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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企業價值白皮書的社會意義

2012-04-29 00:44李偉陽
WTO經濟導刊 2012年3期
關鍵詞:中央責任價值

李偉陽

編者按:國家電網公司1月12日在京發布我國首個企業價值白皮書——《公司的價值:國家電網時刻在你身邊》,以彰顯其作為世界最大公用事業企業,“不但致力于創造物質財富,而且致力于創造知識財富、精神財富”的新理念。作為參與白皮書編寫的親歷者,作者從社會視角出發,對白皮書的社會意義進行了深刻的闡述。

2012年1月12日,國家電網公司繼發布我國首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首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指南、首個企業綠色發展白皮書之后,發布了我國首個企業價值白皮書——《公司的價值:國家電網時刻在你身邊》,倡導企業和社會從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綜合價值最大化的視角關注企業的成長與發展。本文擬從社會視角出發,談談這個白皮書的社會意義。

一、從企業營利論,到企業責任論,再到企業價值論

無論是自我認知,還是社會期望,企業的本質是什么?分歧與爭議伴隨著企業的產生和發展過程,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即使是邁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這一過程仍在繼續,我們依然需要螺旋式上升。

時至今日,企業營利論,即企業是一個單純的營利組織的觀念,在很多人心中仍然根深蒂固。無論是股東利益至上,堅持利潤最大化目標,還是市值管理至上,追求以股價與市值為核心的企業價值最大化,似乎企業只有單一的經濟功能。

企業責任論,即企業社會責任思潮正在席卷全球。它帶動了企業與社會對企業的社會角色與功能的重新反思和定位??_爾提出責任“金字塔”,企業要履行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自愿責任(慈善責任)之和;約翰·埃爾金頓最先提出企業堅守“三重底線”理論,認為企業發展至少要滿足必需的財務要求、社會約束與環境責任,之后延伸出經濟價值、社會價值與環境價值的平衡管理;肇始于弗里曼的利益相關方理論,則催生了企業全面定位對各類不同利益相關方、以及自然環境的責任。但是縱觀各種企業社會責任觀,始終受到兩方面的困擾,一是應該對誰或哪個方面多負責任一點,更關注經濟責任,還是環境責任?需要對員工更負責任,還是對用戶承擔更多義務?平衡的標準是什么?二是對誰都負責,是否會導致對誰都不負責,對利益相關方負責等同于對社會負責嗎?這些問題在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表面化理解和業績式表達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大多被有意無意地回避了,而對企業發展方式和管理實踐都沒有帶來什么質的變化。責任內容邊界的模糊不清和對責任落實機制研究的空白乃至回避的背后,是虛幻的“企業社會責任”印象,甚而是對社會不負責任的“企業社會責任”。

《公司的價值》起碼在表達范式上實現了“企業責任論”向“企業價值論”的跨越,真正對社會負責任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大門也許正在向我們徐徐打開。無論是回望歷史,還是訴諸邏輯,理解企業存在的必然性或者說本質,永遠都無法在回避社會價值的視角。為社會創造價值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根本理由,深入理解和持續優化企業的社會價值創造功能及其社會價值創造機制,應該成為學界和企業界永恒探索的基本命題。企業是法人,但并不能等同于自然人,自然人可以有道德的追求,有個性化的偏好,即使這偏好并不符合社會理性,甚而是反社會理性的。但是企業的行為是企業內外制度安排的結果,如何通過社會層面和企業層面的制度安排,讓企業的行為能夠符合社會理性,引導組織最大限度地為社會創造價值,需要我們持之以恒地付出努力。企業社會責任的標準最終只能是企業的社會價值創造功能的充分發揮。企業為社會創造價值,離不開與利益相關方的良好互動與合作,有責任統籌考慮利益相關方的期望和要求,但是對利益相關方承擔責任并不能簡單地與社會價值最大化劃上等號。國家電網公司發布的《白皮書》提醒我們需要積極探索企業價值的新理念、價值創造的新范式、企業發展的新方式。

二、企業的社會價值創造新范式

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深刻地指出,“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看舊的問題,需要創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標志著科學的真正進步?!薄豆镜膬r值》白皮書,提出了研究企業價值創造新范式的嶄新命題,也許是本白皮書的最大貢獻?!捌髽I綜合價值最大化=提供卓越產品+建設卓越組織”的論斷,固然可能離回答命題的最終答案極為遙遠,但是它提出的問題與原創探索值得人們尊重與思考。

