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與西方制度文化中國化的努力

黃寶強

戊戌變法與西方制度文化中國化的努力

黃寶強

戊戌變法運動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將西方制度文化中國化的一次努力。維新派通過多種途徑進行思想啟蒙，宣傳西方制度文化，并且提出了明確的政治主張，希望在中國實現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這種努力，突破了“中體西用”的思維定式，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的覺醒，加速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

戊戌變法；維新派；民族資產階級；思想啟蒙；西方制度文化中國化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由一個封建國家一步步變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國內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面臨著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兩大歷史任務。為了完成這兩大歷史任務，中國的愛國人士進行了各種道路的探索。維新派超越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提出用西方的制度文化代替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文化，由學習西方的物質文化層面上升到學習西方的制度文化層面。維新思想經過長時期的醞釀和發展，到1898年戊戌變法而達到高潮的頂點。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革新，是一場愛國救亡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是西方制度文化中國化的一次努力，極大地促進了西方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在中國的傳播。

一、西方制度文化中國化的原因和背景

（一）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

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堅船利炮的軍事侵略使中國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民族危機日益深重，階級矛盾日益深化，暴露出清朝封建專制制度日益腐朽。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的洋務派為了實現中國的富國強兵，采取了中體西用，學習西方的物質文化，師法西方以求自強，發動了洋務運動。但是洋務運動的封建性、買辦性和腐朽性，決定了這場運動不可能把中國引向獨立和富強。甲午中日戰爭中中國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不改變中國落后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不學習西方先進的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就不能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后局面。

（二）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

鴉片戰爭以后，西方殖民者是帶著開拓中國市場、掠奪中國資源的目的來到中國的，但是這種侵略也帶來了新的物質、制度和精神文明的榜樣。他們在中國投資建廠，大量傾銷商品，改變了中國的生產關系，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體。大量農民和小生產者破產，為工廠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洋務運動中建立了一批官辦、官商合辦企業，民間的官僚地主士紳也開辦了一些民辦企業。中國產生了民族資產階級，他們雖然力量薄弱，但是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在中國的發展。這些民族資產階級迫切需要改變封建專制制度對自己的壓迫和剝削，獲得發展資本主義的權利，獲得資本主義的制度保障。這為戊戌變法運動提供了階級基礎。

（三）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中國化

鴉片戰爭以后，隨著西方殖民者侵略的日益加深。中國的早期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一批封建士大夫開始認識到中國跟西方國家的差距，他們為了改變中國落后挨打的狀況，開始主動向西方學習，翻譯介紹西方的自然科學和思想政治學說，介紹西方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找到中國和西方的差距，促進中國的覺醒。在洋務運動中，一批參與洋務事業的士大夫開始逐步加深了對西方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了解，深深認識到中國的封建落后，他們強烈要求加強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同時要求進行政治經濟方面的改革，使中國能變成獨立富強的國家。這些開明的士大夫們逐步演變為中國早期的維新思想家。這些維新思想家逐步認識到中國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要改變這種制度，就必須學習西方的制度文化，變君主專制制度為君主立憲制。他們批判封建主義舊思想文化，提倡新學，極大地促進了國民思想的解放。

二、維新派進行思想啟蒙的主要途徑

（一）著書立說和翻譯新書

康有為寫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梁啟超寫了《變法通議》，譚嗣同寫了《仁學》，嚴復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等。如康有為向光緒皇帝進呈了《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波蘭分滅記》等書，介紹外國變法的經驗教訓。

（二）辦學會、出報紙、設學堂

成立的學會著名的有強學會、南學會、保國會等。設立的學堂重要的有康有為主持的廣州萬木草堂、梁啟超主持的長沙時務學堂等。出版發行的報紙，影響最大的有梁啟超任主筆的上?！稌r務報》、嚴復主辦的天津《國聞報》以及湖南的《湘報》等。

（三）同封建頑固派和洋務派進行論戰

維新派和守舊派之間的論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1）是否要變“祖宗之法”。守舊派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有的人甚至主張“寧可亡國，不可變法”。洋務派官僚張之洞在《勸學篇》一書中反復強調封建的綱常倫理不可變。維新派則根據西方資產階級進化論的觀點，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他們提出“變者天下之公理也”，任何事物“無時不變，無事不變”，“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只有維新變法，革除積弊，才能挽救中國所面臨的危亡局面。

（2）是否要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對此，守舊派與洋務派認為 “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維新派則運用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作了批判。譚嗣同指出：“君末也，民本也”。嚴復甚至認為國家是“民之公產”，王侯將相不過是“通國之公仆隸”，而專制帝王則是“竊國者耳”。君是由民共舉出來的，民既可以共舉君，也可以共廢君。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君主專制制度的合理性，為實行政治制度變革提供了理論根據。不過他們又認為，“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即首先要為正在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士紳爭取政治地位。他們認為只有君主立憲制度才是當時中國理想的政治方案。

