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與激勵:我國環保產業發展的途徑探索

吳鵬

機會主義行為的命題，是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論的一個核心概念。機會主義行為是一種損人利己的行為。新制度經濟學家威廉姆森認為，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總是盡最大能力保護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自私且不惜損人，只要有機會，就會損人利己。機會主義行為使各種社會經濟活動處于混亂無序狀態，造成資源極大浪費，給社會帶來難以估計的損失，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具體到管理活動中，機會主義行為會降低管理績效，使管理目標難以達成。本文所要討論的生態機會主義行為即屬于第一類行為。即基于牟取私利，利用環境信息不對稱，行為人不誠信，以生態環境破壞為代價，并切實產生生態環境利益減損后果的行為就是法律意義上的生態機會主義行為。

企業生態機會主義行為影響環保產業發展

企業多“趨利避害”。企業生態機會主義行為的產生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它的各種形式都因其私益而生。企業的生態機會主義行為主要表現在其“趨利避害”性。利益是企業追求的最終目標，但是就“害”而言僅僅是對企業表面上的不利影響，是影響其逐利之“害”。一方面，企業要想“趨利”必須增加利潤。企業增加利潤的最主要手段之一便是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節約用于生產以外的所有不必要開支。對于企業而言增設生態環境維護方面的生產成本則大大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了企業利潤，是企業自身的一種絕對負擔。因此，企業在沒有任何規制的前提下會盡可能回避這種成本的增加，如避免進入成本風險較大的環保產業領域等。

另一方面，所謂“避害”則是企業在環境法治前提下盡量逃避法律和社會道德對其環境責任承擔的要求。正因為如此，企業的“趨利避害”性也集中體現在企業的避害手段上。例如，企業為減少成本不設或少設置本應設置的生態環境維護設施，偷排污水，逃避各種環境監管等。這些都是直接的趨利避害表現形式；此外，企業“趨利避害”還表現在，企業經營者大多選擇進入投資少、見效快、利潤高、風險小、資本回收快的行業。但是對于諸如投資高、風險大、利潤低等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環保產業，如果國家沒有相應優惠政策或鼓勵措施則基本無人問津。

教化與激勵：法約束生態機會主義行為的作用形式

權利義務是法學研究的重要范疇，企業責任的承擔則是企業實現權利，履行義務的前提。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企業應當承擔其應盡的環境責任。而企業的環境責任就在于約束自身對環境的無休止破壞和對自然資源的無限度索取。但企業的生態機會主義行為卻又在不斷地規避這種責任和義務，限制了企業承擔環境責任履行環境義務的熱情和積極性，若這樣便無法實現其應盡作用。

首先，法的主要作用在于約束行為，顯然約束是基于處罰和教化兩個方面而言的規制手段。一方面通過處罰企業的生態機會主義行為，迫使其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通過教化使企業自覺履行自身的環境責任，或者鼓勵一批企業投身環保產業的發展。就企業本身而言營利性是其根本屬性，企業資本只會投入盈利的方向，但履行環境責任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業的成本負擔和經營風險，這是資本最不愿意嘗試的方向。因而企業會千方百計規避這些領域或承擔相應責任。法制通過處罰來強制企業減少機會主義行為，迫使其承擔企業極力回避的環境責任，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法的約束作用，但是卻僅僅體現了法作用的一個方面，甚至是夸大了這個方面，頗有嚴刑峻法的意思。然而顯然這是不合時宜，效果也并非如人所愿。

其次，對于經濟行為而言，投資的取向是因利而為。企業運作的目的是很簡單的，這便是盈利，因此法的另一個作用便是要教化企業合法有效盈利。法的教化作用體現在實踐中便是通過有法制保障的激勵機制的具體運作，減少并有效約束企業生態機會主義行為。這種激勵既包含使現有企業自覺承擔環境責任，也更包含使企業愿意投資環保產業，促進環保產業的有效發展。

