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死亡更可悲

邵燕祥

最近讀到海陸豐農民運動領袖彭湃烈士的《絕命詞》，是過去沒有見過的：“急雨渡江東，狂風入大海；生死總為君，可憐君不解?！睋忉?，1929年，彭湃就義前，被押解游街示眾，一路上觀者如堵?！爱敃r不少群眾受反動宣傳蒙蔽，不知他是一位革命者，更不知他為誰而死?？礋狒[的人群中不時爆發出訕笑聲。彭湃遂作《絕命詞》”云云。

烈士心情，正該是“秋風秋雨愁煞人”吧。

魯迅當年的《藥》，就是寫了這樣的悲哀，可悲的不僅是蕓蕓眾生的麻木、自私和茍活，可悲的還有為蕓蕓眾生赴死者的不被理解的孤獨。

檢審歷史我們發現這種現象絕非個別，不但在東方專制主義的沃土上，就是在西歐也往往如此。

作為思想者的蘇格拉底，由于思想，成了雅典城邦的公敵。致他于死地的毒酒，實際上是政府的法律加上社會的輿論勾兌而成。

布魯諾為什么在鮮花廣場上遭受火刑？因為他堅持的“日心說”冒瀆了教廷的威嚴，也冒犯了世俗的成見。

革命者和思想者，一是現行社會秩序的反叛，一是對于精神藩籬的突破，都屬于大眾中的異數。因此有時不為大眾理解和同情，也許正是他們的宿命？然而他們自己視信仰和原則高于一切，不惜犧牲個體生命，對后知后覺者和不知不覺者的不理解，表示理解，而不改初衷。

懸他們——中外歷史上千百萬的真正的革命者和思想者為榜樣，對我來說，有如云泥之別，何敢望其項背，那實際的距離是太遠，不可以道里計的。

不得已而求其次，在有革命者、思想者受難的場合，能否不以圍觀為快，能否不訕笑詛咒，能否不跟著起哄，更不用說，能否不暗中期望分得一個半個蘸著人血的饅頭？

我這樣自省，也自勉。

【后記】

自勉重在將來，自省需要回顧，責人宜寬，律己要嚴，中國古來的規矩中這一條是可取的。巴金說過，在政治運動中向人身上“扔石頭”，大約就是指落井下石。其實這不限于上文說的對革命者、思想者，而是一種“墻倒眾人推，破鼓萬人捶”的現象。其影響的范圍，因小會、大會、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的規模不同而不同。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上廣播，上電視，上公開的報刊，以“批倒批臭”為目的，一下子就能讓被批判者“臭名遠揚”，“身敗名裂”，直致家破人亡。他們當中固然有革命者有思想者，但更多被卷入的普通公民，他們的人權、生命、尊嚴，難道不是同樣應該維護嗎？而在政治運動當中，一拔高一上綱，什么雞毛蒜皮，甚至捕風捉影，都會變成政治問題，使當事人承擔政治后果。

我正式挨整以前，就不止一次扮演過這種整人的角色。三反運動中參加過打虎隊，是一種職務行為，不去說了（在“職務行為”的名義下，縱容了多少不受追究的罪過）。而完全應由個人負責的，如肅反運動時針對以胡風為中心的詩人作家群，按“材料”的口徑作鬼化的咒罵，是為了顯示自己的革命性；到反右派初期針對《更相信人吧》（張明權）、《本報內部消息》等作品和作者進行誅討，則是為了擺脫干系，劃清界限。這些都以詩文的形式印刷發行，殺傷力遠遠大于一般會上的口頭批斗，事后的影響也很難一舉消除。從個人來說，這是欠下的一筆良心債，不是一聲“道歉”了得的。如果只是為了自己卸下精神包袱，而做一個道歉的姿態，那對歷史、對人、對己更未必是負責的態度。

如何就我們經過的不正常的歲月進行理性的反思，是擺在每個過來人面前的題目。當時我們不僅僅是觀察者，即圍觀者也很快分化，或淪為挨整的，或加入整人。歷史是不容袖手旁觀的。朱學勤先生最早引用了一位德國新教神父馬丁的話——是刻在波士頓的猶太人紀念碑上的——不斷為人所轉引：“起初他們追殺共產黨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后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說話；最后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為我站起來說話了?！蹦梦襾碚f，挨整以前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并不止于沉默，我每次都是積極分子，“黨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指錯了也就打錯了；在反胡風以后開始的肅反運動中，我還是基層五人小組的成員，在反右派運動初期，我也是基層五人小組的成員，最后，是整個的斗爭機制決定了“整人者人亦整之”的命運，在“文革”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就全局來說，這種形式的“國內戰爭”，無益于整個民族的自戕行為，我們的后代，無論如何不該再陷入這樣的怪圈了。

【選自楊耀文選編《文化名家談生死》中央編譯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