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男”升遷困局

林易

通過教育獲得城市戶口的農家子弟，盡管聰明能干，他們的向上流動空間卻是很有限的。與城市人相比，他們往往更早地獲得企業的中層職務，卻很難獲得企業高管的職務

近日，一位北大的應屆碩士生在未名BBS上匿名發帖抱怨道，自己找了一份月薪8000的工作，父母卻大失所望。在他父母的想象中，北大畢業生，年薪百萬是很容易的事情。這抱怨引發了討論，甚至引起了媒體的關注。

其實，從帖子中的零散信息可發現，這些學生更多是來自農村。農村家庭愿意緊衣縮食為孩子支付大學學費，是因為他們有一種期許：只要孩子能讀大學，尤其是北大這樣的名牌大學，畢業后就一定會有好工作。

一個極度的正向選擇過程

在從前，社會主義國家希望通過科學的計劃來管理經濟和社會。為此，國家需要選拔人才，培養他們成為社會管理者。一旦考上大學，大學生就成為國家的重點培養對象，不僅就學期間享受免學費和發生活補助等各種待遇，而且畢業后要擔當重任。在那個年代，或許當時的父母不會對子女的收入有太高的期待，而可能期望子女成為高級干部。

不管是期待考上大學的農村孩子晉升為高級干部還是年薪百萬，都涉及到社會學的一個核心問題——代內社會流動，即一個人在其一生中，會在多大程度上發生職業地位或者階級階層位置的變化。一般來說，現代社會中允許和鼓勵社會成員通過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勤奮努力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社會主義強調公平，但也需要集中資源來進行經濟建設，為此，我國在1950年代末期實行了戶籍管理制度，對農村人口的居住地點和職業進行了嚴格的管制。不過，農村戶口的居民還有入黨、參軍、升學等一些有限的渠道來改變其戶口性質，也就是所謂農轉非。對農村孩子來說，考上大學也意味著戶口變為城市戶口，跳出了農門。進而，在畢業后，他們成為國家干部，在城市中擁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對農村孩子來說，考上大學的那一刻就發生了急劇的代內向上社會流動。

與此同時，對農村孩子來說，考取大學也是一個極度的正向選擇過程。大學一般都位于城市，而好的大學一般位于大城市之中，出于城市管理上的考慮，大學招生會對擁有本地城市戶口的學生有所傾斜。此外，在基礎教育上，城市中的教育資源和教學質量也比農村要好很多。再加上農村人口基數大，農家子弟考取大學的難度要比城市孩子大很多。在激烈的競爭下，能夠考上大學的農村孩子，大多是很聰明的孩子，即使跟他們來自城市的大學同學相比，他們在認知能力上也應該具有一定的優勢。

市場獎勵聰明人

在市場經濟日益深化的今天，社會流動和分層的標準也漸漸發生了變化。以往，成為國家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就是人生成功和向上社會流動的主要標志。如今，收入和財富也成為衡量成功和地位的主要標準之一，只要這些財富是光明正大獲得的。在20世紀我國市場經濟改革深化之前，由于國家為大學畢業生提供好的工作，只要大學生不中途輟學，代內社會流動在考上大學的一瞬間就發生了。而在市場經濟的時代，一個人的向上社會流動，不再是在考取大學的一剎那就發生了。甚至，由于國家不包分配，在學生畢業的時候，也還沒有發生社會流動。在市場經濟中，雇員能拿多少工資，要看他能給雇主創造多少利潤。假如自己創業，更是需要在市場中摸爬滾打，在市場中證明自己。大學文憑不能馬上變現，即使是北大的應屆畢業生也沒有資格要求年薪百萬。

那么，在今天的市場經濟中，來自農村的大學畢業生，是否能夠憑借他們的聰明才智，在收入上超過他們的大學同學，甚至很快達到年薪百萬？按理說，市場經濟中的社會分層是以個人能力和表現為基礎的，一個人只要工作能力強、聰明能干，就應該獲得高收入。1994年在美國出版的《鐘形曲線》一書指出，在20世紀的美國，一個人的智力比起他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更能影響其工作表現和收入。市場獎勵聰明人這個命題，也在中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證。根據中國校友會網《2011年中國大學評價研究報告》，從1999年到2010年，北大誕生了79位億萬富翁。而2012年中國大學杰出校友排行榜中有數據顯示，清華出了84個億萬富翁，北大出了82個億萬富翁，列所有大學的前兩位。從這種視角來看，來自農村、名校畢業的大學生，憑借其聰明才智和工作表現，獲得經濟上的成功，似乎應該不會太難。

