高門檻挑戰。自從英國工業革命以來，在200多年的時間中，只占世界人口11.2%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到了工業化的行列。以高能耗為代價的西方式工業化只能滿足和容納少數國家的工業化。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已經消耗了地球60%的資源，人類文明足跡已經超出地球承載力25%。從地球環境和能源的容量看，在“工業文明列車”已經滿載的情況下，有兩倍于西方發達國家人口的中國，也要登上工業化的列車，于是出現了“擠車效應”。已經登上工業化列車的發達國家，出于先入為主和既得利益的要求，對中國開始登上工業化列車感到不滿和恐懼，他們以低碳經濟和環境壓力為由，正在提高中國進入工業化的門檻，甚至設置障礙。

當代中國在走向工業化的道路上陷入兩難選擇困境：一方面，無論是出于人類公平發展，還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均無法選擇以停止發展來解決工業化面臨的環境困境。通過阻止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來保證先入為主的西方獨享工業化好處，這是不可能的，這違背了人類文明進化的公理和規律。另一方面，環境與能源的容量，確實沒有給中國登上工業化的列車留下空間。在全球3/4以上的人口已經生活在“生態負債”、世界資源與環境的危機處在一觸即發的時代背景下，兩倍于發達國家人口總數的中國的崛起，面臨著地球承載零空間的挑戰。據科學家測算，如果中國繼續走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消費工業化模式，將需要5.6個地球能源。

二，中國30多年壓縮增長導致高密度污染挑戰，成為中國走向工業文明的內部障礙。中國用30多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百年走的路，這被稱為中國增長的奇跡，但經濟上的壓縮式增長，使我們付出的另一個代價是，形成了在空間上壓縮式的高密度污染。中國的國土面積與美國相當，但是人口是美國的4倍之多。這意味著中國這塊土地和環境要承受數倍于美國的污染度。壓縮式增長導致的高密度污染，將威脅到中華民族的生存基礎。據環保專家預測，“十二五”期間將是中國污染事件的頻繁爆發期。壓縮式污染成為影響中國社會安全、生活安全與經濟安全的重大障礙。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所用的流行病學模型，該報告發現，中國每年約有75萬人因空氣污染和水污染而過早死亡。世界銀行此前的研究報告顯示，在全球2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中國占了16個。當我們津津樂道于壓縮式高增長同時，應該清醒地認識我們為此付出的高密度污染代價。

生態文明是中國走向未來的第三次歷史性選擇

近代以來決定中國發展方向性的歷史選擇有兩次，而且每次選擇都是在世界發展大趨勢發生重大轉型下進行的。第一次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當時的中國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決定了中國面臨的任務是必須進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為中國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掃清道路。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都是按照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方式推進中國的革命，但這種嘗試未能取得成功。蘇聯十月革命，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選擇新的革命道路打開了新路徑和新思路。中國共產黨根據十月革命之后世界發展新趨勢，提出了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歷史選擇。在新歷史條件下，中國不能繼續走西方式的資產階級革命的道路，而走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和世界發展大勢的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歷史實踐證明這個歷史性選擇是正確的。

決定中國發展方向的第二次歷史性選擇，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選擇。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以原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為參照系，希望通過計劃經濟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在20世紀80年代冷戰結束，和平發展新時代開啟之后，鄧小平領導的中國再次根據中國國情與和平發展時代提供的重大歷史機遇，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的重大轉型。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取得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再次證明了這個歷史性的選擇是正確。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世界文明發展開始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使當代中國必須作出關系中國未來方向的第三次歷史性選擇，這就是中國必須把尚未進行完的工業化，納入到生態文明發展的新時代中進行。

近代以來，中國所作出的歷史性戰略決策之所以是成功的，是因為每次選擇都遵循了一個基本原則：這就是將中國國情與世界發展大勢相結合，探索中國特色之路。當代中國走中國特色生態文明之路的選擇也符合這一原則。如果中國繼續走傳統工業文明之路，這將是一條在國際、國內都會遭遇高成本、高摩擦、甚至擱淺的道路。相反，我們審時度勢，獨辟蹊徑，走中國特色生態文明之路，則是一條既符合世界發展大勢，也能夠充分發揮中國國情優勢的文明之路。如果說中國走西方式的工業化將遭遇諸多障礙，那么中國走生態文明之路，則有四大優勢：一是目前中國是世界上環境壓力最大國家，同時也是發展生態文明動力最大的國家?！皵D車效應”導致文明高門檻挑戰，也可變成文明創新的動力。二是中國尚未完全實現工業化，尚未形成路徑依賴，與西方國家相比，進入生態文明的轉型成本很低。三是中國成功地接受了西方工業文明的遺產，具備了承擔新文明創新所需要的時代高度與物質基礎。四是中國文化、歷史與生態文明的價值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教授 ）

責編/馬靜 美編/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