《公司的價值》白皮書認為,企業之所以能夠為社會創造價值,核心可能是兩個方面,一是通過為社會提供產品創造價值,二是企業作為社會的一個健康細胞創造價值。對于前者,白皮書提出提供卓越產品命題,要求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綜合考慮經濟、社會和環境因素,以對人、環境負責任的方式提供負責任的產品,保證產品存在的社會合法性、環境友好性和價值合理性,自覺追求綜合價值最大化。這隱含了對企業思維模式、行為方式和發展模式的多方面突破,突破了以往僅將產品視為實現利潤的手段與方式的重大局限,突破了僅從市場競爭維度思考產品定位的狹隘視野,也在相當程度上突破了無法全面回應不同利益相關方關注的內在困境。對于后者,白皮書提出建設卓越組織,要求企業自覺成為追求經濟、社會、環境綜合價值最大化的新卓越組織(新對應于以往的卓越績效標準),具有一流的市場競爭力,保證一流的資源配置效率和效果,成為一流的企業公民。這隱含了對企業功能定位的重要突破,突破了企業是單純的營業組織的功能定位,認為企業的經濟功能與社會功能是密不可分的,企業使用自然資源不僅要作成本費用方面的考慮,也要考慮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企業利用經濟資源不僅要考慮經濟后果,也要考慮社會后果;企業作為人的組織,不能簡單地將人視為人工費用、人工成本,哪怕是人力資本,而且必須將他當做一個追求自由和全面發展的人來看待,維護人的尊嚴,服務人的成長,豐富人的價值,切實維護現代文明社會的應有品質。

三、中央企業需要新的發展理念、思維方式和社會溝通模式

跨入到新世紀、新階段,中央企業對轉變發展方式,不能簡單地停留在對中央文件內容的簡單抄襲上,必須要從把握中央企業與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關系上重新反思企業與社會的關系,在發展理念、思維方式和社會溝通模式上進行方向性的調整。這應該成為中央企業轉變發展方式新的重要內容。但是,大多數中央企業似乎都沒有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這是當前中央企業改革發展遭遇輿論困境的重要原因。中央企業在建設“新國企”,提升市場競爭力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歷史從來都有其吊詭之處,正是因為中央企業將自身的發展完全等同于一般企業的發展,也為今日遭遇困境種下了內因。表現在社會溝通的悖論上,就是中央企業在其經濟實力、社會貢獻處于歷史上表現最為突出的時期,卻面臨著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嚴峻輿論環境。這種莫大的反差絕不能完全從社會轉型期所面臨的特殊挑戰上找原因,而是要

在中央企業的發展理念、思維方式和社會溝通模式方面痛定思痛,重新認識中央企業轉變發展方式的新的核心命題,這是事關中央企業科學發展的重大抉擇。大多數中央企業在發展理念上還簡單地停留在提升經濟實力和掌握絕對的市場實力的單一維度上,沒有認識到自身“求大、求快、求強”的成長邏輯,與社會大眾所關注的“公平、效率、分享”的訴求邏輯,存在著根本性的認知偏差;沒有認識到中央企業的發展,已經與大眾產生了嚴重的疏離感,大眾認為中央企業的發展與他們的生活并無關系,甚而認為中央企業的發展是對他們權利與利益的剝奪。這與中央企業的全民利益屬性是根本違背的,然而中央企業似乎對此反差關注甚少,或者根本沒有意識到存在著這個問題,這極其危險,會對整個中央企業的發展路徑演進產生重大影響。同樣的,中央企業的社會溝通模式也需要進行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的調整,必須深刻地認識到,當今社會和人民大眾對中央企業的透明度與溝通的要求,已經從“一時一事的事件式溝通與監督”,發展到“回歸原點的整體式溝通與監督”,公眾需要的是了解中央企業發展與其生活的內在關系,了解中央企業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中央企業必須立足國情、社會發展階段說出自身存在的根本原因、輸出新的價值理念,而不能停留在單純的工作宣傳、業績表達,或者對某些事件的辯解。

《公司的價值》白皮書積極倡議企業和社會更多地關注和了解企業的社會價值,與企業建立基于利益認同、情感認同和價值認同的信任關系,更好地幫助、監督和支持企業轉變發展方式,優化行為方式,提升創造綜合價值的能力和水平,做一個模范的企業公民。這是對中央企業轉變社會溝通模式的重大嘗試,標志著中央企業開始意識到要與社會溝通自身存在的根本原因與價值,真正意識到要讓公眾切實感知到中央企業改革發展與他們生活的聯系,以及成長發展的意義。雖然囿于種種原因,白皮書并沒有完整揭示中央企業的價值,以及價值創造的過程、條件和最有效的戰略,但是這些內容都已經初步隱含在白皮書的內容背后,呼之欲出,只不過需要有心人用心閱讀與體會,需要國家電網公司今后付出更大、更艱苦的努力??梢哉f,《公司的價值》白皮書已經邁出了中央企業重構社會溝通模式的關鍵一步。畢竟萬事開頭難,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

影響力有多大,責任就有多大;責任有多大,價值就有多大。這是一個需要創新突破的時代。創造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中國經驗”、“中國模式”固然重要和欣喜,但是比起國家和人民的幸福、中央企業的前途,“模式”和“經驗”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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