“鳳凰男”升中級易升高級難

不過，筆者在根據中國綜合社會調查2003年數據進行的一項研究中發現，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通過教育獲得城市戶口的農家子弟，盡管聰明能干，他們的向上流動空間卻是很有限的。在行政職務晉升上，盡管因為出身農村而在家庭成分上具有政治合法性，在聲稱注重平等和公平的社會主義官員提拔體制中，他們的晉升依然明顯落后于城市出身的人。在經濟領域，他們的人力資本優勢也沒有讓他們的事業更成功。與城市人相比，他們往往更早地獲得企業的中層職務，卻很難獲得企業高管的職務。

為什么這些父母鄉親眼中的“鳳凰男”實際上卻飛不起來，而只在城市低空徘徊呢？顯然，人力資本或者聰明才智只是影響事業成就的部分原因，而不是全部原因，社會資本的作用也不容忽視。社會地位的提升是一個復雜的社會過程，而社會資本能提供對一個人事業發展至關重要的信息、影響力和人情等。社會資本的作用，即使在市場經濟發達的美國，也是普遍存在的。中國一直有注重人際關系的文化，而在市場轉型的中國，它的作用也沒有削弱。由于“鳳凰男”的根基不在城市中，親朋好友都在農村。與來自城市的大學同學相比，他們缺乏親戚、朋友、鄰居等的幫助。農家子弟盡管出類拔萃，但在城市中他們還是顯得身薄力單。特別是，在地位晉升的重要關頭，競爭者往往都是同樣優秀的，而來自城市的候選者更可能利用社會資本獲得寶貴的信息和推薦，甚至人情交換，這有助于他們迅速上位。另外，行政職務上的晉升，由于考核的標準不是經濟績效而比較模糊，這也給社會資本提供了更大的運作空間，這些都導致農家子弟在行政職務晉升上劣勢特別明顯。

即便在更看重績效表現的經濟領域，“鳳凰男”的人力資本也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回報。為什么聰明能干的農家子弟不易獲得企業高管的職務？筆者發現，盡管有大學學歷，他們卻未必真的具有現代經濟所需要和看重的能力。例如，由于基礎教育階段的欠缺，他們的外語水平普遍低于城市中的同齡人，這讓他們難以在外企中獲得好的晉升機會，難以成為年薪百萬的金領。與此類似，農家子弟在文化資本上也有欠缺。文化資本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提出的，指的是中上階級的孩子在小時候從家庭中潛移默化學習到的對高雅文化的品味和知識，而這是下層階級在學校里學不來的，即使高等教育也對此無能為力。布迪厄認為文化資本在社會分層和流動上很有意義，對高雅文化的品味和熟稔會對一個人的事業大有幫助。例如，一個懂得鑒賞紅酒的員工，更容易在公司晚宴上獲得企業高層的賞識。此外，對于“鳳凰男”來說，他們雖然生活在日益現代化的城市之中，但卻未必能在文化觀念和生活習慣上與都市合拍。在企業家精神上，農家子弟可能更加謹小慎微，不敢冒險，這也會讓他們喪失一些商機；加上他們在社會資本或人脈上的缺乏，也許他們可以在城市中經營中小規模的企業，但卻無力做大做強。今天的中國，經濟日益國際化，競爭也日益白熱化，這對來自農村的創業者都是更大的挑戰。

名校畢業的農家子弟，跟他們的城市大學同學相比，在人力資本上具有一定的優勢，而在社會資本、文化資本方面卻處于劣勢。其實，聰明的“鳳凰男”盡管飛得并不輕松，未能一畢業即年薪百萬，但也是實實在在的向上社會流動。無論是在社會主義的選拔和培養體系中，還是在市場經濟競爭體制中，他們都可以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或者人力資本優勢，獲得體面的工作和不錯的收入。但假如社會流動趨于封閉，社會下層的子女向上流動機會減少，求職、事業發展開始 “拼爹”，那么年薪百萬對農家子弟，才真正成了遙不可及的夢想。

（作者為泰國法政大學研究員）

責編/張瀟爽美編/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