總之，法尤其是環境法，在規制企業生態機會主義行為過程中不僅僅應體現其處罰和強制的一方面，更應當建構其激勵機制，體現其教化的最終作用。

教化與激勵：促進環保產業發展的途徑探索

就目前我國環境保護領域企業的發展來看，處罰似乎已成為一種應然和普遍的現象。但凡大事小事，只要有污染行為或污染企業涉足某一領域無不以罰了事，許多情況下處罰已成為企業發展戰略中計入規劃的項目。企業在獲取巨大利潤的情況下將處罰置之度外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民不畏死，在這里已逐漸顯現其負面影響。一些地方政府將處罰看作生財之道，一方面多罰點則對企業污染問題睜一只限閉一只眼；另一方面將之看作攬財手段，少罰一點，吸引污染企業投資。一時間，罰似乎成了某種意義上政府與企業之間約定俗成的“保護費”。固然這由國情決定，也有體制問題，但是不能不讓人考慮是不是罰這種形式出了些許問題呢?可以看到，諸如《循環經濟促進法》等法律、法規對激勵機制的建構做了有益嘗試，但是也僅僅局限在鼓勵企業在環保產業領域有所發展，對于如何發展，發展如何保障，發展何以長久都沒有具體的措施。因此，許多時候企業還是選擇交點“保護費”，爭先進入污染領域以賺取更多利潤。法制的效果也僅僅是有了這部法律而已。并且當前，諸如激勵措施的法律條文多是不成體系的，激勵機制難以形成。這些現象也恰恰“激勵”了企業不再冒著環保產業創業難的種種風險，向著成熟的領域發展，哪怕是污染嚴重的領域，最終導致企業盡力規避環境責任的生態機會主義行為的出現，姑且可以稱為負面激勵。

誠然，企業生態機會主義行為的危害性是應受處罰的，也應對其進行強制。但是，規制企業生態機會主義行為的手段并不僅僅是強制性處罰，而更應當是利用和疏導。這種利用和疏導便是要發揮法的教化作用，建構激勵機制，在促使企業減少機會主義行為的同時促進企業更多地關注和投資環保產業。

激勵是對企業的另一類教化

實際上激勵的教化意義遠大于處罰，與之相比，激勵可能更相當于某種感召，是在處罰基礎上對企業經濟行為的有效引導。大部分情況下道德是教化的總要求，法治則是最基本的教化形式。我國傳統法制思想認為法制的教化能夠通過兩種基本形式實現其價值，一是嚴刑峻法，二是儒家提倡的禮主刑輔。實踐證明，嚴刑峻法適用于亂世，亂世可以重典治世使社會秩序得到有效恢復。但在社會休養生息之后，尤其是和諧安定之后則是會產生沖擊社會忍耐底線的惡果，這種負面影響最終會擊垮整個法制體系，使法制面對徒法不行，“民不畏死”的極端效應。儒家提倡的禮主刑輔恰恰是和諧盛世得意之作，提倡禮，提倡秩序之念深入人心，使人性得以教化是穩定社會的一種理想，也是歷朝歷代永不息的治世理念。

當今社會亦然，和諧盛世仍是國家和民族的理想。但時過境遷，禮早就發生了深刻變化，教化也就不再是“原始的三綱五?！?。對經濟發展而言，激勵就是教化，就是使經濟正常發展的有效規制手段。首先，教化是社會道德和法治建設高度發展的理想狀態，是理性自覺運作的社會運作構

想，是以社會的秩序狀態為基礎的。教化的最基本形式便是法制，是法律制度的健全，是各種機制有效運作的結果。教化表現在經濟領域就是包括企業在內的經濟主體能夠在法制狀態下各司其責，盡其義務，使其存在更具人性化和理性化。簡單地說便是“企業生財要有道”。經濟上的環境激勵就是要使企業遵從現有的經濟秩序和環境法制，在國家環境政策作用下考慮生產成本，引導其采用先進技術，降低污染成本，或進入環保產業領域。通過激勵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使企業的發展更具理性，從而自覺承擔應盡的環境責任。其次，教化是以“勸人向善”為主的，強制僅僅是異態。教化的目的是使社會秩序得以有效運行，社會和諧安定，經濟發展穩定可持續。教化并不空洞，其手段是多樣的，它可以是教育，可以是激勵也可以是強制處罰。通過激勵“勸人向善”，使企業這樣的經濟主體在發展自身的同時更能夠考慮到社會的公共利益，從而承擔其環境責任。教化在目的和手段上都囊括了激勵，激勵機制的建構就是教化體系完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激勵就是另一類教化。

