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二十四孝”說起

文雨

最近全國婦聯等部門聯合推出了弘揚中國傳統道德的“新二十四孝”，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梢哉f，這件事情本身還是產生了較好的正面引導效應。但如果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問題，“孝”應該是一項從“娃娃抓起”的基礎性德育工作，而不能等到成人后才試圖通過一種宣傳和倡導來改變不容樂觀的現狀。

在現實社會條件下，隨著人們價值觀念的轉變，對“孝”的認知也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趨勢。一個沒有多大出息、整天守在父母身邊的人，與一個事業有成、遠在天邊難得和父母見上一面的人哪個更孝順？可能更多的父母寧可孩子有出息，日子過得幸福，哪怕照顧不上自己，也會覺得自豪和滿足。此外，有錢有勢者與一般勞動階層對孝與不孝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異。

即便如此，孝仍是一個人道德的基礎，所謂“百善孝為先”是也。因此，對如何體現“孝心”列出一些具體化的參照標準或許是必要的，但這些標準只會對具備相應道德感的人起作用，而一個人的道德感必須從小培養才能產生恒久的效果。

這里不想對“新二十四孝”本身做過多的分析與解讀，只是想借此表達對此類問題的一些思考。長期以來，我們所開展的包括孝道在內的道德教育，從來都缺乏一種基于人性之上的理念與實踐，往往是根據不同時期的需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具有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在整體上呈現出“四化”現象：道德建設碎片化，道德宣傳片面化，道德教育空洞化，道德標準底線化。

所謂道德建設碎片化，主要體現在我們對提高全民族人文道德素質缺乏整體把握與設計，某個行業、某類群體、某個方面出了問題，便救急似的加以應對。而很多時候，這樣的問題早已超越了道德的范疇，進入了法律的層面。事實說明，在一個缺乏道德認同和道德自律的社會中，任何就事論事的道德重構都將是空中樓閣。

所謂道德宣傳片面化，是說我們對于一些道德典型的宣傳太過功利化、標簽化，無限拔高，過度消費，使其成為滿足某種宣傳需要的工具，從而失去了應有的人性之美，變成了一個個道德概念和符號。

所謂道德教育空洞化，是指我們的道德教育從來不大注重以人為本，不大注重將道德引領建構在人性的基礎上，不大注重從最基本的個人品行和良好習慣的培養入手，道德教育政治化的傾向較為嚴重，空洞無物、大而無當的道德說教，對于每個個體而言，不會產生多少實際的效果。

所謂道德標準底線化，則反映出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嚴重滑坡，致使許多道德標準陷入底線徘徊的尷尬境地。欠債還錢不是天經地義，而是品德高尚；不貪不淫不是做人本分，而是為官高標；不欺不詐不是為商之道，而是稀有品行；無毒無害不是食品本色，而是難得精品……

其實，所有和道德相關的社會問題，都和每個社會成員自身的道德根基是否牢固有關。一個具有良好道德修養的人，不管從事什么職業，不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家庭中，一般情況下都不會有太大的道德偏差。而一個社會一旦出現整體道德水平的滑坡，就不再是某個方面、某個行業、某個部門的問題。如見利忘義、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的盛行，其所反映的不僅是商業道德問題，也是整個社會道德危機的重要體現。

成人社會存在的一系列現實道德問題，其根源在于教育的缺失。要從根本上提高全體公民的道德素質，就必須從教育抓起，從孩子抓起。然而我們的教育恰恰在這個方面無所作為，或者說難有作為。除了社會大環境的不良影響外，在功利主義價值觀的主導下，幾乎所有的學校、所有的教師、所有的家長乃至整個社會，都把孩子的知識和技能培養當作頭等大事，把學生的學習成績當作衡量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除了應景似的道德說教之外，幾乎沒有人愿意在培養學生如何做人方面多下功夫，而在提高考試成績方面卻無所不用其極。對于這樣一個一生下來就成長在爭名逐利、殘酷競爭環境中的群體，我們似乎無法對他們成人之后能夠具有多少社會和家庭責任感，抱有過高的期待。

從近年來高考中的一些現象，可以看出孩子與家庭之間關系的逐漸疏離。很多學生都不愿意報考離父母太近的本地院校，而是希望到外地去上學，以擺脫家長的掌控，獲得更多的自由。它從一個側面說明，對于家長含辛茹苦的“無私奉獻”，孩子并不領情，有些甚至與家長產生嚴重對立情緒。不知道這是家長的不幸，還是教育的悲哀？

種下什么樣的“因”，便會收獲什么樣的“果”。如果把整個社會的道德建設比作一面墻的話，那么現實中的這面墻則由于根基沒有打牢而東倒西歪、支離破碎，而我們現在所做的就事論事的修補之功，雖然可使其暫時免于傾覆，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想改變包括孝道在內的公民道德素質日益滑坡的局面，還得著眼于長遠，從打好道德根基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