（3）是否要改科舉、廢八股和興西學。守舊派反對西學，把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斥之為“奇技淫巧”。洋務派雖認為西方的軍事和技術可以學習，但仍堅持封建的政治制度、科舉八股，尤其是三綱五常絕對不能觸動。維新派則痛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是統治者“牢籠天下”的愚民政策，因此要救中國必須廢八股、改科舉，辦學堂、興西學。

維新派與守舊派的這場論戰，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思想與封建主義思想在中國的第一次正面交鋒。論戰所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進一步開闊了新型知識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們長期受到束縛的思想。通過論戰，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在中國得到進一步傳播。

（四）發動戊戌變法運動

在此背景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御旨，宣布開始變法。到9月21日變法失敗，這期間發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這些政令大多是接受了維新派的建議而制定的，旨在維護民族資產階級的權利，促進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以訓政的名義，重新 “垂簾聽政”，將光緒皇帝軟禁在中南海瀛臺，同時捕殺了“戊戌六君子”，戊戌維新運動失敗。

三、民族資產階級的主要主張

（一）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度

早期的維新思想家認識到，中國的積貧積弱是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統治的結果，而西方發達國家發達的原因是實行了先進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制度。他們認為西方實行的君主立憲制度是先進的政治制度，中國應該學習西方，實行君民共主，在中國也建立君主立憲制度。

（二）強調人民乃“天下之真主”

梁啟超大膽地宣傳民權思想，駁斥“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說教，把歷代帝王斥之為“民賊”，認為“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至弱之根原”。他呼吁“伸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制度。維新派根據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和中國古代的“重民”思想，對君臣的起源和君民關系提出了新的觀念，指出國家是“民之公產”，王侯將相不過是“通國之公仆隸”，而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譚嗣同指出：“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舉一民為君?！奔热痪梢杂擅瘛肮才e之，則且必可共廢之”，所以“君末也，民本也”。這就在根本上否定了“君權神授”和君主“受命于天”的封建說教，為肯定“民權論”和實行君主立憲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獨立自主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

中國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反對外國侵略和反抗本國封建壓迫的要求，希望中國能夠獨立富強，為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創造條件。提出要保護農工商業，提倡開辦實業，要修筑鐵路、開采礦產、設立全國郵政局，并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等。這些措施表明，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要求國家仿照西方資本主義的制度，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權利和經濟權益。

（四）廢科舉、興學校，鼓民力、開民智

梁啟超在其著作中提出要改變科舉制度，培養有用人才，主張實行“工藝專利”，為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創造有利條件。嚴復在倡導西學的同時還對中國的封建舊文化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儒家的政教學說“少事而多非”，至于漢學、宋學和詞章之學更是“無實”、“無用”。維新派特別強調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他們認為要變法維新，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須廢除科舉，興辦學校。

（五）把社會進化理論應用于社會實踐

嚴復等維新派把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介紹到中國，其中尤以《天演論》影響最大?！短煅菡摗吩哆M化與倫理》，是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論文集。在譯述中，嚴復寫了序言并加了不少按語，認為“物競天擇”的法則也適用于人類社會。他借用達爾文的進化論闡明維新變法主張，認為實行變法就會“自強保種”，符合“天演”和進化，否則就要亡國滅種，為“天演”所淘汰。維新派還運用社會進化理論反駁了封建頑固勢力堅持的“祖宗之法不能變”的思想，指出事物的進化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法則，世間的萬事萬物“無時不變，無事不變”，因此“祖宗之法”也不能永遠不變。

四、西方制度文化中國化努力的歷史意義

戊戌變法運動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的覺醒。維新派對維新思想的宣傳，同封建頑固派的論戰，實行的自上而下的變法運動，使維新變法思想深入人心。它擴大了西方制度文化在中國的影響，是西方制度文化中國化的一次努力。

戊戌變法不僅是政治變革上的一次超越，而且在思想文化領域也是一次重大的轉折。這種努力突破了洋務派的“中體西用”的思維定勢。不僅僅要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且要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變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為君主立憲制度，限制君權，擴大民權。批判了傳統的封建君權思想和封建綱常倫理，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有利于國民思想的的解放。從此，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的統治地位，在西學和新學的沖擊下，從根本上發生了動搖。西學和新學逐漸融入到中國的政治思想、社會科學和教育、社會風氣等各個領域。

戊戌維新運動撼動了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根基，促進了國民思想的解放，使民權思想深入人心。戊戌變法以后，封建統治秩序再也沒法保持下去，革命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直至進入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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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56.5

A

1673-1999（2012）03-0142-03

黃寶強（1971-），男，山東德州人，廣西師范大學（廣西桂林541006）政治與行政學院2009級碩士研究生。

2011-11-29