完善以激勵促進環保產業發展的機制

激勵分為正的激勵和負的激勵，正的激勵就是對企業資本的流向有個引導，通過經濟手段刺激企業較為正當地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質目的，使其按照既定的法治方向發展，從而使企業主動承擔應盡的義務和環境責任，克制自身的機會主義行為欲望，達到教化企業遵規守矩的目的。負的激勵則是迫使企業資本在某些領域有所減少，減少機會主義行為發生的可能性，通過處罰警告其不要犯險。從效果而言負的激勵更有點嚴刑峻法的意味，完善我國的激勵機制更應當以建構正的激勵為主，完善負的激勵為輔。

1.我國環保產業發展環境激勵機制的不足

我國環保產業發展迅速，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歷經三個階段至今已有30多年歷史，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我國環保產業從產生到發展壯大，成就是可喜的。但是，我國環保產業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還存在一些顯著問題，并且這些問題在環保熱點不斷為人們普遍關注的過程中也在不斷顯現。

首先，是環保產業市場方面的問題。一方面，環保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明顯偏小，以1998至2008年統計數據為例，2005年是占比例最高一年，卻僅占有2.5％，而同時期的歐美等發達國家，環保產業已成為支柱產業；另一方面，賽迪顧問的《中國環保產業研究報告》指出，大型環保企業數量占全國環保企業比重不足5％，固定資產小于1500萬元的小型企業占85％以上。一位業內專家表示：“這些中小企業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拿不到高額度授信，如今又缺乏政府在財稅方面的有力支持，作為輕資產公司，它們的現金流非常緊張?！笨梢?，資本不愿或難以進入環保產業。環保產業市場狹小，在國民經濟中沒有發揮應有的市場競爭力，實現不了環保產業質的發展。

其次，在環保產業的管理方面。環保產業市場管理的有關法規體系尚未全面建立，缺乏必要的強有力的監督機制。政府在市場管理中定位不準確，經常替代環保企業參與企業的運作，由于政府參與的環保企業壟斷型經營，缺乏市場競爭的壓力，造成產業技術進步緩慢，技術素質低下。具體表現為普遍缺乏改進技術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壓力，有的甚至放棄對已有發明技術的開發和利用。環保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經濟手段作用發揮得不理想，企業缺乏足夠的對市場價格信號反應的動力、激勵和約束機制。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學者總結環保產業還存在諸如產業結構不合理、融資困難等方面的問題，但這些問題歸根結底是由于我國環保產業缺乏有效的發展促進和約束機制，這主要是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因為，一方面，環保產業的發展難避企業的生態機會主義行為傾向。企業的唯一目的便是利潤，為此企業會極力避免冒風險，回避環境責任，向著成熟的產業投資。勢必造成環保產業持續發展的自有資金不足。另一方面，環保產業是典型的政策引導型產業，政府環保產業激勵政策不到位，企業不愿進入這一領域或進入這一領域的動力不足，是影響環保產業發展的根本原因。當然，這里的激勵包括了正的激勵即資金的投入，優惠政策的給予等；也包含了負的激勵即環保產業法制體系的完善，并對環保產業的管理起到有效的約束。

2.美國環保產業激勵機制制度建設的借鑒

資金的激勵是最好的企業發展導向，這在國外環保產業的發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據統計，美國、德國、日本、英國等老牌工業化國家的環保投入，均占GDP比重在2.5％以上，而我國僅有1.5％。這是在環保投入總量上的差距。而這一總量直接影響到后續資金等方面的投入與激勵。

目前，世界環保產業市場份額基本集中在美國、德國、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等發達國家，基本達到90％以上，以高于GDP增長率1-2倍的速度發展，并擁有幾乎同比例的世界環境專利，其中經合組織(OECD)國家所有的環保產業市場約占全球環保產業市場的80％。在OECD國家中，美國居首，其次為日本和德國。按照OECD的統計數據，美國擁有最大的環境市場，在2000年約為1130億美元，占全球環境市場37.67％的份額，并以5％的速度在增長。日本在全球環境市場份額中占到i3％，屬于第二大環境市場。德國占全球環境市場份額的7.67％，居第三位。

以美國為例，美國環保產業投資最大，2003年美國環保產業的總產值為3010億美元，幾乎是美國化學工業產值的三倍，占美國當年GDP的2.74％，實現利潤200億美元，創造利稅450億美元，吸收就業人數約497萬人。同時，美國還有完善的政策保障，美國擁有專門的資金集中用于投資環境保護投入類項目。作為美國環境事務方面的最高研究和執行機構，環境保護總署(EPA)的資金預算多年來一直保-持65億80億美元之間，這些資金主要用于環保的基礎設施投資、環境技術的研發項目和信貸投資，為美國環保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資金保障。此外，聯邦政府各部門如能源部、商務部、國防部、環保局等均制定了各自的環境技術研究與開發計劃。其中以環保局出面實施的環境技術計劃影響較大，1994年-1995年，該計劃共對274個研究開發項目進行資助，投入資金超過1億美元。另外，美國還建構了包括《清潔空氣法》在內的完善的法制約束體系，為經濟方面的激勵提供了制度保障。

綜上可見，美國環保產業制度的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量就是正負激勵機制的有效運轉，這包括一方面政策和資金投入的充足；另一方面法制約束的完善。對于我國環保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3.建構有效的激勵機制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

環保產業的發展必須克服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使其自覺承擔環境責任。一方面從正的激勵角度來看，需要國家加大環保產業投資力度，繼續加大對于現有環境稅費制度的監管和對政府補貼方面的投入。從經濟上激勵資本進入環保領域。根據環保部部環境規劃院向《經濟參考報》提供的《國家“十二五”環保產業預測及其政策分析》報告初步估算，“十二五”期間環保投資需求約為3.1萬億元，這些資金的投入對于環保產業的發展來說從總量上提供了資金保障，這是環保產業發展的巨大契機。但是對于激勵環保產業發展的手段來說，并不能起到實際作用。因此，藉此而言，必須加大政府對于中小環保企業的財稅支持，擴大政府利用環保資金補貼扶持環保產業的力度，使得企業通過政策扶持愿意進入該領域長期發展下去。

具體來說，一是應加大環保投資、在稅收、信貸、財政補貼方面對環保產業予以政策優惠；二是應完善相關金融政策，形成節能減排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三對環保產業中某些不易盈利或盈利甚微的行業，政府應給予企業以銀行貸款的貼息支持；四是對環保企業免征或減征相關稅費等，同時對從事環保產品生產的企業提供財政補貼；五是對收益慢的項目，可以設立較長的特許期和寬限期，在寬限期內免征或減征所得稅等，鼓勵環保企業進入市場，從而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

通過上述手段達到對企業進入環保產業發展起到正的激勵作用，不斷健全環保產業的市場機制，從而教化企業完成應盡的環保義務。另一方面從負的激勵機制的建構來說，應當健全激勵法律體系。一是制定專門的《環保產業促進法》，通過法制，將激勵政策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確保激勵機制的有效運行；二是繼續完善現有的諸如《循環經濟促進法》等相關環保法制體系，加大對環保產業的監管，減少壟斷，鼓勵公平競爭，對企業的生態機會主義行為進行有效約束，迫使企業更加關注社會責任，勇于承擔環境責任，從而保障負的激勵機制的有效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